傳統中國的政治操作，乃是國家統治建立在對儒吏集團的控製上，對普通民眾滲透能力有限。國家動員需更多地依賴士紳。知識精英，近代以來這一階層與政權的疏離，令國家機器大大喪失動員能力。知識精英很多人轉為包括報人在內的自由職業者，“他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頗為相似”[82]，立場發生了曆史性轉向。
新式報刊不僅令動員成本降低，也在傳統政治權威衰落之際，在國家之外構建新的權威。基思貝克在討論法國大革命前的“輿論”時，認為公眾應理解為一種“想象性的權威”，與此相似，梁啟超等人對“輿論”推崇備至，“將之作為理性和政治進步的化身”[83]。民主意義上的數量政治成為超越道德判斷的新力量，這讓社會運動的“造反”負罪感日趨消退，為日後中國新的政治動員做了一定的思想準備。[84]
雖然眾多報人開始時更傾向改革，而非暴力革命，以避免搖搖欲墜的國家遭受更大的動**。但他們並不了解傳播和報刊輿論的規律，“抗議”的大門由他們開啟，卻無法抵抗包括革命在內的更加激烈的話語衝擊。非理性言論在意見競爭中獲得更多響應，推動語言政治的“烈度”。最後造成的結果是形成一個全社會不滿、甚至反叛行為得到同情的輿論環境。到了辛亥前夕，中國社會對革命普遍持同情甚至支持態度，民眾由不滿、怨恨而期待“變天”。
政府權威危機是一種合法性危機、政治文化危機。傳統臣民政治文化瓦解後，民眾難以認可、服從被描述為“異族”的腐朽統治者。新的政治文化雖然沒有塑成，但已萌生，推動者既有革命派，更多的則來自改革派知識精英。事實上，立憲派精英從支持清政府到疏離，進而最後倒向支持革命派，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要害所在。當然，餘英時所說的“社會心理革命”，則需要一個長期過程，非短期報刊鼓吹所能完成，文字鼓吹、抗議隻是表麵上瓦解了舊政治，卻沒有完成更新。
[1] 張之洞著，李忠興評注：《勸學篇》，第85頁。
[2] 參見羅福惠：《辛亥時期的精英文化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1頁。
[3] 此外，《結社集會律》規定，“凡秘密結社一律禁止”，“各省會黨，顯於例禁，均屬秘密結社，仍照刑律嚴行懲辦”等。
[4] 參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0～144頁。
[5]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第391頁。
[6] 《本館告白》，《時務報》第8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547頁。
[7] 1907年10月17日，由梁啟超、蔣智由、徐佛蘇等人在日本成立，係清末立憲運動中的重要政治團體。
[8] 張謇發起，主要人物包括楊廷棟、蒲殿俊、羅綸等人。1909年12月由十六省谘議局代表在上海成立，以遊說繼續請願，促進國會成立為目標。
[9] 梯利將三種不同的空間概念加以區分，即泛空間（bare space）、情境空間（textured space）和地域（place）。
[10] “它們有著鮮明的，同時也是較為複雜的以意識形態和話語為主導的政治目標。這些政治目標一旦實現，將會部分地，甚至是根本性地改變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生產關係，以及人的價值觀和認同感。”所謂變遷，指的是由現代化、人口變遷、自然災害、大規模疫病流行、外來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種種社會變化。這種變化對近代中國而言，變遷主要動力源來自外來衝擊，已是曆史事實。（參見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第209頁）
[11] 〔美〕西德尼·塔羅著，吳慶宏譯：《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鬥爭政治》，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60～62頁。
[12] 《民主革命論》，《餘英時文集》第六卷，第302頁。
[13] 參見張執中：《從哲學方法到曆史方法——約翰·波科克談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曆史》，1990年第6期。波科克參考奧斯丁的語言哲學理論，認為言語行動的作用之一發生於他人的意識中。甲的話一旦為乙聽見，便構成乙頭腦中的“輸入”，乙很難將之抹掉。此外，阿倫特也將“言談”視為“行動”的一個重要方麵，認為在言談中人們闡釋和展現了自己。
[14] 參見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第231頁。
[15] 該報做了詳細報道，發文指出建儲的實質是對光緒的無形廢立變為有形廢立，梁啟超同時對經元善的舉動給予高度評價。
[16] 這次士民紳商的抗議活動事件也得益於近代電信技術的發展，“各地可以同時致電反對廢立，迅速有效地匯成一股不可抗拒的聲勢，顯示了輿論的力量”。（吳敏超：《戊戌政變後的社會輿論》，《史學月刊》，2007年第6期）
[17] 李細珠：《清末民間輿論與官府作為之互動關係——以張曾揚與秋瑾案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8] 如粵漢鐵路風潮中，《申報》有如下描述：“築路勢在必行，如有抗議即以阻撓論罪”等。（《粵漢鐵路風潮始末情形述略》，《申報》，1906年7月13日）
[19] 《國風報》，1910年第1卷第27期。
[20] 例如對官方對國會請願運動的彈壓，宋教仁在《民立報》如此質問：“立憲國臣民非有請願之一法乎？”（《希望立憲者其失望矣》，《民立報》，1911年7月9日，見《宋教仁集》，第254頁）
[21] 《西顧報》，第41號，轉引自隗瀛濤等主編：《四川近代史》，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504頁。
[22] 《西顧報》，第41號，轉引自隗瀛濤等主編：《四川近代史》，第504頁。
[23] 創刊於1911年6月26日，開始定位為日刊，後改為雙日刊。
[24] 《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第3號，1911年6月28日。
[25] 何一民：《辛亥革命時期的四川報刊》，《四川文物》，1991年第4期。
[26] 郭紹敏：《清季十年的國家創建和社會運動》，《社會科學評論》，2009年第2期。
[27] 參見馬小泉：《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紳商的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天津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朱英：《“在商言商”與近代中國商人的政治參與》，《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
[28]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9頁。
[29] 高慕軻：《辛亥革命之消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中華書局，1994年，第1559頁。
[30]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梁啟超全集》，第2805～2806頁。
[31]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43頁。
[32]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梁啟超全集》，第480頁。
[33] 傾向革命思想的知識精英更注重麵向底層的宣傳和啟蒙，較為著名的如林白水辦《中國白話報》、吳樾辦《直隸白話報》、安徽革命黨人辦《安徽白話報》等；對改良派報人來說，從“廣民智”到塑造“新民”，在需被“改造”的國民群體裏，理論上當然也包括鄉村農民。此外他們試圖在地方谘議局、地方自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需將農民和鄉村社會作為一種穩定的傳統力量，借以對抗激進的革命運動。
[34] 張鳴：《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第181頁。
[35] 有認為完全采用白話出版的報刊達140餘種。（參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135～160頁）另外尚有其他數據，如170種。（參見蔡樂蘇：《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餘種白話報刊》，《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5輯，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3～538頁）
[36] “清末的閱報講報活動具有較為規範的組織形式，多有固定的場所，並分為陳列各類報刊供閱讀並備茶水座位，不取分文的閱報所（社、處）和配備專職或兼職講解人員，以朝傭夕趁、不通文墨者為對象，側重講解報章的講報處（所）。”（李斯頤：《清季末葉的閱報講報活動》，《文史知識》，2002年第7期）
[37] 《論政府擬設檢報局》，《東方雜誌》，1905年第2卷第1期。
[38] 也有演說、戲劇、小冊子，但與定期出版物比較，難以成為體係。
[39] 傳統中國家庭之外的集體空間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集市等，更多的是個人、家庭和家族生活的交流。比較之下，西方的教堂因有著上帝麵前眾生平等的理念，具有相當的現代公共空間色彩。托克維爾發現，直到法國革命前，法國農村教區在選舉市政官員和討論某公共事務時，村裏的鍾聲可召集農民到教堂前。（參見〔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製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90頁）
[40] 這種輿論“呼聲起於城市，回聲也起於城市。而中國最大多數人口所在的農村社會則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猶如一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第356～357頁）
[41] Harrison H.Newspapers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29.Past & Present，2000 （166）：181-204.
[42] 張鳴：《民意與天意——辛亥革命的民眾回應散論》，《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第1646～1647頁。
[43] 徐小群：《民國時期的國家與社會——自由職業團體在上海的興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23頁。
[44] 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第356～358頁。
[45] 張鳴：《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第193～194頁。
[46] 錢穆：《國史大綱》（下），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912頁。
[47] 〔美〕西達·斯考切波著，何俊誌、王學東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5頁。
[48] “作家控製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裏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參見〔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製度與大革命》，第177頁）
[49] 文件稱“大多數外國人很難設想公眾輿論當今在法國發揮的權威，他們很難理解這股甚至對國王宮廷發號施令的無形力量到底是什麽，然而事實畢竟如此”。（參見〔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製度與大革命》，第209頁）
[50] 參見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第218～219頁。
[51] 梁啟超：《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叢報》，1904年2月14日。
[52]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90頁。
[53] 姚公鶴：《上海閑話》，第135頁。
[54] 馮自由：《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136～156頁。
[55] 轉引自賴澤涵：《辛亥革命前後的社會變遷》，《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
[56]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卷，1895—1912），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782頁。
[57] 《朱執信集》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189頁。
[58] 《革命駁議》，《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第692頁。
[59] 張海林對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崇拜”做了探討，並認為孫中山晚年似乎已認識到暴力革命不能解決社會的深層問題。曆史的進步有賴於循序漸進的積累，政治的改善和民眾的覺悟與參與，而民眾的覺悟與參與，有賴於持之以恒的教育啟蒙。（參見張海林：《論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崇拜”》，《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60] 《黃興在京出席報界歡迎會演說詞》，《中華新報》（上海），1912年9月20日。
[61] 《陶湘致盛宣懷函》（1912年4月17日），《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0頁。
[62]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丁巳年正月十七日（1917年2月8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74頁。
[63] 政治發展、政治社會化、政治文化是政治社會學經常涉及的研究領域，除了政治社會化，“政治發展的觀念意味著社會可以有意識地引導他們自身民族構設的曆程，而不是服從於某種盲目的社會力量、政治演化或革命”。（參見〔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鄧正來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第552頁）一般認為，政治發展研究吸收了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學的研究。
[64] “人們關於政治傳統或政治角色以及與之相關行為的知識並非生而具有，政治社會化就是獲取這些知識的一種過程或多種過程。”（參見〔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鄧正來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第571頁）
[65] 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學者之一。
[66] 參見孔德元：《政治社會學導論》，第83頁。
[67] 張小勁、景躍進：《比較政治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57頁。
[68]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第22頁。
[69] 胡思敬：《國聞備乘》卷四，中華書局，2007年，第133頁。
[70] 按照阿爾蒙德等人對政治文化的界定，“所謂‘公民文化’並非等同於參與者文化，盡管積極參與是公民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公民文化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參與者文化的又一種混合”。（參見張小勁、景躍進：《比較政治學導論》，第163頁）
[71] 《新民說·論權利思想》，《梁啟超全集》，第676頁。
[72] 《新民說·論權利思想》，《梁啟超全集》，第678頁。
[73]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增訂評注本）》，第241頁。
[74] 劉學照：《上海輿論、話語轉換與辛亥革命》，《曆史教學問題》，2002年第2期。
[75] 李仁淵：《思想轉型時期的傳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報刊與新式出版業》，《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第48頁。
[76] 趙鼎新：《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站在中國的角度思考》，《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1期。
[77] 李普曼認為，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巨大和複雜化，對超出自己經驗以外的事物，人們隻能通過各種新聞供給機構去了解。
[78]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第384頁。
[79]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第383、63頁。
[80] 張鳴：《民意與天意——辛亥革命的民眾回應散論》，《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第1646～1647頁。
[81] 《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7頁。
[82] 陳誌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第15頁。
[83] 參見〔美〕林鬱沁著，陳湘靜譯：《施劍翹複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於影響》，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頁。
[84] 從盧梭的公意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人民概念塑造為一個具備代表了曆史發展方向，因此具有毫無疑問的正當性化身。人民被造就為政治神話，既有數量保證，也具有內在正當性的保證。（參見任劍濤：《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