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民政治文化萌芽
以政治社會學[63]視角，傳媒與政治社會化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在現代政治之中，傳媒開始成為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渠道。[64]主要包括傳播政治知識、影響人們政治觀念和態度、培養人民的政治技能和政治素質等。報人在晚清公眾的政治取向和行為再造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利用報刊參與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心理，其中充滿不滿和怨恨。
對政治過程與傳播有敏銳洞悉的魯恂·W.派伊[65]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體係中的“政治主觀部分”。在這種觀念下，政治係統由互動行為和互動角色組成。如果說，公眾輿論是對具體問題的看法和觀點[66]，政治文化則是人們對於社會政治生活的一般態度、價值觀和政治取向，阿爾蒙德所謂政治體係的心理維麵：“它包括一國居民中當時所盛行的態度、信仰、價值觀和技能。”[67]後者形成於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更加穩定和持久。政治文化與公眾輿論關係密切，常常糾纏一起，互相影響。報人建構帶有不滿和抗爭色彩的輿論，在晚清政治文化轉型中，不斷注入異質元素。
曆史一再顯示，政治文化經常領先於政治結構，對後者的變遷產生重要影響。政治權威的下降與傳統政治生活的失序、行動的失靈，導致社會公眾對舊有主流政治文化的疏離。[68]激進的革命鼓吹自不必說，改良派報人的啟蒙，客觀上也推動傳統臣民文化的瓦解。公民政治文化雖沒有塑成，但國民、公民在報刊上的使用日漸頻繁，顯示了一種新政治文化的萌芽。早在1898年，保國會在《保國會章程》已使用國民一詞：“國權日削，國民日圍”，流露了異於傳統政治文化的氣質。“國民”和“公民”此後常被使用，在報刊傳播下日益流行，並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公民”的權利、抗爭意識，傳統政治文化頗受衝擊。對此清末遺老胡思敬曾有生動記載：“張之洞晚年，見新學猖狂，頗有悔心。……一日，部員進稿中有‘公民’二字，（張）裂稿抵地，大罵。”[69]由此可見，“公民”之說已進入官方高層文件，社會風潮，可見一斑。
公民取向的新政治文化，重要特征之一正是政治參與。[70]梁啟超在《新民說》裏使用“公民”指代國民，大力鼓吹政治參與的意義。他認為生於一國之中，隻要年齡達標，“即有公民之資格，可以參與一國政事，是國民全體對於政府所爭得之自由也”[71]。在回顧了西方爭取權利、自由曆史後，梁氏認為中國其實沒有平等、階級和宗教等問題，“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是參政問題和民族建國問題。[72]現代報刊的媒介特征之一，正在於它“要求受眾作深度參與，這種參與是公共的而不是隱私的”[73]。報刊推動新政治文化的同時，也為新的政治文化所推動，報人成為其中重要的動員者。
晚清政治文化的再造與報刊鼓吹如此密切，因此過程急切、倉促，不過在一個全麵轉向崇拜“新”的社會裏，效果卻很驚人，大有摧枯拉朽之勢。此時舊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要義如君臣之綱已受到強烈衝擊。當然，傳統臣民政治文化背後的社會心理沒有失去土壤，隻是暫時潛入社會風潮之下，整個政治文化的更新，需待民國之後。
（二）報刊如何激發不滿？
報人對政治參與大為鼓吹，民眾卻難以得到滿足，這催生一種相對剝奪感，結果激發包括改良派在內的不滿和怨恨。無論是革命還是立憲派導入的新概念和話題，時髦而“先進”。民族主義、共和主義、民權革命、平等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生計革命、平均地權、平均人權、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這些新話語的大量湧現，形成為日漸浩大的新信息流，它們傳播、連接、輻射，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改變著人們的觀念，孕育著全國的政治氣候”[74]。但新政治理念所描述的“理想”藍圖，與實際差距頗大，難以在短期達成，更多激發了社會的不滿情緒。
較之書籍，大眾傳媒具有濃重的當下意識，“提供讀者社會文化變動的臨場感，讓其認同與社會現實緊密連結”[75]；報刊訊息的即時，讓讀者渴望從這裏讀到的不是複古、返古的真理，而是與時而變、時時更新的當代思潮。讀者通過關注當下更多展開的是共時性比較，而非傳統心理的今昔對比。輿論中心上海，各種媒體充斥著中西對比、中日對比，這種內容取向實際上捕捉了清末政治變動中的諸多矛盾，激發現實的不滿和民眾怨恨。
社會變遷導致個人生活方式變化，常激發孤獨、不安甚至怨恨心理。除了強烈的當下追問，報刊將社會中的“不滿”放大，集體行為的發生，往往“重要的並不是真實而是認知”。“怨恨”可以為信念再造和誇大。在很多時候，“某一人群雖然受到剝削卻由於種種原因不會因此而產生很強的被剝奪感或被壓迫感，而他們被剝奪感或被壓迫感的產生，往往是因為受到一些本身並沒有直接受到壓迫的知識分子灌輸一種政治理念所致”[76]。李普曼注意到傳播媒介經過有選擇地加工後提示的“象征性現實”[77]。後者不再是社會真實，卻被誤以為真，並讓人民對此做出實際反應。經過散布、放大和誇張，晚清報刊塑造了一個全社會不滿、反叛行為得以同情的氛圍，馬克思所謂“革命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種想象。
當人們把目光投向怨恨的主體，應注意到，中下層通往上層的流動渠道大量喪失所導致的“新興知識人在社會變動中積聚起來的怨恨”[78]。此時的報人群體對動**中的國家、社會高度敏感，危機感深重。他們處於廟堂與江湖之間，疏離於體製之外，無疑成為怨恨主體之一。作為民間新公共媒介，報館既是失落知識人的棲身之地，也是他們發泄不滿的主要渠道，這必然傳染和鼓噪著其他人群。
（三）革命與“怨恨”
舍克稱：“革命往往是由怨恨培育出來的”，特納則認為“集體行為的產生需要某種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或共同的憤恨”[79]。結構性怨恨被認為是所有集體行為、社會運動和革命產生的幾個決定因素之一。一個集體行為之所以發生，重要的經常不是真實，而是“認知”。
辛亥革命迅速獲得成功，清政權的突然崩盤和多米諾骨牌式倒戈，更多應從社會心理給予解釋。此時改革派知識精英已轉為支持或同情、默許革命。怨恨情緒在社會各階層蔓延，為政治改革的失效、滯後所推動。新政推出後引發諸多矛盾，立憲政治卻以皇族內閣的麵貌推出，更是令本已不滿的立憲派精英大為憤怒，國會請願運動沒能使這種不滿得到補償，加之鐵路收歸國有等行動傷害地方紳商的切實利益，讓這個政權成為眾矢之的。
遠離政治中心的鄉村，怨恨情緒沒有城市明顯，但另有不滿。與城市相比，它更多來自於生活的體察和生存困境，比如農產品和手工業在世界貿易體係下遭到破壞，洋人通過教堂、進口商品“壓迫”農村等，而朝廷對此難以作為，後者害怕洋人甚至幫助洋人，這些都構成了鄉村世界裏的不滿。此外，科舉廢除後儒家大傳統的衰落在鄉村造成了巨大的失落感，農民對西學和新學堂表麵上無奈接受，卻心存不滿。由於社會重心轉向城市，鄉村生活不僅各種成本加大（如教育），也導致作為溝通和利益維護角色的優質鄉紳流失（進城）和劣紳的興起。當然，鄉村的不滿雖有自己的土壤，如果沒有外部原因的激發，很可能會與千百年相似，處於隱忍狀態。然而知識精英的宣傳或城市反抗運動的輻射，讓鄉村的不滿得以浮出水麵。這裏與報刊上那些西學、革命、立憲雖有相當距離，報刊批判內容和新的思想武器不為鄉村熟悉，卻也腐蝕著官方權威。在這種情況下，鄉村世界的不滿可以通過自身思想資源加以釋放，比如同情革命，很多卻視其為“反清複明”，但承認這是一種“義舉”，而非亂臣賊子。
啟動政改的清政府激發了社會期待，卻無法滿足，體製之外報刊於是成為社會意見的發泄口，新政雖在大方向上與辛亥革命目標一致，不過“對於這種改革的怨恨，卻成了同一目標的更大變革的起點”[80]。此時的怨恨比專製之下更為嚴重。正如楊度在光緒三十三年致信梁啟超所抱怨的，“排滿革命”已“幾為無理由之宗教”。民意此時已經完全不站在政府一邊，當革命到來，人們或助推或袖手旁觀，默認其倒下。孫中山曾稱革命必先革心，他總結說“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辛亥年滿清之所以亡，是亡於他們失去了這個根本”[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