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輿論力量的認知與使用，法國大革命前的知識精英相當成功。[48]托克維爾援引當時一份公開的文件，描述了輿論對法國甚至國王的巨大影響。[49]法國大革命的西方第三代研究者如林菡特、傅勒和瑟威爾等從文化視角出發，強調法國革命是一個由話語和符號推動的曆史事件，革命的一個主要方麵就是符號和神話製造。瑟威爾稱，法國革命本身就是一個話語過程。[50]

與之類似的“話語過程”，在1900年到辛亥革命前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雖然這一過程更加刻意和峻急。報刊精英掌握新的傳播和互動方式，製造了大量“話語”。立憲派為開啟民智，試圖塑造適合立憲政治下的新國民，革命派則灌輸包括種族革命在內的激烈思想，鼓動直接暴力行動。此消彼長中，激進者獲得更大關注，革命話語漸為社會同情、接受，從邊緣走向主流。1904年，敏感的梁啟超對此就有所感覺，他不無憂慮地評價革命話語的勢能：“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51]

報刊言論競爭中，為何激進甚至革命話語得以“合理化”甚至被社會接受？報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以下幾個因素不可不察。

首先，改革派的溫和言論，事實上為激進話語做了初級動員。就思想啟蒙的係統和深度看，從戊戌變法到立憲運動，改革派報人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最為深遠，畢竟“隻有立憲派的輿論據有合法的地位，四處流布，其措辭溫和，其影響卻深遠”[52]。這種啟蒙主觀上雖不與革命話語一致，但對現政權的衝擊卻十分驚人。個人、民主、自由等現代政治觀念的傳播與普及，瓦解著傳統政治權威和臣民文化，為各種反抗提供了思想資源，無論抗爭較為溫和，還是暴力取向。李澤厚稱：“當革命派由於集中全力於政治鬥爭和武裝起義，做炸彈，入新軍、聯合會黨等，支配了大多數成員的精力和注意，相對忽視了思想啟蒙工作的時候，這個工作就反而由改良派特別是梁啟超所自覺承擔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日後被稱為革命黨的“宣傳部長”，並不為過。梁等人提倡新國家、新民，希望對中國進行的乃是根本改變，隻是不提倡暴力而推進一種所謂不流血的社會革命，客觀上與革命思想形成合力，在立憲派言論日趨激烈後這一點更加明顯，直到最後倒向革命鼓吹。時人稱：“至庚戌、辛亥年間，立憲之報紙，悉已一折而入於革命運動，此則清廷存亡絕續之大關鍵。”[53]

其次，社會矛盾和外部危機持續，難以消除，致使對抗政府的“反向話語”日益正當。革命報刊的宣傳，起步落後於維新派，陳少白創辦《中國日報》始於1900年，在留日學生的加入後始迅速擴大。按照馮自由較為寬泛的統計，同盟會成立之前（1905年）的革命報刊有44種，報紙20種，雜誌24種。[54]此後的擴張與中國政治風雲高度關聯。1905年後，中國社會對“革命”的態度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此前“談革命而色變”的情景不複存在。清廷內部開明官員端方在一份奏折稱，煽動之言“一唱百和，如飲狂泉”，“革命黨報發行購閱，數逾數萬”[55]。雖不無誇張，卻頗說明激進話語的風行。

直接的口號和激烈的文字獲取了更大注意力，能收如此之效，除了政局和社會變遷促進民眾心理上的變化，也在於建構輿論方麵相當成功。激進報人更喜歡感性、情緒的鼓吹，而非理性冷靜的分析。他們通過報刊指認自己為“民意”當然有自身媒介素養問題，但更有人為訴求，即為了政治動員而將主張指認、偽造成民意，甚至不惜造謠。有過辦報經曆的嚴複在辛亥革命爆發後，把“心懷不滿的新聞記者們給中國老百姓頭腦中帶來的偏見和誤解的反響”，作為清朝倒台的原因之一。[56]此外，傾向和支持革命的報人更加注重對底層民眾的傳播，認為後者是革命重要資源，所謂“中國革命運動之力，不出於豪右之族”，“而出於細民”[57]。這種定位使內容簡單直接，突出宣傳煽動，而較少考慮報刊的公共屬性。比較之下，立憲派報刊精英與現實政治緊密勾連，辦報者不少為地方谘議局成員，言論自然相對平和、保守。

最後，報刊言論作為一種公開表達，消弭了激進話語的“反叛”色彩，推動其主流化，使之更易為公眾接受。對此當時一篇文章有精彩描寫：革命之說從前“持此議者，僅三數人而已”，而“僅自與其徒黨議之於私室而”，後來則變為“公言不諱，並登諸報章，以期千人之共見。是則主革命者，必以其說為不可易矣”[58]。革命宣傳通過報刊傳播，引發社會心理變化。報刊發表使之進入公眾視野，激進話語獲得合法化假象。至辛亥前夕，中國社會甚至出現“革命崇拜”跡象。這種“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漸進的改良立憲活動，對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害大利小”[59]。革命的到來，近距離參與或觀察晚清瓦解過程的革命黨人、改革派、保守派人士，均對報刊輿論在其中扮演的作用有深刻體認。黃興稱，“此次改革政體，雖五大族行動一致，實賴報界鼓吹之力”[60]，陶湘則謂“清之亡，實亡於報館”[61]。惲毓鼎將報館（所指主要是上海報館）總結為清亡主要因素。進入民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宣統之季，構亂之奸徒，煽亂之報館，議和遜位之奸謀，皆聚於此。清室之亡，實亡於上海”[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