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報刊與結社
晚清報刊通過兩種方式來發揮在政治參與、社會動員的獨特功能：一是在政治結社合法化之前，自身作為一個“合法”社團發揮組織功能，形成一種事實上的“文字結社”；二是報人與社團的緊密勾連，充當思想解放和集體行動的發起人，這對催生中國現代社會運動至為關鍵。
文人結社特別是政治性質的結社，一直為曆代政權所禁止。有清一代，更是高壓禁區。甲午後社團一度借危亡之勢興起，卻不敢不強調“自強救國”，張之洞承認這種群集乃是“目睹欺淩”和“諸事停滯”，“於是倡為民權之議，以求合群而自振”[1]。但結社一旦展開，介入現實政治則是應有之意。一開始就旨在開展一種廣泛的改革運動，試圖從體製外施加動力。戊戌黨禁之後，諸多社團被宣布非法，一直到1908年的《結社集會律》，官方仍不承認“政治結社”，隻承認一般集會結社合法。此間雖有1904年承認商會合法地位和1906年後的預備立憲，最高統治層對幹預政治的結社，態度並無鬆動，甚至在《各學堂管理通則》中明確說明，學生自治團體為非法。1907年農曆十一月，官方先後下詔不準學生幹預國家政治，禁止紳商士庶幹預政事。[2]開放黨禁和政治結社的解禁要到武昌起義後，在所謂《重大信條十九條》中才被迫倉促承認。
現代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正是結成或通過新興社會集團參政。政治結社雖不為官方承認，晚清以學術、實業麵貌出現的團體一直大量存在，不斷發展，這推動了一般性集會結社被寫入《憲法大綱》，從而突破二百多年的結社禁令。預備立憲後清廷頒布《結社集會律》：“凡以一定之宗旨合眾聯結公會，經久存立者”為“結社”，認可“與政治及公事無關者，皆可照常設立，毋庸呈報”。隻是將其中有關政治者稱為“政事結社”，此“非呈報有案，不得設立”。[3]這個共有三十五條的法律實際承認了言論、集會和非政治結社的合法性。據統計，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前後，“不包括秘密活動的革命團體，僅僅公開性的結社，就有六百餘個之多”[4]。
1900年之後的新式團體，主張自主和合群，實行一定民主原則和程序，稍有實力的群體一般辦有報刊。這些社團裏的知識分子，“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敵，然而他們的基本政治態度是與政府離心離德和對它抱有批判的意識”[5]。社團與報刊不僅關係異常緊密，且很多時候合二為一，報人同時兼備社團人身份相當普遍，此為近代報人職業化之前的突出現象。梁啟超、汪康年等人走上報人道路，首先著手的常常是創辦強學會、中國公會這樣的機構。甲午後至新政開啟，各學會為促進政治改革，大力提倡新學和廣開風氣，為此知識精英們紛紛成立學會，報刊開始時不是結社者的機關報，就是依靠社團的副產品。此後報刊雖發展壯大，仍與社團互相依托，人員和體係常交織一起。例如，東文社、戒纏足會、女子學堂、蒙學公會和農學會等與《時務報》皆有關係，其中不少以《時務報》為據點。由於來訪者眾多，《時務報》報館甚至一度規定每天下午三點為接待時間，“欲賜教惠顧者，請於三點鍾後枉駕”[6]。
社團與報刊的深入結合從戊戌維新時強學會之於《中外紀聞》，一直到日後的保路運動、立憲運動，莫不如此。如湖南士紳“鐵路股東共濟會事務所”創辦《湘路新誌》《湘路周報》，政聞社[7]出版《政論》以及國會請願同誌會[8]的《國民公報》，四川保路運動的《西顧報》等。很多社團事實上承擔了部分政黨之用。從維新運動開始，不少名為學會的團體實質上已是政治組織，盡管尚不能與政黨相比，但在現有體製之外，無疑開辟了一種精英群體交往和聯合行動的新平台，將開明官員、士紳勾連起來，加之握有報刊以為傳播，政治動員能力顯著提升。從《時務報》《湘學報》《國聞報》到《民報》《新民叢報》《蘇報》，一時左右社會心理。
無社團之名，有結社之實。報刊作為一種合法的社會表達機構，被默認和延續下來，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社會思想解放者，通過報刊構成了一種現實和文字空間結合的政治行動，報人與作者、讀者所構成的報刊共同體通過言論、辯論和信函回饋等，形成了一種正當的政治討論空間，這種空間既有物理意義上的符號，更是心理意義上的，類似梯利所言的“情境空間”。[9]
（二）報刊與社會運動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將中國群眾政治運動之始，界定於公車上書，“有為當中日戰役後，糾合青年學子數千人上書言時事，所謂‘兵車上書’者是也；中國之有‘群眾的政治運動’實自此始”。就初始而言，公車上書仍是一種士人行動，限於傳統科考精英圈。然而，此後當這種改革訴求的集體行動訴諸辦報，梁啟超等人轉型為輿論巨子，對象轉向更為廣泛的公眾，從而將體製之外的更多階層動員參與到政治改革中來。辛亥革命之前，一些集體行動如保路運動、國會請願，事實上已是一種大異於傳統的社會政治運動。
現代社會運動和集體性政治抗爭，伴隨現代國家興起，與傳統集體抗爭行為相比，一個最大的變化是伴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話語為主導的政治目標”，“影響和決定社會運動（或革命）之產生和發展的宏觀結構，可以將之概括為：變遷、結構、話語”。[10]與傳統中國的革命與體製內士人小團體運動不同，大眾媒體主導的動員“話語”，為現代社會運動所需。從世界曆史考察，社會運動與文化普及和印刷業發達關係極大。“正是通過報紙、演講稿、小冊子等形式，印刷的民主含義才真正顯示出來”[11]。晚清報業勃興，時值社會裂變之際，迅速成為社會運動的觸媒。報刊抗議激發社會運動，很多集體行動借助報刊“話語”構建意識形態，並發起思想認知甚至行動動員，由此傳統的集體行動才轉變為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社會運動。革命的爆發，如果將其當作一個整體看，“文化革命實操著革命的全麵領導的大權。全麵革命的大方向總是被最先到來的文化運動所決定”[12]。這種文化、思想上的領導不能因其隱性而被否定。
不同於革命暴力，抗議在相當程度上可視為鞏固而非削弱了政治製度，隻是當儒家傳統的抗議精神對接西方政治思想，通過現代輿論工具激活後，則日益演變為一種體製外的政治反對力量。它依托輿論和公眾力量，借助近代民主、權利等新“義理”，並與現實中的集體行動如鐵路借款、國會請願、保路運動等緊密結合。
在此期間，報刊抗議不僅成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甚至本身可視為一種特殊“社會運動”。首先，“言談”本身即具有相當的政治意義：其中所運用的措辭、勸說可視為一種非暴力政治方式，這種勸諭或教化在古典政治中具有悠久的傳統。波科克稱，政治政論者“通過說與寫，他實際上是在借言行事，或者說在做一些言語行動”，“這些言語行動以有意或無意的方式作用於他人從而也作用於他（思想家）或他們（他人）的環境”[13]。
中國曆史缺乏合法的集體政治抗議模式，在威權國家中采用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抗爭有著很現實的考慮，因為社會運動容易為專製鎮壓，這迫使社會運動參與者多使用傳統文化為“外貌”的方式，後者具有文化上的正當性，使得政府一下子難以找到鎮壓的借口，形成所謂的“安全空間”。[14]文字抗議，具有這樣的傳統特征。新式報刊的出現帶有傳統公論和上書陳情的想象，獲得了表達的合法空間，啟蒙和抗議得以展開。
其次，通過將政治訴求和信仰相同、相似的人結構起來，報刊文字動員催生了政治意義上的公眾，使其中的人們意識到彼此的存在和共同的不滿，即塔羅認為的那種出版帶來的“符號性互動”效果。這構成一種更為基礎的社會動員。一旦出現社會事件等外部觸媒，報人不僅可立即和社團聯合發起行動，甚至可通過報刊號召直接引發社會集體運動，這一點在抵製美貨運動（1905年）等運動中較為明顯。報刊本身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具有明顯的行動意識，是晚清報刊的一個重要特點。
最後，傳統中國跨地域的人際網絡，主要依家庭、村落、宗族和各種正式、非正式宗教，這與政治專製的發達和社會空間發育的低下有關。報刊所構建的網絡，是一個外部動員體係，不僅可以放大和引導社會運動，很多報刊乃是專門為某個社會運動而設（如為拒俄運動（1901—1905年）創刊的《俄事警聞》《警鍾日報》等）。報刊言論與社會運動的緊密配合從戊戌變法前後已開始，在著名的反對建儲事件中，媒體給予很大關注和放大，遠在日本的梁啟超和《清議報》也積極參與。[15]《蘇報》將經元善的奏文刊載，由此“建儲事件把社會輿論對政變的不滿，由私下的發泄轉變為對後黨廣泛的公開的抗議”[16]。此後幾次著名社會抗議活動，或由報人群體發起，或得到了報界強有力配合。“蘇報案”中，報人借助租界司法體係將審判的法庭轉為表達抗議的公開陣地；圍繞“秋瑾案”展開的輿論，“可謂預備立憲時期民間輿論發達及其影響清朝官府政治作為的典型例證”[17]。關涉鐵路利益展開的幾次運動，報刊強化了其中的“抗議”味道。[18]預備立憲啟動後，報刊將議員的反對描述為一種合法的“抗議”手段，如稱“資政院對於湘撫舉辦公債違法之抗議”[19]。經過公開描述，政治抗議在很多知識精英看來，已成合法手段，手法由此得到拓展，從言論抗議到請願等行動，更加日常化，甚至被視為當然的權利。[20]
四川保路運動，川人尤其感受到報刊的重大作用，立憲派精英，借助報刊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西顧報》每日銷量高達8000份，罷市罷學運動後更是高達14000份，該報十分激烈，公開稱“大澤恨無陳勝起”[21]，並號召軍事準備：“一家有事百家齊聚集，他的手快我人多。剛到快砍不完七千萬腦殼，哪怕屍骨成山血流成河。有死心橫豎都戰得過，戰勝了我們再打鳴勝鑼。”[22]早於《西顧報》創刊一個月的《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是保路運動的另一個輿論中心[23]，蜀中民眾閱讀報紙經常“涕泗橫流，且讀且哭”。該報第一號印出的3000份，“僅2個小時即便售罄”[24]。從13號起發行即達15000份，罷市運動後報紙高達5萬～6萬份。[25]保路運動雖由蒲殿俊等四川立憲派士紳發起，不過很快失去控製，演變為一種帶有悲憤色彩的全民反抗運動，原因既有官方應對的蠻橫，也與上述幾份報刊的渲染、動員，不無關係。
由於掌握報刊媒介，媒體精英與新式社團以及隨後的政黨互相滲透、依附，“擁有大量的經濟財富（商會成員、紳商）或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有能力向最高及地方當局直接施壓，並發起政治抗議運動，從而對清政府的合法性基礎造成侵蝕性的衝擊”[26]。報界對於商界意見的表達日益關注，尤其是商會與地方政府的對抗。商人依托商會參加了多次抵貨運動、地方自治等政治活動，這一群體此後在民國更是作用頗大，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抗議力量。[27]20世紀10年代的最後幾年，各地谘議局成立，使這裏“成為變相的政黨機關，有了合法的地位”[28]，立憲派知識精英策動了數次全國性群眾請願運動，與報刊言論抗議互相呼應。因此，高慕軻認為“1908—1913年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黃金時期”，“當時新聞自由和選舉自由”[29]是特別重要的兩點。
早期社團合法空間較小且組織鬆散，轉變為準政黨如“同盟會”後仍很鬆散，更不必說那些泛政治化團體。組織和管理上的困難，令晚清社團的組織、運動能力有限。直到辛亥結束後的1915年，梁啟超還認為：“吾國現在之政治社會，決無容政治團體活動之餘地。以今日之中國人而組織政治團體，其於為團體分子之資格所缺實多。”[30]辛亥革命前十年，社會運動的次數雖呈爆發式增長，特點卻是自發性強、組織化程度不高，這與社團鬆散而過多依賴報刊鼓吹動員不無關係。
國家對“社會運動”通常具有歸化機製，在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極端事件如革命的發生。但清政府在製度建設上長期滯後，對社會利益分化、瓦解與民眾心理的變化，缺乏深刻體察，對社會運動的製度化能力較差，難以應對新的政治變化。政府在新政和立憲政治時期不能不說有相當作為，不過釋放的矛盾和改革期待卻更為巨大，當官方無力應對社會變遷及其伴生的挑戰話語，最後的覆滅之門，由此打開。
（三）紙上言論對鄉村的疏離
報刊社會動員，為一種媒體型社會動員，主要是通過對報道內容的選擇、評價等言論活動，對讀者的政治態度、價值取向以及行動施加影響和改變。在各政治勢力角逐，意識形態競爭激烈的晚清，不同報人的政治訴求和動員程度，大有差別。
從需求看，無論是維新派，還是後期的立憲派、革命派，辦報興趣都很濃厚。官方和保守派對報刊輿論的認識相對稍滯，雖一度大辦各種官報，但官方話語已日益失去社會信任。改革者與革命派則聚集共識、製造認同，各自構建了諸如國民、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理念。他們利用報刊的鼓吹，手法有所謂“共通”原則，即“先提出一個目標，形成一致的輿論，繼而鼓吹一致的步驟與行動，且相信其所提出的步驟可以達到預定的目標”[31]，目的性、傾向性明顯，此時雖有《大公報》等較為中立的報刊，但總體上輿論造勢非常明顯。革命派自不待言，改革派也是如此。梁啟超曾公開承認他主編的《時務報》《清議報》以及《知新報》是“以一黨之利益為目的”，“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黨之範圍也”[32]。革命派合法手段不多，缺乏與官方的良性互動，在宣傳鼓吹的道路上不能不更加積極，激進報人的政治宣傳煽動色彩濃重，不僅語言喜歡直接和偏激，甚至不惜編造內容。不少報刊在辛亥年為配合武昌起義四處編造勝利的假新聞，是為極端典型。
以對象範圍觀察，無論是進入城市還是留在本地，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者都將底層民眾作為社會動員重要目標。戊戌變法前後，《時務報》《國聞報》這樣的報刊，尚以知識精英內部流通為主，試圖影響官方改革，新政啟動之後報刊明顯多了啟蒙國民的訴求，城市底層群體和鄉村農民事實上都是啟蒙對象。[33]白話（官話）報的創辦人既有立憲派也包括革命黨人。“先進分子開始以各種形式（俗話、白話報、政治小說）向民眾灌新的國家及民族意識。”[34]統計顯示，超過140種的完全白話報出現在進入20世紀的最後十年。[35]雖有上述努力，圍繞報刊言論引發的社會動員本質上卻是城市而非鄉村的。作為新式知識精英，報人啟蒙、動員主要在城市展開，受眾雖波及鄉村卻遠非主體。革命報人盡管在很長時間將動員底層群體作為主要策略之一，但從租界和海外發布的革命話語，接受者仍集中在城市，對鄉村的擴散影響有限。與政權關係更為密切的改革派，報刊輿論主要解決的是自身政治參與問題，借報刊對政治施加影響，對象多在中上階層。
此外，報刊的創設和發行也主要圍繞城市進行。晚清經常性印數達萬份以上的民營報刊，上海隻有三兩家，北方印數最高的《大公報》也隻發行約4500份。雖然模仿日本的閱報講報活動，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將報刊與普通群眾結合在一起，但以識字人群為基礎，白話報雖出現，真正推廣和普及要等到1917年文學革命之後。所謂不需認字的“講讀”則一般需配備士紳、學生等專職或兼職講解人員[36]，經常集中講讀兩至三小時，主要集中於城市，距離一般的鄉村底層仍然遙遠。在農村，雖有每逢集期（即每旬2至3次）赴市井茶肆宣講，但尚不普及。閱報講報所的主要影響人群是城市識字平民和新式學堂的學員，以及新軍（如與辛亥起義有密切關係的武昌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等），對普通鄉村的影響，不能過高估計。《東方雜誌》在1905年的一則評論稱，“偏僻省份求一報館而不可得，以數百萬裏之地設報館者不及百之一，數萬家之縣閱報者不及十之一”[37]。在鄉村以及一些交通不發達的內地城市，報人施加的影響力相當有限，鄉村與那些激動人心的報刊文字，仍相當隔膜。
報刊世界與鄉村疏離的重要症結在於互動方式曆史性改變。新式報人與鄉村很多時候已不在一個“公共空間”之內，更難以分享共通的語義。城市知識精英所操作的報刊是一個帶有虛擬色彩的非現場交流“空間”[38]，對鄉村而言相當陌生，遠非他們熟悉的事務。[39]中國農民素來缺乏與官方交流的法定公共空間，更沒有以紙質文字定期互動的習慣，而多由士紳為中介，這種中介的流失和報刊中介的出現，鄉村短期尚無法適應。城市的“輿論空間”在文本上不同於傳統的典籍和學堂啟蒙，它們使用新的包括從日本引入的各種新語言、新主義，討論全國性和國家、民族層麵上的“大事”，共同興趣和反饋集中於城市，鄉村民眾對此陌生而彷徨。報刊言論攪動的影響，更多的集中於知識精英和城市新職業群體，如工商業和新軍。因此，“晚清最後十年滾動於文字之中的思想潮流與農村社會更加遙遠”[40]。對鄉村底層民眾來說，他們此時仍陷於“塵俗世界”，為日常生活而掙紮。
由此，晚清報人所建構的輿論，難以代表底層鄉村“民意”，控製力和影響主要發生在城市。哈裏森（Harrison H.）指出，中國鄉村民族主義並非由報紙（newspapers）激發，而是由消息（news）引發，直到20世紀20年代這些消息主要仍是由口頭表達，因此不在現代化精英手中，後者控製著報刊。[41]盡管革命黨人做了大量宣傳工作，影響所及卻多限於知識階層。直到革命爆發，很多下層民眾甚至仍將革命指認為“反清複明”。畢竟，“在一般曆史條件下，下層民眾的意向是通過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釋放能量”[42]。盡管報刊業和新型社團的大量出現，以及政府控製能力的相對匱乏，晚清出現“事實上的公民社會”，但沒有充分製度化[43]，鄉村的傳統結構並未改變。“知識人曾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中國一時獨亢，但自農村社會裏的人看去，他們始終來自彼岸而不在常人和常理的界度之內。”[44]
辛亥革命總體上是溫和與城市性質的，對鄉村的社會動員需待日後。辛亥革命之際的農民，對革命的期待主要包括減免租稅和否定地主所有製的土地要求[45]，這些問題並沒有隨著民國的到來而解決，作為晚清新政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農民問題和不滿沒有在一場城市精英領導的革命中獲得釋放，中國也走上了以農村的破敗換取近代化的路徑。錢穆認為，辛亥革命有假革命之嫌，因其引入了不符合中國傳統的政治製度，而不得不相隨以各種“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的對象為全體社會下層工農大眾，“主張推翻經濟組織，與相隨而有之一切文化製度”[46]。五四之後知識精英更多將目光投入農村，其中既有各種鄉村建設運動，更包括政治動員。在人民共和與黨建國家的理念下，知識精英尋求新的社會整合方式，社會革命陸續展開。由於國民黨政權將治理重點仍放在城市，這為中國共產黨留下了廣泛政治動員空間，後者取得了勝利，“因為他們具備有相當的能力，滲透到了廣大農村地區，取代了士紳殘餘勢力，發動農民以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參與運動”[47]。後者由此從農村所獲得的收益也遠遠超過以前的統治者。一場更加深刻的變革隨後到來，但知識精英卻在此過程中從鄉村流出，他們在鄉村發揮的影響力，日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