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0月4日，王韜從上海搭乘一艘英國郵輪“魯納”號逃離故鄉。在日記中他悲傷地稱自己的南下是“竄跡粵港，萬非得已”[52]，來自江南的他對嶺南“一身作客，四顧皆海”的日子並不滿意，感歎自己在這裏“山赭石頑，地狹民鄙，烈日炎風”，“無書少讀，無人與言”[53]。之所以在此戀戀不去，不過是“隱身絕島，稍遠禍機”[54]。在這裏，他雖得到一份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的工作，從事翻譯工作，但開始時他甚感淒涼，對未來悲觀無望，似乎餘生隻能聊自排遣。[55]
然而正是在這個遠離內地的彈丸之地，王韜意外成為一名“曆史性”報人，並為自己贏得了始料不及的社會地位，而那些同時代的眾多科舉成功者則多被淹沒在滾滾曆史紅塵之中，無聲無息。
王韜的報人之路充滿了偶然、無奈與被迫，此時，報刊遠沒有成為一種獨立勢力，報人也沒有被視為值得尊重的社會身份。無論在上海，還是在香港，參與其中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將辦報作為一種謀生手段，且這個人群還限於與西方有所接觸的口岸城市人群，棲身其中的傳統士人對報刊及其傳播特點、功能並無深刻了解。但與其他早期報人不同，王韜之所以可以通過辦報獲得更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強烈的政治參與訴求，持續通過報刊發表政治見解與批評，他開創了國人創辦新式報刊持續評論政治的路徑，香港則為其提供了新聞自由的保障。
在早期知識人群裏，王韜報刊意識較強，這當然部分歸因於他對西方新式出版的接觸和歐洲親曆。但是墨海書局的五個中國傳統秀才，卻並非皆有這種意識。一個重要解釋可能是，其他幾位在學科上有所專長，而王韜卻屬於典型的傳統文人或者說“通用型”文人，隻有言論和書寫才是後者可以操控的傳統“技能”。新式報刊符合這種能力的施展，若不是西方人將新的新聞紙導入，王韜這樣的人士，未來之路大體可以勾勒：繼續痛苦地在考場中掙紮，或成為私塾教師，或成為官員幕僚，或轉為商人。畢竟律師、大學教師、工程師等專業角色此時尚沒有興起，隻有“言論”之能的士人，很多人之所以進入報業，也是選擇機會或自身能力所限。不過他們很快就體會到了這種“文化資本”的好處，尤其是王韜這樣政治參與欲望強烈和具有懷疑主義性格的人，更加積極投入，富有熱情，更適應成為一名媒體人士。
近代報刊由傳教士舶入中國，迅速為國人模仿。從一般士人到甲午之後更接近權力中心的精英相繼投身其中，塑造了一個新的社會中介和傳播係統。在模仿和自身實踐中，早期報人對報刊的媒介權力和功能漸有體悟，開始意識到報刊可為表達和社會放大工具，以達成政治訴求和自身地位的提升。在此過程中，王韜是一位成功的早期闖入者，報刊對他來說雖仍主要是一個清議和建言載體，不過卻成為新式報刊的受益者。
創辦於香港的《循環日報》，被認為是中國本土政論報刊的開始。1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報人言論常與官方改革目標一致。報刊被視為有效的政治改良工具，有利於改變上下不通的痼疾，從而襄助政府促成更大的合力。此後隨著報人話語權力的自覺和依托輿論權威的建構，報人的獨立批判角色才更加凸顯。就早期而言，無論官方還是報人，並沒有將報刊視為“反叛”力量的預期。
報刊這種民間“社會表達”之興起，很大一點在於傳統權威的衰落，對王韜這樣遠離權力中心的人來說可謂新的機會。轉型為新式報人，王韜憑借報紙自重，如其所說：“日報一道，所係豈不重哉”，而報刊上的文字世界盡管包羅萬象，無所不能。最重要的目標，在王韜眼裏，仍是“稗在上者得所維持，在下者知所懲創”[56]。但無論如何，他拉開了將報刊作為政治參與手段的新時代。對新聞業曆史而言，這將成為一種新傳統或價值所在，那就是新聞紙成為不同意見呼籲與抗議的舞台。
[1] 〔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第17頁。
[2] 〔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近代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第33頁。
[3] 餘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53頁。
[4] 《日報有裨於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5] 王韜：《紀英國政治》，《弢園文錄外編》，第156頁。王韜在《重訂法國誌略》也稱法國“若一旦舉事不當，大拂乎輿情，不洽於群論，則眾人得而推擇之，亦得而默險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顧忌而不敢也。中國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嚐不如是，每讀歐史至此，輒不禁睪然高望於黃農虞夏之世，而竊歎其去古猶未遠也”。
[6] 王韜：《變法自強》（下），《弢園文錄外編》，第58頁。
[7] 王韜：《答強弱論》，《弢園文錄外編》，第292頁。
[8] 王韜自況“一介儒生”，“何敢謬陳得失，雖有聞見所及，亦第授古證今，僅同警詩朦誦之例。若必感憤激昂，妄談當局，仆雖不敏，亦當塞教於君子矣”。（《本館日報略論》，《循環日報》月刊本，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9] 王韜：《漫遊隨錄》，《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第58頁。
[10] 此前英國教會不滿早先馬禮遜所譯《聖經》，認為其中俚語較多，決定重印《聖經》。作為麥都思助譯的王韜出力頗大。1850年《新約》翻譯完畢（1853年《舊約》翻譯完畢）。這部《新約》被英國聖經公會采納為海外標準本，被譽為《聖經》的“代表譯本”。6年間印行11版，成為中國流行最廣的《聖經》譯本。
[11] 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87頁。
[12]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團結出版社，2006年，第1頁。
[13] 張灝對墨子刻觀點的總結，參見張灝：《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頁。
[14] 王韜：《送西儒理雅各回國序》，《弢園文錄外編》，第317頁。
[15] 《西國日報之盛》，《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6] 方行、湯誌鈞整理：《王韜日記》，中華書局，1987年，第204頁。
[17] 王韜自稱辦報是“若夫間閻細事，或得諸目睹，或得諸傳聞，采而錄之，亦足使閱者生懲動之思，而上下心情不至於隔閡，其亦不盡無裨也。區區微忱，如是而已”。（《日報有裨於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8] 王韜本人也是他的母親以“求子”儀式“所得”。
[19] 卓南生：《早期香港傳媒與國家民族意識》，《新聞研究資料》，1991年第3期。
[20] 參見蕭永宏：《〈循環日報〉之版麵設置及其演變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滬華文報紙間的影響》，《新聞大學》，2011年第1期。
[21] 王韜：《上潘偉如中丞》，《弢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第206頁。
[22] 這種傳統可總結為：“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麵對的公共事務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務，因此他們的政治表達途徑與方式要麽在宮廷之中麵陳政見，要麽在地方上疏建言、發布政教。”（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第12頁）
[23] 《本局布告》，《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4] 王韜：《原道》，《弢園尺牘》，第4頁。
[25] 《重訂法國誌略》第21卷，第29頁。
[26] 《本局日報通啟》，《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7] “自強之道，自治為先，今日之並，在上下之交不通，官民之分不親，外內之權不專，中外之情不審，於是乎一切之辜，昏然如隔十重簾幕。”（王韜：《上鄭玉軒觀察》，《弢園尺牘》，第155頁）
[28] 王韜：《論日報漸行於中土》，《弢園文錄外編》，第299頁。
[29] 甲午之後，李鴻章遣隨員進京送對日和約時，上奏中稱：“深盼皇上振動於上，內外臣工，齊心協力，及早變法。”（竇宗儀：《李鴻章年（日）譜》，第312頁）這種意見很難說是從天而降，一日而至，隻是體製內此前缺乏足夠的政改土壤，部分清醒的政治精英也難以公開呼籲技術之外的政治改革。（參見竇宗儀：《李鴻章年（日）譜》，第312頁）
[30] 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第299頁。
[31] 王韜：《論日報漸行於中土》，《弢園文錄外編》，第299頁。
[32] 忻平：《王韜評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56～157頁。
[33] 《日本改讀西字書（選循環日報）》，《萬國公報》（上海），1874年第7卷第310期。
[34] 《開礦議（選香港循環日報）》，《萬國公報》（上海），1875年第7卷第321期。
[35] 《訓兵要論（選香港循環日報）》，《萬國公報》（上海），1875年第7卷第333期。
[36] 《論官宜與民相親（選錄香港循環日報）》，《萬國公報》（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47期。
[37] 《論中國應速造鐵路（錄香港循環日報）》，《萬國公報》（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24期。
[38] 如《論索伊犁消息（選錄香港循環日報）》，《萬國公報》（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42期；《論朝廷諭舉賢才（選錄循環日報）》，《萬國公報》（上海），1880年第13卷第614期。
[39] 中、英文啟事《遐邇貫珍告止序》，轉引自嶽峰：《架設東西方的橋梁——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第四章，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
[40] 王一川：《王韜——中國最早的現代性問題思想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41] 參見蕭永宏：《〈循環日報〉之版麵設置及其演變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滬華文報紙間的影響》，《新聞大學》，2011年第1期。
[42] 王一川：《王韜——中國最早的現代性問題思想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43]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增訂評注本）》，第235頁。
[44] 易惠莉：《晚清平民知識分子的西學道路——評王韜與沈毓桂西化思想背景的異同》，《社會科學》，1991年第10期。
[45] 即此前的《華字日報》。
[46] 王韜：《西儒理雅各回國序》，《弢園文錄外編》，第216頁。
[47]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梁啟超全集》，第67頁。
[48]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梁啟超全集》，第477頁。
[49] 湯偉康、杜黎：《上海竹枝詞春秋》，《上海萬象》，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9年，第334頁。轉引自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504頁。
[50] 〔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近代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第49頁。
[51] 邵誌擇：《近代中國報刊思想的起源與轉折》，第116～117頁。
[52] 方行、湯誌鈞整理：《王韜日記》，第204頁。
[53] 方行、湯誌鈞整理：《王韜日記》，第204頁。
[54] 方行、湯誌鈞整理：《王韜日記》，第204頁。
[55] “留此餘生，或能飽齧黃齏，閑沽白墮，摭火爐之近事，續赤雅之舊編輯，以聊自排遣而已。”（方行、湯誌鈞整理：《王韜日記》，第205頁）
[56] “凡民生之休戚，敵國之機宜，製造之工能，舟車之來往，及山川風土禍福災祥。”（《本局日報通啟》，《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