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針對政府的批評、抗議，所涉內容蕪雜，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具備“正當麵貌”、為民眾廣泛關注、有共同的社會心理基礎。其中不少“題材”如“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有激進傾向，不久就不再僅是一般“抗議”，而成為一種革命鼓吹。
（一）外交失敗延展的批判
晚清政治危機首先來自外部，從一係列戰敗到瓜分危機，皆與對外交往相關，無論對象是西方諸國還是日本。因此國際報道、評論從一開始就是晚清報人撰寫、組織內容的重要部分。脫離朝貢體係進入世界外交體係的中國，此時國際事務與國內時局緊密相關，不能不令民眾對“外交”一直保持極大的焦慮；另一方麵，輿論對外交的關注帶有很強的“建設性”。如前所述，早期洋務派報紙確有辦報與西方輿論交鋒之意圖，從張之洞到熊希齡皆有主辦輿論機構襄助中國外交的構想[110]，熊希齡甚至構想過一個“環球通報社”發布中國消息，後改為支持有相似目標的遠東通信社[111]。關於國際問題和外交的報道、言論，是最具襄助政府麵貌的內容。
但這個領域卻漸成批判重災區，無論改良立場還是傾向革命的報人，均對政府外交的持續失敗表示不滿。此外，涉及外交話題的報刊文章較早使用現代政治的“抗議”，如“日人抗議驅逐日工”[112]，“日本國民抗議和約舉國風潮勃不可遏”[113]，隱約其中的權利和抗爭意識，不可能不產生示範效應。《申報》的一篇報道說得相當明確：“與外人交涉之事大都以自保主權為亟而不能不抗議”，該文將“抗議”描述為一種“抗爭”，即“與外人抗爭”。[114]
早期報人對外交的報道、評論確實充滿“建言”，但批判和不滿不久便彌漫於字裏行間，外交上的失敗不僅持續且看起來難以逆轉。這激發了其他更為激烈的情緒，比如，割地賠款的屈辱使不少人把外交失敗與政府的“異族政權”屬性相聯係。楊毓麟在《遊學譯編》上發表的《滿洲問題》和《續滿洲問題》，將清政府向沙俄出賣主權視為一種罪行，然後指出“中國主權非滿政府所私有”，要“保存主權”和“收回主權”，中國國民應該“與滿政府宣戰”。[115]創刊於1903年的《俄事警聞》，出版動因來自對沙俄入侵東北的抵製。蔡元培、劉師培、柳亞子等人通過這個報紙批評清廷政府外交失敗而致喪權辱國。[116]隨後創刊的《警鍾日報》呼籲國人抗爭，並指責清廷外交上的無能與失敗，最終報館被封。[117]
中國政府在軍事和外交領域的糟糕表現不僅刺激社會心理，也催生嚴重現實問題。以庚子賠款為例，各省負擔不一，平均超過100萬兩（江蘇最多每年超過200萬兩），各省歲入平均為1100萬兩，賠款比例高達9%。[118]不少地區財政不堪重荷，瀕臨破產。庚子事變由中國外交顢頇所致，因此批判轉為針對政府腐朽無能，對那些傾向革命的報人來說更是如此。長期關注外交的宋教仁在參與《民立報》期間，外交批判最為典型。針對中俄外交，他諷刺“俄國下哀的美敦書，而吾國政府倉皇失措，不知所為”，指責“政府之罪惡大矣”[119]；針對向日本借款，宋的言論可謂革命鼓動：“吾國而有此昧於國際形勢，開門揖盜之政府，吾國人苟猶與之共戴天者，豈人類也哉！”[120]此外，針對清政府在香港搜索革命黨人，而九廣鐵路利益讓步於英國，他以《寧贈友邦，毋給家奴》為題，在報紙大發嘲諷。[121]甲午之後，外交問題一直成為批判的靶心之一，且日趨激烈。至1911年，年輕的戴季陶在上海《天鐸報》刊發第一篇評論《武力救國論》，文章表麵上討論中國的軍事和外部危機，卻充滿革命氣息，在文章的結尾，他呼籲民眾將對內、對外的抗爭聯係起來：“外則有虎狼之敵國，內則有專橫之政府。吾國民唯有拚熱血以抗之耳。”[122]
毫無疑問，這種針對外交失敗展開的批判、抗議充滿了風險。1903年慘死於慈禧杖下的沈藎，即因在天津的英文報紙《新聞報》上揭露《中俄密約》。不過當新聞管製納入法製框架下，外交題材的言論空間增大，所謂泄密，麵臨的處罰也以民事為主，而無生命之虞。
（二）政治腐敗的媒體發酵與外部化
對國內報人而言，多數時候不可能以鼓吹革命為主流。國內報刊更多的是對腐敗、專製等話題集中火力，雖說也麵臨官方打壓，卻可安全存在。畢竟無論道統還是推行新政、憲政，官員腐敗無法為官方和民間認可。因此，即使傾向革命的報刊如《民呼日報》，也常從批判腐敗入手，該報以揭發官員腐敗和民眾痛苦為主要內容，由此鼓動反抗情緒。
腐敗在中國曆史長期存在，甚至成為官僚體係內一種默認的政治生態或潛規則。但傳統政治中的腐敗主要存在於封閉體製和精英群體內，很難在民間大規模、全國性傳播，發酵為社會事件。報人的言論使得對腐敗官員的打擊，從傳統的禦史、監察係統轉為報刊輿論監督，昔日內部過程被迫對社會公開。
傳統內部控製和懲罰體係，顯示了統治集團內部的自我淨化功能和期待，從而維護甚至提高了自身政權的合法性。當這一操作轉向社會，兩個明顯不利於統治階層的重大變化由此發生：一是官場腐敗事件為體製外報人揭露，帶有突發和被動色彩，去除了自我淨化的麵相，使政治腐敗經過連續傳播演變為“政治醜聞”。例如，1907年黑龍江巡撫段芝貴以巨資加伶人楊翠喜，賄賂慶親王奕劻父子，當時主辦《京報》的汪康年為此發表一、二、三論係列文章連續發難，而在上海的楊毓麟也毫不留情地加以諷刺：“楊翠喜，以一女優而為釀成政界恐慌之一怪物耶？”[123]此事經媒體聚焦，發酵為一場轟動全國的政治醜聞。二是報刊對腐敗報道的範圍、力度遠非昔日體製內傳播可比，不同報刊同時、連續報道，具有很強的積累和共鳴效應，造成了腐敗無所不在的社會觀感。
因此，長期處於輿論生產中心的梁啟超曾感歎：“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124]他將政治腐敗與種族問題並列，認為這是中國引發革命的兩大溫床。
（三）報刊管製的抗議
由於涉及言論權利、發展生存等切身利益，報人群體對官方新聞管製的不滿和回擊，抗議氣質更加明顯。這集中體現在對新聞法規的連續抵製和拒絕執行上。以檢查來說，發行前送檢的規定遭到抵製後，“事前檢查”製度被改為“本日（即發行日）送閱”。1909年8月發生一次內閣泄密案，大理寺和民政部雖試圖飭令必須前一日送廳審查，在報人發出全體停刊以示抵抗的情況下作罷。此後經過憲政編譯館修改的報律出台，遭到報人強烈抗議。1910年10月15日，《北京報界公會上資政院陳請書》[125]，指責報律修正案“製限太嚴，非斟酌刪除，礙難遵守”[126]。資政院也傾向於支持報界，即使如此還是遭到北京報界抗議。
程度較輕的罰款，報界雖一般遵照執行，卻常發表抗議聲明；對暫禁發刊、永禁停刊、查封等較重處罰，則經常給予輿論反擊。[127]遇有其他報人因言論遭處罰，即使立場不同，報界也會發言抗議。《大同報》在一篇《報界群與民政部抗議》中記載，《京話實報》登載公堂審批供詞而被認為有違報律遭審，“報界大憤上書民政部抗議”[128]。1911年《大江報》查封事件中，報人群體連鎖抗議更加突出。首先是漢口包括報界公會在內的各團體集會抗議，遠在上海的《時報》報道說，“漢口各界輿論嘩然，連日該館門口安慰之紙條，哭吊之短文甚多”[129]。來到報館前聲援的人群甚至包括許多新軍士兵。《大江報》向全國通電查封之事：“各報館鑒：敝報昨夕被封禁，拘總理，乞伸公論。大江報叩。”全國報界隨後形成了一股同情武漢同行的輿論。8月2日之後，上海的一些報紙如《神州日報》《時報》等刊文連續報道此事。於右任更是在《民立報》抗議：“大江東去，試問真英雄被浪淘哉？”[130]
抗議手法上，報人們還使用具有行業特色的手段，除了版麵空白“開天窗”（如《國風日報》）。一些報刊“故意標明其報紙被政府‘嚴禁’‘禁閱’，以擴大報紙的發行量”[131]。或者刊發事實，進行所謂“照錄”，展開諷刺或獲得讀者逆向解讀。上海的《神州日報》經常照錄法庭審訊革命黨人的供詞、清朝各級政府發布的有關革命黨活動的通報、緝捕革命黨人的函電文告，變相宣傳革命，暗示立場。1911年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黃世仲撰寫的《五日風聲》，從1911年5月份起在《南越報》連載57天，生動報道了這次革命行動，這篇超過3萬字的文章，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報告文學。此前刺殺廣東將軍的溫生才被斬首於廣州東門外。《可報》經理鄒魯以記者身份到現場觀刑。這個報紙從第二日起連續刊發多篇報道與評論，文中公開表彰犧牲者。
此外，諷刺、謾話手法大量被使用。1905年，吳樾在京刺殺出國考察五大臣，武漢的《楚報》讚揚此舉堪比曆史上的著名刺客，並嘲笑大臣們短期內學好全部外國憲政的使命。同樣針對立憲，宋教仁將清廷的君主立憲與秦始皇相比加以諷刺：“噫，孰謂中國古世無完全美備製度可師法也耶”[132]；外交失敗割地，他嘲笑為：“噫，中國之政府，殆以割地為遺傳政策者乎？”[133]《大江報》甚至直接點名諷刺自己的本地軍事長官，刊登“張統製”一文，附漫畫諷刺張彪，稱“是虎非虎，是彪非彪，不倫不類，怪物一條”，並諷刺他與張之洞的關係，“有恃洞護身，為國之妖”[134]。
辛亥年不少報刊為配合武昌起義而四處編造勝利的假新聞，也可視為社會抗議的一種極端形式。[135]
1900年後，報界對言論自由與抗爭有比較強烈的體認。《東方雜誌》1905年的一篇文章頗能代表報界心態：“文明之國無不有保護報館之責任，誠以報館者為輿論之先聲，行政之標準。”“未聞有束縛製限禁其言論自由深閉固拒如我中國者也”[136]。此時抗議既借助租界、海外的空間保護，也置於憲政和新聞立法背景下，風險較之以往已大為降低。
新聞法規令報刊管製透明化，得以進入大眾視野甚至演變為社會事件，案件本身成為宣傳言論自由的平台，報人所涉案件尤其如此，因為後者握有傳媒工具且具有策動輿論的能力。一般而言，“隻要從事政治批判的報刊的生存本身還成問題，它就會被迫不斷地表現自己”[137]。這一點隨程序的透明而更明顯，在著名的“蘇報案”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章炳麟等人雖被投入監獄，司法審判的介入，卻讓辯論等環節成為事實上的革命宣傳，章氏旋即變為全民知曉的“英雄”。
（四）民族主義“劇目”
新式媒體對晚清以降中國“公共空間”的形成，特別是對摶成國族的想象共同體，實提供其莫大的動力。[138]民族主義建構因清政府合法性的持續衰減，從而部分演變轉為“異族統治”記憶的重構。留日刊物《洞庭波》改名稱為《漢幟》，是一次典型的轉變。在這個刊物的創刊號上，一位來自湖南的女學生唐群英寫道：“願身化作豐城劍，斬盡奴根死也瞑”，一時為東京留學生傳播。
1903年拒俄運動遭到官方壓製，民族主義情緒在大批留日群體中蔓延。知名留學生刊物《遊學譯編》多有鼓吹種族革命文字，主要編輯人之一楊毓麟刊發的譯文如《滿洲問題》《續滿洲問題》，直指中國主權非“滿政府”所私有，高呼：“黑暗！黑暗！！黑暗！！！誰使我國民沉淪於十八重地獄者”[139]，並號召湖南帶頭為中國革命奮鬥：“吾四萬萬人之血，尚足以沒胡人之頂，請自吾湖南始。吾四萬萬人之血，尚足以熏胡人之腦，請自吾湖南始。”[140]學生的種族思想得到了流亡日本的精英人物支持，除了主編《民報》宣傳“排滿”的章炳麟，劉師培等人亦有貢獻，後者早在1903年6、7月發表《論留學生之非叛逆》和《黃帝紀元說》，突出“漢族中心”和“排滿思想”，認為中國為漢族的中國，因此所謂叛逆之說並不成立，稱“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141]。
民族主義在晚清的激發既有曆史因素，更是一種基於當下需要的重新“回憶”（見第八章）。民族主義的激發，可視為一種“框架借用”：“有怨恨感或被剝奪感一個群體，如果找不到一個與他們的怨恨感或被剝奪感相符的意識形態或理論武器，這就可能會去借用一個與他們的怨恨感或被剝奪感不相符的意識形態或話語，作為其發起運動的話語框架。”[142]晚清社會的怨恨心理開始來自家國危機以及對改革期待的不滿足，但是當這種情緒轉向更為激進的行動，需要新的動員話語。恢複“異族統治”的曆史記憶，無疑是合適的“抗議”劇目。即使在革命派之外，“民族主義”話題也是報人們不滿情緒發泄時的重要內容。它從一開始就頗具煽動色彩，本質上亦難以被體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