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租界言論與上海輿論中心的形成
毫無疑問，中國士大夫傳統中自有批評朝政的傳統，但素來缺乏批判空間，這種空間既來自製度空間和心理，也是物理意義上的。傳統政治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士大夫作為人臣的角色不僅是政治製度安排的結果，也是無處可遁的一個自然結果。晚清開埠，租界作為國中之國和法外飛地，深刻影響本土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一個自由的物理空間，政府的行政管製在此遭到阻隔，租界成為塑造“抗議者”的絕好之地：它既在民眾身邊，可直接施加影響，又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政治迫害。由此，報人得以生發疏離官方的姿態，言論漸漸走向激進。
上海租界的發展對中國的影響，事實上得益於兩次暴亂：太平軍和小刀會。前者驅使江浙官紳士庶大量湧入，令租界地產和地皮炒賣嚴重，房租收益一度高達30%～40%，在1852年到1862年十年間，地價漲幅十幾倍到幾十倍。[84]太平天國覆滅後，租界內人口雖一度因避難者返回故裏，從幾十萬減少到十餘萬。不過1867年之後卻再次獲得新發展；小刀會運動之後，華洋分居改華洋雜居，並得到正式認可。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自此西方文化與上海乃至中國的互動更加及時、密切。
自1843年開埠，擁有管理機構的租界誕生，工部局治下的租界，社會管理引入西方理念和製度，“以新土地章程為依據而設立的工部局，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市民自治政府”[85]。它不僅脫離了中國行政體係，與領事也呈分庭抗禮之勢。1854年，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在沒有中國官方參與下，草擬而成《土地章程》即所謂租界的根本法，中國地方政府的相關管理權和租界事務的審核權喪失，這裏演變為國中之國。言論自由素為租界管理方所標榜，工部局治理的四個原則中包括自由一條（自治、法治、安全、自由）。持激烈言論的報刊，利用外商名義在領事館注冊，對這些掛洋旗的報館清政府鞭長莫及，無法直接幹預，租界成為言論避風港。姚公鶴回憶稱，報人與報刊“則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嬰國內政治上之暴力”[86]。此為晚清上海報業發達、言論活躍的最大原因。不同政見者，甚至經常受到特別政治庇護。在著名的“蘇報案”中，租界工部局總董在9月17日一份北京公使團信中稱，“在未經審訊和未被證實犯罪之前，不得從公共租界逮捕或帶走任何本地居民，這是多年來本地施政既定原則”。1898年後，“領事團的慣例一向反對不正當地逮捕和懲辦被控政治罪的本地居民”[87]。
中國軍事、外交上的一再挫敗，使得“西方”治下的租界日益散發先進的光芒。西式文明通過自來水流淌而至，經過電燈照耀而來，文化、製度的輻射對普通市民日益增強，後者接受程度遠沒有知識精英和官員想得那樣複雜和緩慢。“大約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報紙記載、文人筆記及各類竹枝詞讚美租界者比比皆是。”[88]新聞業而言，從《申報》開始，都市化的上海人已習慣通過報紙了解外界信息和各種觀念，因此上海人被稱為近代第一個傳媒化族群。通過外報外刊，上海也進入了近代世界的傳播體係之中，國際消息每天出現在讀者麵前。到了1911年秋天，訂用路透社電訊稿件的上海中文報紙已經達到18家。
租界裏的報人得以發出對現實的嚴厲批判。早期租界的《萬國公報》《申報》，很早就開始討論“變法”，批評中國政治成了這些西人主辦報刊的重要內容。1887年，《申報》提議說：“沿海各處多設新聞日報館，許其詳論中西得失。”《申報》所形成的“體製外言路”，“雖有吸引讀者之意，但不乏城市挑戰國家的政治意味”[89]。批判不僅散發著一種天然的優越感，還讓報人獲得社會關注。租界內和西方製度保障下生產的言論，閃耀著“文明”的光環。對那些對現實不滿的人們來說，這些紙上言論不僅刺激，而且“先進”。結果撰寫言論的報人獲得了更多尊重，政府的製裁隻能強化其叛逆英雄的悲壯色彩。上海租界和報業的結合使得這裏一直活躍著激進思想，從《時務報》到《蘇報》，到後期的《民立報》，上海報界一直活躍著批判者，這甚至一直影響到民國之後，上海成為左翼知識分子的大本營。[90]
憑借租界，上海漸成為全國輿論中心和抗議“生產”中心。這裏的全國政治視野從《申報》開始，《時務報》時已相當明顯。很多報刊事實上已是全國性報刊，即使那些著名大報之外的媒體，也經常如此自居。例如《警鍾日報》在全國23個地區設有分銷處；上海出版的《大陸》雜誌，28個城市設有42個代派處。[91]這一切不僅與租界言論自由有關，還在於上海日益成為聯結海內外的言論傳播中樞。大陸之外的各種被禁言論，得以在租界內發行，並流向全國，其中的激烈言論主要來自日本，那裏的留學和流亡群體很多人參與辦報，成為另外一個重要輿論中心。引人注目的是，眾多懷著自強、救國的公派、自費留學生，和政治改革流亡者一樣，逐漸在海外轉而變為激烈的政治抗議者，甚至革命者。
（二）日本，激烈言論的策源地
製度意義上，新式教育的正式啟動為1905年廢除科舉和1906年學部的設立。但如果追溯到傳教士的西式學堂，新式教育可以提前遠至半個世紀。至立憲運動，立憲派議員雖多為傳統紳士階級，但紳士當中已有20%轉向接受新式教育。[92]民國初期，領導者已經基本半新半舊，分庭抗禮，彼時“國民黨與進步黨都有50%紳士階級，50%的新式教育成分”[93]。
留學在新式教育崛起後成為新的選擇，日本很快成為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國政治精英對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有著濃厚的效仿興趣。選擇同文同種、費用相對低廉的日本留學，成為很多中等家庭的選擇。[94]科舉廢除後更甚，留日一時蔚然成風。中國學生赴日數字以令人吃驚的速度攀升：“1900年1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570多人，1903年約1300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8000多人，1906年12000～13000人，1907年約10000人，1909年降至3000人，1912年減至1400人。”[95]相關研究統計雖有不同，不過均顯示科舉廢除的次年（1906年）為晚清留日人數頂峰。[96]不少於2.5萬名留學生在1898至1911年間來到日本，這“很可能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97]。雖然鍍金速成者混跡其中，但這並不影響一個新潮流的到來：以日為師。
在這個罕見的近代留學潮中，大量中國年輕人進入日本，經由後者迅速接觸和消化西方思想，以譯書的方式向國內傳播。[98]“譯西書不如譯東書”，留學生從日本轉口翻譯的西書數量激增，譯書總數至少達1599種，其中譯自日文的有649種[99]。有統計說，“自1896年到1911年，中國翻譯日文書籍據說至少有1014種”[100]，並且出現了作新社[101]這樣以政治思想為主要方向的翻譯組織。西方思潮經由留學生迅速轉入中國。創辦各種報刊，則成為留日學生的另一主要政治參與方式。鄒魯稱，各省學生辦報，“以不言革命為恥”[102]。比較起來，留歐學生人數和刊物則要少得多。據不完全統計，晚清留日學生期刊97種，由於借鑒更為先進的理念，在欄目設計等方麵總體上領先於國內，留日出版物基本為雜誌，顯示明顯的論說訴求。參與辦刊者流動性很大，多數刊物隻存續一年半載，有20餘種隻出了一兩期，超過一年的僅約有9種，至少有6種是被日方查禁或被迫停刊。政治立場上改革與革命混雜，總體呈逐步激烈之勢，與政府日趨疏離。
此間言論之所以更趨激烈，近半數最後傾向於革命，幾個重要因素不可不察。首先是異國空間和國民身份差異刺激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速成，開始時這並不指向“排滿”。然而1903年後狀況大為改變。留學生組織的拒俄運動等遭到清政府壓製，留日群體與官方矛盾日益激烈，愛國主義逐漸轉向“排滿”的漢民族主義。其次，在日革命派報紙如《民報》等宣傳影響。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與《民報》之間的論戰，客觀上為留日人群做了一次西方政治思想普及。1900年後，清政府雖勉力推行新政，遠在日本的革命派、改良派報刊論戰雙方卻與政府漸行漸遠，這已不僅是幾場熱鬧的筆戰，而是關係未來中國政治前景以及如何達成，討論極大消弭了君主政權的權威。以梁啟超領銜的改良派盡管更加理性，但現實危機和在日本遭受的恥辱感，激發留日群體趨向於以更加快速的方式與落後的中國政府決裂。況且這一群體很多隻是速成留學的年輕人，國學和西方政治思想本不深厚，所訴求的乃是迅速改變國家和自身命運。
從辦報活躍度看，1903年出現了第一次留日群體辦報**（11種），1906年起出現了第二次**（11種），1907年達到頂點（25種）。1903年的辦報者很多懷有愛國熱情（拒俄運動），1906年後的刊物則與官方相當疏離。當1905年科舉製被官方宣布廢除，留日學生大增，他們與政府的關係，較之以前更為鬆散。留學背景雖仍有希望被官方認可為等同科舉的身份，但舊有的精英晉升體係瓦解後，新的知識人被各種新意識形態所吸引。
遠在日本的激烈言論，並非隻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呼喚。多數刊物事實上都以國內讀者為對象。當山西最早的留學生之一景梅九來到日本時，很快被選為山西同鄉會會長，他發現日本的各地留學生紛紛以同鄉會的名義出版激進刊物。此前，《湖北學生界》《江蘇》《浙江潮》《四川》等已經湧現。他也很快加入了這一行動。[103]這一經曆頗為典型，作為一個官費留學生，景此前對報刊毫無經驗。到了日本後，卻對辦刊影響國內讀者的做法頗為著迷，舉辦多個刊物，景梅九本人不久轉向支持革命，回國參與創辦了北京著名的《國風日報》。留日知識精英利用同鄉會等組織，將西方思想和對中國的不滿源源不斷地輸入內地，很多刊物在國內多地設有代派處，《浙江潮》每期印5000冊，仍經常供不應求。《湖北學生界》除在日本橫濱，尚有武昌、上海兩個總發行處，和北京、四川、江蘇、廣東、直隸等30多個代派處。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學生界》為張之洞[104]派遣的留學生所創辦，卻成為最早的留學生革命思想策源地之一。那些“在日本的學生雜誌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後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並宣傳激進思想”[105]，很快獲得國內的共鳴。
海外和國內租界互相依托，不斷輸入各種新政治觀念，它們被作為“先進”的文明灌入中國，來自西方或日本的“新名詞”，其中的政治概念、各種主義被化約為口號式字句，多張揚個人權利（如民主、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或關涉普遍社會福利或國家富強，如立憲、社會主義等，頗能迎合彼時社會心理。因此，很多新“觀念”一經日本舶來，經由租界傳播，很快風行。日譯新詞轉為漢語詞匯，更新了近代中國的政治表達內容乃至思考方式。[106]從“社會”“政府”到“真理”“主義”等詞語均由此而來，正如布爾迪厄所說，“命名是一場永不停歇的爭鬥，其目的是以象征符號鞏固合法性”[107]。在這場觀念競爭中，官方意識形態難以與舶來的新理念相抗衡。
新思想、“新名詞”一時層出不窮，眼花繚亂，泥沙俱下，良莠不一。不能否認的是其中暗含著新的權威建構和社會控製，斯金納指出：“我們運用我們的語言不僅僅是交流信息，與此同時也為我們的表述樹立權威，去激發參加談話者似的情感，創造進入和排它的邊界，和參與很多其他的社會控製方式。”[108]新主義、新名詞很快成為疏離、對抗中國統治者的現代思想資源。它首先從瓦解傳統政治權威開始。曾經留日，從革命立場轉向親政府的劉師培如此慨歎：“當數年以前，人民雖無新智識，然是非善惡，尚有公評。自新名詞輸入中國，學者不明其界說，僅據其名詞之外延，不複察其名詞之內容，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遂有不可勝窮者矣。”[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