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學會、學堂這些組織媒介，報刊輿論對晚清影響最為突出。如果說傳統清議帶有一定的公共輿論色彩，但與現代報刊這樣麵向不特定受眾的媒介相比，前者在輿論的生產、擴散上效果非常有限。近代報刊雖處於現代傳媒業早期，但基本具備了大眾傳媒的特性和效果。哈羅德·伊尼斯稱，“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108]。此番言論無不誇張，不過現代報刊所“生產”的輿論，其特征與新的技術和傳播手段所激發的社會效應，無疑對傳統政治的運轉帶來了曆史性挑戰。
（一）放大、虛擬、負麵信息偏好
印刷語言和機械化生產使溝通更加頻繁，令大眾傳播成為可能。大規模的同一印刷產品的高頻生產和定期傳播，對受眾的影響具有累積效應，而眾多媒體對同一話題（如立憲等）的同步報道，使得這種意見產生共鳴效應，製造出社會普遍關注的麵貌。大眾報刊普遍自具“放大”功能，這是一種潛移默化過程，一般難以被覺察。
與傳統書刊相比，時效性強的日報、周報是密切關注當下的現代媒介，具有明顯的共時暗示。讀者幾乎在相同的時間段（報刊出版後的一個短周期內），共同進行閱讀，這給了報刊集中賦予意義或激發受眾反應的能力，可較為迅速地得到回應，從而幹預社會生活；另一方麵，共同閱讀的意識廣泛存在於閱讀者頭腦中，人們以為無數的他者正和自己一樣同時閱讀，並產生相同、類似的情緒，盡管事實上在很多時候這一切並沒有發生。由此不僅增強了傳播的實際力量，也激發了對報刊的儀式感。
而這一切的發生，並不為早期媒體受眾所熟悉，結果往往是強化了媒體的力量和權威。
在各種界定“輿論”的表述中，參照晚清報人的社會環境，筆者較為認可一種社會心理學的描述，即輿論就是那些被大眾傳媒揭示出來而被當作多數的意見。“沉默的螺旋”[109]，描述了社會從眾心理與趨同行為，指人們傾向於公開表達和傳播那些多數人認可的意見和觀念，而避免自己單獨持有一些態度和信念而遭到孤立和社會懲罰。而在對環境“意見”觀察中，公眾明顯傾向於采用大眾傳媒所反複描述的“詞匯和觀點”，因為後者通常被認為代表了“多數人”。
大眾媒介與社會互動，“環境監視”被認為是其突出的一個社會功能。被引為經典的拉斯韋爾“三功能說”即包括環境監視功能。[110]新聞從業者也因此被賦予社會看護者的角色。雖然媒體對社會環境的觀察、反映存在相當偏差，無力展示真實的社會麵貌，但卻因其反饋於社會，產生了一種失真的互動效應。大眾媒體崛起後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可視為社會規模和複雜程度加大後的一種“現代化”後果。
媒體人通過選擇的事實和意見構成了一個擬態世界，後者雖不是社會真實卻可以真實地反作用於社會本身，因此盡管存在誤認，但現實卻日趨與媒體提供的圖景趨同，這種“擬態環境環境化”的效果，已多為傳播學者確認。[111]投身傳媒的早期人士不僅製造了錯誤而虛幻的參與感，也往往將報刊的文字世界，視為現實世界，將自己符號化的思考，作為行動本身。
而由於吸引閱讀以及商業市場的招攬、競爭，現代媒體天然傾向追逐負麵信息，因為幾乎所有讀者都對反常事件更有興趣，這背後有著大眾媒體受眾的真實心理需求。反常事件經常意味著“消極評價”，對政治信息的揭露來說，這可以滿足讀者的心理“期待”，事實上他們對政治有著天然的不信任。在一個非民主的封閉政治運轉狀態下，尤其如此。麥克盧漢稱，“報紙的版麵披露社會運轉和交往中的秘聞。因此，報紙揭露陰暗麵時似乎最能發揮其職能”[112]。這種傾向讓報刊建構的輿論，天然帶著批判色彩。即使從新聞業客觀報道的訴求角度看，也更多呈現出“冷眼旁觀”的中立麵貌，而非“讚美”。“讚美”不僅無法凸顯作為社會力量的報刊存在的獨特價值，且麵臨失去受眾的危險。晚清各種官報出版雖多，卻無法在民眾之中獲得影響力，原因即在於官方喉舌根本無法滿足人們的閱讀需求。
（二）互動與傳統政治的去魅
大眾傳媒塑造的輿論，必然互動而非封閉。報刊輿論披露的社會熱點和政治批評，官方回應程度不一，但無論壓製還是正麵回應，無疑是對傳統權威神秘性的去魅。[113]對公眾而言，上述互動可視為一種全新的政治參與，且具有明顯的權利暗示和挑戰鼓動。
傳統政治的權威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的神秘之上，這種神秘既有君權神授的神聖性，也體現在現實政治中君主隻與少數高級官員保持互動；除了接受命令和進入訴訟體係，普通民眾表麵上並不與官僚體係正麵交涉，而是通過士紳作為中間人，整個政治體係對民眾來說封閉而神秘，後者因科舉選拔機製而進一步得到強化，科舉精英掌握了典籍義理和文字書寫，傳統政治體在神授之外的世俗權威也得以持續穩固。在此治理之下，傳統政治很少對公眾開放決策過程，日常決策的合理性沒有受到體製外力量的挑戰。
現代媒體從誕生伊始，其功能和角色決定了它致力於消除人們的距離感。此趨勢從早期報刊到日後的網絡媒體不斷增強。如果說神秘感是傳統政治舞台的巨大帷幕，那麽現代媒體所具有的互動能力則試圖把帷幕慢慢扯下，令政治行動的後台行為暴露於前。“在互動的背後，一個根本性的概念是個人的自主。”[114]麵對報刊輿論，官方作為“當事人”之一不斷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做出各種回應。這種回應從早期《申報》已開始，[115]事實上促進了對傳統政治的去魅。
與傳統儒家傳播係統無法否定或無須證明不同，“報紙媒體作為一種公共的傳播係統，它所提供的恰好是自由討論的空間。這樣就打破了國家通過其權力和利益的配置對於正當性知識的壟斷”[116]。作為社會話語的公共領域，正是從互動和對限製的自我突破中獲得定型，“作為公共輿論和交往領域的公共領域已經在與相對統一的政治權威結構——國家及其壟斷權力——的互動中形成了”[117]。報刊以報道和評論介入政治，並以多數民意的代表者對此加以審視、提出異議，可謂“主動互動”。這是對傳統政治神聖感的自我消除，它繞開了官方授權和控製，直接構成一種早期的政治對話，從而持續地開辟了體製外空間。
（三）報刊效力的自我確認
言論自由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自由，報刊言論很少被人視為個人表達。現代報刊出現很長一段時間後，才被深刻認識到“報紙本身就表現出一種矛盾：個體性技術被用於塑造和揭示集體的態度”[118]。麥克盧漢稱之為“馬賽克”方式，表麵上是碎片，整體卻呈現出團體的或集體形象。
晚清精英救亡改革的言說，“不是自言自語而是一種社會發言方式，他們需要尋得一種可以使其思想傳播最大化的載體，而近代興起的報刊恰好具有這樣的功能”[119]。如果審視具體內容生產，每一篇報刊言論，“社會表達”的背後都是具體的報人。即使考慮到“把關”環節，充其量也是小群體（如編輯部）意誌。這一點在報業發展初期尤其如此，此時書寫過程隨意性很強，客觀、中立等職業素養和社會責任意識不強，言論更多地與個人喜好、立場掛鉤，諸如編造專電、捏造新聞這樣的事在晚清很多報人看來不以為恥，報紙“失德”的現象貫穿於這一時期。“至於采訪失實，記載多誇，此亦近時日報之通弊。”[120]
盡管內容充滿主觀色彩，但報人個體或小群體觀點卻可被當作“社會表達”。這種“感受”實際上由報人與讀者共同完成。一方麵，報紙通過文字描述，進行自我認證，將公眾、輿論、公論等評價詞語直接書寫於報刊中，以確定的描述表達出來。早期報紙的書籍麵貌和機器印製的統一文本，也提供了載體上的權威、儀式感，強化了上述自我指認。另一方麵，新式報刊擁有史無前例的讀者群（由於發行的不特定，想象中這一數字更大）。互相隔離的人群通過媒介聯係起來，報刊的效力，經常是彼此想象的產物。“印刷媒體的功用有賴於其抽象性和散播性，印刷媒體製造出的空間事實上是可以無限擴大的。”[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