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知識精英的議論文字，多限於知識人之間流轉，通過同年、同鄉、同僚和師友之間的書信溝通，很少流向大眾階層。其基礎是共同的典籍知識背景（尤其儒家典籍），這構成了他們共同的語義空間。在長久的曆史中，傳統精英通過教育掌握文字而獲得社會話語權。對古典文字書寫這個稀缺能力的掌握，相當程度上造就了知識精英的權威。傳統中國，“文字是得到社會權威和受到政權保護的官僚地位的手段”[72]。胡適甚至認為文字是中國古人的一種權威，認為“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73]。
作為權力的新容器，媒介的變化引發使用者的權力相應衰減或增加，文學寫作在很長時間內構成了一種“文學權力”，不過當其他敘事話語特別是大眾傳媒話語依托新的符號和媒介後，後者“能夠更好地滿足權力得以實現的功能”，此時“文學權力必須要呈現出全麵萎縮的征兆”[74]。伴隨西學東漸，傳統典籍權威日趨下降，中國新興知識精英敏銳地投入到新領域，這裏不僅有新的符號操作空間，更為重要的是，近代報刊所構建的是一個廣泛的“報人—讀者”共同體。其參與者早期多為知識精英，但不久便突破人群身份局限，市民、商人、士兵、學生特別是留學生都很快卷入進來，這一共同體分享的語義空間不再是儒家經典，而是報刊言論以及裹挾其中的政治、文化、社會新知和政治呼籲。
這種轉向本身為無奈的現實所迫。典型代表如梁啟超，強學會被封禁後，服器書籍皆被沒收的梁啟超流浪於寺廟之中數月，感慨時局，認識到“自審舍言論外，未由致力”，於是才體悟“辦報之心益切”[75]。大批知識精英選擇辦報，無非是為自己的政治改革構想尋找新的合法渠道。至於報刊文字書寫，雖因新聞紙換了載體，但對傳統士人並非難事，甚至不少人可謂得心應手，變化的隻是政見呼籲方式的報刊化和對象的日趨大眾化，但這一改變很快令人發現了報刊媒體的威力。
西方印刷出版、電報等手段的引入，使得大眾化傳播在技術上成為可能；從文本來說，從王韜的政論到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的“時務體”，以及白話報的大量出現，報刊書寫造就了異於傳統的新文體。與典籍共同體比較，最大的變化是閱讀門檻降低且日趨下行，從熟悉典籍的功名士人逐步擴散到普通的識字人群，從而開始全麵轉向民眾。《時務報》在創刊次年（1897年），發行數即達1萬2千份左右，是當時頗有影響力的《萬國公報》3倍，按照每份約10人閱讀比例，閱讀人群已達10萬以上。[76]該報第三十六冊稱，銷售點分布在70個縣市達109處，無論是讀者數量還是地域範圍，已顯示了一個全國性報刊的出現，後果如王汎森所稱，新報刊與各種印刷物“將思想帶到原先所到不了的地方，形成了一個網絡，而且深入到原先不可能接觸到這些思想資源的大眾，形成了一個縱深”，作者與讀者之間“形成了一種超越親緣、地緣的聯絡網與對話關係，而且形成一種聲氣相通的虛似社團”[77]。
以現代化演進視角觀之，“報人—讀者”共同體顯然大異於傳統的“自然共同體”，因天然對公共話題的關切而充滿政治色彩。尤為要害的是，此共同體的創造和話語權事實上為新興報人群體所掌握。波科克認為，在政治討論中人們會發明一些新的語言或討論方式，部分源於職業或社會集團的用語可能超過這個範圍，為圈外人所用，從而成為政治討論新的流行用語。[78]報刊語言的表述方式，極大影響了晚清政治文化，其訴說帶有協商、辯駁和抗爭麵貌，這一變化可謂意義深遠，為知識精英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遇挫後走向民眾動員、發起激烈的社會運動，提供了新的“啟蒙”方式和空間。
社會學意義上的大眾社會尚未在晚清到來，傳統社會結構此時卻日趨瓦解，日益分散為諸多團體、個體。應該說，普通個體對統治者和共同體的運轉以製度化方式定期、公開表達不同觀點和批評，在中國既無這種政治機製，也無穩定渠道。新式媒體由此開始變為社會整合的新容器，城市生活改變著遠離現場的人群，他們更依賴媒介所提供的描述。媒體精英通過傳播信息與評價，引導、動員社會展開日常政治討論，形成壓力意見或煽動性宣傳，從而影響公眾對社會的判斷和態度。
如果說古代知識分子為“神聖性知識分子”，關心所謂“應然”問題，現代則為“世俗性知識分子”[79]。在結成各種新興政黨之前，報刊是一種有效的集結方式，憑借輿論想象中的權威，報刊成功塑造了投身其中的新精英。憑借大眾民意後援，報刊開始書寫新的“神話”，這使得知識人在轉型為媒體精英後迅速得到回報，並且彌補了傳統中國知識精英所缺乏的“超凡魅力”，造就了梁啟超、章炳麟等一批新“意見領袖”。《時務報》後的梁啟超、“蘇報案”後的章炳麟，皆很快樹立輿論領袖形象，擁有大批知識界之外的社會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