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精英的形成，實質是輿論生產和流通權力的獲取，報刊輿論權力的建構，與媒體作為政治參與、社會動員手段緊密相關。就中國而言，這種精英之所以在甲午後初具雛形，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戰爭所引發的知識群體的不滿和政治參與欲望，這種試圖動員更多體製外力量推動政治改良的訴求，也得到了官方的部分認可。在此過程中，報人自身對“媒體權力”的認識，從無意識到自覺，逐步有了深入理解和操控能力。
社會學家邁克爾·曼描述人類社會權力來源時做了如下分析，人類社會權力來源於人類的四個最基本需求，其中包括“人們需要對自己生命和周圍世界的意義做出理解和解釋，並在一個共同的價值規範和禮儀體係下生活。這構成了社會意識形態權力的源泉”[27]。現代知識分子對文化思想的影響，主要行動之一就是參與報刊媒體，“基於知識分子與傳播媒介的密切關係。透過這些傳播媒介，他們能發揮極大的影響力”[28]。在這一點上，雖有時間與程度上的差別，但傳媒業在中西方均出現了對知識人的賦權。在歐洲，熊彼特認為：“大規模報紙企業是知識分子集團提高地位和增加其勢力的最有力的工具。”[29]
精英理論所指精英，一般指向這樣的人群：運用權力或能夠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施加強大影響。對“權力”的界定固然存在差異，但本質是“指一個行為者或機構影響其他行為者或機構的態度和行為的能力”[30]。羅素認為，權力的形式可以根據影響個人的方式或有關組織的形式進行劃分，其中有“輿論的力量”[31]。傳播學者拉斯韋爾則從處理“象征”能力方麵承認了一種精英的存在，後者的技能包括辯論文章、新聞故事[32]。米爾斯則指出，權力精英並非千篇一律的統治者，也應該包括“意見領袖”，他們屬於“更高層次構想與決策的領航人”[33]。總的來說，媒體權力來自信息、輿論的生產和傳播能力，表現為社會影響力，具體而言則主要包括動用輿論壓力監督批評政府和幹預重大社會事務，通過日常報道設置社會議題，影響公眾對社會環境的感知與判斷，以及對民眾認知、價值觀念“培養”和動員等。由於這一過程並不在明顯的國家權力控製之下進行，而發生於潛移默化的日常媒體行動之中，因此經常表現為一種隱性而非顯性力量。
晚清媒體輿論的權力搭建，就思想資源而言，一條重要線索是古典“天心民意”的正當性在近代轉換為“多數決”政治下的“眾議”權威（詳見第四章）。此外，以下幾個因素也有力推動這一新“權力”的生成：一是古典政治傳統中上下溝通“權力”的複蘇與重構；二是西方民主、權利觀念的導入與激發；三是報人自身對報刊獨立批判角色的感知。
（一）古典溝通“權力”的複蘇與重構
將“上下溝通”賦予維係共同體的重大意義，自有深厚淵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儒家思想持這樣的觀念：暴力意義上的力量僅僅意味著霸權，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隻有心裏被勸服和認同才具有正當性，因此旨在達成認同的勸服和溝通具有一種無形力量。古典中國政治的共治思路，是百姓、士大夫和君主共同平衡，即《周易·泰》中所言的“天地交則萬物通也，上下交則其誌同也”。而維係這種平衡，居中的士紳負有溝通職責，溝通者客觀上被賦予了一種“權力”，因為他們的具體行動、態度和溝通方式能夠導致不同後果，對上層統治者和底層民眾均可產生實際影響。
溝通上下的角色深入士大夫內心，就傳統政治而言，這種溝通首先是向上諫言，這被認為關涉統治安全和天下興亡。數千年來，莫不如此。直到晚清，康有為在《殿試策》中開題就寫下：“臣聞製科之設，垂兩千年，皆以求直言極諫，非較詞章也”，然後指出董仲舒到蘇軾、文天祥，“皆指陳時政，直言得失，上以廣人主聰聽，下以係天下安危”[34]。
居於君主與庶民之間，溝通者事實上擁有很大自主性。代表“民意”時，士紳選擇與廣大民眾同構，向君主共同施加所謂道統壓力；在更多的時候，他們又作為看不到的君主代理人、天子門生“出場”，彰顯權威，進行民間的教化和管理。溝通者的“權力”很大程度上源於上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溝通渠道匱乏，由此他們的選擇和裁量顯得舉足輕重。皇帝與官僚體係，以及各級官僚之間，“誰控製的信息多一些，誰就在行政過程中占據較為有利的地位”[35]。傳統官僚製度的運作，很大程度上圍繞對信息的控製展開，且在更多時候帝王處於事實上的劣勢。多數時候，君主和庶民注定無法出場，權力或民意的表達和實施，隻能由居間者來完成。無論“天子”還是民眾的“民心”“民意”，在中國政治中均具有強大的正當性。中間階層的精英無論選擇任何一方，都有合法性並可憑借自身的參與強化這種力量，從而獲得一種衍生的權力。
就前現代社會而言，由貴族或士紳、君主和民眾構成的政治平衡普遍存在，隻不過中國的溝通者角色格外突出罷了，除了上述傳統政治中標榜的“共治”訴求，作為儒家或儒教[36]中的“天”“天命”等觀念也強調通過民意的轉化加以體現（見第四章）。此外，由於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使得溝通上下顯得相當困難和重要，也強化了溝通角色的意義，每一政權政治上的衰敗，幾乎都歸咎於此。
古代中國，士紳既是溝通者，也是溝通媒介本身，溝通話語權根本上源自於古典社會結構。近代報刊媒體的出現，將溝通角色日益分離獨立出來，以適應日益複雜的現代社會。社會的成長，使得這種溝通無法限於傳統政治的上下，而是麵對日趨網狀的複雜社會，各種社會力量的呈現與角逐，提高了溝通成本和技術要求，由此擴張了溝通者的權能，激發他們的引導與操控意識。畢竟，“媒介的主人總是刻意提供公眾想要的東西，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力量是存於媒介本身，而不是存在於訊息或節目之中”[37]。
近代報人對媒體權力的想象，從傳統溝通角色的回憶開始，非常自然，甚至那些西方在華報刊也很早注意到了這一傳統，強調自己上下之通的社會功用。《萬國公報》介紹西方報刊觀念，重點描述了廣見聞、通上下。《申報》則稱，西方各國廣設新報是“為上下可以相通，遠近可以相達相勉相戒，以輔成國家政事也”[38]。新型報刊以大異於邸報的民間麵貌出現，對投身於其中的士人來說，開始時的最大魅力之一正是其上下溝通之能，晚清諸多問題在士人看來，要害正是統治者和民眾的上下交流出現重大障礙。從馮桂芬的“君民不隔不如夷”，到康有為的“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39]，再到汪康年的“疏遠則關係少，關係少則隔礙生，隔礙生則疑慮積”[40]，莫不如此。中國弊病在於上下隔離和溝通缺失，這種共識一直存在於晚清改良派人士頭腦中。甲午之後，西人林樂知在《中東戰紀本末》中，認為中國政治的兩大問題之一還是下情無法上達。很多政治呼籲也基於這一認識而提出，早至《校邠廬抗議》，其中的“公黜陟、複鄉職、複陳詩的共同之處，是均強調重視下層民眾的意見和表達自己的意見”[41]。而張之洞這樣的官員，考察民權之說時也聯係到民間意見的抒發：“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42]
上下溝通功能是近代報人認為維持國家穩定和進步的手段，亦可促進全民、全國統一認識的形成。王韜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反對“君為主”和“民為主”，而推崇君民共治，認為君民共治就是“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這才可以“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43]此後投入辦報的嚴複在《國聞報緣起》中稱，“閱茲報者，觀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44]。汪康年則認為“溝通”是報刊的職能與使命：“民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達者，報館得大聲而疾呼之。此報館所不能辭之職也。”[45]為此，他呼籲朝廷鼓勵國民在京師多設報館，以便朝廷能夠得聽采之益，上情下傳，下情上達。
新式報刊代表的輿論，在很多人看來是對古典“民意”的有效呈現和發展。這給投身報館的知識精英以“合法性”和崇高感，它不僅是對古典溝通“權力”的汲取，更是重構與放大。大眾媒體為何容易放大溝通者的言論與動作？因為“傳播過程也通過把個人的一些行動擴大到為全社會所覺察的程度而發揮著放大的功能”[46]。這無疑擴張了報人的實際影響力。
此外，由於報刊活動在傳統體製之外展開，無需官方賦權，更易為社會和自我體認。可以說，這又是一種自我指認和不斷膨脹的“權力”。
（二）民主、權利觀念的導入與激發
近代報人並非古代傳播、溝通角色，媒體權力需置於現代政治生活下考察。現代政治公共領域中，交往係統和商談機製，意在使議題和決策公開，協商、對話所形成的“交往權力”在此過程中得以體現，並最終轉換成為行政權力等，後者因來自或吸收各種意見而獲得民主意義上的公共權力。[47]與上下溝通、代表民意的傳統溝通角色比，近代報人思想資源雖很多來自傳統，卻大量吸收西人政治中的權利、民主理念，後者更加指向“個人”，而非國家。這當然也可看成世界性政治生活變革在中國的體現，無論如何，近代民主的一個核心特點是個人權利的自覺和自下而上爭取權利，限製國家或君主權力。
近代報刊之所以可構成一種新勢力，背後是個體和作為個體組合的民眾崛起。媒體精英的力量本質上以社會和民眾為歸依，而為傳統專製所難容。古典中國雖然認定“民”是政治主體，但實際政治運作中，“君”才是主體。專製時代的“權原”在皇帝，政治意見事實上隻向皇帝開陳。從統治者施、放的“民本”，走向民眾為主體的民主，近代知識分子走出體製內清議、奏疏而轉向大眾，“權原”轉為人民。如此一來，“政治意見則應該向社會申訴，所以專製時代的諍臣，即民主時代的政論家”[48]。上述變化中媒體精英權力來源已從上而下，轉向民眾。此前的中國，在“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49]觀念籠罩之下，無法產生民主的觀念。傳統王權政治之下，源於神授的合法性難以被“民眾”取代，畢竟此時“民眾隻是臣民，不是公民”[50]，而“傳入中國的西方民主思想是導使‘普遍王權’崩潰的主因之一”[51]。媒體精英的出現，切合了個體權利興起和政治走向“民主”在操作上的需求。事實上，如果沒有近代國家危機下的思想嬗變，沒有現代報刊這種民間公開表達的興起，中國近代“個人”“民主”的推進，也無法得到全麵的解釋。
個人權利意識在西風東漸下得以激發，開始時仍披著古典外衣。畢竟中國傳統中缺乏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是習慣將自我放置在群中彰顯價值，所謂“小己與群”。因此“眾”“群”作為個體的集合，在新的民主、權利觀念崛起後首先成為政治正當性來源。報刊作為新的公論與民意的代表者，權力感就在於匯聚了想象中眾多個體的“權利”。
對個人權利的強調，在鴉片戰爭之後的19世紀40年代已流露於體製內精英頭腦中。戊戌變法之前，西方政治思想在華影響最大的一部書是《佐治芻言》[52]。該書以自由平等思想為出發點，強調個人與人民的權利，認為“人人有天賦的自主之權，國家應以人民為根本，政治應以得民心合民意為宗旨”[53]。該書第七十七節，談及國家政治以及如何得到民心時提出，“國政亦準民間公議，登諸新聞紙上”[54]，“一令之出，可任民間議論”[55]。此書多次出版，對中國知識精英影響頗大，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都是其讀者。戊戌之後，特別是進入20世紀，租界和海外空間源源不斷地導入西方政治觀念，國人權利意識得以不斷刷新。在晚清的最後十年裏，以“民權”為核心的自我權利觀念在中國興起並開始褪去儒家底色，多了個人的意蘊。1900—1911年，“權利”一詞已經“成為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詞匯，它不僅涵蓋了西方rights的法律和個人普遍價值兩方麵的意義，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權利’的了解最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的時期，對權利觀念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已接近一種不等同於道德的正當性”[56]。此前的古代中國，按照餘英時所言，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類似“權利”的思想，但“中國的道德語言和家族一體，也產生不了個人本位意義上的‘權利’的觀念，而隻有義務的觀念”[57]，沒有自然的權利這種法律語言，而是稱所謂“天理”。“中國人的天理，便是中國式人權觀念的表現，政府的責任便是人民的權利。”[58]
權利和個體走向前台，成為近代報刊輿論力量崛起背後的重要動因。權利觀念勃興，“民權”之說擴散（此時的“民權”被指代諸多現代政治概念如民主、自由和權利等）。“民權”之說在報刊興起，開始時多描述為以“民權”接濟君權，但事實上隱隱有了對衝君權的一麵。甲午後的亂世之危，讓中國知識精英在西方思想助推下，重啟“民眾”這一古典權力的終極來源，而代表民間輿論的新式報刊適時出現，恰可對接這一趨勢，且具備很強的操作性，因此戊戌變法前後迎來近代史上第一次國人辦報高峰，就不奇怪了。
盡管時間上起起落落，先後各異，但世界範圍內近代民主化思想的興起和由此而要求的政治訴求，大體相似。實質為“政治過程”日益被大眾要求審視和參與，這讓民主、權利的訴求不能不與現代媒體發生緊密關係。“因為在政治領域內傳播過程具有一種根本性的功能。很少有人能直接看到形成政治過程，甚至僅其一小部分行為所產生的結果；人民必須轉而依靠一個溝通體係，以使他們在任何特定的時間都理解政治的實質。”[59]媒體精英的力量正在於掌握這個“溝通體係”。當然，與古典時代不同，此時的輿論開始日益轉變為阿倫特式的不同意見的競爭共識（這也支持一種以溝通為取向的權力概念）。媒體由此成為隱形的政治權力生產機構，報人則逐漸握有新的交往或溝通“權力”。
（三）報人對媒體力量的感知
世界各地報刊業發展的早期，人們對媒體的威力好奇而關切，感知和評價往往誇張。從《申報》開始，媒體影響力或者說釋放的“權力”感，已經得到中國社會的部分認可。當時一首《竹枝詞》如此描述：“是非曲直報中分，一紙風行四海聞，振聾發聵權力大，萬般提劍總由君。”[60]到了《時務報》這樣的精英報刊，評價者除了普通讀者，更經常通過知識、政治精英圈傳播、反饋，其中當然不無舊式士人酬唱相和，不過令《時務報》在上流社會飽受好評，那些溢美之詞，無疑激發著報人的自我力量想象與認知。
戊戌之後，報刊輿論顯示了與官方疏離的趨勢，媒體監督、批判展示出獨立麵貌，這一點為當時報人所體認，助推了操控輿論以驅動社會變革的精英意識。他們認為，“報館者，發表輿論者也”，而輿論應獨立於官方甚至為官方所排斥，即“輿論者，與官場萬不能相容也，既不相容，必生衝突”[61]。《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的發刊詞，自信地稱新聞記者所組成的“第四種族”，具有“轉移社會，左右世界之力”[62]。類似觀念，並非隻來自激進報人，對報館能力的樂觀期待普遍存在，穩健的報人如汪康年稱“日報之職在能糾彈全國之非，達激發大家之意誌”[63]。梁啟超則認為報館“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甚至因政府受國民之委托或雇傭，而報館代表國民公議、公言，“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或教導之，或在其有過失時，“撲責之”[64]。
將報館淩駕於政府之上的觀念不無偏頗，但顯示了報人對報刊輿論的自信，其中不乏媒體的自我標榜和權力塑造。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報人將報刊輿論看成體製之外、與政府平等甚至超政府的力量，這讓批評的對抗氣息增強，媒體精英開始明確追求輿論參政。這種認知不能不說頗受西方言論、出版自由思想影響。中國古典的自由觀在“精神自由”方麵雖走得很遠，卻在“社會自由的係統上”發展太少，可稱之為“散漫的自由”，並非自己爭取的人權，“而是鬆弛的社會組織與不完備的統治技術所遺留下來的空隙”[65]，是一種隨時存在而隨時失去的東西，原因在於未經製度化和建立在合法基礎之上。西方的“社會自由”體現於早期希臘實際生活之中，主要一點是“鼓勵思想與言論自由”[66]。
近代民主發展的一個核心路徑和製度歸依，乃是從傳統國家的傳統權力係統分權。媒體係統雖沒有成為像司法、立憲那樣明顯的製度權力，卻被公認為具有一種無形的獨立力量，即西方所謂的“第四權力”。這種說法為報人所樂於接受，它經過日本影響了梁啟超等中國報人。
頗受梁啟超推崇的日本人鬆本君平將報刊視為“近世文明之基礎”，為思想自由和文明進化之“猛大勢力”，記者為“第四種族”。[67]梁啟超此後也提出所謂“第四種族”，將報刊與行政等其他傳統權力係統並列。另一著名報人於右任稱：“蓋報紙者，輿論之母也。泰西諸國今日享有自由之樂而胎文明之花者，皆報紙為之也”[68]。連一份不太知名的報刊也自信地寫道：“時時轟動我耳膜，擊醒我眼球，洗刷我腦筋，灌輸我知識，教導我改革者，翳何物？翳惟十九世紀第四種族之報章。”[69]顯示了這種情緒或認知已非少數精英獨有。
新式報刊的曆史性登場，“各種思想（即使隻是少數人的思想）都可以由此放大，而內容又要吸引讀者的現實關注，激烈的、極端的想法因此可以得到較以往更多的回響”[70]，傳媒機製提供了一個意見世界和話語競爭舞台。這種抗議話語，反過來促進報人新的精英話語權和地位中心化。帶來的結果是，輿論空間“在報刊的引導下緩慢地形成了封建文化的異己力量，並首先營造出民間化的輿論形態。內容在獨立和公共的取向，事實上與政府產生離異傾向”[71]。這一點將在後文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