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注意到晚清江南一位大員的觀察：“當時社會出現一種怪現象，輕佻的下層官員或百姓有意見時，不循正常的書奏管道，而是徑交各種報刊發表。”他認為這種不解正好反映新網絡促成新式輿論的出現，公共輿論“成為一種相對於官方而言具有獨立意味的領域，甚至與官方的意識形態競爭，並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誌”[1]。
上述過程中，媒體權力和依托這種力量的媒體精英，已浮出曆史水麵，盡管此時尚顯模糊，但已足夠令體製內官員感到詫異或憂慮。
媒體精英，作為一種與報刊輿論相聯係的新型精英，從世界範圍看，是印刷業發達和報刊輿論崛起後的產物，而為傳統社會所無。就中國來說，古代所謂“報刊”可視為政府機器的一部分或政治功能的延伸。邸報和各種民間“小報”並非麵向不特定公眾、定期發行的真正媒體，所謂報人其實是一個送報人或商販形象，與傳統精英幾乎沒有交集。
中國傳統精英主要是經由科舉獲得功名的士紳。與其他人群比，他們有著典型的精英文化特征：具有超越心態，對普通人群有代言、指導的精英意識，自視負有匡計天下的責任。這個階層從個體來說雖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整體上卻無疑具有穩定性。瑪麗·克拉賓斯卡在《法國精英的流動》中將精英的流動方式分為三種：統治精英內部不同的流動，來自社會下層的人成功進入現存精英人物圈，以及社會下層的人組成新的精英集團。[2]中國傳統精英的流動，基本屬於社會下層人士成功進入現存精英圈，科舉作為一種精英選拔和生成機製，幾乎吸附了所有社會精英。也因此，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能以各種方式將其權利置於國家之上的精英階層”[3]，或者說沒有出現一個精英階層，可以有效限製國家權力的行使邊界。
晚清中國，“不再是一個以讀書人為中心的‘四民社會’，而是一個無中心的‘斷裂社會’”[4]。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精英”成了自由浮動資源，開始流向社會。他們尋求新的精英身份，構造自己新的勢力。報人這一角色雖可上溯至19世紀60年代甚至更早，不過成為一股備受關注的群體勢力卻在甲午之後。此時，報人和圍繞報刊的社團開始意識到使用報刊達成政治訴求和社會改革，從而逐步自覺利用輿論影響政府和民眾。由此，一種遊離於體製外的媒體精英在中國得以生成。那麽，這一精英形象如何塑造？他們與此前的傳統士人和之後的職業機構媒體人，又有哪些不一樣的曆史特征？
新式報刊經由西人入華，中國傳統士人開始接觸並進入這一領域，此後正規報館雖在上海出現，不過起初的內容“多市井猥屑之事”[5]，無法從整體上改變從業人員的低下地位，報人一度被視為“莠民賤業”。姚公鶴稱，彼時“每一報社之主筆、訪員均為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即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6]。如前所述，早期報人很多是接近洋務派或西人的舊式文人，共同特點是近距離接觸西方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意識和危機感。然而這些替洋人工作的人士，此時很難得到社會尊重。早期中文報刊也多曇花一現，多則五六年，少則一年半載即宣告倒閉，形成報刊思想或憑借報刊獲得巨大影響力的人幾乎沒有。因此當王韜辦報並擁有自己的報刊思想和政論風格，他被稱為中國新聞業之父就不無道理了。雖然張灝認為1895年之前的報刊從業者為“邊緣人士”（外國人或買辦階級）[7]，但報人的影響力卻自王韜開始顯露。
甲午後的辦報者將報刊作為政治參與工具的意圖，較之前人明顯突出，他們與政治權力中心更為接近。《時務報》等精英報刊的出現，令報人地位大為提升，輿論的重要性得以漸為社會認識。“從梁啟超、汪康年開始，不隻是舉人辦報，而且進士辦報、翰林辦報已是稀鬆平常事。”進入20世紀之初，“報人已不再是一個受人鄙視的名稱，一批傳統文人變成了新式報人。”[8]高功名知識精英投身報刊，使報人開始脫離落魄文人的舊形象，塑造了更為權威、高尚的形象，報人身份得以去汙名化，地位和生存空間大為擴展，在此示範下的報人群體迅速擴大。姚公鶴回憶稱：“康南海、梁新會以《時務報》提倡社會，社會之風尚既轉”，“前此賤視新聞業因而設種種限製之慣習，複悉數革除”，“新聞業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業，而往前文人學子所不屑問津之主筆、訪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聞記者，曰特約通信員”[9]。經此轉變，報刊、報人均出現了一段中國曆史上少有的精英氣質。讀書人辦報由此轉為所謂“政治家辦報”[10]，《時務報》被認為是“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不同而屬於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始”[11]，也有學者稱之為精英報刊（elite press）[12]，或所謂Literati-Journalists[13]。人們注意到，這是一支由報人率領的新生政治力量[14]，是將印刷與政治聯係起來的一種新型政治公眾人物[15]。他們通過報刊形成事實上的結社，伸張其政治訴求，所展開的行動如李劍農所言，是“向士大夫階級裏麵廣求同誌，盡力宣傳主義”[16]。
報刊精英化和報人群體結構的變化，在中國曆史悄然塑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型精英：媒體精英。關於“新精英”在一個社會的誕生，精英理論重要構建者莫斯卡、熊彼特等認為，“作為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社會中將產生新的社會集團，承認當該集團所從事的活動對全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時，這樣集團的社會影響將會大大加強”，也“將使政治製度和整個社會結構發生變化”[17]。以帕累托的觀點看，這是一個新舊社會精英替換、流動之過程。近代中國，“當傳統社會精英走向衰敗之時，新的精英階層應運而生。工商業發展與軍事改革，以及自由職業的出現，幾種新興精英階層在20世紀初浮出，有學者將之總結為知識階層、工商階層與軍人階層”[18]。媒體精英即屬於新的知識階層，與傳統科舉精英比較，他們是走出書齋的“大眾型精英”，是一批整合大量個人意誌“依靠人民的精英”[19]，其影響力大超過去。應該說，梁啟超等人在提升報刊業地位的同時，也通過媒體和輿論提升了辦報者自身地位。在此之前，梁啟超的實際影響力很小，正如《三十自述》所稱，甲午戰爭爆發後，他“惋憤時局，時有所吐露”，但“人微言輕，莫之聞也”。經由報刊，梁啟超等人迅速成為中國新型“意見領袖”，擁有了超越傳統並可資動員的“受眾”資源。
這種新興精英本質上主要從事抽象符號係統創造、傳播和使用，其力量在於擁有操控符號和象征的能力[20]，依托的平台或“空間”就是日趨脫離官方的報刊。據統計，清末相繼創辦發行的報刊達六七百種之多（含停刊者），“其中直接間接為清廷控製的不到1/10”[21]。可以說，中國近代報業未能與中央政權有機結合，遂成為一種“基本遊離於政權係統之外的異己勢力”[22]。作為個體，梁啟超、汪康年等人在《時務報》後已經以輿論巨子的新精英形象示人。但作為一個精英群體，其整體形象為社會所體認則在1905年科舉廢除前後，此時傳統精英官方選拔機製的崩塌，令社會心理發生根本轉變。[23]
在人員結構上，精英報人主要來源包括那些擁有傳統功名的學紳[24]、口岸知識分子及海外留學背景的新式知識人。作為新舊思想雜糅的報刊參與者，與日後的職業新聞人相比，此時的報人兼具傳統士儒與媒體人的特點。他們對國家、社會的關懷顯然要比此後的職業新聞人強烈，也更具精英憂患和批判意識。相對於民國後更加發達的大眾、商業媒體，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報刊，精英意識顯得十分突出，而媒介素養、采編規範諸方麵卻遠不合格。晚清的媒體精英可視為一種依托報刊闡發言論的特殊文人。此後隨著各種現代職業的出現，專業、職業角色日益清晰，傳統“通用型”精英的言論闡發，熱情逐漸散去。包括報人在內，轉型中的晚清知識精英主要不以專業角色的呈現。
近代媒體精英的出現，可視為傳統士人在家國危機和自身轉型中對新興媒介的借用。大體而言，報刊對媒體精英來說是一種工具，其價值根據時局的變化或自身經曆、思想的演變而變，據此不斷進入和暫時退出。正如韋伯所說，新聞工作者和所有的群眾政治家一樣，“有一項共同的命運：缺乏固定的社會分類”[25]。此時的媒體精英是一個流動的群體，沒有真正的職業化，他們沒有與傳媒產業、政黨和商業機構緊密掛鉤，尚沒有成為薩義德所謂的那種“有機知識分子”。在報刊最集中的上海，這個城市的新式知識分子主流“深刻地鑲嵌到城市社會的媒體精英和社會名流之中”，“在近代上海，大學、媒體與職場沒有嚴格的界限，職業的流動與交叉是經常性的現象”[26]。這種“兼職”和流動，令媒體精英同時身處各種政治團體之中，他們相互辯駁甚至論戰的語言暴力很容易在合適的機會轉換為實際衝突，因此帶有相當的行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