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合叢談》開始，關涉時局和變法的討論已在西人主辦的報刊出現。1870年，《萬國公報》的前身《教會新報》連續發表了赫德的《局外旁觀》、威妥瑪的《新議論略》，均討論了中國變法問題。[68]《萬國公報》更是成為公認的維新改革啟蒙報刊。對於出版更多非宗教內容的趨勢，即使從宗教本身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釋，即李提摩太所言：“政治與真正的宗教就是無法分開的。”[69]他反對用神聖和世俗的區別劃分上帝創下的人類事務，擔任天津《時報》主筆時他一年內寫了兩百多篇社論，很多涉及時政，後來部分編輯成《時事新論》一書於1895年通過上海廣學會出版。
不過，就討論的公共性、日常性以及影響而言，報刊輿論力量和批評監督角色的呈現主要來自《申報》，正是這份報紙讓中國人初步意識到包括官方決策在內的一切問題，皆可以用公開的方式進行社會討論，而非昔日傳統政治下的單向下達或命令。
《申報》的公共輿論能力，首先奠定在內容的廣泛性和讀者的大眾化之上，這讓它擁有了史無前例的讀者群和介入日常公眾生活的能力。《申報》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傳統中國舊報刊區別，強調自己的“新”，重要體現就是內容的寬泛和民間化。在回顧自身曆史的一篇文章中，該報描述說，“中國昔年隻有邸抄（邸報），並無報紙”，“隻涉朝政，不涉細事（民間的事情）”[70]。正是這些民間細事，讓《申報》迅速擁有大眾讀者群，令報紙出版後在市民中反應熱烈。此前的《上海新報》（1861年）、《六合叢談》（1857年）等誕生雖早，但範圍卻限於少數知識精英。《申報》則從1872年創刊時的銷量600份，迅速猛增到3年後的6000份（日銷），數年後的1877年達近萬份。[71]此外，該報於1876年創辦白話文《民報》副刊，以半個銅板的低廉價格使讀者人群抵達底層工匠和手工業者，因此說這張報紙走進上海周邊的千家萬戶並不誇張。該報1887年刊發了一篇自信的宣傳文章《論本報之銷路》，描述了自己如何為大眾喜愛。文章稱：“餘嚐聞之售報人言，皆謂閱報之人市肆最多”，而諸店調查為何喜歡閱讀《申報》的答案是，“《申報》文理不求高深，擔欲淺顯，令個人一閱而即知之。購一《申報》，全店傳觀，多則數十人，少則十數人，能識字即能閱讀。既可多知事務，又可學演文墨”[72]。
與此同時，《申報》將報道範圍拓展至國家政治層麵，從一開始即宣稱“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73]。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後所謂“清流”崛起於中國官場，無意中給了《申報》更多機會，後者得以設置和引發眾多熱門“議政”話題，並因此“形成體製內言路和體製外言路的交匯，使大批學士、大夫關注《申報》並成為其讀者群”[74]。到了1890年前後，很多上海士紳已養成了按日買閱《申報》的習慣。從國家大事、世界時局到天氣、物價，《申報》全麵“培養”讀者對自己的依賴，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傳媒效果。
雖說自創刊起，《申報》也對舊式文人騷客的“竹枝詞”大力刊發，成為其寓教於樂的一個內容，不過這顯然並非報紙全貌，而隻是內容“產品”之一。作為一個綜合報紙，該報從內容至廣告，以花樣眾多、涉及廣泛著稱。但成功核心在於大規模的新聞報道和全麵介入社會生活的報刊討論，討論圍繞公眾關心的話題展開，獲得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這種方針從創刊伊始即有明確意識，而非偶然行為。《申報》創刊首月，就有如下言論：《擬易大橋為公橋議》《擬建水池議》《團練議》《治河議》《擬請禁女堂倌議》等。[75]很明顯，上述言論不僅涉及社會熱點話題，且很多討論無法避免地將矛頭指向當局。事實上這已試圖將幕後的官方政治決策引向公開化。此外，《申報》一批引人關注的報道有力地挑戰了舊有政治製度（司法），官員們不久就發現，他們已無法忽視這個報紙的報道和觀點。在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事件中，“已透露出申報等大媒體所形成的公共輿論，如何挑戰官府的判決，而官方的權威，官方的意識形態等，也都廣泛地受到這一類公共輿論的新挑戰”[76]。在此過程中，報館、報人已在悄然建構著自身的“勢力”。可以說，《申報》通過日常新聞的報道和言論，打開了真正的中國報刊討論空間與習慣。
對民眾而言，《申報》所形成的“體製外言路”，其中的大膽報道和議論，帶有一種權利暗示：包括官方政治在內，一切皆可以討論、參與甚至反對，渠道就是新式印刷媒體。由於報刊討論發生於傳統控製力之外，並且以代表民眾的麵貌出現，官方很多時候也不得不加以回應。《申報》批評產生的效果不久即已顯露，如針對工部局建造公家花園隻向外僑開放而禁止華人入園，當1885年11月8名知名華商致函工部局要求解除這一禁令時，《申報》特別刊發了專論予以支持，批評工部局此舉“與公家兩字最有矛盾”，質問公園的創立和日常管理、修葺等經費“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華人乎？”[77]在報刊輿論和華商的共同壓力下，工部局終於讓步，在1886年5月解除禁令，對華人開放。
與《循環日報》等其他早期報刊不同，《申報》的討論和批評，最大的力量在於其“日常性”和聚合了巨大的讀者群。顯然，那些看似瑣碎的日常新聞報道無不帶有報人的“選擇”和價值評價，所展開討論的題材和結論事實上為社會設置了議題。這當然首先是一種商業上的成功，但不能不說同時是一種自身勢力構建意義上的成功。《申報》開啟的這種現代媒體功能，遠非古代“報刊”所能承載，對中國報刊從舊入新時的功能、角色再造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近代報刊輿論崛起過程中，可以說《申報》扮演了重要的示範或“暗示”之用。對於該報是否構建了早期的公共空間雖然尚有爭議，但《申報》上的討論，催生了報刊作為公共批評的“新”角色，報刊由此也日益多了一種“權力”的麵貌，則是事實。而這一切發生於體製之外，對中國傳統政治而言可謂史無前例，對民眾而言這是他們所陌生的一種力量，不過從此之後，讀者頭腦世界中的“大事”和判斷，日益與報刊發生關係。
報刊討論空間的生成，帶有很大的自發性和偶然性，由於《萬國公報》《申報》等皆發育於中國官方控製力不及的租界，且為西方人主辦，因此討論的展開是在官方無意識或控製範圍之外，憑借輿論自身的傳播規律和上海市民階層的崛起，這一討論得以迅速成長，漸入主流生活，顯示其在新型都市生活中的強大社會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申報》的成功在於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階層對它在文化上的接受，而非單獨依賴治外法權，官員們並非對這份報紙普遍懷有敵意。[78]這份報紙畢竟在中國化方麵取得了顯著成功，版麵和文字迎合了中國人的胃口，並自謂為“華人之耳目”[79]。通過分析《申報》撰述的文章，有研究者認為對早期報人“借報端以發抒抑鬱”，對“國計民生，漠不關心”的敘述失實。“如果把梁啟超的辦報時間作為界線，來論定報紙的優劣和報人品質的好壞，顯然不符合曆史的實際情況。”[80]此時《申報》一批具有秀才身份的報人，雖沒有日後梁啟超等人的影響力，但也並非想象中那麽落魄潦倒。他們和王韜一起，事實上已經在19世紀70年代開啟了中國報刊的體製外批評。與後期的革命派激進報人相比，《申報》的言論顯得穩重甚至偏保守，這也是該報討論和批評得以常態化進行的一個原因。
《申報》上的批判和討論，為中國公眾展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奇妙世界：可以目睹不同意見的生成和博弈，那似乎是一個一切皆可討論的紙上世界，是羅伯特·達爾所說的每個人都會以某種方式被卷入政治體係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意味著對國家政治論證、判斷的形式本身，開始了重大改變。在此過程中，報人通過手中之筆擁有了一種傳統政治體係之外的輿論力量。中國報刊政治討論的正當性、合法性，以這種日常出版的方式悄然啟動，可謂波瀾不驚，卻收驚心動魄之效。此後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常在“中外新聞”欄內較固定地刊發“論說”，並大體維持每天一篇的做法，就是積極借鑒和效法作為“上海版”模式重要代表的《申報》的結果。[81]
就擴散範圍而言，近代上海報刊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全國化視野與影響，這種全國意識並非始於甲午之後的《時務報》。《申報》地處華洋雜處、信息發達、人員流動的上海，1887年已在北京、天津、南京、武昌、廣州、重慶、香港、濟南、長沙等全國32個地區駐有“訪員”，主要讀者不僅包括上海，也分布於江、浙等中國知識精英集中的地區，其示範和影響力絕非僅限於上海。上海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來自報刊輿論，到戊戌變法時期更是如此。《時務報》所附英文標題：The Chinese progress，顯示了它的雄心絕不在上海本地。“《時務報》及其他維新報刊宣傳的成功，塑造了上海作為全國政治宣傳中心的形象。”[82]此後無論數量、質量還是影響力，上海都是中國最重要的輿論策源地，印刷業也成為上海最早一批產業工人的來源地。這一切的發生，《申報》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