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譯報：辦報的正統“回憶”
傳教士導入近代報刊技術和出版形式，並將報館、報人的形象、地位進行新的再造，但就中國內部而言，作為一種公開的民間表達而非體製內議論，報刊的興起離不開“合法”地位的獲取和實際活動空間的拓展。從這個角度考察，不難發現新式報刊的正當性很大程度上為官方自身開啟，其動因根植於早期對外部世界的不安和“洋務”的自強需求，這可上溯到第一次鴉片戰爭。
作為近代較具世界視野的官員，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已經注意到，“夷人刊印之新聞紙”將廣東事與該國事互相傳遞，“互相知照”[36]。他將翻譯自新聞報刊的譯稿統稱為“澳門新聞紙”（指翻譯采用的原刊在澳門出版）[37]，認為這種“新聞紙”是探訪夷情的重要手段，甚至將之視為製敵之術，稱翻譯之後“所得夷情，實為不少，製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38]。毫無疑問，林則徐這樣的官員不可能將報刊視為大眾媒體，新聞紙即“內地之塘報也”的看法也明確顯示了他對西方報刊的認識，來自傳統邸報框架。林所看重的是報刊之中的“情報”，目的是“發揮報刊傳播信息的功能和輿論的功能來推動自己的事業，隻是以情報的觀點來利用報刊”[39]。盡管如此，《澳門新聞紙》還是經常被認為是第一份國人所辦報刊，由於以翻譯的“譯報”麵貌出現，因此帶有服務本國政治、軍事和外交目的，即日後王韜所言強國之需的知己知彼：“采錄海外事，凡土地之廣狹，風俗之強弱，技藝之良桔，言之纂詳，必隨事隨時譯而錄之者，蓋即孫子所謂知己知彼之意”[40]。因林則徐的身份和自強訴求，這種“傳統”不能不抹上濃重的官方色彩。早期譯報活動隨著林的政治命運而暫時中斷，但日後開明官員和致力於改革的知識精英在“回憶”本土新式報紙時，一再追憶到林則徐，並且將譯報作為起點，將辦報視為一種有益國家的改革措施。例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稱：“中國自林文忠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洋務”[41]，並由此描述中國報刊的開端：“乙未（1895年2月—1896年2月）以後，誌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與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42]。康有為在保國會演講中稱：“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為講求外國情形之始。”[4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直接指出，“林則徐乃創譯西報，實為變法之萌芽”[44]。這種“回憶”或指認，無疑對報刊在中國的誕生、發展，賦予了很大正當性，持續影響著早期報刊參與者。《時務報》興起時，總經理汪康年最初的設想也是以譯報為重點，他在1898年《國聞報》刊登的啟事中稱：“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彼此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以酌折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45]汪氏還在“中國公會”章程草案中，寫下了計劃“附刊於譯報之後，如款項稍充，則會報宜別行，專報會中事務”[46]。梁啟超刊發在《時務報》的人生第一篇論述報館功能的文章，首先提及“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議天地矣”。
譯報以通中西、知夷務之名，成為中國近代報刊正當化的一個源頭，辦報得以被合法描述。早期傳教士報刊雖然影響巨大，但對高級官員林則徐首創和譯報助國的強調，或者說“建構”，可謂意味深長。它指認了官方的支持或默許，包括譯西報在內的各項翻譯工作也一直獲得政府支持，並在甲午後獲得最高統治階層的明確肯定。1898年8月，梁啟超關於鼓勵編譯，設立編譯學堂（上海）的構想得到上諭批準，考核合格者由此可以“準其作為學生出生，至書籍報紙，一律免稅”[47]。
對官方來說，譯報無疑存在一個很現實的缺陷，即隻將信息從西方向中國傳播，而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如果從官方角度觀察中國近代報刊史，人們可以發現，開明官員從林則徐到張之洞以及之後更晚近的熊希齡，均有各種辦報構想。張之洞希望在“外侮日亟，事變日多”的時局下，報紙可以將中國和東西洋各國的“愛惡攻取，深謀詭計”，互相攻發駁辯，中國可以“兼聽而豫防之”，此為“天下之至便也”[48]；熊希齡曾有過辦一個“環球報”的構想，未果後改為支持外交官王慕陶創辦遠東通信社[49]，試圖代表中國政府發聲，李盛鐸[50]以及南北洋東三省總督都是這個新聞機構的重要支持者和讚助人。[51]上述行動的一個重要動機仍是了解、應對西方。訴求相當具體，如獲取海外軍政信息等。隨著現代外交體係逐步建立，官方還希望報刊在外交上代表中國發聲，反擊國際對華不利輿論。
（二）作為“洋務”的報刊
中國早期報人、報刊的出現，並非對西方的簡單模仿，而是有著強烈的務實理性和現實訴求。新式報刊作為一種帶有先進印刷技術的外來事物，某種意義上當然可視為一種特殊的“洋務”，國人辦報也由此可視為洋務運動在文化生產領域的延伸。它既是知曉洋務的渠道，辦報本身也是一種新式“洋務”活動。早期報業的緣起，中國不同於西方的一大特征，是後者首先起源於商業貿易需求，前者則更多基於“救亡”和“自強”背景，來自“自強”意識的萌發。[52]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對中國更多的是給予打擊，“那麽對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下一代的人來說，西方卻成為仿效的榜樣，以便更好地加強中國的實力來對付西方”[53]。譯報的正當性和將報刊作為“知夷”工具，顯示了新式報刊、報人興起的一個內部視角。
與此對應，第一批將“師夷長技以製夷”在新聞領域落實的人，正是一些“睜開眼看世界”的讀書人[54]，他們是中國近代報紙最早的一批創辦者，背後所勾連的是一批洋務運動推動者。此時的洋務派官員、知識人和新興紳商通過西方技術、思想緊密聯係為一體，共同構成了西式技術的熱衷者。一些報刊參與者與官方關係密切，如後來擔任李鴻章幕府的伍廷芳曾為英文《刺報》翻譯；日後出任駐外總領事的《華字日報》承辦人陳靄廷曾在《德臣報》“任譯著之事”[55]；容閎1874年創辦的《匯報》（News Collector ），招商局總辦唐景星為幕後大股東。因此，這段時期國人所辦報刊常被稱為“洋務派報刊”。[56]
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陳旭麓稱：“人們多注意1840年的時代意義，實際上1860年同樣是一個重要年份，就社會觀念的新陳代謝來說，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顯的標誌意義。”[57]隨後，西方文明以一種強有力的方式突然介入中國人的生活。通商條約城市成為西學傳播的重要基地，少數中國人開始主動尋求西學或通過合譯形式參與西學傳播，其中包括官員，不過就介入報刊來說，這一興趣主要集中在口岸知識分子和接近洋務派的文人。直到甲午之前，中國雖一再麵臨西方衝擊，並為此被迫簽訂若幹不平等條約，但政府高層和底層民眾總體上並無強烈的危機意識，危機意識主要萌發於洋務派幕府和口岸知識分子，他們覺察到此番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外來者，並非曆史上“華夷之辨”中的那些所謂“野蠻人”，而是擁有先進器物和自身文化，前者已在戰爭中得到血淋淋的證明，這不得不讓一些知識人在思考堅船利炮之外，考量其背後運作的製度和“文明”。在此探索學習中，西人新式報刊作為一種超越邸報的上下溝通工具，很自然地，成為值得嚐試的模仿對象。
當然，此時這種思考仍多少帶有懷疑和猶豫，並無深入展開的社會土壤，沒有得到傳統科舉精英圈的全麵反應。事實上，甲午之前的早期報人被描述為混跡報壇的“買辦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改良派、洋務派知識分子等。相比之下，柯文用“早期改革者”來界定這些早期報人，更富有解釋力。“實際上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積極參與了創辦中國近代報刊。”[58]在早期開放的城市中接觸西人和他們的文化，不少人直接在外國人主辦的報紙中工作。除了洋務派文人和接近西人的舊式文人，留學人員也成為早期報刊參與者，因此林語堂稱，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報紙在幾個海歸學者的領導下開始興盛起來，他們是伍廷芳和容閎”[59]。不過這種說法並不公平，實際上辦報行動在不少口岸城市各自開花，除了香港，廣州、上海、漢口、天津等均可看到辦報嚐試，隻是香港更具言論自由環境。
上述報刊首先是西式技術和“洋務”的鼓吹者。人們注意到，科技內容一直是早期中文報刊的核心內容之一，對西方傳教士報刊而言，科技不僅是展示西方先進文明的一種手段，也與他們對宗教與科學的理解有關。此時受到19世紀“常識哲學”[60]影響，很多傳教士相信人們可在理性的引導下想象上帝的存在，受此影響的著名傳教士丁韙良在《天道溯源直解》中稱，“萬物的理，沒有不用心追求的。何況那造物主的主宰，人生的始終，焉有不更講究真確的呢？”[61]西人報刊傳播的科學理念，對近代中國精英影響深遠，如譚嗣同在其著名的《仁學》裏，用“以太”來解釋“氣”和物質不滅，這個19世紀的物理學名詞即來自傅蘭雅的譯書[62]。
早期報刊的另一個期待，是成為政治“自強”的有效工具。王韜將西來新聞紙這一工具的價值道破：“原夫日報之設創自泰西各國，固所以廣見聞、通上下，碑利弊灼然無或奎蔽，實有裨於國計民生者也。”[63]當1870年2月王韜結束歐洲之旅返回香港，對西方已有近距離觀察的他不久創辦了《循環日報》，公開主張“師夷長技”。
通過報刊傳播新知、借以自強的思維一直延續到戊戌維新前後，報刊與救國自強的聯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長期存在，這無疑有助於早期報人獲取行動的正當性。對試圖變革的官員來說，由於報刊被認為博聞開風氣，可以“知病”，指出朝政問題所在，這符合他們改善政治之需。比如，在張之洞看來，官員對很多問題“即知之，亦不敢盡言之”，而報刊則可發揮獨特優勢，甚至在一些問題上（如外交）做到“昌言而無忌”[64]。這種觀念並非罕見，而是日益為更多政治精英接受。戊戌變法期間，瑞洵所上“遍設報館”提議，得到諭旨批注稱“報館之設，原期開風氣而擴見聞”[65]，顯示官方對報館的認知，與推動國家和社會改良相聯係。可惜由於官方改革一直難以深入政治製度層麵，本土報紙的獨立批判功能並沒有得到真正呈現，直到甲午之後政治改革啟動之初，“維新派所熱衷的‘時務’‘知新’‘國聞’‘湘學報’等，從報名看也沒有溢出‘新知’的邊界”[66]。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自強運動的延伸，早期報人經常有反擊西方的訴求，鄭觀應、王韜、陳熾、陳靄廷等人程度不一地論及外報的不公正與偏見，所謂“詆毀當軸、熒惑視聽”，並將這一點歸入自辦報刊的緣由之中。一些早期本土報刊與西人主辦的《申報》還發生了最早的筆戰，這正與洋務運動背後的訴求暗和，即學習和模仿是為了對抗與反製。將報刊作為一種富強和“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工具，亦是如此。對此，曾編輯過《上海新報》的著名傳教士傅蘭雅深諳其道，日後他如此評價中國的洋務運動和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改革：“唯一目的並不是為了啟蒙中國，而是幫助中國了解外國人的一些情況，以便能成功地與他們鬥爭，最後把他們全部驅逐出境。”[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