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什麽喜歡打開報紙去觀看那些已經發生的事實，如同兒童喜歡喋喋不休地描述其一天的事情或“人們喜歡看熟悉場景和人物的小說或電影”？對此，麥克盧漢的回答是：“因為對理性的人來說，在新的物質形態中看見或認出自己的經驗，是一種無需代價的生活雅興。”[83]這是他所謂理解媒介的關鍵。晚清新式報刊的出現卻更加讓人興奮，其引人之處除了這種“再現”，更在於人們處在一個巨大的國家和消息封閉的政治製度下，報刊披露給普通人過去難以獲悉之事，並提供一個可以討論的渠道。可以想象，這給了那些第一次接觸的人以怎樣的興奮和啟發。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後稱：“專製之國家，最惡報館，此不獨中國惟然，而中國尤甚者也。”[84]報刊之所以吸引知識精英進入其中，這一切的發生需將其置於近代中國背景之下。由此，後來者方能更好地理解這一行業及其從業者的社會形象、功能所發生的改變。報人正當性與社會形象的變遷同步演進，互相促進的背後，推動力量固然很大程度來自西方新式報刊的導入和示範，卻脫離不了中國人“自強”的社會心理與實際需求。
早期來華傳教士以及創辦《申報》這樣商業報刊的西方人，直接目的當然並非推動中國現代報刊出現，進而推動政治改革，而是宗教或商業利益。不過客觀上卻幫助中國完成了從古代“報刊”到近代化的轉身，並塑造了一個新的報人形象。19世紀來華的西方人士多少經曆了西方報刊實踐和新聞自由理念的洗禮，他們的報紙從一開始就大異於中國古代“報刊”，均將新聞報道或言論置於主要位置。此外，西人習慣於以民間、社會立場，在報紙上展開政治話題，大膽提出批評，在其看來此為報刊角色或價值的應有之意。當發現這些觀念為中國所無，他們強調先進的報刊形象以及報人的社會地位，不僅可使自己的報刊傳播更容易獲得影響，更可通過報刊便捷地導入各種新知識、思想，影響中國知識精英。激發後者的思想與西方接軌，這無疑最終有利於西方人的在華事業，無論宗教還是商業。因此，在進入中國不久，《萬國公報》等即展開了係列思想啟蒙，很快他們的目的已不滿足於通過報刊傳播宗教，而是改變社會麵貌，甚至希望中國在政治上展開改革，從一個自負的腐朽的帝國，走向他們所希望的文明開化。
如果說早期傳教士報刊議政影響有限，《申報》則展示了報刊作為現代大眾媒體施加影響的能力。從傳播效應看，後者彰顯了一種長期的社會效果，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由於通過一個商業報刊的日常報道來進行，因此並未觸發中國官方的敏感，《申報》悄然建構起了一個體製外的輿論勢力。當它的政治批評日益增多特別是涉及中國政府、官員時，依托巨大的讀者群和影響力，從而曆史性地展示了報刊批判、監督的功能。與此同時，由於引入介紹諸多西方政治觀念[85]，《申報》部分承擔了早期公共啟蒙職能。
無法否認，西方報刊在華展開的政治討論和批判，離不開租界和西方強勢政治或治外法權的保護，《申報》甚至被認為是當時遠東地區最為自由的報紙，如果失去這些屏障，這些報紙新的形象和功能將失去發揮的空間和持續的影響力。從這一點來說，西方示範者從一開始帶來中國本土之外的政治理念，它影響著早期中國報人，此後，王韜、梁啟超等人頭腦中所潛伏的政論基因與此有關。當然，早期報人除了認知西方報刊，也從中開掘符合中國政治的正當性因素，以匹配內心的傳統政治抱負，從學習夷情、軍務到習新知、開社會風氣，莫不如此。這種認識由於林則徐等官員的加入，更加具有合法性。早期中國報紙能夠被視為“強國”而非批判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早期報人和官方對報紙均有襄助政府溝通社會的期待。[86]無論是否身在體製，幾乎沒有人將報紙視為一種反抗的工具，當報紙政治參與的功能在甲午後彰顯並突出疏離、批判的一麵，才得到官方管製意義上的重視。
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前，國人辦報雖然經曆諸多挫折，但大體上一直可以“生存”。在此過程中，公眾生活和政治思維方式悄然發生變化，卻難以覺察，畢竟早期讀者和當局對報刊的各種功能以及如何控製，均所知甚少。在不知不覺之中，報館和報人的地位隨著他們建構的輿論日益強大，言論的性質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體製外的報人在投身報界之後，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可以作為一個政論家，進而成為政治家報人或所謂報刊意見領袖，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式“精英”。
[1] 此時，“清王朝雖已清楚地展現出王朝衰敗時種種常見的特征，但是這種傳統性衰微的意義，比起儒家王朝觀念（而不是皇族）的衰敗，就相形見絀了”。（〔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2頁）
[2] 又譯郭實臘等，他是少有的被馬克思點名批評的西方來華傳教士。
[3] 馬禮遜曾任職於英國駐華使團和東印度公司。
[4] 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9頁。
[5] 林語堂著，王海、何洪亮主譯：《中國新聞輿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8頁。
[6] 這種“丁”字形結構，丁字上麵一橫代表統治集團內部的信息傳遞，通過各級政府機構一個個節點的層層擴展，治理信息由中央政府一個點金字塔般地擴散到統治機器的每個部件；丁字中間的一豎是中央政府政令教化之類的信息縱向對民間的傳遞。這兩方麵格外發達，有一整套嚴格的製度和完備的設施加以保障，因為這是維係一個龐大帝國正常運行所必不可少的。丁字下麵的勾是民間自發的信息傳播，包括明清的報房。（參見李斯頤未刊書稿。另參見〔日〕和田洋一：《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第20～23頁）
[7]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8～9頁。
[8]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73頁。
[9] 《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曆》，《梁啟超全集》，第477頁。
[10] 《論政府擬設檢報局》，《東方雜誌》，1905年第2卷第1期。
[11] 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第271頁。
[12] 薑別利分出常用、備用和罕用三大類，使用一種元寶式子架。（參見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96～97頁）
[13] 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03頁。
[14]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2頁。
[15] 參見李秀雲：《中國新聞學術史》，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17～23頁。另據研究，《申報》為18篇。（參見馬光仁：《〈申報〉與新聞學研究》，《新聞大學》，2009年第2期）
[16] 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54頁。
[17] 在報紙連載後，《泰西新史攬要》1895年正式出版即告洛陽紙貴，出版達3萬部。1898年增加普通版，初印5000本，在兩學期內就賣出4000本，以至於全國四處都是盜版翻版，屢禁不止。據稱在杭州有6種翻版，到了1898年四川多達19種翻版。（參見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59頁）
[18] 〔英〕麥肯齊著，〔英〕李提摩太、蔡樂康譯：《泰西新史攬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89頁。
[19] 〔英〕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0頁。
[20] 1896年期印約4000本，次年增至每期5000本，1898年至1900年，全年總銷數分別為3.84萬冊、3.92萬冊和3.62萬冊，戊戌政變後數量有所下降，到1902年以後開始回升，年均銷數約四五萬冊。（參見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43～44頁）
[21] 傳教士伍德反映，1899年他去江蘇北部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從來沒有傳教士去過，卻發現幾乎所有村莊都有廣學會出版的書本，那裏的老百姓對他很好，熟悉廣學會出版的一些書刊。（參見《廣學會年報》第十三次（1900年），轉引自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66頁）
[22] 參見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台灣三民書局，1983年。
[23] 張朋園：《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98頁。
[24] 《中外記聞》發行方式甚至也一度模仿《萬國公報》的贈送方式，瞄準那些富有影響力的人群：梁啟超每天撰寫一篇言論，每天一張，隨著京報發行渠道送到各個官宅。
[25] 沈國威、內田慶市、鬆浦章編著：《遐邇貫珍》，第714～715頁，轉引自黃旦：《媒介就是知識：中國現代報刊思想的源起》，《學術月刊》，2011年第12期。
[26] 《新報之速》，《教會新報》，第2473頁，轉引自黃旦：《媒介就是知識：中國現代報刊思想的源起》。
[27] 〔英〕麥肯齊著，〔英〕李提摩太、蔡樂康譯：《泰西新史攬要》，第155頁。
[28] 《英國新報之盛行》，《申報》，1873年2月18日。
[29] 鄭觀應：《盛世危言》，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42頁。
[30] 王韜：《論日報漸行於中土》，《弢園文錄外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9頁。
[31]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第108頁。
[32] 羅誌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頁。
[33] 《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餘英時文集》第七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4頁。
[34] 竇宗儀：《李鴻章年（日）譜》，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304頁。
[35] 非基督教運動發生於1922年至1927年，後期又和國民革命運動交匯。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表麵上是對外來宗教的批判，基督教同中國社會的關係發生了重大改變，教會出版物也隨之失去了對中國世俗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力，隻能在社會下層作為傳道工具存在。（參見李斯頤：《新聞事業發展史綱》（擬）未刊書稿）
[36] 《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林則徐書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頁。
[37] 《中國叢報》《廣州紀錄報》等本在廣州刊發，不過在林則徐整頓海防期間短暫遷址至澳門。
[38] 《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林則徐書簡》，第44頁。
[39]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458頁。
[40] 《日報有裨於時政論》，《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轉引自夏業才：《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和〈循環日報〉的創辦》，《曆史研究》，1990年第2期。以下《循環日報》轉引同。
[41] 張之洞著，李忠興評注：《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1～132頁。
[42] 張之洞著，李忠興評注：《勸學篇》，第131頁。
[43] 康有為：《三月廿七保國會上演講辭》，《戊戌變法》（4），第408頁。
[44] 《戊戌政變記》，《梁啟超全集》，第191頁。
[45]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中華書局，2007年，第51頁。
[46] 汪詒年：《汪穰卿先生傳記》，第40頁。
[47] 《戊戌政變記》，《梁啟超全集》，第199頁。
[48] 張之洞著，李忠興評注：《勸學篇》，第131～132頁。
[49] 遠東通信社為目前所知中國第一家總部設於海外和首家向海外發稿的通信社，於1909年3-4月間以私人名義出麵，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創辦遠東通信社。在比利時首都、俄國首都電局以英文掛號登記為EX-ORIENT。王慕陶，字侃叔，湖北宜昌人，生卒年不詳，初任民政部額外委員，1905年充駐日使館三等參讚，後任駐比利時使館隨員。與維新派和革命派都有淵源關係。1902年，中國教育會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當選為事務長，王慕陶被舉為幹事。
[50] 李盛鐸為1898年與康有為發起成立保國會的晚清重臣，後為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之一。
[51] 王慕陶稱“所有開辦經費均係自行籌集，並由前出使大臣李盛鐸及南北洋東三省總督暗中資助”。（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遺文》卷四，文海出版社，1938年，第189～196頁）
[52] 李彬：《中國新聞社會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1頁。
[53] 〔美〕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132頁。
[54] 吳廷俊：《中國新聞史新修》，複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3頁。
[55]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頁。
[56] 參見許正林：《中國新聞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9頁。
[57]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第109頁。
[58] 〔美〕柯文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頁。
[59] 林語堂著，王海、何洪亮主譯：《中國新聞輿論史》，第69頁。
[60] 這種哲學源於蘇格蘭，18—19世紀流行於歐洲以及傳播到美國不少大學和神學院中，核心觀念之一是知識來自客體本身，而非理念和對世界的想象。而這些“常識”來自主宰自然的全能的上帝。丁韙良介紹和推廣電力、化學等科學常識，與利瑪竇借助科學向中國傳教不同，後者的自然神學來自阿奎那，而丁韙良則受到這種常識哲學的影響，當然其中也有借助科學化解中國崇迷信的意圖。
[61] 《天道溯源直解》為《天道溯原》序言，無具體出版日期，漢口、上海等基督教聖教書會印製。（轉引自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2頁）《天道溯原》來自丁氏在寧波長老教會所做的係列講道，該書在基督教傳華百周年紀念會之前（1907年），被調查選為中文書籍“最好的單行本”。
[62] 即《治心免病法》。傅蘭雅邀請譚嗣同1893年訪問上海的格致書院，回答了後者諸多科學問題。譚嗣同與李提摩太等其他西方傳教士多有接觸，並受其影響。
[63] 《倡設日報小引》，《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64] 張之洞著，李忠興評注：《勸學篇》，132頁。
[65] 《戊戌政變記》，《梁啟超全集》，第205頁。
[66] 黃旦：《媒介就是知識：中國現代報刊思想的源起》，《學術月刊》，2011年第12期。
[67] 轉引自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第306頁。
[68] 熊月之、袁燮銘：《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第162～163頁。
[69] 江文漢：《廣學會是怎樣一個機構》，《文史資料選輯》第43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22～24頁。另參見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第222頁。
[70] 《本報第一萬號議》，《申報》，1901年2月24日。另參見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新華出版社，1988年，第49頁。
[71] 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63頁。
[72] 《申報》，1877年2月10日，轉引自周武、吳桂龍：《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會》，第390頁。
[73] 《本館告白》，《申報》，同治十一年農曆四月三十日。
[74] 王維江：《“清流”與〈申報〉》，《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75] 周武、吳桂龍：《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會》，第389頁。
[76]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幹思考》，《新史學》（台），2003年第14卷第4期。
[77] 《申報》，1885年12月5日。
[78] 〔德〕瓦格納著，李必璋譯：《〈申報〉的危機：1878—1879年〈申報〉與郭嵩燾之間的衝突和國際環境》，《中國近代城市發展與社會經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286～305頁。另外，瓦格納在分析外國社區在中國公共空間發展中的作用時認為，中國政府試圖將外國人的活動限製在經濟領域，而維持其在印刷出版信息方麵的壟斷。Wagner R G.The role of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The China Quarterly，1995，142：423-443.
[79] 《申報》，1872年12月13日。另外“外國人隻在幕後指揮，很少公開出麵”。（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第42頁）
[80]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第16～17頁。
[81] 蕭永宏：《〈循環日報〉之版麵設置及其演變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滬華文報紙間的影響》，《新聞大學》，2011年第1期。
[82] 熊月之、張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76頁。
[83]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增訂評注本）》，第241頁。
[84] 《戊戌政變記》，《梁啟超全集》，第198頁。
[85] 如1887年的《論西國自由之理相愛之情》，被認為是現在所看到的晚清對西方自由概念的最早具體介紹。其中提道“國中有大事，必集官紳而討論”。（《申報》，1887年10月2日，參見熊月之：《晚清幾個政治詞匯的翻譯與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
[86] 即使在稍晚時候參與報刊的精英人物，很多人具有政府背景，如嚴複、汪康年、葉瀚等，他們熟悉建言的套路，也顯示了地方軍政要員對報刊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