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軟實力戰略的切入：國際形象的塑造
國際形象是一個國家特定的整體傳統、特定的經濟政治綜合形態、特定的社會文化風貌等在當代世界空間的特性化反映，是曆史文化傳承中所形成的國家素質及其信譽的總尺度。國際形象是一個動態性極強的綜合體，其往往通過國際輿論而被塑造與傳播，從而影響一國的國際威望。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需要在國家層麵和國際層麵統一中國的國際形象認知，使中國在國際體係中的角色和定位明晰化，強化溝通、促進理解、增信釋疑、化解矛盾，提升國際形象。國際形象的塑造是中國軟實力戰略的切入點。
一、國際輿情中的中國形象雙向解析
1．論調：“唱衰”與“捧殺”
中國在崛起中融入國際社會是21世紀初最具全球性影響力的重大曆史過程之一。麵對中國的崛起，國際社會的各種所謂“論調”真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具典型性的兩種論調是所謂“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比較而言，“中國威脅論”則似乎更具“生命力”，始終陰魂不散，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所謂的“中國能源威脅論”、“中國生態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以及最新的變種，如“中國強硬論”、“中國傲慢論”、“中國必勝論”等等，不一而足。
先來看看“中國威脅論”，單從概念上看，就已經無需對這種“論”做進一步的內涵解釋。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結束至今，影響較大的“中國威脅論”大體上有四次。
第一次發生在1992年至1993年期間。1992年，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羅斯·芒羅發表了《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一文。他把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政治影響力的不斷上升，以及基於此的軍事力量的擴張前景進行了誇大的層層推演，斷言中國就是亞洲真正的威脅。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在對世界上的文明進行大致劃分後，斷言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結合必將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天敵，並從意識形態、社會製度乃至文明的角度對中國威脅進行了分析。
第二次發生在1995年至1996年間。此間，由於台海危機的發生，引發了美國國內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在這場大辯論中，關於中國對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香港回歸意味著自由民主世界將要受到專製製度的威脅等等噪聲甚囂塵上。這些論點集中反映在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羅斯·芒羅合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中。在該書的結尾部分，此二人更是把危言聳聽的本領發揮到了極致，一手導演了“中國對美國：戰爭遊戲”這場大戲。並說道：“在我們進入下個世紀之初時，在白宮進行這種對話是不大可能的，但並非不可想象。中國越是繼續肆意妄為而美國對中國長遠的意向和目標越是抱有天真想法，這種對話某一天出現的可能性就越大。”於是乎就有了概述的結論部分——“對付中國”。
第三次發生在1998年至1999年間。此間，美國先後出現了《考克斯報告》、“李文和案”、“中國政治獻金案”等一個又一個躍居世界各大媒體主要位置的“熱點故事”。美國國會和主流媒體把中國定位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力量。愛德華·廷伯萊克和威廉·特裏普利特更是順勢推出了《鼠年》和《紅龍躍起》兩本“大作”，把矛頭直指中國，放言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種種威脅。
第四次發生在2002年，美國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發表了題為《美中經濟關係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的年度報告，美國國防部公布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力量問題的年度報告》，首次公開指出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僅對台灣，還對中國周邊國家甚至美國構成威脅，對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大加批評，公開質疑對華“戰略接觸”政策的有效性。
以美國為主軸掀起的一波波“中國威脅論”，也如漣漪擴散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近年來，日本、東南亞的某些國家、俄羅斯遠東地區等，也由於種種原因，提出所謂的各式各樣的“中國威脅論”。
“中國崩潰論”則從中國即將崩潰導致的對世界的威脅出發來進行危言聳聽的評論。不少西方人士認為，中國崛起麵臨的困難太多，而且根本無法克服。他們認為，中國麵臨的困難是“空前的”和“極難克服的”。比如，人口負擔太重，提高人均收入的難度極大；自然資源嚴重缺乏，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無法滿足經濟高速增長的需要；教育水平太低，勞動力素質不符合現代化經濟發展的需求；缺少政治製度的保證；地區差異擴大，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嚴重影響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中國的未來充滿變數，即使避免中國陷入混亂，中國的成功也不會持久。極端者則強調這些困難不僅不能克服，而且會無限擴大，最終導致中國崩潰。他們認為，中國以高投入、低產出為特征的經濟模式和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巨大能耗基礎上的發展模式正在走向死胡同。同時國有企業改革、環境汙染、金融體製僵化等阻礙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導致中國高增長難以為繼，即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伴隨著經濟飛速增長而出現的貧富差距、沿海和內陸地區經濟差距的無限擴大等問題，一黨專政無法解決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的社會不穩定等情勢，將導致中國走向崩潰。
“中國崩潰論”以聳人聽聞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而達到頂峰。章家頓（Gordon Chang）預言中國即將崩潰的理論基礎是：第一，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於中央政府的投資，而中央投資的資金來源是龐大的財政預算赤字，長此以往，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撐不下去；第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長期會得利，但是卻必須承受短期的經濟陣痛，在應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挑戰方麵不容樂觀；第三，中國共產黨目前正值第三代向第四代的權力轉移；第四，“9·11”事件後，國際經濟氣候進一步惡化，導致中國出口量減少。這幾個因素同時出現，如果中國政府無法及時拿出對策，就會在10年內崩潰。這樣的論調一度在西方有一定的市場，給中國造成的負麵影響是巨大的。然而，事實勝於雄辯。近年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給了“中國崩潰論”最好的答複，“中國崩潰論”自己“崩潰”了。
以上主要列舉了給中國造成較大影響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不難看出，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某些人士對中國發展的狹隘回應。然而，客觀地看，他們的反應，正是從反麵印證了中國不斷崛起這個無
可否認的基本事實。
2．碰撞：“一種轉變”與“兩種心態”
2008年初，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頗有深意，盡管仍擔心中國超越西方，但“中國威脅”的論調已明顯減少，這反映出決策者和輿論界對中國迅速崛起的不安。他們眼看形勢不可遏製，但又猶豫不定究竟以何種手段來應對。
在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界極具影響力的美國《外交》雜誌，在其2008年1、2月合刊號刊發有關中國的專論稱：“中國的崛起無疑是21世紀上演的偉大戲劇之一。中國非凡的經濟增長和積極的外交已經改變了東亞，而且在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將有更大的增長。”
2008年1月1日，英國主流媒體《獨立報》在以《2008：超級大國的誕生》為題的報道中說，當全世界都在為經濟衰退黯然傷神時，隻有中國處在喜悅之中。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前所未有的國內消費能力，以及上百億美元總投資額的奧運會，都使得它在2008年以國際巨人的形象備受矚目。
在2007年12月31日年終特刊的封麵文章裏，美國《新聞周刊》海外版主編紮卡裏亞開宗明義地寫道：“對美國人來說，2008年關乎選舉；對世界而言，則關乎中國。當奧運會最終揭開它的帷幕，中國將步入國際舞台的中心。” 這是繼2005年9月推出“中國世紀”特刊後，《新聞周刊》再次宣布未來屬於中國。特刊呼籲，美國政府必須盡早製定長遠的對華政策。這個名為“中國2008”的年終特刊，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曆程。特刊認為，這30年帶給中國的變化，不僅僅表現在持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數字上，更表現在個人的命運之中。“過去30年，4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這個數字占了整個上世紀脫貧人口的75%。到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拉動幅度首次超過美國，“這也是1930年以來美國第一次被超過”。特刊認為，中國從經濟總量上看，已經迫近超級大國的門檻；算人均水平，中國確實還在“發展中”。特刊認為，直到目前，中國較好地保持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鑒於他們麵臨的挑戰，中國領導人顯示了出類拔萃的執政技巧。” 至於中國崛起帶給世界，特別是美國的震蕩，紮卡裏亞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和爭端——特別在經濟領域——不可避免。”特刊讚賞中國方麵有關“和平崛起”的提法，認為中國方麵已經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中國2008”同時收錄了老布什總統上世紀70年代在中國的日記和紐約市長布隆伯格的新作《多贏的競爭》。前者見證了改革開放前的北京，後者則剛剛走訪了北京、上海。布隆伯格稱，中國的崛起是美國“難以置信的機遇”。最後，特刊得出結論：“2008年是中國的。美國是時候製定長遠的對華政策了。”
2008年1月4日，法國《世界報》在一篇題為《如果沒有中國，我們該怎麽辦》的文章中發出由衷的感歎。文章作者認為，西方應“感謝中國！”該文寫到，誰能阻止世界經濟增長低於4.5%呢？不是美國，它在今年年初幾乎出現經濟衰退；也不是歐洲，其2%的經濟增長率顯得軟弱無力。而是中國，其11%的經濟增長率將會持續。如果不是中國用其巨額外匯儲備1.4萬億美元中的70%投資美國國庫券，誰能阻止美元大幅貶值呢？誰向美國的貝爾斯登公司或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提供流動資金，使得它們克服了因自己的管理失誤而造成的巨額虧損呢？不是在華爾街或倫敦上市的各托管基金，而是北京的主權基金。
有專家指出，西方媒體今天對中國的關注與對蘇聯的關注可謂異曲同工。但與蘇聯隻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揮影響力相比，中國影響世界的模式全然不同。中國並沒有組織以自己為中心的國際組織，相反中國走的是全球化的道路，中國的影響已經深入國際社會。要特別注意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事實對西方人的影響。盡管人們對中國製造有這樣那樣的看法，但西方也意識到如果沒有中國製造，已經難以想像這個世界會是什麽樣。從前蘇聯的影響僅僅是地緣政治上的或者戰略上的，但中國的影響則進入了西方社會的千家萬戶，要西方不關注中國已經很難。
對於西方國家的各種聲音，中國毋須感到驚訝。縱觀西方國家，無論從政要、還是主流媒體，其心態可以概括為兩句話：一是被中國的高速發展和迅速崛起震驚；二是西方國家過去的輝煌和當前經濟發展遲緩以及由此而來的一係列棘手難題的強烈反差，使他們在震驚之餘感到格外的“酸楚”。看準了西方國家“兩種心態”的複雜碰撞，中國似乎就更能夠理解西方政要和媒體話語背後的深意了。
中國要習慣於被別人關注，因為中國的崛起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要以平和的心態，一心一意謀發展，習慣於在各種聲音組成的“環繞立體聲”中與國際社會進行互動，更重要的是踏踏實實地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3．回應：“缺位”與“越位”
中國崛起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於國際社會的關注，必定要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提出，這就需要中國以積極的心態和嚴謹的精神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做出回應。在國人心中，發言人是一個神聖的角色，特別是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更是具有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們代表國家發言。
中國新聞發言人製度的建立和發展是中國與世界對話的一個縮影。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前主任趙啟正回憶，推動新聞發言人製度建立的是國務院新聞辦的前身——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這個小組在1982年起草了一個《關於設立新聞發言人製度的請示》，直接出發點是為了給中國的對外開放服務，讓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經中央書記處批示同意後，中宣部、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於1983年2月聯合下發了《關於實施〈設立新聞發言人製度〉和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1983年11月，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製定並下發了《新聞發言人工作暫行條例》。在當時，這個條例被國務院的大多數部委看做是對外宣傳部門的事，主要是為國外的新聞媒體服務。因此，當時隻有外交部、國家統計局、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等幾個部委建立了新聞發言人製度，對外召開新聞發布會。從1982年錢其琛首次以新聞發言人身份麵對媒體至今，中國新聞發言人製度已走過28年，基本建立了一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務院各部委、地方省市（含省會市）的三級新聞發言人製度。
進入新世紀，從外部環境而言，以加入WTO為標誌，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加速，國際社
會對中國的關注度也隨之越來越高；從內部環境來看，中國國內改革發展進入攻堅期，各種問題不斷湧現，公眾獲得知情權的願望日益強烈。這直接推動著中國政府把新聞發言人製度的建設、發展和完善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從2003年9月22日開始，來自國務院60多個部委的100多位新聞發言人參加了為期5天的培訓學習。這裏特別要說明的是，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舉辦的第一期全國性的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參加培訓的新聞發言人中，副部級和正司局級領導幹部占了絕大多數。可見，各部門對新聞發言人的重要性是有共識的。
2005年，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被問及對“無可奉告”這個一度極具中國特色的外交辭令的態度時說：“‘無可奉告’這個詞不是不能用，在特殊的情況下也可以用，但是要盡量少用或者不用。因為，作為發言人，有責任向公眾和媒體提供信息，要盡可能地向媒體提供信息。據我的了解，在我們外交部，至少有兩三年沒有用過這個詞了。”由此可見，隨著中國以更加自信的心態麵向世界、新聞發言人製度的不斷發展以及新聞發言人素質的不斷提高，中國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回應著世界的關注。但客觀地看，和國外的新聞發言人製度相比，中國需要學習的東西還有很多，中國的新聞發言人製度還處在雛形階段。
“雛形階段”必然有“雛形階段”的問題。對於中國新聞發言人的水平，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負責同誌曾詼諧地說，“他們剛及格”。這個階段的一個根本問題是中國對世界關切問題回應的“越位”與“缺位”。
中國政府對SARS的最初回應就是個典型的“缺位”的案例。2002年12月22日，一名危重病人從廣東河源轉入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他的症狀十分奇怪：持續高燒、幹咳，傳染性極強。救治過該病人的河源一家醫院就有8名醫務人員感染發病。一個多月之後，SARS發病情況進入高峰，小道消息廣為傳播，老百姓開始搶購白醋、板藍根，囤積食鹽、糧油等生活必需品。但在新聞媒體上卻看不到任何有關報道。直到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報》上登載了第一篇有關SARS的報道。在第二天廣州市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官方確認廣東有SARS病例305例，認為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製。這個消息被新華社當天轉播後，廣東媒體才開始活躍起來，進行跟蹤報道。
國內新聞傳播領域的專家曾表示，廣州的這個新聞發布會有很多缺陷。雖然通報了事件，卻沒有公布SARS有關疫情的相關資料。比如，這種疾病的傳染途徑、發病特征、如何治療、政府采取的具體措施、解決辦法等情況都沒有告知社會。一直到2003年4月3日，衛生部原黨組書記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記者會上仍聲稱“中國是安全的”。4月12日北京市原市長孟學農在會見北京國際公路接力賽部分參賽國代表時說，北京收治的第一名SARS患者已經痊愈，SARS在北京已得到控製，可疑病例正在減少。4月20日，中央宣布撤銷張文康、孟學農的行政職務，SARS的信息才全部被公開，媒體才開始報道真相。因為SARS封鎖信息，政府形象、聲譽都受到嚴重的影響，國民經濟也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但這也讓政府意識到政務信息公開的必要性。從那以後，政府開始全麵推廣新聞發言人製度建設，修改保密法，製定信息公開條例。
在SARS疫情發展的後期，中國政府以積極負責任的態度及時通報疫情和病人治愈及死亡情況，獲得了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的信任，極大地扭轉了最初的負麵形象。也正是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新聞發言人製度獲得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國內新聞傳播領域的專家曾擔憂地說道：“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強調官員要低調，沉默是金。新聞發言人製度與之不符。這個製度是在非典之後被迫出台的。2008年5月1日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是為應付奧運會匆忙出台的，這個條例沒有對官員信息公開的激勵機製。”國新辦副主任王國慶擔憂，新聞發言人成為一種“形象工程”，有的部門和地方的發言人名單一公布，並無後續，發言人不發言；新聞發言人製度的建設成為了某些政府官員拒絕媒體采訪的盾牌，而新聞發言人再度壟斷信息，躲避記者，或者總是無可奉告，使新聞媒體原本很困難的采訪變得更加困難。
反觀之，中國政府、學界和民間對已故哈佛大學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反應，實屬“越位”。
20世紀90年代初，亨廷頓和他的“文明衝突論”蜚聲全球，而震驚世界的“9·11”事件又似乎以一種“典型案例”的方式把亨廷頓和他的理論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文明衝突論”的影響力更是在一夜間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圍，成為世界各國高度關注的一大熱點新聞。
然而，中國是如何反應的呢？從政界、學界、新聞媒體，聽到了一邊倒式的批判。一種最常見的說法是，不同的文明之間不僅有衝突，更有對話和交流，應該和諧相處。這些批判的基調似乎是，亨廷頓提倡文明的衝突，容易引起世界的混亂，必須予以批判。對此，有學者氣憤地說道：“真是匪夷所思！亨廷頓何曾主張文明之間要衝突！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家，他隻是在闡述他對當代世界的看法，而且這些看法被後來的曆史事實所驗證。需要清楚說明的是，文明的衝突是亨廷頓對世界曆史的預測與描述，而非他的主觀願望和希望。”對於國人的表現，這位學者接著反思道：“中國學者對亨廷頓的批判，含有典型的掩耳盜鈴式的思維方式。亨廷頓提出了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間存在的差異以及由此而來的衝突的可能。對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應該感謝他的敏銳，進而未雨綢繆。不過，曆經一個多世紀的衝擊之後，很多中國人被西方文明嚇破了膽，即便是對於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可能存在衝突的預言，也心驚肉跳，隻想將腦袋埋到沙子裏，視而不見。”
而中國官方似乎也做出了令人費解的舉動，這裏不再一一列舉。試問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應當以怎樣的心態和行為行事呢？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在分析了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新形勢後，指明了抓住機遇、發展自己的有利國際環境，堅定實行開放以借鑒和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沒有這樣的胸襟和氣魄，就沒有30年後繁榮和富強的中國，更何談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越是加速崛起，就必須越來越以積極的、建設性的心態聽取國際社會上的聲音，不能隻聽讚揚的，也要聽批評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