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公眾外交戰略的內涵與理念

由上可見，一方麵，近年來中國在融入世界的進程中，開始認識到與世界溝通的重要性，並已經采取行動，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麵，中國在與世界的交流上還存在著一係列不容忽視的問題。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向世界說明中國，把一個真實、客觀的中國形象傳遞給世界，為中國改革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是中國必須麵對而且要解決的問題。而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可以為達到這個目的服務。

1．公眾外交的內涵

作為一種積極的外交形式，公眾外交古已有之，但正式、有組織的公眾外交活動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7年4月，參戰不久的威爾遜政府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該委員會的任務是在美國國內營造戰時氛圍；對外則使世人相信，美國將擊敗德國軍國主義，使世界重歸民主與和平。

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為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美國國際文化項目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這一術語是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院長埃德蒙·古裏恩（Edmund Gullion）首次使用，以用於命名新建立的愛德華·R·默羅（Edward R. Murrow）公眾外交中心。在默羅中心早期的教科書中，“公眾外交是通過公眾的態度影響對外政策的製定和實施。它是指傳統外交之外的國際關係：政府在其他國家製造公眾輿論；一個國家的民間團體或利益集團與其他國家的民間團體或利益集團的往來；對外事務的報道及其影響；外交官與外國記者等之間的交流；跨國文化交流等。”“公眾外交的核心是信息與思想的跨國際流通。”

從“公眾外交”這一術語誕生至今，世界各國學術界和外交界對其涵義有著不同的看法，存在著廣泛的爭議，其中尤以公眾外交相對發達的歐美國家最具代表性。相對於美國常用的公眾外交，英國稱之為“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主要是指一國政府所從事的對外文化溝通與交流。

美國公眾外交谘詢委員會在1985年年度報告中指出：“公眾外交通過向外國民眾解釋美國的政策，向他們提供有關美國社會和文化的情況，使他們許多人親身體驗我們國家的多樣性，以及為美國駐外大使和美國對外政策決策者預測外國公眾輿論，來補充和加強傳統外交。”在這裏，美國公眾外交谘詢委員會著眼於公眾外交更深層次的國內社會基礎、文化認同與價值內涵，對公眾外交的內涵提出了更為深刻的見解。

1987年美國國務院出版的《國際關係術語詞典》認為，“公眾外交是指由政府主辦的、意在引導或影響其他國家公眾輿論的項目；主要工具是出版物、電影、文化交流、電台和電視。”

從事公眾外交活動近半個世紀的美國前新聞署則認為，“公眾外交通過了解、引導和影響外國公眾，加強美國公民和機構與外國公民和機構之間的對話，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可見，在本質上屬於“低級政治”的公眾外交在一個更加開放、靈活的層麵運作，但其根本性、戰略性意義不容忽視。

《與世界溝通》（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的作者漢斯·N·塔什（Hans N. Tuch）既是一位有著豐富公眾外交經驗的資深外交官，又是公眾外交研究的權威人士。他把公眾外交界定為，“政府在海外塑造美國外交政策推行的溝通環境，以降低由於誤解和誤判而導致的，使美國與其他國家關係複雜化的程度。”

根據以上幾種頗具典型性的看法可以發現，公眾外交是指一國政府通過推動信息和思想的跨國流動，以外國公眾為對象的外交活動，強調了公眾外交的外向性維度。但仔細考察公眾外交相對成熟的歐美國家，不難發現，公眾外交還有一個鮮明的“內向性”維度，也就是政府與本國公眾在外交領域的互動。“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

在積極推進針對阿拉伯國家的溝通與交流的同時，在外交領域與本國公眾的互動明顯加強。英國在改革公眾外交機構的計劃中，設立了針對與國內少數族裔溝通的組織，以使政府與本國公眾的溝通更加全麵和富於成效性。這就是說，公眾外交的核心是與公眾的交流，而成功的交流取決於一國政府與本國公眾和外國公眾兩個群體的溝通與對話。可見，公眾外交是內向性維度與外向性維度的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基於此，從外向性維度考察，公眾外交強調的是“對象性”，即一國政府針對外國公眾所從事的外交活動，旨在樹立本國良好的國際形象，影響外國公眾輿論，塑造有利於本國外交政策推行的國際政治生態，促進他國有利於本國政策的產出，屬於一國對外事務範疇。從內向性維度審視，公眾外交強調的是“主體參與性”，即在一個日益民主化和開放的世界中，各國公眾對本國外交政策的製定和執行的知情權與參與權。旨在使本國的外交政策得到本國公眾的理解與支持，在對外交往中使本國的國家利益得到更充分、更準確的表達，加強公眾對本國外交事務的監督與製約，促進本國外交民主化，屬於一國國內政治範疇。隻有從這兩個維度審視，才能真正厘清公眾外交的內涵，製定合理的公眾外交戰略。

從公眾外交的內向性維度審視，政府與本國公眾在外交領域的互動涉及公眾對政策問題的提出，政策的辯論與最終出台，以及政策執行的反饋等過程的知情權與參與權。它不可避免地要使一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複雜化，並承受來自民間的巨大壓力，這是外交民主化不可避免的代價。從公眾外交的外向性維度審視，相對傳統外交， 它以形式的公開性、內容的客觀性、作用的間接性突顯其特征。公眾外交的效用等級一般可分為四等，即一國說明其外交政策和政策形成的國內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這種說明為公眾所理解——公眾在理解的基礎上願意支持其政策——公眾形成對一國良好的綜合評價，以及對其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的認同。這也是中國涉足中國公眾外交研究的母體性起點。

2．中國公眾外交戰略的理念

作為麵向公眾的外交，公眾外交有其實施的特定難度。成功的中國公眾外交戰略必須遵守一係列最基本的理念。

第一，任何政策都需要進行充分說明。

中國公眾外交戰略的根本任務是向世界說明中國，樹立起良好的國際形象，使得本國和世界各國公眾能夠理解和支持中國的外交政策。一般來說，外交事務是涉及國家和國際層麵的複雜問題，普通公眾很難解讀並理解。因此，政策說明就顯得尤其重要。“政策製定者必須記住這樣一句話：一項沒有解釋清楚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大家支持的。”換言之，任何政策都需要進行充分的說明，這是求得理解與支持的基礎。“把好事辦好很難”的政策哲理，從一個更深層次提示中國，哪怕是一項擁有良好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政策，也要進行充分的說明。

向本國公眾說明外交問題並非易事，向文化差異較大的地區和國家的公眾進行說明就更加不易。但也必須認識到，無論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曆史文化傳統差異有多大，根植於人類共同情感的基本價值是相同的。要在對對象國曆史文化傳統有深入了解的基礎上， 用對象國公眾易於接受的方式闡述問題，要盡可能使用通俗、簡明的話語，使普通公眾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相對充分的信息。

第二，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的傳輸是根本。

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進行說明是必要的，更要深刻而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一項具體的外交政策都根植於中國的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之中。從一個更加深刻和長期的視角考察，對中國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傳輸是根本。這是因為，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相對於具體的外交政策而言更具有穩定性，是中華民族優秀曆史文化傳統的積澱和集中反映。對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理解，有益於對具體的外交政策的深入理解和考量。

事實上，由中國首倡的 “新安全觀”、“和諧世界”、“和平發展道路”等戰略理念，都深刻地蘊含著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性主

題，是中國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凝練化表達，在國際社會產生了較好的影響。特別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是成為當代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根本準則，廣為世界各國所接受。

第三，充分發揮媒體的重要作用。

當今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快速發展，媒體的重要性愈加凸顯。國際輿論鬥爭的能力正在成為一國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6月，胡錦濤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指出：“做好新聞宣傳工作，關係黨和國家工作全局，關係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關係國家長治久安。”縱觀當今世界傳播領域，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不平衡、不公正的現象很突出。極少數西方傳媒巨頭壟斷著國際輿論。與此同時，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聲音被無情地壓製，國際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按照西方想要的方式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偏見比無知更可怕”的魔咒不時發作。這樣的客觀情況，更要求中國重視和積極發揮媒體的作用，打造一批業務水平精深、具有開闊國際視野的新聞工作隊伍，深入開展與國際同行的交流與合作，在激烈的競爭中不斷加強自身傳播資源的整合和傳播能力的建設，為中國的和平崛起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貢獻一份力量。

第四，信息的提供要具有連續性與客觀性。

在信息革命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沒，信息來源的信譽度的高低，成為衡量其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指標。這樣的客觀情況，就必然要求信息的提供具有連續性和客觀性的特點，信譽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積累起來的。由於曆史原因，“宣傳”（propaganda）一詞常帶有貶義色彩，某些政府的宣傳，煽動輿論、欺騙公眾、顛倒黑白，給人留下極其惡劣的印象。曆史和現實一再表明，虛假的、欺騙性的宣傳會產生事與願違的效果，最終的敗露不可避免（哪怕可以暫時得逞）。小布什政府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的輿論誤導及其可恥下場為此做了最好的注腳。因此，從一個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在尊重事實、傳播事實的基礎上，各國的政府和媒體要努力超越意識形態的狹隘界限，真正成為世界各國人民之間交流的平台，在國際關係中發揮推動民主、促進合作的積極作用，這才是基於人類理性和良知的正確抉擇。

第五，克製與傾聽的重要性不亞於說明。

公眾外交的兩個維度均要求中國向公眾進行說明。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傾聽是中國公眾外交戰略的又一原則。克製的態度和真誠的傾聽是中國有針對性地進行公眾外交的前提及其高效能的保證。生硬的態度與急躁的表態隻能帶來有害的結果。傳統外交如此，公眾外交更是如此。誠如美國前國務卿克林·鮑威爾所言：“在所有的力量顯示中，克製最令人折服。”這是他結束戎馬生涯時的一句感言，其中所含的深意更是令人深思。

第六，高素質的外交官是公眾外交的寶貴資源。

與公眾交流是公眾外交的主要運作方式。在海外，外交官具有直接與外國公眾麵對麵交流的優勢；在國內，外交官的特殊身份帶著毋庸諱言的獨特魅力。一個真正的外交官，不僅要完成國家交給的特定政治任務，還要具有與公眾交流的傑出才能，架起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公眾溝通與友誼的橋梁。過去，在“外交無小事”的政治話語下，中國的外交官將主要精力投放在政治、經濟、外交等高級政治領域，而對與公眾的交流重視不夠，在這方麵存在的問題已經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2009年，胡錦濤和溫家寶分別在人民網和新華網與網友對話，就中國的內政外交等問題，開誠布公地與世界各國公眾進行交流，贏得了國內外的廣泛讚譽。中國前外交部長楊潔篪在2010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也明確指出“：我們將鼓勵我們的外交官，在國內更加積極地走向公眾、走入高校、走近媒體；在國外是更加積極地走出去，向各界介紹中國國內的情況和中國對外政策方針。”經受國際洗禮的中國外交官會在與普通民眾的交流中體驗到一種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為世界各國公眾了解中國做出新的貢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