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想說一點，即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國家，在曆史的每一個重要的關頭，都不能不麵對這個悠久的傳統，說它是“負擔”也好，說它是“資源”也好，不麵對是不可能的。曆史的經驗已經反複告訴了我們這一點。更重要的是，傳統是活著的，它就在我們的身旁。我們“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傳統文化對於我們是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麵”（T.S.艾略特）。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個悠久的有活力的傳統文化會滲透於每一個人的血肉中，成為一種無意識般的存在，必然會通過一代又一代人接續下去。
就是那些反傳統的人，他們身上也必然存在一種文化悖論：一方麵，他們拒斥傳統，批判傳統，力圖割斷與傳統的聯係；但另一方麵，他們又必然承受著傳統，有時不得不服從傳統。實際上，任何民族的任何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進入文化遵從的軌道，無論是什麽樣的天才人物，包括文學創作上的天才作家，都必然有一個文化遵從的過程，就是那狷狂乖張的莊子，宣布“上帝死了”的尼采，隻要我們認真地研究他們的著作，我們就會發現，他們的石破天驚的言論，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變了態、變了形的文化遵從的產物。文化是一種有形的又是無形的力量，不知不覺地沉澱於每個人的血肉中。
魯迅是中國現代史上反傳統文化的一個先鋒，但是，他同時又用了大量的時間來學習、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從6歲開始，他就開蒙讀書，一開始就讀經書，《論語》《孟子》等，後來在“三味書屋”，什麽難懂的古籍，都一一做了研究。在北京工作時，還抄過古碑等。他深受傳統文化的熏染，傳統文化成為他的精神生活不可剝離的一部分。這裏且不說他在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上、審美選擇上、藝術技巧上的吸收，單拿倫理道德來說，魯迅在一些關係到個人的重大選擇上，也常常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遵從。例如，與朱安女士的婚姻，就魯迅個人的意願而言，當然是不同意的，但他在日本接到母親的來信，說是已經訂了親，女方完全是按規矩教養大的，又不識字，自己也沒有見過，起初他要求退婚，然而母親第二封信來了，說不能退婚，魯迅就隻得退一步，說第一要朱安放足，不要纏小腳，第二要朱安進學堂讀書識字，可母親的信又來了，說朱安已纏了小腳，放不開了，同時也不願進學堂讀書。在母親的促逼下，他隻得回國並接受了這門婚姻，在結婚那天，他頭上還裝了假辮子，婚後第二天，他還跟朱安去娘家“回門”，盡量遵守禮數。後來他對自己的行為一再解釋，說他之所以在當時接受這門婚事，主要是不願違背母親的願望，為了盡孝道。“孝道”是什麽？還不是儒家的禮教嗎？僅從這一件事，就說明了對於傳統文化的遵從，即使像魯迅這樣有鬥爭精神的人，也是不可抗拒的。有人覺得，魯迅是號召人們摒棄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但又不得不學習甚至適應傳統文化，“這對他的一生來說，是一個嘲弄”。我對這種說法是不能苟同的。要是這些人知道文化遵從對任何人都有極為強大的滲透力和控製力的話，也許他就不會有這種感覺了。文化遵從對作家個人而言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藝術創造力的源泉之一。
文化是一種知識和文化範型，文化遵從就意味著不斷積累知識和範型，對作家而言，知識和範型的積累並不是什麽負擔，相反，這是他的創作的泉源之一，因為創作首先要觀察，而觀察跟自己的知識和已有的範型的多少是密切相關的。英國現代藝術史家岡布裏奇認為“所見出於所知”。人們常認為，作家所寫的是他的所見、所聞、所感，其實作家所寫的是他的所見、所聞、所感與他的所知所形成的獨特的詩意關係，如果沒有作為初始範型的“知”作為參照係，他麵對他的對象就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當然也就寫不出。岡布裏奇在《藝術與幻覺》一書中，力圖證明的就是這種具有文化內涵的初始範型的“知”的重要性，他說：“在表現不熟悉的對象時，熟悉的對象總是一個恰當的起點，一個現成的再現性形象總是對藝術家施加它的影響，即使在他努力去記錄真實時也是如此。因此，古代的批評家曾經注意到，有些著名的古代畫家在畫馬時犯了一個奇怪的錯誤：他們把眼睫毛畫在馬的眼瞼上，這是屬於人眼而不是馬眼的特征。”[7]這裏談的是繪畫，但用來解釋作家的創作也是完全合適的。對作家來說，所謂“熟悉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從文化遵從中獲得的知識，這些知識構成一個範型，他就憑著他所熟悉的範型去觀察、去體驗、去描寫、去表現。文化是一種有形的又是無形的力量，不知不覺地沉澱於每個人的血肉中。
魯迅的小說《祝福》，無疑是揭露封建禮教的殘酷無情的吃人本質的，對傳統文化的劣根性進行了批判，但就魯四老爺和祥林嫂之間的主、仆關係的範型來說，則是作家從文化遵從中獲得的，沒有魯迅所熟悉的封建社會中主、仆關係範型，這篇小說就沒有“恰當的起點”，盡管在小說中作家的思想態度已不是“文化遵從”，而是“文化疏離”，但這種“文化疏離”是從起初的“文化遵從”中擺脫出來的結果。魯迅從不回避自己的“文化遵從”，他早期所寫的《破惡聲論》中對傳統文化充滿感情，如他所說：“顧吾中國，則夙以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凡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製，無不據是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輕舊鄉，以是而不生階級”“凡所自詡，乃在文明之光華美大，而不借暴力以淩四夷，寶愛平和，天下鮮有。”[8]這些敘述，足以說明魯迅從幼年起受中國固有文化的熏染，“文化遵從”是他生活的起點。在他覺悟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病後，他也曾自我解剖說：“就是思想上何嚐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9]所以，對於魯迅來說，《論語》《孟子》《莊子》《韓非子》等所有他所熟悉的或鑽研過的經書和一切古籍，都是他心中打開的書，他對這些書是欣賞還是厭惡，都是他的“所知”，是他的文化初始範型，他後來筆下所描寫的所表現的，不僅僅是他的所見、所聞、所感，而且是他的所見、所聞、所感與所知的一種獨特的關係。換言之，他是從他已獲的文化初始範型去掌握現實的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遵從是他的藝術創造力的起點。
我們說“文化遵從”是作家藝術創造力的根源，還在於上麵所說的知識和範型，在作家的頭腦中經過無數次的反複，已經變為作家的無意識，成為一種“情結”，成為他的內在的、非自覺的動能。列寧曾說過：“人的實踐，經過千百萬次的重複，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來，這些格正是（而且隻是）由於千萬次的重複才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列寧這裏所說的“邏輯的格”與我們所理解的“文化範型”有相似之處：它們都是經過千萬次的重複才獲得的，並具有“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現代心理學表明，在文化遵從反複過程中作家所獲得的文化範型是通過“內化”的機製獲得的。“所謂內化指的是一種過渡，由於這種過渡的結果，對付外部物質性對象的外部形式的過程轉變為智慧方麵、意識方麵進行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經受了特殊的轉化——概括化、言語化、簡縮化，而主要的，是能夠超出外部可能性的界限而進一步發展。”[10]內化在作家這裏就是將外部的文化形態轉化為作家心靈內在的知識、範型，或者也可以說是“邏輯的格”。這種過渡的深刻性在於：它已經從意識的層麵，轉化為無意識的層麵，所以能夠“超出外部可能性的界限而進一步發展”。對作家更有意義的一點是，文化遵從同人類的其他活動一樣，是通過千萬次的反複而實現的，在這反複的過程中，由於具有概括化、抽象化、簡縮化，文化遵從的具體的內容都可能作為曆史而消失，但它的一般形式，即範型，如時空結構、模式特征、活動的次第，卻隨著文化遵從的不斷進行從具體的內容中遊離、獨立出來，逐漸在作家的身上成為一種相對固定的範型沉澱下來，使它能夠作為一個“格”不斷開辟創作的新天地。為什麽在許多作家那裏，在他的一係列作品中總是重複出自一個範型的同一個母題，如屈原的“上下求索”，陶淵明的“隱逸”，杜甫的愛民與忠君，白居易的諷喻等，作為一種母題在許多作品中出現，這與他們在文化遵從中所獲得的範型密切相關，或者說，範型的鞏固性和無意識性，使他們在變換了作品的具體內容之後，仍然不自覺地落入了已獲得的範型中。不僅如此，同一時期遭遇相似的作家，也常在不知不覺中落入同一範型，其原因也是“文化遵從”的相似沉澱為相似的“邏輯的格”。由此不難看出，作家從文化遵從（活動）的反複過程中獲得的範型，一旦變成了無意識和直覺，它的強大的動能就會產生無窮的再生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的作家總是不由自主地與傳統構成同時的局麵。
更進一步說，我們無法拋開先輩創造的精神遺產，我們隻有解釋他們的精神存留物。我們每時每刻與傳統共處。即使在大變革時代，傳統也不會消失，它仍然在起作用。德國哲學家加達默爾說：
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變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時代，遠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的東西在所謂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來，並且與新的東西一起構成新的價值。[11]
加達默爾的話是很有道理的。改革並不是拋棄傳統，而往往是利用舊的傳統，構成新的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古代的哲學、倫理學、語言學、文學、教育學、經濟學等，都沒有得到係統的整理。正是在“五四”的反傳統的文化運動中，由於引進科學的方法和新的觀點，這些古老的東西終於得到係統的整理和科學的研究，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等，都是在“五四”新精神的啟發下，“化腐朽為神奇”，使古老的東西煥發了青春。這樣，這些活動就與傳統構成了同時的局麵。
還有，解釋前人的精神文本，是一個每時每日都在發生的事情，是現代人的一種理解活動。在這種理解活動中，現代人不是消極地接收什麽固定的意義，相反，意義是古人與今人共同創造出來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說：
把某某東西作為某某東西加以解釋，這在本質上是通過先行具有、先行見到和先行掌握來起作用的。解釋從來不是對某個先行給定的東西所作的無前提的把握。準確的經典注疏可以拿來當作解釋的一種特殊的具體化，它固然喜歡援引“有典可稽”的東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東西，原不過是解釋者的不言自明、無可爭議的先入之見。任何解釋工作之初都必然有這種先入之見，它作為隨著解釋就已經“被設定的”東西是先行給定了的，這就是說，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見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給定了的。[12]
海德格爾強調人類的理解活動的“先行具有、先行見到和先行掌握”，強調主體在解釋曆史文本時候的主動性，這並沒有否定古老曆史文本的重要性。實際上人類的理解活動是一種雙向的對話過程，首先必須有古代的文本，它向理解者發出信息，而理解主體則以“先行具有、先行見到和先行掌握”向古老的文本發出信息，在這兩種信息的交換中，或者是互相重合，或者是互不相同，或者是互相修正，或者是互相妥協……終於構成了現代人的理解活動。人類的理解活動證明，傳統是活的，它沒有死去，它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理解活動的基礎，並在新的一代人參與下，創造出新的價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