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人完全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產生出對傳統的“眷念”，與“五四”新文化時期對古老傳統的批判看似完全不同，實則有相通之處。因為“五四”時期人們看到的是中華古老傳統的惰性、封閉性所產生的俗氣和淺薄的一麵。中國現代偉大思想家、文學家魯迅終其一生就是在與傳統文化中那些麻木、庸俗、虛偽、落後、俗氣、教條等作殊死的鬥爭。我們不會忘記他的《狂人日記》，不會忘記其中耳熟能詳的一段話：“凡事總需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魯迅對舊文化的批判的確是十分徹底的和全麵的。他當年力主對外國的東西采取“拿來主義”，就是要用西方的現代文明來對抗中華古代傳統的封閉、落後、虛偽、平庸、俗氣等，以使中國人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當時，拿孔子為代表的儒學來開刀，的確是一種需要。胡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封建勢力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形勢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的。當時的反孔至少有兩層含義。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時代的‘道德、禮教、生活、政治’，這些是和建設現代的新國家不相容的，所以陳獨秀說：‘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第二，2000年來，孔子被尊為聖人，人們隻能以孔子（或後世對孔子的‘權威’解釋）之是非為是非，否則就是離經叛道的罪人。打破這種偶像，使人們能夠獨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要求，這也是它主張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3]當時反孔的這兩層意義都是時代的要求，孔子及其學說既然是與科學與民主相對抗的，那麽當時反孔是有充分的社會曆史條件的內在根據的。

這裏，要補充一層的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人的覺醒的運動，是個性解放的運動，長期以來，中國社會一切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孔子的思想死死地束縛了人的覺醒和個性的解放，所以反孔也是一代人精神解放的需要。當然，魯迅和他那個時代追求國家現代化的人們，因為受當時強大的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認為“新的總比舊的好”而對傳統說過一些過頭話、矯枉過正，也是可以理解的，並不是什麽大過失。今天的人們責怪魯迅等先行者對傳統否定過多，甚至給扣上“反傳統主義”的帽子，我認為是有失公允的。

這裏我還想表達另一點意思，“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不能扣上“反傳統主義”的“帽子”，還在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並沒有反一切傳統文化。可以說，他們是對傳統文化進行一次價值重估。魯迅說：“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古人所創的事業中，即含有後來的新興階級皆可以擇取的遺產”。[4]他還說：“我們不但是文藝上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5]“整理國故”的口號就是他們提出來的。他們解釋傳統的文化著作，但不再沿用舊說，而用新的觀點進行價值重估。例如，過去總是以“溫柔敦厚”的詩教和“文以載道”的文論來評價文學，重視文學的道德倫理的教化作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則更重視文學的真與美的價值，對於善的標準也賦予新的內涵。這樣，不能登文學大雅之堂的“小說”，重新受到重視與評價，並在文學史上占了一席之地。現在被某些人稱為“文學的聖經”的《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就是由“五四”時期的“新紅學”學者們發現的。第一部真正的小說史就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和魯迅用新的時代的眼光看問題，多不滿傳統文學的“大團圓”，原因是這種“大團圓”往往是人為的編造，不真實。魯迅欣賞《紅樓夢》，重新解釋《紅樓夢》，其原因也是《紅樓夢》的藝術真實性，他說：“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6]至於鼓吹賈寶玉、林黛玉的反對封建禮教、要求個性解放的精神，更是對“善”的重新解釋。值得申說的是，他們對傳統的重新解釋，實際上是他們對自身存在意義的理解，也可以說他們要在對傳統的重新解釋中來發現自己、肯定自己，宣揚科學、民主和個性解放的價值觀念。

這就是說，“五四”的“反傳統”和當代的“傳統主義”都以反對平庸、虛偽、俗氣、淺薄為旨歸，都以人的精神現代化為旨歸，“五四”的“反傳統”是要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來擺脫古代傳統文化那種無生氣的、麻木的、僵死的東西，以實現人的精神的現代化；今天我們承繼文化傳統，是要以傳統文化中的人文倫理精神來擺脫現今流行的拜金主義、拜物主義等，其目的也是促進人類精神的現代化。因此，在建設人類精神的現代化上，它們似乎是相同的。

由此我們不難想到，中華古代文化有兩麵，有人文、儒雅、智慧、淳樸、自然、真實、善良、超脫的一麵，同時又有殘忍、愚昧、虛偽、庸俗、封閉、停滯的一麵。可以說是精華與糟粕並存。這就要看我們所處的是什麽曆史文化語境，時代需要什麽精神文化。“五四”時期，傳統文化的殘忍、愚昧、虛偽、庸俗、封閉、停滯妨礙了我們的生存與發展，妨礙了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反傳統主義”由受壓迫的地位逐漸占了上風，就不足為奇了。現在，當社會轉型時期的拜金主義、拜物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讓平庸、俗氣、粗卑的市民主義“汙染”了我們的精神生活，人們想到並推崇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儒雅、智慧、淳樸、自然和超脫，不也就很自然了嗎？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今天學者們看重傳統，也是要解釋傳統，以新的人文視點重新闡釋傳統的文化文本，釋放出傳統文本中健康的、清新的、向上的信息，以重新塑造現代人的靈魂，以健康的精神境界，去麵對這“錢”欲橫流、“物”欲橫流、人欲橫流的世界，為人類營造新的精神家園。是否可以這樣說，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是為了對抗封建主義的話，那麽我們今天需要“國學”則是為了對抗“拜金主義”和“拜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