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代文論的研究已經公認為“國學”的一個重要方麵。為什麽在經過了“五四”新文化激烈的反傳統運動之後，在經過改革開放的商業大潮的洗禮之後，在20世紀90年代和在21世紀開篇之際，所謂的“國學”又會“熱”起來呢？這是偶然的嗎？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這不過是某些知識分子“為學術而學術”，以逃避社會喧嚷的無奈的行為？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學術出台，思想淡化”？

這裏我們認為要談一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90年代的“國學熱”之間的聯係。

9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種呼喚中華古老傳統文明的熱潮。從先秦諸子學派、漢代儒學、魏晉玄學、隋唐達到高峰的佛學、宋明理學、明代心學、清代乾嘉小學等，都被重新拿出來研究。傳統的文學藝術及相關理論的研究熱潮也有增無減。對中華傳統文化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空前的。更不用說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大量印刷和廣泛流傳。《唐詩鑒賞辭典》《宋詞鑒賞辭典》等的發行，可以說創造了書籍發行之最。我有一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唐詩鑒賞辭典》就發行了80萬部，到90年代早就超過百萬部。目前一切所謂的暢銷書都在它的麵前“相形見絀”了。當然，我這裏所說的“國學熱”，也隻是與以前的國學研究相比較而言的。實際上，如果與目前社會的經濟活動大潮相比較，學術研究的狀況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但不論怎麽說，學術研究，特別是“國學”又重新受到了知識界的重視，各種研究課題和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曾經在“五四”時期被列為要打倒的“孔家店”（孔子），在經曆了近70年後，又被尊為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教育家，古代文明的先驅和聖人。一部由中國書店1994年出版的其規模達280萬字的《孔子文化大典》的皇皇巨著，這是為“隆重紀念孔子誕辰2545年”而作的。在題為《孔子——永恒的人類偉人》的“代序”中讚美說：“孔子作為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儒家哲學的開山鼻祖，首創儒家學說體係。他的學說、思想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在哲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政治學等諸多人文科學領域內均有獨創與建樹，其博大思想，符合中華民族的需求，適應了當時的中國國情，形成了傳之久遠的時代精神。”[1]甚至說，“孔子站在中華民族的前列。‘背著因襲的重擔，肩著黑暗的閘門’，使中國奔向新的未來。”[2]耐人尋味的是其中用當年反孔先鋒魯迅的話來讚美孔子，其美化孔子之“用心”可謂“良苦”。老子和莊子開創的道家的崇尚自然的哲學，在環境遭受嚴重汙染的今天，他們似乎成為“綠色”思想最早的提倡者，更成為“香餑餑”而受到眾多學者的青睞。

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進入20世紀90年代成績斐然，學界矚目。首先是研究的層次提高了，不再視為一般的“詩文評”，而把它看成我們今天必須麵對、繼承、借鑒的古代文學理論。1996年文論界提出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話題後，大家似乎從這裏看到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的生機，一時間文論界內外的學者爭相發表意見，成為學術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盡管“現代轉換”是十分困難的，但仍有不少學者在這條路上探索，這是極可敬佩的事情。其次，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中，隻有對兩本書的研究被真正稱為“學”，一是“紅學”，一是“龍學”，由此可見文論代表作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成熟時期。最後，關於中國古代文論的論文發表之多，質量之高，也是空前的。可以舉的例子是，《文藝研究》雜誌從1979年到1999年發表的關於“意境”的研究論文達到30餘篇；1996年出版的複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通史》，達到7個分卷，質量也有很大提高。

一時間，“國學”又成為顯學。連“五四”時期為革命開路的“反傳統”也受到各種質疑和詰難。林毓生教授那本廣為人知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集中批判了“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反傳統主義”，書中說：“這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傾向方麵的差異影響了他們反傳統主義的特質。但他們卻共同得出了一個相同的基本結論：以全盤否定中國過去為基礎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現代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對‘五四’反傳統主義所以激烈到主張中國傳統應該予以摒棄的問題，是無法從心理的、政治的或社會學的概念來加以解釋的。”這本書於80年代中期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學界引起廣泛注意。不少學者沿著這條思路對“五四”的“反傳統”進行這樣那樣的批評，似乎“五四”的“反傳統”精神不行了。當然，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對傳統文化的鼓吹和對“五四”反傳統的否定，認為這些人又要躲到“故紙堆”裏去討生活，對現實生活采取隔離的態度。爭論甚為激烈。這個新的學術景觀是怎樣出現的呢？是傳統文化變了呢，還是人們的觀念變了呢？

就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境遇”來說，在經過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冷遇後，在80年代“改革開放”後就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90年代開始，傳統文化似乎迎來又一次“青春”。應該說傳統文化還是傳統文化，傳統沒有變，變化了的是現實生活。在經過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初步洗禮之後，現實生活中出現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拜物主義、拜金主義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麵“旗幟”。

“物”和“金”都不是壞東西，甚至是我們追求的東西，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發現的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即曆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必須首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其他活動。我們當然要發展經濟，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要有錢有物，有豐富的錢與物，我們不願再返回那種物質極端貧乏的生活，這一點自不待言。但是一旦“物”和“金”成為崇拜的“主義”，社會問題就來了。因為一個社會如果隻重經濟活動，隻重“錢”與“物”，甚至形成一種經濟決定論，把經濟活動推到極端，那麽社會生活就會失衡。

社會是由人所組成的，人之所以是人，就因為人既需要物質生活，也需要精神文化生活。人們要是沒有精神上的追求，那是非常可怕的。因為在沒有精神文化的追求的情況下，人的原始的欲望就會立刻膨脹起來。為了滿足這種動物性的欲望，需要錢與物。在缺乏金錢與物質的條件下，他們就會鋌而走險，不擇手段地去偷去搶去受賄去貪汙去走私去幹一切見不得人的事情。現在的情況是，金錢的威力滲入到生活的各個角落，連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無法抗拒市場化的力量。書刊電台電視本來是用來傳播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的，但是為了盈利而去投合受眾的低級趣味，去搞暴力的、引誘人的、蠱惑人的東西，結果是精神的產品變成了金錢的奴隸。

金錢的“魔鬼”幾乎無所不在。打開電視，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得接受那鋪天蓋地的各色各樣的商品廣告。盡管你不是女人，你得看各種新式的衛生巾廣告；盡管你不需要隆胸，你得看各種隆胸術的宣傳；盡管你不需要那些奇裝異服，你還得忍受那些穿著奇裝異服的女人在你麵前扭來扭去……不但在電視廣告中，而且在你閱讀報紙的時候，你在大街上散步的時候，在你打開電腦的時候，在你娛樂的時候，在你談情說愛的時候，在幾乎一切時候，你都無法拒絕這些東西。現實生活的許多方麵都變得俗不可耐，人的淺薄與庸俗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這樣，有精神追求的人，還有智者，就不但不願意走這條充滿俗氣、淺薄和庸俗的道路，而且還要與這些東西隔開。他們要摒棄這種非人的庸俗生活。於是他們扭過頭看自己祖先所創造的文明，並從那“仁義愛人”的倫理中，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中，從“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義”的教導中，從“和而不同”“群而不黨”的人際理想中，從“天地之性，人為貴”的人文追求中，從“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親和中，從“民貴君輕”的政治理想中，從“無為無不為”的辯證思想中，從“與天地萬物相往來”的自然觀中，從風、雅、頌、賦、比、興的詩性智慧中，看到儒雅而純正的背影，或看到順應自然的境界，他們連忙往回走，試圖看到傳統背影的正麵，去領略那闊大恢宏的中華古典文化的氣象、精神、詩情和韻味。於是我們重新發現孔子入世之道，重新發現莊子出世之道，重新發現漢學的古樸之道，重新發現玄學的思辨之道，重新發現盛唐之音，重新發現宋明理學之理……神往古代傳統是人們試圖擺脫現代社會俗氣和淺薄所做的一種努力。他們也許都知道這些研究對於社會不會有直接的效用，有的研究不過是“為學術而學術”，但是他們相信，他們的研究是“無用之用”，今天看來沒有直接的效用，可隻要研究下去，不斷積累，就能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人生。一切真、善、美的東西都有存在的價值並成為生活的“酵母”。中國先人所創造的真、善、美的東西也必然有存在的價值並成為今日生活的“酵母”。

應該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曆史文化傳統的國家，它的傳統是豐富而多元的。除了儒、道、釋以外，還有許多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