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觀群怨”，是儒家詩論的傳統命題，王夫之對其十分服膺，提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興、觀、群、怨，詩於是盡矣”，此話分別出自《詩譯》第二則和《夕堂永日緒論內編》第一則，可見在其詩論中具有一種提綱挈領的性質。但王夫之所理解的“興觀群怨”又與傳統闡釋有諸多不同，有其自身的獨特性。
“興觀群怨”最早由孔子提出，《論語·陽貨》有相關記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8]
這裏所說的“詩”，指《詩經》，“興觀群怨”則指《詩經》的功能與效用。孔子的這一“興觀群怨”說，其實內含著一種詩歌藝術的審美功能，但最終旨歸則為“事父”“事君”，這就將“興觀群怨”限製在了具體的社會意義層麵。漢代以來的諸多注疏家，如鄭玄、孔安國等，基本都是在社會政治層麵闡釋“興觀群怨”，純粹將《詩經》作為“補察時政”的政教工具，而且其疏解流於僵化與瑣碎。對此，王夫之批評說：“釋經（此指《詩經》——引者注）之儒，不證合於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為株守之兔罝。”[29]儒家經生式的牽強附會、拘泥舊說的政教讀法，確實使《詩經》喪失了美感。而沒有審美體會，沒有自得之情，《詩經》的“興觀群怨”又從何說起呢？王夫之由此對“興觀群怨”做出了異於舊說的獨特闡釋。
王夫之在詩論中多次涉及對“興觀群怨”的解說，而以上麵這段最為集中和全麵，故不避繁冗，援引於此。王夫之的“興觀群怨”說至少有三個重要突破。
第一，王夫之並不將“興觀群怨”簡單視為詩歌的四種功能，而是稱其為“四情”。這就將這一傳統的詩歌功能論提升到了“動人四情”的詩歌本體論的高度。我們知道，王夫之詩論的基本立足點即是“詩道性情”論，而這裏的“四情”理論，無疑是其“詩道性情”論的突出體現之一。在王夫之那裏，詩之所道“性情”，不僅指作者之性情，也包含讀者之性情。這一情本體論，是王夫之解詩說詩的重要關節點，也是其詩論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
在《四書訓義》和《四書箋解》中，王夫之說得更為明確：“詩之泳遊以體情，可以興矣；褒刺以立義，可以觀矣；出其情以相示，可以群矣；含其情而不盡於言，可以怨矣。”[31]“況‘興觀群怨’非涵泳玩索，豈有可焉者乎？得其揚挖鼓舞之意則‘可以興’，得其推見至隱之深則‘可以觀’，得其溫柔正直之致則‘可以群’，得其悱惻纏綿之情則‘可以怨’。”[32]這裏對“興觀群怨”的說明恰切地注釋出王夫之“四情”理論的內涵，所謂“泳遊體情”“褒刺立義”“出情以示”“含情不盡”，所謂“揚挖鼓舞之意”“推見至隱之深”“溫柔正直之致”“悱惻纏綿之情”，都明確標示出對主體情感傳達的重視。王夫之在阮籍《詠懷》其十二的評語中也說：“唯此窅窅搖搖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內，可興，可觀，可群，可怨，是有取於詩。”[33]可見，“真情”是“興觀群怨”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四情”貫通在詩的一切“真情”之中，並成為溝通作者之情與讀者之情的橋梁，正是在這個層麵上，王夫之說“詩於是盡矣”。
以情本體的眼光來重新觀照“興觀群怨”，必然使“興觀群怨”的內涵更接近於審美領域，更注重詩歌作為審美活動的非目的性和非功利性。但王夫之並未止步於此。作為儒家詩學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並不反對詩歌藝術的教化目的，他本人在“詩樂一理”論中所體現出來的也正是一種“樂教”精神，但王夫之顯然不同於前輩陋儒視詩歌為政教附庸的觀點，其高明處在於，既看重詩歌的審美特性，也看重詩歌的教化作用，並將詩歌之社會功用牢牢緊扣在審美體驗的基礎之上，詩歌成為集功利性與超功利性的結合體。而在這一過程中，將“興觀群怨”的傳統闡釋路向扭轉到主情論的軌道中，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步。
第二，在“四情”論的基礎上，“興觀群怨”不再是彼此獨立的功能單位，而成為一個彼此關聯的情感整體。王夫之說：“‘可以’雲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一首詩隨著欣賞角度和方式的不同，既可以用來興，也可以用來觀、群、怨。如果在泳遊體會的感興之情中內含褒刺深義，那麽這一興情就會更為深遠；如果在褒刺之義中還能涵泳人情，那這一褒刺之義就會更加清晰；如果在“含情不盡”“悱惻纏綿”的怨情中能做到溫柔正直的情感交流，那麽這一怨情就會令人更加難忘；如果在溫情相示的交流過程中能做到“悱惻纏綿”“含情不盡”，那這一交流就會使人們之間的情感更為深厚。在這裏，“興觀群怨”的關聯與轉化被王夫之表述得淋漓盡致。顯而易見，在這個相互關聯、相互轉化的結構中，“情感”成為溝通四者的重要紐帶。對此，王夫之有更為清晰的闡釋：“可以者，無不可焉，隨所以而皆可焉。古之為詩者，原立於博通四達之途，以一性一情周人倫物理之變而得其妙。”[34]顯然，在王夫之那裏，“一性一情”已被明確認定為“隨所以而皆可”“博通四達之途”的內在依據。
若細細觀察，還會發現，王夫之在諸多場合對“興觀群怨”的闡釋其實主要是分成兩組進行的，即“興觀”與“群怨”。如其所言，“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明顯是將“興觀”與“群怨”分別論述。相較之下，王夫之對“興觀”更為重視，他曾言，“可以興觀者即可以群怨”[35]，可知在王夫之看來，“群怨”是可以涵攝包容於“興觀”之中的。另外在上麵引文中，他舉了周康王與謝安觀詩的兩個例證，分別說明“興而可觀”和“觀而可興”，從中也可看出他論詩的重點更偏重於“興觀”。已故朋友中國古文論研究專家陳良運先生曾從創作角度對此作過解釋：“從創作角度說，依王夫之的說法，‘興’和‘觀’是基本的起點，無‘興’不‘觀’則無法進入創作過程；‘群’和‘怨’則是要求詩的感情達到一定的強度，沒有一定強度的感情不能扣動讀者的心弦，因此，‘群’和‘怨’實質是‘興也深’、‘觀也審’的客觀標準；要實現這兩個客觀標準，重點還是要在‘興’和‘觀’上下大功夫。”[36]將“群”和“怨”釋為“興也深”“觀也審”的客觀標準，確是別具慧眼。
第三，王夫之“興觀群怨”論的另一突破，是明確引入了讀者的維度。從鑒賞或者說讀者體驗角度解讀“興觀群怨”，是王夫之“四情”說得以成立的重要根據。他明確提出：“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因為每個人的情感狀態並不一致，因此，當每位讀者從自己的情感世界出發，去欣賞作品的時候，他們對作品的理解自然會形態各異。王夫之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此理：“《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即為冰鑒。‘舒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關雎》本來隻是一首興詩，但是周康王聽了卻能看到自己的毛病，此即“興而可觀”，周康王的這種理解是由他本人的特殊地位與思想情感決定的。“蒔謨定命，遠猷辰告”出自《大雅·抑》，其意為“謀劃大計，製定教命，為了長遠之道而按時施政於民”，這是敘述為政的方法，從中可考見政治之得失，因此王夫之說它可“觀”。而在《世說新語·文學》中，謝安卻稱這兩句純客觀的可觀之詩有“雅人深致”，此即“增其遐心”，即“觀而可興”。謝安之所以對“蒔謨定命，遠猷辰告”二句如此稱道，是因為作為東晉執政者的他，對這兩句詩產生了深深的共鳴。王夫之對這一作品含義在讀者心中遷移轉換的現象給予了充分肯定，而對謝枋得、虞集那樣僵化直露、“株守”舊說，不能發現作品豐富意蘊的說詩者則表示出了深深的鄙夷。
從注重詩歌鑒賞的差異性的角度看，王夫之對“興觀群怨”的闡釋前無古人，已具有某種現代色彩。美國學者宇文所安曾評價說：“按照他的觀點，一首詩所具有的‘興觀群怨’之情發生在閱讀之中，它不是等待讀者去發現的原有特性，而是原有特性與讀者所在情境的關係。這個立場與加達默爾（Gadamer）的立場何其相似，在《真理與方法》中加達默爾認同讀者的‘偏見’（prejudice），拒絕施萊爾馬赫試圖恢複文本的原有意圖的解釋學目標。”[37]確實如此，在讀者接受某一作品的過程中，王夫之更突出其中的差異性而非一致性。在《古詩評選》中他曾說：“無端無委，如全匹成熟錦，首末一色。唯此，故令讀者可以其所感之端委為端委，而興觀群怨生焉。”[38]“無端無委”即強調一種不確定性，這與英伽登所說的“未定點”，伊瑟爾所說的“召喚結構”，艾科所說的“開放文本”十分相似，而“讀者可以其所感之端委為端委”則強調了一種自由填空和對話的過程。從曆時脈絡看，王夫之的詩歌接受理論不再拘泥於“以意逆誌”的求一闡釋思路，它承續的主要是“詩無達詁”“詩為活物”的求異性思維。
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與西方闡釋學、接受美學隻重讀者的觀念不同，王夫之的“四情”說在關注讀者的同時，並未忽視作者和作品的重要作用，“興觀群怨”是一個“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的雙向交流過程。
首先，讀者“各以其情遇”的個人化解讀固然重要，但作品中能夠啟誘讀者無窮興會的豐富意蘊也不能忽視。王夫之所謂“延年不如康樂”，就是從作品的啟發性維度做出的比較。他批評顏延之的詩“一致絞直，遂使風雅之壇，有訟言之色”[39]，意即顏延之的詩平直單調如訴訟之辭，沒有什麽啟發性，是無法使讀者“各以其情遇”的，因此不如謝靈運的詩。詩之可貴，就在於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可興、可觀、可群、可怨，“隨所以而皆可”的優秀文本。
其次，在詩歌接受過程中，王夫之雖然更強調作品與讀者間的差異性而非一致性，但他也提到，這種求異性思維絕非天馬行空、胡亂臆測，它仍然要受到作品的一定程度的限製。謝疊山（即謝枋得）解詩喜歡在詩歌原意之外窮索鉤隱，牽強影射，如評韋應物的《滁州西澗》是以君子喻詩人，以小人喻黃鸝，以國家多難喻“春潮帶雨”[40]，完全將詩歌僵化地附會於政治。王夫之對這種離開作品原意而故意穿鑿附會的解詩之法十分厭惡，極為鄙夷。他又說：“如右丞《終南山》作，非有所為，豈可不以此詠終南也？宋人不知比賦，句句為之牽合，乃章淳一派舞文陷人機智。……如此作（指杜甫《野望》——引者注）自是野望絕佳寫景詩，隻詠得現量分明，則以之怡神，以之寄怨，無所不可，方是攝興觀群怨於一爐錘，為風雅之合調。俗目不知，見其有葉落、日沉、獨鶴、昏鴉之語，轍妄臆其有國削君危、賢人隱、奸邪盛之意；審爾，則何處更有杜陵耶？”[41]在王夫之看來，解詩活動不能離開原詩所指向的情感區域，他所追求的是建立在準確理解作品本意基礎上的自由聯想，而非牽強影射的主觀臆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