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美在自然，但這不等於說詩歌寫什麽、怎麽寫也可以聽其自然。鍾嶸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認為寫什麽和怎麽寫都還有一個選擇的問題。《詩品序》寫道：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6]
鍾嶸認為，至於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夏雨，冬月嚴寒，四季中的這些景物最容易感動詩人而被寫進詩中去。聚會時寫詩表達親密的感情，離群索居以詩寄托幽怨。如以下七件事情：其一，屈原被迫離開國都；其二，王昭君外嫁而辭別漢宮；其三，棄骨在北國的荒野，魂魄棲於蓬蒿；其四，拿起武器保衛邊疆，殺氣充塞疆場；其五，有的塞上的征客衣裳正單、閨中的孀婦淚痕已幹；其六，朝士歸隱田園，一去而不返；其七，也有少女美貌傾國，顧盼之間得寵。所有這些，感動人的心靈，不寫詩怎麽表達思想，不久久地歌唱何以抒發感情。在這段話中，有兩層意思：第一，詩人隻有對外物有所感應，才會寫詩歌唱，這就是《詩品序》開頭所說的“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性情，形諸舞詠。”也就是所謂的“物感”說，到鍾嶸這裏最後成熟。這一意思很多學者都反複論述過了。第二，並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陳詩展義”“長歌騁情”，四季的自然景色當然是可以寫的，“怨悱”之情，聚會時的親密的感情，離群索居幽怨感情也自然可以寫，但是更值得寫的是兩種情感，一是豐富性的情感，如“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高興啊，歡樂啊，喜慶啊等，都是屬於人的上升性的情感，這種情感的外溢，就可能是詩是歌；一是缺失性的情感，這就是鍾嶸舉例中七種中的六種，所謂“楚臣去境”“漢妾辭宮”“骨橫朔野，魂逐飛蓬”“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解佩出朝，一去忘返”等。這些事件所引起的情感都是“怨悱”性的情感，即人有這樣那樣的缺失所引起的情感。我這裏之所以用現代心理學的術語來讀解鍾嶸的思想，是因為他所說的詩“可以怨”的“怨”，與“怨刺上政”的那種狹隘的“怨”已經不同，鍾嶸是從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來說明“怨”，而不是局限於諷喻的政治視野來理解詩“可以怨”。他所舉的六個事例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的“怨悱”之情。
更值得指出的是，他所舉的七種中的六種，都是“怨悱”。這種數量上的對比，並非偶然，說明他認為，“怨悱”“悲哀”“悲壯”“悲慨”之情更適合於詩。在實際的評論中，鍾嶸也對具有哀怨情感的詩歌給予更高的評價。如對《古詩》的評議；“意悲而遠”“多哀怨”；對李陵詩的評議：“文多淒愴，怨者之流”；評班姬：“怨深文綺”；評曹植：“情兼雅怨”；評王粲：“發愀愴之詞”；評阮籍：“頗多感慨之詞”；評左思：“文典以怨”。此外還有一些類似的評議。可以肯定的是，鍾嶸認為，哀怨之情更能激動人心，更能感人肺腑，更符合詩的文體。如果這樣的讀解可以的話，那麽我們進一步的讀解是，鍾嶸自覺或是不自覺地提出了詩歌的審悲快感問題。這個問題更具體的提法是，為什麽像“漢妾辭宮”這樣的悲劇，也可以被人欣賞？為什麽“骨橫朔野，魂逐飛蓬”的悲慘場麵也可以被人欣賞？
比鍾嶸早不了多少時間，西方聖奧古斯丁（354—430年）在他的《懺悔錄》裏提出了很相似的問題：“沒有誰願意遭受苦難，但人們為什麽又喜歡觀看悲慘的場麵呢？”應該說，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在現代心理學和美學發展起來以後才逐漸完善的。但是在鍾嶸的《詩品序》中，已經有了部分不自覺的回答。這就是鍾嶸的那句話：“……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鍾嶸意識到，要通過“陳詩”和“長歌”的活動，才能把完全是帶著生活本身的悲愴的苦澀的自然形態的東西，轉化為藝術的可以欣賞的東西。就是說，所謂的“陳詩”和“長歌”，這是一個藝術形式化過程。本來是“漢妾辭宮”的悲哀的事件，在通過“長歌”之後，已經變成了詩，有了詩的意味。這樣就與原本的生活隔離開了，或者說有了心理的“距離”。也可以說，原本的生活事件經過“長歌”之後轉化為“文學事件”。如同美國的美學家喬治·桑塔耶納所說：“在藝術中，表現的愉快和題材的恐怖混合起來，其結果是：題材的真實使我們悲哀，但是傳達的媒介卻使我們喜悅。一悲一喜的混合，構成了哀情之別有風味和刻骨淒愴。”[7]例如，愁，在生活中隻能給人帶來煩惱。但是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賀鑄的“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李清照的“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等詞句，就化愁為美。所以審悲也是會有快感的。鍾嶸提倡抒寫“悲悱”之情，無疑是感覺到了這個問題，並把它提出來了，對後來的文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唐代韓愈在《荊潭唱和集》中就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他在《送孟東野序》中，又提出了“不得其平則鳴”的觀點。宋代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中又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說法。是否可以這樣說，鍾嶸的“悲悱”說，上承屈原的“發憤抒情”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的思想，下啟韓愈、歐陽修的說法，形成了中國文論史上的“審悲快感”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