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詩歌的“滋味”說問題，是中國文論界多數人一致的看法。但是自《文學遺產》1993年第4期發表了日本學者清水凱夫先生的《〈詩品〉是否以“滋味說”為中心——對近年來中國〈詩品〉研究的商榷》後，談論鍾嶸“滋味”說的明顯“沉寂”了不少。應該說，清水凱夫的文章在揭示中國文論界30年來，在鍾嶸《詩品》的“滋味”說上麵，總是重複前人的意見，沒有自己的研究心得，沒有新的進展，的確是有意義的。但是他以日本和韓國的學者為根據，說他們那裏從來不重視鍾嶸的“滋味”說，你們中國學者卻抓住鍾嶸的“滋味”說不放，似乎要表明日本、韓國的研究水平比中國要高，這我就不敢苟同了。另外他引用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一句話：“由是知他所謂‘滋味’，雖然近於神秘，但也不過是曲筆寓言，使有文字以上的意味而已。”即認為連羅根澤都不怎麽買鍾嶸的“滋味”說的“賬”，可見說鍾嶸的“滋味”說多麽重要，就不值一談。這也是我難以認同的。鍾嶸的《詩品》中有沒有“滋味”說，把“滋味”擺到什麽位置上，這要實事求是地看《詩品》中的原文，要以原文為根據。
事實上，鍾嶸在《詩品》中，的確提出了五言詩的“滋味”說。他之所以突出地提出詩歌的“滋味”問題，與他對詩體的看法、對玄言詩的看法有關。在詩體上鍾嶸特別標舉五言詩，他認為古老的四言詩有較大的局限，“文繁而意少”，所以自漢代以來已較少人作這種詩體了。另外他還特別對當時流行的玄言詩提出批評，他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8]意思是說永嘉時期，崇尚老莊道家哲學，世風流於虛玄的清談，詩文的創作哲理多於文采，淡而無味……幹巴抽象好像老子的哲學議論。那麽對四言詩的局限，玄言詩的幹巴，應該怎麽辦呢？鍾嶸在《詩品序》對此做出解答。
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意思是說，五言詩是詩歌中最重要的詩體，是各種詩體中最能表現深長“滋味”的，所以被當代人所采用。這難道不是因為他敘事狀物、抒情寫景，都能表現得細致和深刻嗎？所以詩有“三義”：第一是興，第二是比，第三是賦。言已盡意無窮，這是興；借事物來比喻思想，這是比；直接書寫其事，寓言式地去寫物，這是賦。發揚這三義，斟酌靈活運用，以風骨為情感主幹，並潤飾以文采，使欣賞詩的人感到詩味無窮，聽到的人也受到感動，這樣的詩歌就達到了極致。
關於“味”的問題，早在先秦時期就提出來了，如《左傳·昭公二十年》齊國晏子就提出“聲亦如味”的問題，涉及音樂藝術中的味。孔子聽韶樂，三月不知“肉味”；《樂記》也說音樂的“遺味”問題。但最早把“味”作為一個詩學概念來用的是陸機的《文賦》，陸機對那些質樸無文的詩文不滿，說“闕大羹之遺味，同朱弦之清汜”。到了《文心雕龍》，“味”字頻頻出現，最重要的如《隱秀》篇中說：“深文隱蔚，餘味曲包。”但此前的詩論都沒有把“滋味”作為核心的觀念提出，到了鍾嶸這裏，詩學中的“滋味”說才得以確立。鍾嶸把“滋味”作為評詩的標準，隻有最好的詩才有滋味，“滋味”作為詩學的一個範疇開始形成。鍾嶸對“滋味”的規定，按他本人的意思有三點。
第一，詩的“滋味”有或沒有，關鍵看“指事造形，窮形寫物”是不是“詳切”，越是“詳切”就越有“滋味”。所謂“詳切”的意思，就是深深地切近事物的本來麵貌，實際上就是“神似”，不是一味形似。鍾嶸這樣說是針對當時詩壇注重形似而提出來的。鍾嶸對“滋味”的這一規定，揭示了詩歌應寫事物的內在的精神，是很有意義的。
第二，那麽如何才能使詩歌獲得悠遠的滋味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鍾嶸對賦、比、興進行了重新解釋。也可以說是“曲解”。他首先把“興”放到首位，並以“文已盡而意有餘”解釋之，這種解釋同以往與以後詩學家的解釋是不同的，同時對“比”“賦”的解釋也有點“離題”，他說：“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比者，說是“因物喻誌”，還說得通，但不是很確切。賦者“寓言寫物”，也就是寫物不能單純，寫物要有寄托。這種解釋就離開了“賦”的本旨，可以說這種解釋在中國文論界是“獨此一家”的。另外，鍾嶸對“賦、比、興”的原有的位置也做了調整，變成了“興、比、賦”。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站在鍾嶸的地位上來替他著想，那麽我們就會感覺到，古人的“賦、比、興”對解釋他的“滋味”說，並不是很合理的，但他本身還是受傳統的束縛，找不到新的概念來說明他的“滋味”說，於是不得已的選擇的就是用“賦、比、興”的舊概念，但重新加以解釋，甚至曲解。所以我們如果把“賦、比、興”的舊概念放置一邊，那麽鍾嶸的“滋味”說內涵就體現在“文已盡而意有餘”“因物喻誌”和“寓言寫物”的論述中。這意思就是，詩歌要餘意綿綿，情感不要直接寫出，要通過比喻寫出來，而且還有深的寄托，這樣的詩就有“滋味”了。
第三，鍾嶸認為，興、比、賦三者要斟酌運用，同時注意風骨和文采，風骨是內在的美，文采是外在的美，兩者都要兼顧。為什麽鍾嶸如此看重“滋味”呢？我認為鍾嶸意識到詩歌是“吟詠情性”的，是抒發感情的，尤其是要抒發上麵所說的“悲悱”之情的，因此與別的文體不同，不能靠情節故事吸引讀者，也不能靠典故知識吸引讀者，當然也不能靠文字的巧妙吸引讀者，還是要靠詩的滋味的來吸引讀者。如果能做到上麵三點，那麽就可使詩的滋味無窮無盡，進而使詩美達到極致。也許清水凱夫看了我這段文字，仍然會說，這裏並沒有新東西啊，還是羅根澤和吳調公所說的那三點啊，不錯，還是那三點，但是我們應該清楚，這三點是鍾嶸自己說的，不是別人強加給他的。一個學者在發表意見時應采取劉勰在《文心雕龍·序誌》篇的態度：“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
鍾嶸的“滋味”說，我感到仍然是《詩品》的一個核心概念，而且也的確發現了詩美的普遍規律，它的意義是重大的，因此對後來的詩學建設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如唐代司空圖的“味外之旨”說、“味在鹹酸之外”說，明顯受到鍾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