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作為關心當時詩壇的鑒賞家，自然有他評論詩歌優劣美醜的觀點。那麽，他在他的著作中，把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這究竟是根據什麽標準來分的呢？或者說，他認為詩美究竟存在於哪裏？這是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的一個根本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羅根澤在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做的回答仍然是最好的，這裏根據他的一些立論，並作一些補充。羅根澤說：“自鍾嶸看來，用事用典，宮商聲病，繁密巧似，都違反自然，矯正的方法，當然也就要提倡自然。劉勰也提倡自然，但不以自然為根本觀念；鍾嶸《詩品序》裏深深的慨歎‘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見他所標榜的準的——即根本觀念——是自然。”[2]這個說法是總觀全書所作出的結論，是比較有力的。在《詩品》裏，鍾嶸反對當時詩壇上的幾種不良傾向，其一就是用典過多，以知識入詩，成為一種傾向，這就使詩歌的抒情性質大大消減了；並且使詩變得晦澀難懂，枯燥乏味。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對這一現象有所描述：“……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精彩。”這些在詩中大引典故的人，顯然不知詩之為詩的審美抒情特征。針對此點，鍾嶸在《詩品序》中說：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為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3]
鍾嶸指出，選詞造句合理，排列事實合適，就是通達的文章了。至於經世治國的文獻典籍，應當廣泛征引，駁議奏章，稱頌古人，也適宜引用前代的事跡。至於吟詠情性的詩歌，又何必以引用典故為貴呢？像“思君如流水”，寫的是眼前所見；“高台多悲風”，也是眼前景致；“清晨登隴首”，哪裏有典故；“明月照積雪”，難道是出於經史嗎？遍觀古今的佳句，都不是拚湊典故而成，而是“直尋”。顏延之、謝莊用典尤其繁密，影響當時的文學界。因此，大明、泰始時期，文章如同抄書。近來任昉、王元長等，文不貴新奇，比賽著用新典。自此以後的作者，受其影響，竟成一時風氣。於是講究沒有一句無典故，沒有一字無來曆，其結果是生硬、幹巴，拚拚湊湊，對創作造成了嚴重的毒害。而自然而然的精粹旨義，卻很少人去尋找。（可能有人認為）自己的文章已無高超之處，那麽就多一些典故和哲理吧，雖沒有天才的表現，也可以賣弄自己的學問吧，這也是一個道理。
在這裏，鍾嶸首先認為詩歌和一般文章是不同的，一般的文章可以多引證一些也無妨，因為那時議論文字，可以用“他塑”的技巧，以前人的權威來加強自己的論點，這是必要的。但詩歌是抒發性情的文字，多用典故，就可能枯燥無味，因此詩歌作為審美的形態應多用“自塑”的技巧，這樣才能抒發自己的感情，也才能感動別人的心。其次又認為，詩歌是天才的產物，最寶貴的是“自然英旨”，而不是什麽學問，所以典故、哲理再多也無濟於事。
那麽，怎麽才能達到“自然英旨”的境界呢？鍾嶸提出“直尋”說，所謂“直尋”就是直觀，寫自己眼前所見的具體生動的形象，隻要自己有內在的領悟力，那麽在所寫的形象中必然會有“自然英旨”之深刻和情趣。鍾嶸在評謝靈運的詩歌時又說：“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另外在評陸機詩歌時提出的“直致之奇”，也意在說明詩歌創作是對真實和真理的直接的觀照。這是對“直尋”說的進一步的說明。“直尋”說的提出，是古代詩學創作論的一次飛躍，因為它揭示出詩歌的創作是與直覺密切關聯的。後來王夫之的“即景會心”說，王國維的“不隔”說都受其影響。由於“直尋”是主體對客體瞬間的把握，容不得用知識來拚湊，所以是最自然的。在“直尋”中，“自然英旨”也就必然會自然而然地達到了。
其次，鍾嶸又指出第二種不良傾向，那就是當時詩壇過分講究聲律的弊端。南齊時期出現一種“永明體”詩歌，且有泛濫之勢。所謂“永明體”是根據沈約提出的“四聲”“八病”理論創作的嚴格格律化的詩體。平、上、去、入四聲，都必須遵守，每句中五個字的聲韻也有區別，不能違反，違反了就是“病”。應該說，五言詩講究韻律，對形成詩歌的藝術文體是有好處的。但如果在聲律上限製過多，就必然會妨礙詩歌思想感情的表達，並失去自然的品格。鍾嶸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對“永明體”表示不滿，《詩品序》說：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嚐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邪？……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餘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裏已具。[4]
意思是說，從前曹植、劉禎是文章的聖手，陸機、謝靈運也是兩位才子，他們銳研精思，千百年中，沒有聽說“宮商”的區別和四聲的理論。有人說這是前人偶然沒有發現，難道是這樣嗎？現在嚐試來談談這個問題，古代的“詩頌”都是有音樂配合的。所以若不調和五音，就不會和諧動聽。……現在寫詩已不配音樂，為什麽還要講究聲律呢？……（現在）王元長開了頭，謝朓、沈約推波助瀾。這三人有的是貴公子，少時有文才，於是很多人仰慕，在聲律上竭力搞得很精密，好像衣裳上的皺褶，屋上架屋，重疊繁複。這樣造成語言上的拘束，破壞詩的“真美”。我以為創作的原則，本來應能誦讀，不能滯礙，隻要清音和濁音和諧，也就夠了，至於四聲的講究，我做不到，所謂“蜂腰、鶴膝”的毛病，一般人不可避免。在這裏，鍾嶸從對詩歌創作中聲律的運用切入，進一步提出了詩要“真美”，即自然之美。鍾嶸也認為詩歌創作適當地講一講聲律是可以的，他就曾用“音調鏗鏘”評價過詩人的詩，可他以為在聲律上“清濁通流，口吻調利”也就夠了，決不能因講究聲律妨礙詩的感情的自然表達。所謂“真美”，即是自然真實的美，不是人為造作的美，過分注意聲律，講什麽四聲、八病，這就必然陷入人為的造作，而喪失了詩的“真美”。鍾嶸的“真美”說，與他的“直尋”說，是聯係在一起的，不過“真美”說是從詩的效果上說的，而“直尋”說是從創作的角度上說的，但兩者所強調的都是自然：感情的自然，聲律的自然，“自然英旨”的境界。
最後，鍾嶸對於當時的詩歌受玄學的影響也深為不滿。他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5]本來“黃老”作為哲學思想是崇尚自然，但有些詩人不明白詩歌的抒情性質，不宜於說理，或故意在詩歌裏麵賣弄知識，使詩歌淡而無味，在抒情的文體裏，夾雜著那麽多的玄理，當然也是不自然的。所以“自然英旨”說也是針對當時詩歌的說理傾向也提出來的。
不難看出，鍾嶸關於詩歌應以“自然英旨”為美的主張，雖然是針對當時詩壇的種種弊端而發的，但“自然英旨”應是詩美的普遍屬性。他的這一詩學思想顯然源於莊子的“天籟”觀。劉勰《原道》等篇中開始主張文學的“自然之道”，但把這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則是鍾嶸。鍾嶸從創作論上力主“直尋”說，反對過多用典，反對過分追求聲律，主張對事物的瞬間把握；在鑒賞論上則力主“真美”說，以詩歌的真實自然為欣賞的高格。他對一係列詩人的評議都體現出這個標準，如他評顏延之“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從鍾嶸以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成為詩美的極致。“雕琢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陸遊《讀近人詩》），故意的雕琢成為詩美的“敵人”。可見“自然英旨”對後代的詩評是有直接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