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詳見《貞觀政要·慎終》貞觀十二年條，卷十，頁12B～13A。
[57] 詳見《唐會要·史館·史館雜錄上》貞觀十六年條，卷六十三，頁1103。
[58] 這方麵論著頗多，近者羅彤華著《貞觀之治與儒家思想》一書，即專就此問題作研究。
[59] 魏徵兩《唐書》本傳皆載太宗三鏡說之名言，今引文據《貞觀政要》，更見其詳。參見《任賢·魏徵》，卷二，頁7A～8B。三鏡說首由荀悅倡之（參《申鑒·雜言》，卷四，台北，世界書局，頁19），顯見太宗甚重其學問思想。
[60] 宋王讜撰《唐語林》（台北：世界書局，1967年5月再版），首條即載文中子及《王氏六經》，指出“北麵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稱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以至元和間劉禹錫始稱道推崇，“自錄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雲雲（見《德行》，卷一，頁1）今《全唐文》所收諸文——見王績（通弟）、王福疇（通侄）、王勃（通從孫、福疇子）、陳叔達、薛收、杜淹、呂才所撰文，略可知文中子家學，及其經世致用精神之表現影響也。杜淹《文中子世家》，具述房玄齡、李靖、魏徵、陳叔達與淹本人，皆王通弟子，薛收撰《文中子碣銘》，知收亦為王通弟子。王福壽《錄東皋子答陳尚書略》，聲稱文中子家族受長孫無忌抑壓，杜淹亦與無忌交惡，陳叔達因之不敢在《隋書》為文中子作傳雲雲（《全唐文》，卷一六一，頁2071～2072）。既一時偉人、佐命元勳皆通弟子，何以竟能受無忌抑壓如此？其事可疑。或文中子在唐前期未被頌揚，蓋有他因耶？
[61] 房、杜二相，兩《唐書》皆將二人合為一傳，其事跡請自詳之。
[62] 詳見《貞觀政要·任賢·魏徵》，卷二，頁6B。
[63] 五代史分修概況，詳見廖吉郎《貞觀撰勅正史考》（台北，《國文學報》十二期，1983年6月，頁83～100），按：《隋書》武德時原由陳叔達、庾儉、令狐德棻負責。此次改組，德棻負責《周書》，餘二人不預史局，《隋書》則由魏徵、顏師古、孔穎達、敬播負責（參見《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敬播列傳》），地點即在秘書內省。《舊唐書》謂“征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征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雲（參見卷七十一《魏徵傳》）。則徵之工作，殆不如廖文所謂“僅作（《隋書》）序論”而已。
[64] 詳見《貞觀政要·辯興亡》貞觀九年條，卷八，頁19B。按：魏徵分析二主人格與政策不同，齊王以無能而亡，周主以獨裁而亡也。《通鑒》錄此條，係於九年正月，則距五代史奏上，尚有整整一年也。
[65] 關於此問題，牟潤孫撰《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及其影響》一文，曾有詳論。按：《梁》《陳》二書，基本上為姚氏父子所作。姚氏父子出身南朝，對梁、陳文風雖有批評，但不及魏徵之論斷強烈。姚思廉或引其父論讚，或自己直抒論讚，然而終引《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參見《梁書》，卷六《敬帝本紀》及《陳書》，卷六《後主本紀》），顯見魏徵代表北方觀念，行其監總五代史之權力也。
[66] 太宗指示玄齡及拒修文集，皆見《貞觀政要》卷七《文史》類。玄齡條謂發生在“貞觀初”。按玄齡在三年二月六日始以左仆射監修國史，故應發生在三年開修五代史以後也。拒修文集條係於十一年（《通鑒》作十二年三月），此時五代史已修成。魏徵批評梁、陳文學亡國，亦批評隋煬帝“恃才矜己”以至國亡！（《隋書》卷四《煬帝紀下·史臣曰》），則太宗拒詞引梁武父子、陳後主及隋煬帝為例，蓋即本於魏徵所代表的官方解釋與意見也。
[67] 頒定五經事在貞觀七年十一月，工作早在貞觀四年已開始，由顏師古主持。經文頒定後，又詔師古與孔穎達等撰成《五經正義》，以統一經義，付國學施行。顏、孔二人當時一邊助魏徵修《隋書》，一邊進行此工作也（兩《唐書》二人皆有傳，又詳見《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貞觀四年條）。十一年，頒行《新律令》及《五禮》（參見《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下》）。《五禮》一百卷，由玄齡、魏徵等修改舊禮而成（《舊唐書》卷二十一《禮儀誌》）。《新律令》亦由玄齡等刪定而成（《舊唐書》卷五十《刑法誌》）。
[68] 高祖之譏，詳見《唐會要·氏族》武德元年條（卷三十六，頁663）。至於太宗深受其父影響，處處模仿其父，請詳見李樹桐師《唐太宗的模仿高祖及其對唐帝國的影響》一文，收入《唐史新論》。鄙視山東士族賣婚自矜，蓋亦模仿之一歟？
[69] 此事本末兩《唐書·高士廉傳》皆有載，與《唐會要》（參卷三十六《氏族》貞觀十二年正月條）、《貞觀政要》（參卷七《禮樂》貞觀六年條）文字略有出入。引文今據《政要》。岑仲勉《校貞觀氏族誌殘卷》（《史學專刊》第一期，頁315～330）一文，謂此殘卷即士廉等初修之稿雲。
[70] 詳見《晉書·機傳·製曰》，卷五十四，頁153C、頁153D。
[71] 拙著博士論文《唐代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第一章第一節對太宗氏族政策有頗詳之論述。
[72] 某年，長孫皇後為太宗聘鄭氏女為充華，魏徵聞其原已許嫁他人，進言阻止，即以此語為言。玄齡等相則以詔書已出，其女適人無顯然之狀，大禮不可中止為請，頗有逢君之惡的嫌疑。幸太宗接受徵意，乃止。其事《貞觀政要》係於貞觀二年，但依玄齡等相之官職，係二年應誤（詳見卷二《直諫》，頁34B～36A）。《通鑒》係於八年，差是（詳見《通鑒》卷一九四，頁6108～6109）。至於鼓勵之詞，詳見《政要·文史》貞觀十四年條（卷七，頁9A）。
[73] 正倫在貞觀元年為徵所薦，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即以“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警惕太宗。魏徵遷秘書監，正倫遂接替其右丞遺缺（詳見《新唐書》本傳，卷一〇六，頁1）。此後朱子奢、褚遂良等修注官，亦屢申此意以製君，詳見《貞觀政要·慎言語》（卷六，頁12B）、《文史》（卷七，頁7B～9A），及《唐會要·史館·史館雜錄》（卷六十三，頁1102～1103）所載。又請詳見本章第四節。
[74] 參見《唐會要·史館·史館雜錄上》二十二年二月七日條，卷六十三，頁1103。
[75] 此處隻欲舉此類重大事件為言，餘例尚多。至於此類事例的檢討結果及唐君臣之最後判斷，於此亦不贅。蓋因此類事例必須與五代史中同類事例之研究作比較，始能看出君臣對此論斷之實況也，故宜另文專論之。五代史在貞觀十年完成，此前唐朝發生的問題，曾在史中作檢討探究。而封建、突厥內亂與大戰略改變、藩王將相謀反，廢嫡立嫡事件，皆在十年以後發生，五代史或未遑討論，論之亦頗與《晉書》觀點有出入。貞觀時代如何以史經世，這些問題的討論最能見其落實。
[76] 該詔頒於二十年閏二月，詳見《唐大詔令集·經史》類，卷八十一，頁467。
[77] 知幾實錄史學，詳見許冠三撰《劉知幾的實錄史學》一書。知幾強調功用論，《史通》各篇常見，引文參見《史官建置篇》（卷十一，頁303～304）。白壽彝曾略論《劉知幾的學派》（參見《中國史學史論集》所收白撰《劉知幾的史學》一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頁106～112），雖分析未詳，要之即本文所稱館院史臣的一支。詳見本章第六節及下章。
[78] 玄宗手詔，對此“欲正人倫而美教化，因舊史而作《春秋》”之事雖加讚美，但對援例由天子裁定一事，則謙稱“事業相懸”，指示“隨了續進”雲。詳見《冊府元龜·國史部·采撰》，開元二十年三月光庭奏條，卷五五六，頁2944下。
[79] 武德修史時，叔達負責北周史，貞觀修五代史則未參與。所撰《隋紀》，殆為私撰，王績曾借閱之，詳見《全唐文·王績》《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卷一三一，頁13～14。
[80] 兩次談話詳見《貞觀政要·論忠義》該二年條，卷五，頁6、頁8。
[81] 詳見《梁書·敬帝本紀》之《史臣（思廉）曰》及《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卷六，頁16C～16D。
[82] 思廉在《陳書》廢帝、宣帝二紀不述篡跡，於《世組沈皇後列傳》則詳述之（卷九，頁13D）。然而思廉以《史臣曰》名義作評論，則如正文之意（詳見卷四及卷五二帝之紀），故魏徵不表同意也（詳見卷八《後主本紀、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
[83] 《唐會要·史館雜錄上》十六年條（卷六十三，頁1103），與《貞觀政要·文史》十四年條（卷七，頁8A～9A）略同，但係年有異。按：高祖、太宗二實錄，於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見《唐會要·修國史》，卷六十三，頁1092），當為改削完成奏上者也。故初修及太宗指示，當如《唐會要》係於十六年為是。
[84] 太宗寵溺李泰，當不遲至貞觀十年六月長孫皇後死後。蓋翌年馬周即上書，檢討漢晉以來“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厲論人主“溺於私愛”之弊。十二年，魏徵複與太宗激辯繼嫡問題，此時太子、濮王之爭形勢已成。其情請詳見拙著《唐代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頁484～491。徵論隋文帝，參見《隋書·高祖紀下·史臣曰》，卷二，頁55～56。
[85] 按：李泰並非遂行反叛，太宗基於政治考慮，故與太子兩皆棄之，實有違法之嫌。是以太宗一度痛苦無聊，幾至自殺。此論正為解釋其心思而作也。《製曰》參《晉書》卷三，《史臣曰》則參見卷四《惠帝紀》。
[86] 請詳見尾崎康之文《關於虞世南的〈帝王略論〉》（頁191）。《帝王略論》以天命解釋興亡，故為反命定論的劉知幾所批評。但該文譯知幾言殆有誤，原文可參見《史通通釋·雜說上》，卷十六，頁463。
[87] 分別詳見《晉書》卷五及卷八十七《史臣曰》。卷九十九論桓溫、卷一二二論五胡偏霸之國，史臣亦一再稱引真命論。
[88] 參見《史通》，卷十《雜述》及卷九《核才》。
[89] 參見《全唐文·王績·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卷一三一，頁13～14）；及《陳叔達·答王績書》（卷一三三，頁1～3）。
[90] 詳見《全唐文·王福疇·錄東皋子答陳尚書書略》，卷一六一，頁2～5。福疇為王績之侄，大詩人王勃之父。《舊唐書》將王績列入《隱逸列傳》，謂卒於貞觀十八年，死後《隋書》未就；又特謂“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雲雲。按魏徵等《隋書》今無王通傳，王福疇所怨恐為真。
[91] 呂才生於開皇二十年，卒於唐高宗麟德二年（600—665年），為隋唐間大術數家、哲學家、音樂家、藥學家及史學家，兩《唐書》有傳。《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修前代史》記其在顯慶四年（659年）二月，以太子司更大夫完成《隋紀》。侯外盧、趙紀彬撰《呂才的唯物主義思想》一文，為他作平生簡表，將其撰《隋紀》列於龍朔年間，恐誤（見《曆史研究》，1959年9月）。
[92] 詳見《唐會要》卷六十三，及同卷《修國史》顯慶四年二月五日條。
[93] 張大業乃唐太宗玄武門兵變功臣張公謹之子，兩《唐書·公謹傳》列其諸子行次有矛盾，不詳。《新唐書》卷八十九《公謹傳》謂大業為高宗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舊唐書》卷六十八同傳則謂大業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其弟大安在高宗中期為宰相。但是，兩《唐書》經籍、藝文誌史部，則謂《後魏書》《北齊書》《隋書》皆張大素所撰。按《舊唐書·方伎·僧一行列傳》，一行乃《大衍曆》撰者，俗姓張，即張公謹之孫，父名擅，從祖張大素撰《魏書》一百卷而《天文誌》未成，一行續成之雲雲。據其所述，應為張大業，其詳不明，要之皆出之於張公謹家族。
[94] 兩《唐書·徐堅傳》未載其撰《晉書》，今據《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誌·乙部，正史類》所載。行衝與堅同年死，為北魏宗屬，撰《魏典》所爭焦點之一，在說明魏時有“牛繼馬後”之謠，應說指魏晉受命，反對魏收以晉元帝為牛氏私生子，冒姓司馬，以應天命之說（收說見《魏書》卷九十六《僭晉司馬叡列傳》）。按太宗禦撰《晉書》即同魏收說法（詳見《晉書》卷六《元帝紀》），故行衝無異衝著官修《晉書》而來也。
[95] 吳兢、韋述兩《唐書》皆有傳，此不贅，後文另論及。
[96] 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台北，東吳大學，1984年6月初版）一書，先疑唐於開皇禁令是否沿而未改，繼引《封氏聞見記》所載鄭虔采著書事，謂“可見唐代仍繼續施行此一禁令”（參頁33）。作者不敢苟同，蓋其孤證，而又為偏記傳聞之說也；且該書頁49即引白居易《贈樊著作》詩囑樊氏自著史，豈非害人違禁？
[97] 《史通·史官建置》，卷十一，頁325。
[98] 見本書第十章第三節。
[99] 蘇冕為唐德宗時人，與同時代的杜佑皆為中國製度史的名家，所撰《會要》四十卷，內容以高祖至德宗當代的製度變革為主，下開以後會要係列的發展（冕事附《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下·蘇弁列傳》）。其曾叔祖即蘇良嗣，武後相；良嗣父即太宗秦府十八學士之一的蘇世長（參見《舊唐書》卷七十五《世長傳》）。引文見《唐會要·省號下·起居郎起居舍人》轉引，卷五十六，頁961。
[100] 詳見《唐會要·省號下·起居郎起居舍人》類別該年條，卷五十六，頁963。螭，像龍而無角的神話動物也。
[101] 詳見《貞觀政要·求諫》貞觀元年條，卷一，頁19A～19B。《唐會要·省號下·諫議大夫》類所載較略，但將其事係於元年正月十五日（卷五十五，頁948），與《通鑒》卷一九二所係同。
[102] 魏徵兩《唐書》有傳，不贅。諫止事見《貞觀政要·直諫》貞觀二年條（卷二，頁34B～36A）。按此事《通鑒》係於八年，魏徵時任侍中。
[103] 詳見《舊唐書》卷七十正倫本傳，《唐會要》卷五十六《省號下·起居郎起居舍人》類則續載於元年條之後，較省略。又二年時魏徵為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至三年二月遷秘書監、參預朝政，並監修五代史，他即再舉正倫調遷右丞以繼其缺（嚴耕望師，《唐仆尚丞郎表》（一），頁22～23），是則正倫以給事中知注記為時甚短，可謂移隸門下省後首任起居史官，且是兼知性質。
[104] 貞觀時代八個曾任起居郎的人中，即有杜正倫、褚遂良、馬周為太宗拜相；上官儀、李安期為高宗拜相，合共五相，比例甚高。有關史官人事遷轉等問題，請詳見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第四章。
[105] 《唐律·職製律》第十九條對泄密定有明罰，最重為絞刑，詳見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台北，“商務印書館”，1973年2月台二版）卷九，頁81～82。按：所謂“應密者”當然不止禁中事，無忌等對此條文有法律解釋。但是，禁中事情大體皆為“應密者”，兩省供奉官依法當遵守，否則即使功臣、親戚、宰相皆需受罰。如《舊唐書》卷七十《王珪列傳》，轉侍中王珪在貞觀七年，“坐泄漏禁中語”而左遷為刺史是也。
[106] 詳見《唐會要·史館雜錄上》該年條，卷六十三，頁1102。
[107] 引文詳見《唐會要·史館雜錄上》該年條（頁1102～1103）。按此次談話，《貞觀政要》載之最詳（參見《文史》貞觀十三年條，卷七，頁7B～8A），有太宗“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自我解釋動機之語，但係其事於十三年，殆誤。今據《會要》擊於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通鑒》同之而更簡略，《舊唐書》卷八十《遂良傳》采自《會要》。該傳載貞觀十年遂良為起居郎，十五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即談話時遂良官職是諫、注合於一身。
[108] 太宗認為遂良“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等，詳見《舊唐書·長孫無忌列傳》，卷六十五，頁8～9。
[109] 參見《唐會要·史館上·史館移置》首條，卷六十三，頁1089。同書卷六十五《秘書省·著作郎》條誤為貞觀二十三年，《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誌》有關稱官署、官稱條，可詳此變化。
[110] 魏徵以秘書省長官身份，及後來以侍中，在中書的秘書內省監修，並參與《隋書》修撰工作，蓋無疑問。因為秘書省修五代史既移入內省，魏徵仍被委托，監督以竟全功也。或許修前代史繁重，故房玄齡與魏徵並為總監；但魏徵卻未以舊長官身份，獲授權與玄齡監修國史。魏徵原為太子建成心腹，太宗改革史館隸屬及監修，殆有深意。
[111] 諫納鄭氏女及太宗自覺其非事，請參見本章第二節。至於王珪除了原是建成心腹外，他也是一個貞正之人，故被太宗尊敬。太宗請他評論玄齡以下諸相優劣，說到自己時，聲言“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舊唐書》卷七十本傳）其人格特色、曆史淵源，殆亦不便以侍中長官監修國史也。
[112] 詳見《隋書》卷六十六，頁1561～1566。
[113] 《隋書》中魏徵領銜，但主要為顏、孔執筆，重要助手為敬播。《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列傳》謂其曾參與五代史修撰，《新唐書》卷二二三上《奸臣·許敬宗列傳》則謂曾參修《隋書》。
[114] 詳見《舊唐書·儒學上·敬播列傳》，卷一八九上，頁9～10。
[115] 詳見《舊唐書·許敬宗列傳》和《新唐書·奸臣·許敬宗列傳》。
[116] 詳見《貞觀政要·文史》貞觀初條（卷七，頁6B～7A），《通鑒》將之係於三年三月（卷一九三，頁6063～6064），亦即拜左仆射、監修國史後一個月的事也。
[117] 《政要·文史》類將之係於貞觀十四年（卷七，頁8A～8B），《唐會要》係於十六年與遂良、劉洎談親觀起居注的事後，在宣示勤行三事冀史官不書吾惡的事前（《史館雜錄上》，卷六十三，頁1103）。《通鑒》在二實錄呈上日追述此語而較簡略，中間插入原為貞觀九年發生的朱子奢拒親觀起居注表，較為離譜，因太宗欲觀國史與觀注記是二事也。且太宗指示玄齡呈國史若為九年事，幾不至越六、七年始“刪略”完成（參見七月癸巳條，卷一九七，頁6203）。劉知幾自謂他與吳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為三十卷，雖“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亦不過期月而已（《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4），可知司馬光編次史事有疑。隻是吳兢的《政要》與《唐會要》，不知以何者係年為是，且既稱為《太宗實錄》而非《今上實錄》，即知此二書乃後來追記之筆，已非“當時之簡”矣。
[118] 詳見《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3。
[119] 思廉在貞觀三年以前任著作郎，十一年死，兩《唐書》有傳，而皆未及其修撰國史事。引語見《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3，或許唐國史最早為思廉任著作郎時開修，故用其名耶？
[120] 三年以後帶“兼修國史”者如令狐德棻、李延壽等，為“修史學士”者如敬播、鄧世隆等，略可參見《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傳》。
[121] 李樹桐師在台北“中華書局”出版《唐史考辨》諸書多種，內收諸文論唐初史實者，多極力批評敬宗，治唐史當耳熟能詳，此不贅。
[122] 詳見《唐會要·修國史》貞觀十七年條，卷六十三，頁1092。
[123] 《舊唐書》，卷八十二《敬宗傳》，說二實錄“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雲雲，《新唐書》本傳略同。按：敬播、敬宗當日“刪略”國史，使成“微文”“浮詞”，顯然已非敬宗一人所宜負之責任。即使後來據太宗指示再修改，亦應為太宗、玄齡宜負主責。敬宗誠奸，但就此事言，則是君相令其為奸也。隱君相之惡，略敬播之為，而虛增敬宗之惡，未為公允篤實。
[124] 請詳見本書第十章第四節。
[125] 其事各參見《舊唐書》本傳，不另贅。
[126] 事詳見兩《唐書》義府本傳，《舊書》在卷八十二與許敬宗同傳，《新書》亦與之同列《奸臣列傳》的首、次位。當時高價婚娶風氣頗盛，敬宗嫁女受金被劾外放，兩書本傳均有載。
[127] 詳見《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3。
[128] 按：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留太子（高宗）在定州監國，並命宰相高士廉、劉洎、馬周輔助，東宮三個重要官員張行成（太子少詹事——相當於尚書省仆射）、許敬宗（左庶子——相當於門下省侍中）、高季輔（右庶子——相當於中書省中書令），各以東宮後備三省長官性質的官僚，“同掌機務”。《新唐書》卷六十一《宰相表上》，以為張、許、高三人皆拜相，其實三人掌留守機務也，詳見拙著《唐代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頁366～372，《舊唐書》卷七十八《高季輔列傳》謂其在貞觀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據嚴歸田師考證，他在二十三年五月由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攝戶部尚書遷該官（參見《唐仆尚丞郎表》，頁492），則監修國史亦當在二十三年遷官後，即玄齡死後之翌年。張行成亦同日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同年表頁978），故其監修國史亦當同時。
[129] 《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傳》謂永徽元年複為“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誌，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據嚴師前引表考證應為少卿，在二年閏九月前遷（參見頁845～846），除新官後不知是否仍監修。至於無忌、誌寧太宗末即為宰相，永徽二年監修國史，各本傳有記。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對此語焉不詳（參見頁52、頁270）。
[130] 張行成死於四年九月，同年十二月高季輔亦死，則永徽三年當有行成、季輔、誌寧、無忌四相監修。行成死後，季輔死前，補入新拜的崔敦禮，連上述二相及柳奭等四相，則共有八相監修。行成、季輔之死，據《新唐書》卷六十一《宰相表上》在永徽四年。又令狐德棻在國史奏上時仍署名，不知是否仍為監修，若是則為八相九人監修矣。
[131] 前引劉知幾言作八十卷（《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傳附顧胤傳》亦謂八十卷），據《唐會要》作八十一卷，可能有一卷為序或奏表之類。此時令狐德棻係銜國子祭酒，排名在無忌、誌寧、崔敦禮三相之後，在李義府之前，皆未係“監修國史”之職稱，參見《唐會要·修國史》該年月日條，卷六十三，頁1093。
[132] 諫立武後諸相中，無忌最後罷免。《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上》係其被“安置”——軟禁——在是年四月。高宗早年實錄二十卷完成時間據《唐會要·修國史》該年月日條（卷六十三，頁1093），但領銜奏上時除敬宗外，另一相為中書侍郎許圉師。按：圉師在該年四月以黃門侍郎同三品，五月改中書侍郎同三品，《唐會要》作二月五日奏上，可能為五月之誤。李義府則在去年十一月貶出，是年八月複相，未聞監修國史。圉師、義府官職變動，蓋據《新唐書》卷六十一《宰相表上》。
[133] 詳見《舊唐書》卷八十二本傳，《新唐書》本傳略同。
[134] 兩《唐書·敬宗傳》指出《實錄》不實之處，其實為紀傳《國史》的不實。《唐會要》亦同此誤，且係事在顯慶四年的《高宗實錄》之後，殆更為大誤（參見《唐會要》卷六十三《修國史》該年條及《史館雜錄上》顯慶二月二月條）。按《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傳》，知德棻參與“撰《高宗實錄》三十卷”，此與高宗《國史》二十卷不同。
[135] 《唐會要·修國史》詳載高宗評論及指示劉仁軌等修改，但未係明何年，隻雲“三月”（詳見顯慶四年條，卷六十三，頁1093～1094）。按仁軌係銜太子左庶子同三品，“並修史”諸臣李敬元為吏部侍郎同三品，郝處俊、高智周分為中書、黃門侍郎，則據《新唐書》卷六十一《宰相表上》，當為鹹亨三年十二月以後事，至遲不超過上元二年（675年）八月，《會要》誠混亂也。許敬宗在鹹亨元年致仕，三年死，年八十一。當時劉仁軌等用左史（起居郎）李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會仁實卒官，又止。”仁實在《舊唐書》附於《令狐德棻傳》，《新唐書》無述，劉知幾則稱其“續撰於誌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3），卻未提其修正敬宗曲筆諸處。
[136] 《舊唐書·高宗本紀》係於顯慶二年十二月，《新唐書·高宗紀》《百官誌》及《職官誌》皆不載年月，今據《唐會要·起居郎起居舍人》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條（卷五十六，頁961）。許敬宗以擁立武後功，於二年八月拜侍中兼修國史，此年代李義府為中書令也。義府則因與同列宰相杜正倫爭訟不協，兩貶出之。事詳見《舊唐書》各本傳。
[137] 詔文見《唐大詔令集·經史》類，卷八十一，頁467。此詔注謂頒於總章三年十月。按《唐會要·修史官》錄鹹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文辭文意同此詔而省略，殆為同一詔令，第係月日不同耳，參見卷六十三，頁1100。
[138] 兩《唐書》史官若另有事跡則為之立傳，無而或有修史之善者則附入某史官（如令狐德棻）傳中，故許、李用人不可詳。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列百餘史官，高宗朝則有十二人（詳見附錄二，頁254～255），除許、李二人外，餘十人皆未有惡劣修史事跡見載，則高宗所批評者，或不在此十人之列耶？
[139] 監修宰相參見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附錄三，頁271～272。範履冰等“北門學士”一方麵在禁中協助武後，分宰相權；另一方麵為武後撰寫《百寮新誡》《臣軌》等書，以助其建立權威聲望，是許、李係統以後武後的第二個重要人事係統，請參見拙著《唐代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頁83～88、頁94～96。
[140] 《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誌·乙部·起居注》類，謂許敬宗撰《高祖實錄》三十卷及“大聖天後撰《高祖實錄》”一百卷，皆唐高宗之誤。《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誌·乙部·起居注》類，謂“許敬宗《皇帝實錄》三十卷”。按敬宗修實錄時，高宗未死，故稱《皇帝實錄》殆是。又《新誌》稱“武後《高宗實錄》一百卷”，與《舊誌》稱“大聖天後”不同。按武後為皇後後五年與高宗並稱“二聖”，上元元年稱“天後”，垂拱四年——太後臨朝第五年稱“聖母神皇”，兩年之後即帝位稱“聖神皇帝”。此實錄雖不知完成時間。但大體當在高宗死後，稱“聖母神皇”以前，始較符合“大聖天後”的名銜。
[141] 按：武後在688年稱“聖母神皇”，兩年稱帝，則《聖母神皇實錄》殆記此二三年間“革命”之事。宗秦客既是勸導者，則是沈約的“同公作賊”意識矣。秦客在天授元年革命之月——九月拜相，翌月坐奸贓貶遵化尉（據《新唐書》卷六十一《宰相表上》，其人無傳，與其弟楚客附《舊唐書》卷九十二《蕭至忠列傳》；《新唐書》則附於卷一〇九《宗楚客列傳》。秦客被貶歲餘即死，故實錄必成於此二三年間。
[142] 請參見拙著《唐代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變》第一章第二節，及《狐媚偏能惑主——武則天的精神與心理分析》（台北，聯鳴文化公司，1981年1月初版），第四至六章。
[143] 參見嚴耕望師《唐仆尚丞郎表》，頁373。其人兩《唐書》無傳，事跡亦罕見於他傳，情況不明。
[144] 詳見《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3～374。
[145] 詳見《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4；及《唐會要·修國史》長安三年條，卷六十三，頁1094。
[146] 詳見《唐會要·史館雜錄上》長壽二年條，其人兩《唐書》有傳，不贅。
[147] 詳見《唐會要·起居郎起居舍人》貞元十二年、元和十二年條（卷五十六，頁962～963），及《史館雜錄下》元和八年、十二年、長慶元年等條（卷六十四，頁1109～1111）。自姚璹《長壽時政記》始創，至元和十二年凡一個半世紀，中間隻有賈耽、齊抗之修《貞元（德宗年號）時政記》，其中斷如此。姚璹後來再度拜相，亦未聞修時政記。
[148] 詳見金靜庵著《中國史學史》，台北，鼎文書局，1983年10月四版，頁96。
[149] 詳見《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3～374。
[150] 左右二史在製度上是官，監修及修國史是職，既屬官職，當然列屬官僚體製之運作，禁密化等性質轉變，使其益形重要而已。張榮芳《唐代史館與史官》，對館院史臣轉遷有詳細分析，如起居官後至宰相者，開元以前為18.2%；修史官占26.1%。
[151] 詳見《史通·自敘》，卷十，頁289。按：知幾而立之年，正值大周革命（690年）。稍後與徐堅參與修撰《三教珠英》，四十一歲完成那年（701年），遂由定王府倉曹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故謂晚遇此數子也。
[152] 其人詳見《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中·劉允濟列傳》；《新唐書》以其除文筆外無他稱，故附之於卷二〇二《文藝中·李適列傳》，並謂他提出此論後才遷舍人。今引文及時間官銜，從《唐會要·修史官》該年條，卷六十三，頁1100。
[153] 敕令見《唐會要·修國史》（卷六十三，頁1094）。《舊唐書·徐堅列傳》（卷一〇二，頁8）謂“會則天遜位而止”，《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74）知幾則謂“勒成八十卷”。
[154] 敬則上書前事，詳見《舊唐書》卷九十本傳；表文見《唐會要·修史官》，卷六十三，頁1100～1101。
[155] 詳見《史通·自敘》，卷十，頁289。
[156] 按：敬則喜薦用人才，似不自拜相始，如武則天下勅重修唐史時，吳兢即已為“直史館”。當時敬則猶未拜相，他與魏元忠二人皆器重吳兢，薦吳兢直史館，吳兢直史館累月，始除為右拾遺（詳見《舊唐書》卷一〇二、《新唐書》卷一三二《吳兢傳》）。而且敬則所曾薦用的人中，亦包括與知幾道術相知的另一好友裴懷古（《舊唐書》卷九十《敬則傳》）。
[157] 事詳見《舊唐書》卷一〇二《吳兢傳》，及《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長安三年條。
[158] 中宗首次被廢即因欲拜後父韋元貞為宰相之事而起，授武後以口實。此時複位，又追尊元貞，故賈受諫之，詳見《唐會要·左右補闕拾遺》神龍元年條（卷五十六，頁969）。韋月將上書中宗告武三思不臣，反為所陷，中宗即令殺之，幸徐堅以此為諫，改判決杖配流，事詳見《舊唐書·徐堅傳》（卷一〇二，頁8）。
[159] 詳見《新唐書》卷一一五《朱敬則列傳》，《舊書》本傳無載。
[160] 引文詳見《唐會要·在外修史》開元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條（卷六十三，頁1099）。按李元紘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拜相，在開元十四年四月至十七年六月，《會要》謂二十五年，殆為十五年之誤。
[161] 韋述兩《唐書》有傳。按《舊唐書》卷一〇二本傳，謂述常至元行衝家中讀書，童年即立誌撰《唐春秋》。當時其前輩劉知幾批評國史，吳兢則私修之，韋述承之撰成一一二卷，另承知幾啟示作《史例》一卷，合一一三卷，蕭穎士稱之為“譙周、陳壽之流”。其書特色重視類例、事簡而記詳，勒成一家之言，似深受知幾史學理論啟發者，蓋為館院學派後起之秀。至於官方藏史散失，詳見《唐會要·修國史》至德二載條（卷六十三，頁1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