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紀中葉是武後預政的開始，也是她酬庸許、李二人為相，二人複對修史及修注大動手腳，奠定以後官修之弊的時期。此下的發展，即根於許、李變動的基礎進行。
總章三年（670年）三月一日改元鹹亨，許敬宗是月以七十九歲高齡，辭宰相監修國史而致仕。同年底，唐高宗頒下《簡擇史官詔》，說：
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貞白，業量該通，讜正有聞，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縱，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眾所推者，方令著述。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踈舛，亦恐漏泄史事。自今以後，宜遺史司於史官內，簡擇堪修史人，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令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事！[137]
據詔顯示，許、李“總統史任”之下，史館修史官德學俱有問題，並由此使國史“編緝踈舛”，且有“漏泄史事”之恐。亦即因修史官素質不佳，導致史學本身產生不良效果，而且有危害禁密化的傾向也。高宗已察知此情，而欲簡擇史官；又讀許氏監修的國史，而評為“多非實錄”，遂在三四年以後，複詔劉仁軌等修改，如前述。
史館有法定編製的修撰和直館的建製，在唐朝後半期始形成，此時蓋無。玄宗以前，大體初入館者為直史館，入館久或官高者為兼修國史或修國史，例以他官充職，而由監修宰相總統其事。許、李二人總統史任，不知引用了那些人，且甫居職掌撰述，致成“近日”之弊。[138]高宗對策，是君相加強史官人事管製，且竟至禁止不中選史官，不得聞見所修史籍及未發行的國史，增強其禁密性質。當然，就其詔書文字看是好的改革，——如劉仁軌等引用李仁實是也；但就其壞的一麵看，則君臣易於置修史於絕對指揮之下，開啟了武後以降發展的傾向。以劉仁軌等稍後負責修正敬宗所監修的國史為例：仁軌引用了稱職的李仁實，但仁實必須承仁軌之命修改，而仁軌又必須遵高宗之意修改，且仁實更必須“錄名進內”始獲修撰授權。如此則史官縱“堪修史”，尚能獨立自主否？則知高宗的改革，利弊之間宜大可深究。
鹹亨三、四年間（672—673年）劉仁軌等修改國史，是繼長孫無忌、許敬宗以來的第三次，會李仁實死而止，自此至691年武後革命建周以後，始複聞修紀傳國史。在這二十年間，史館主要工作在修實錄。由許敬宗監修《皇帝（指高宗）實錄》三十卷成以後，史館似即持續再修。二十年間繼敬宗監修的宰相，先後計有劉仁軌、郝處俊、李敬玄、高智周、崔知溫、武承嗣、範履冰等人。承嗣為武後侄，履冰為武後“北門學士”係統，而助其以文宣建立權威者，[139]二人皆在武氏以太後臨朝（683—690年）末期拜相，故《高宗實錄》總共一百卷，由武則天以“大聖天後”名義領銜完成——繼皇帝撰史之後，創女後、女主撰史之紀錄。姑不論是否為據實直書的實錄，即以武後親自領銜一事看，則是高宗欲加強的控製政策，已向壞的方向變動落實了，此則劉知幾、吳兢等館院學派史臣，後來再奉詔重修的原因。[140]
武氏一麵領銜修高宗實錄，一麵亦自修其實錄。為臨朝太後修實錄，史無前例，修起居注則有之，創自東漢而例亦罕見。當時漢宗室劉毅承兩漢之際史學為政治工具的潮流，於安帝元初五年（118年）上書頌鄧太後德政，請令史官著《長樂宮注》——即鄧太後起居注。武後自683年高宗死而臨朝稱製，廢中宗、立睿宗，視天子為無物，當有起居注。此時左、右史中，劉禕之、範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等“北門學士”係統人物，皆曾先後任之，他們頌武後德政當無問題。至於在“革命”（天授元年，690年）之際，由武後從甥宗秦客撰成的《聖母神皇實錄》十八卷，由於身份特殊，加上秦客是勸武後革命而拜相，故與沈約當年和梁武帝說“同公作賊”跡似，是以“事屬當時，多非實錄”也應正同，[141]這也是後來一再重修則天實錄的原因。梁武帝創製在前，唐太宗、高宗、武後接續而加厲在後，實錄的創修，背後的精神意識殆大有共通處，可以知之。
武氏自684年以太後臨朝稱製，690年革命篡唐建周，至705年初被推翻，前後凡二十年多些，推行的是權威統治，高壓恐怖政策。[142]革命之際修撰實錄既如上述，則終程性的唐國史，在革命成功後自應留意，或有通盤改寫的需要。兩《唐書》對此問題記載近乎闕如，恰好劉知幾等館院學派史臣在則天末參與修撰，略存概況。
知幾謂長壽年間（692—693年），春宮（禮部）侍郎牛鳳及，斷自唐高祖，終於高宗死，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這時已是大周的第二、三年了，故不稱《國史》而稱《唐書》。牛鳳及是中唐牛、李黨爭要角牛僧孺的高祖，[143]書成以後，“既而悉收姚（思廉）、許（敬宗）諸本，欲使其書獨行”。是則可以想見必得新天子支持，而以大周立場，整齊統一被篡的唐朝國史也。知幾當年未（或不敢）直接指出這個問題，但全力批評此書史料取材不當，行文如同文學作品而缺史才，編次如同文案，敘事參差倒錯，發言評論主觀鄙誕，亦即才、學、識皆無。故使人“披其章句，不識所以”；“由是皇家（指唐——知幾時已複辟）舊事，殘缺殆盡”雲雲。[144]
牛鳳及此書“言皆比興，全類詠歌”，大約與投聖神皇帝武氏好尚文學的性格有關。至於其他缺點——尤其人物的編次、敘事評論方麵，殆與鳳及承大周天子意旨而顛倒唐史有關耶？唐朝開國以來人物重新評鑒編次，史事“殘缺殆盡”，而猶欲收諸舊本，獨行此書，想區區牛鳳及不敢如此膽大妄為也。當時館院學派紛起批評史官才德，知幾則亦力評此書，表示大周如此為“勝朝”修國史，終不能服人之心，此即劉知幾、徐堅、朱敬則、吳兢等館院學派史臣，奉則天之命，重新再修，以成《唐書》八十卷的原因。不過，則天也未完全授權這些館院學派人物重修，她特令武三思、李嶠等親信監修，可以知其至意矣。[145]
武氏以天後名義為先帝修實錄，又為自己修聖母神皇——太後的實錄，這是史館修撰製度的兩個創舉。對於起居院修撰係統，長壽年間，她也創下了一個新創舉——宰相修《時政記》，以補起居官不能再預聞機務之缺失。對唐朝言，修《時政記》絕對是一種非常創例，而非創製；亦即是一種臨時的“故事”，而非有法令依據的製度。因為此下唐製，並非每一宰相皆持續撰修不絕的，也非他們敢隨意據實而修的。隻是藕斷絲連，在君主授權下偶然循例修撰而已。所以有此怪異前例，主要因武後而起。
武氏因許、李等人密讚而成為皇後，又以皇後在禁內控製高宗，漸至以“二聖”名義臨朝，整肅反對臣僚，因此在許、李幫助下，排除左右史預聞機密。由655年為後，至693年——長壽二年，達三十八年間，起居官由是無法記錄大事真相。姚璹為姚思廉之孫，曾坐親屬同徐敬業之亂，於革命時由夏官（兵部）侍郎貶出，後投武後雅好符瑞、神道惑眾之好，使武後大悅，兩年之後（天授三年，692年）複入為天官（吏部）侍郎，同年八月拜相，至翌年九月坐事罷相。姚璹並未獲授權監修國史，卻對則天皇帝建議，以為左右史不得預聞密議，但“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疎遠，無從得書”，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團中一人撰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146]
尋姚璹原意，似欲以宰相中一人撰《時政記》送史館，俾史館修《實錄》或《國史》時參考之，可使史事真相得明、本末無缺。但必須注意，《時政記》內容為“帝王訓謨”和“軍國政要”，且必由眾多宰相中選擇一人主之，故創例開始即不健全。因為君主可選擇他所親信或喜歡的宰相主撰，如武則天選擇討好取媚於她的姚璹是也。這個宰相能否直筆？如何選擇事情作記述？他若不敢或不便直書大事，則隻能敷衍地記錄人君聖訓，淪為訓詞虛美之書；而且也是因此而令宰相懼罪，《時政記》不斷中絕的原因。中唐憲宗朝，檢討姚璹先例，李吉甫以為君相密議是機密，不可寫送史官；若建議出自臣下，宰相更不便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頒行，則天下皆知，史官自己可記矣，故甚難實行。稍後敕旨更批評姚璹《時政記》“錄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穆宗長慶間，宰相更幹脆建議修《聖政記》，“庶得睿謀所載，如日月高懸；聖政惟新，與天地廣運”雲雲，[147]遂成宋朝修《聖政記》的先例。
《實錄》原為野心或有慚德的人君，為掩飾其篡亂的創製；《時政記》則為宰臣取媚人君的產物，金靜庵批評“不肖者假此迷眩千古，不惟難稱信史，且大侵史官所守矣”，甚是。[148]未有官修《實錄》及《時政記》以前，未聞曆朝《國史》不可得而修；二者既創行以後，史官常多議者，是則二者之創修，利弊誠可知之。自後史官、史家在處理龐雜史料之外，尤亟須勞費精思於考辨重要史實，重新建立價值標準諸問題。劉知幾奉詔修《唐書》和《則天實錄》，聲言“舊史（指唐史）之壞，其亂如麻”，“言無可擇，事多遺恨”，[149]由此透露其嚴重性，而知館院學派所以興起的基因。
逮7世紀90年代，唐、周史局一脈相承，發展壞亂如此，誠中國史學發展——尤其官修製度發展的危急存亡之秋，中國以後是否仍有信實的國史，端視這時代史官史家的反應與行動。其實，對史學有真切認識的史官史家，曆代不鮮見，所罕見者厥在專暴君主之下，能否有道德勇氣提出問題而躬行實踐而已。自魏晉設立專門官署——著作曹修撰國史及起居注以來，曹郎史官即為美職，至南、北朝竟為門第中人的起資官，遂使曹局修史權旁落，至唐為院、館二係統所取代。不過唐的館、院史臣，仍不失其官僚體係的一環，而且由於具有禁密化、直隸宰相、君主供奉機關諸性質，使其在官僚轉遷中更為重要，後至宰輔大臣者所占比例亦不少。[150]許、李以降，館、院史臣是文人所追求的轉遷美職，事關官宦前途，更關己身性命，故有勇氣提出意見者少，躬行實踐者更少，雖知幾亦不能完全自免。
館院史臣是重要官僚體製的一環，故魚目混珠、濫竽充數，爭相趨競而喜居史職者，遂成怪異風氣和現象。若欲整頓官修風氣和製度，此則必為首先被注意與批評者。劉知幾等人本不相識，後來相繼為館院史官，始有機會真切接觸此類問題，並凝融出共同的主張。劉知幾自謂“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晚遇徐堅，遂成知音，複遇朱敬則、劉允濟、薛謙光、元行衝、吳兢、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搉揚，得盡懷抱。每雲‘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151]此則數子互相論道講學，皆因館院為背景，而漸成一個學派，當然內中也有未曾任史官，徒以“道術相知”而論學的。
劉知幾初以文辭見稱，為武則天的寵幸張昌宗引用同修《三教珠英》。此書在大足元年（即長安元年，701年）十一月奏上完成，不久知幾即首次出任史官——著作佐郎兼修國史，而與同列史官劉允濟、朱敬則等認識。這年知幾已四十一歲矣。知幾雖此前對史學“言悟日多”，但在史館則資曆不高，館院學派首先發難者為允濟和敬則。
劉允濟與知幾同出彭城劉氏，亦擅屬文，與王勃齊名。他舉進士後累除左史，革命後一度為來俊臣誣構坐貶，長安（701—704年）中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未幾遷鳳閣（中書）舍人仍修國史。他早年自著《魯後春秋》二十卷，有撰史經驗，並以此遷左史，碰觸館院問題，因此在長安二年（702年）任鳳閣舍人修史時，提倡“史權論”說：
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仆視之如浮雲耳。但百僚善惡必書，足為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152]
此“史權論”的內容，論及史官官守原則、秉筆獨立、史家心術操守、史學功用與價值諸問題，旨在促使史官對這些問題的自覺，恢複史學的尊嚴，而再度強調史家的權力責任也。許、李以降凡五十年，久矣不聞此調。當然，這與則天晚年放寬言論、鬆弛酷法的趨勢有關。武則天在此論倡議不久，可能格於牛鳳及唐史的被人批評，遂於長安三年（703年）正月一日，敕令武三思和宰相李嶠，領導朱敬則、徐彥伯、魏知古、崔融、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重修唐史，指令“采四方之誌，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以貽勸誡”。兩年之後因“神龍複辟”、則天遜位而止。[153]武則天的指示末語，或許與允濟的倡論有關。
朱敬則原是大膽請武則天撤銷羅織法網之人，此時為正議（諫議）大夫，修史不久——同年七月即拜同平章事為相。重修唐史，監修者不明，至此可能即三思、李嶠與敬則三人。史謂“敬則知政事時，每以用人為先”，這月他上書《請擇史官》，以垂名不朽的曆史意識投武則天之好，並由此提出欲使人君垂名，則必須選擇史才。他說“此才之難，其難甚矣”，“倘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由而就也”，並舉北齊令魏收修史，聲言“好直筆，勿畏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指崔浩史禍）”；又舉宇文泰納柳虯建議，“特命書法不隱，其誌在懲勸如此”。最後建議“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勖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154]
敬則表麵上提出的是“史才論”，但未闡明何者為史才，此需劉知幾日後詳論。這裏他上承北朝史學思想，指出具有史德，能知秉筆意義及直筆不隱者，為史才之善者，無異在發揮及落實去年劉允濟的“史權論”。隻是允濟突出“以史製君”意識，講貶天子討大夫，敬則旨在投武則天所好，而使之同意選擇史才，免令唐史重修再落入奔競舞文者手中，故回避此意識而已。不過，所以有前述怪異風氣和現象，基本問題即在史才選擇問題上，及雖有史才而未能讓他有環境與授權，得以從容獨立而撰述也。後來劉知幾即以“雖任當其職，而吾首不行；見用於時，而善誌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155]可知敬則確為發揮友好之論，欲確切改革半個世紀的積弊而上書的。他這時推薦“吳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後來吳兢也如知幾一般批評武三思等監修，使之“不得誌”，亦退而私撰《唐書》及《唐春秋》二書。[156]
由於朱敬則上書真正意旨如此，且身為宰相，故一時風氣，頗見響應，如同年不久，張易之、張昌宗欲譖宰相魏元忠——與朱敬則友善、共同推薦吳兢的人——引起大風暴，是導致神龍複辟、武後遜位導火線的事件。二張當時拉攏張說作為人證，宋璟皆勸張說勿為所用，起居郎劉知幾更以“無汙青史，為子孫累”為言，堅定了張說翻供之意。翌日當殿對質，張說聲請“臣今日對百寮，請以實錄，因厲聲言魏元忠實不反”。朱敬則事後密申協助，遂使元忠、張說二人判流貶而免死。數年後張說拜相，讀知幾、吳兢等所撰的《則天實錄》記載當日此事，知兢所記，偽向吳兢謂劉生“株不相饒假，與說毒手”，意欲暗示吳兢修改。吳兢表示是他所書，不可誣枉幽魂——知幾已死。同修史官驚異，許兢為“今董狐”。[157]
中宗複辟後，韋、武用事，諫官賈受同樣本“以史製君”精神，以“史官執簡必直書”諫諍中宗追尊韋後父；徐堅亦以“君舉必書”，阻止中宗、武三思之欲殺韋月將。[158]大約同時，宰相韋安石閱當年敬則上書之稿，感歎之餘，肯定了“史權論”的地位，稱讚敬則“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製生人，史官兼製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也”！[159]不論是否屬館院學派，一時文人學士、史臣宰輔，頗知董狐之事，“以史製君”及製臣的意識頗盛，而“今董狐”也頗出現矣。誠如朱敬則在《請擇史官表》所言，“董狐、南史，豈止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
劉允和朱敬則在官修危機之下，適時力挽狂瀾於既倒，所特重者在此，則知劉知幾後來理論，以董狐、南史高於左丘、司馬，良有以也。8世紀初期這種史學精神再興，可說是反武氏的政治複辟外的史學複辟——以貞觀初之史學精神為目標。二者皆形於大周之末，且史學複辟發難更早於政治複辟。此下劉知幾承此而開創史學批評，吳兢承此而徹底突破隋文帝禁製——私修《唐書》及《唐春秋》於史館工作之外，遂構成本期史學史上的兩大突破。開元中期，張說在家私修唐史，即承吳兢之風。開元十五年（727年）宰相李元紘上奏：“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院撰錄，令國之大典，散在數所。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敕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草不墜矣！”[160]這是表示吳兢等突破過度，傷害了史館製度及其禁密性，故李元紘重申之，同時也肯定了“史權論”的重要性。
史權如此重要，官修製度又對之如此妨礙，故吳兢、張說雖一時被勒令回歸史館工作，但私修國史勢卻未消。安史之亂，唐官方起居注、實錄、國史皆焚毀流失，所幸韋述私修國史一百一十三卷，抱史藏南山，遂使唐朝前期史終得不滅。韋述正是館院學派元行衝的表侄，幼年頗受行衝等影響，未舉進士前已私下修撰《唐春秋》者，蓋效法吳兢耶？[161]由此可知館院學派的興起，影響唐史、官修製度及中國史學史，可雲大矣。
[1] 隋兩度修北魏史，事涉正統之爭問題，詳見《史通通釋·古今正史篇》，卷十二，頁365～366。
[2] 參見《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傳》，《新唐書》卷一〇二本傳略同。
[3] 三代未聞為勝朝修史事。秦以降，秦未為周修，漢不為秦修；魏、吳之於漢，晉之於三國，官方皆未為之修史。西晉史官陳壽、傅玄分別撰就《三國誌》及《魏書》，疑似官修，實史官居家私修之例。王沉修魏史，在魏未亡之時，猶為魏史官自修其國史也。
[4] 詳見《晉書》本傳，卷八十二，頁221D。
[5] 《宋書》沈約《自序》，謂其十三而孤，二十許即有撰晉一代之意（卷一〇〇，頁247A）。《南齊書·臧榮緒列傳》，記其早年隱逸時，即撰《晉書》（卷五十四，頁88B）。
[6] 參見《宋書·謝靈運列傳》，卷六十七，頁179A。按：靈運時任秘書監，主持整理群籍，帝又優禮之，故付以此任，其書未成，即於434年（元嘉十一年）被殺。所以臧榮緒、沈約等皆歎晉無全史，立誌修撰也。
[7] 參見本書第五章第四節。
[8] 自五胡亂起，胡人政權對其統緒之解釋即多各隨所意，爭議頗多。北魏興起，對其政權之得統，解釋也不甚明確，至491年（太和十五年）孝文采李彪一係之建議，覺得“越近承遠”之原則不妥，決定宣布北魏之統繼承西晉，以貶東晉及繼承東晉之南朝也，詳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一節。
[9] 詳見《北齊書杜弼傳》，卷二十四，頁34A。按：此事當發生在6世紀三四十年代之間，時東、西魏對峙之局已成，西魏為宇文泰所把持也。
[10] 梁武帝約在6世紀初至20年代，勅吳均修《通史》。上起三皇，下及梁朝，頗具正統主義及民族主義色彩。嚐從容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如此看來，《通史》實也構成北魏之壓力也。《通史》四百八十卷，唐初修《五代史誌》，將之列入“正史”類。梁武帝修《通史》是效法司馬遷的，司馬父子皆認孔子修舊起廢而作六藝，正是悲周室王道缺、禮樂廢而來，故梁武帝“專事衣冠禮樂”，蓋亦包括修史而言也。作者曾對此有分析，請見本書第十章第一節及第十一章第一節。
[11] 6世紀中期固是混亂時期，但因混亂之極，此時亦萌發了南、北兩皆承認的調和兩認觀念，為隋、唐大舉修周、齊、梁、陳四史，及李大師、李延壽父子撰《南、北史》的指導思想，參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二節。
[12] 該詔詳見《唐大詔令集·經史》類，卷八十一，頁466～467。
[13] 詳見《史通》，卷八《人物篇》。
[14] 參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三〇，頁1059下。本書第四章對此已論及。
[15] 傅玄評價容有誇張，但班固有為漢寫光明麵之傾向，應為事實。忠臣直節有損當局之聲譽，反映政治之不善；辭章取容，則隻論表麵、歌頌粉飾之美，自班固以降，史學即有此趨勢，詳見本書第八章。
[16] 關於當時引政治慣例為篡奪鋪路，及石勒之論笑，請參閱本書第九章第三節。唐太宗之分析，參見《貞觀政要·政體篇》，貞觀四年條；卷一，頁12B～13A。
[17] 幹寶批評帶起史界大批判之風氣，詳見本書第九章第三節。又幹寶最初治《左傳》，由此振興春秋史學，帶動古、今正史之爭；當時古史學派，大多具有春秋史學之批評精神，前章則已述之。
[18] 詔文詳見《魏書·浩傳》，卷三十五，頁85D。
[19] 李文、李彪的史學建設，重要者包括建立史官製度、議定北魏統緒、改革國史體裁等問題，前麵已多處論之。此處引文請參見《魏書·彪傳》所載李彪求複史職之表（卷六十二，頁143A～143C）；又李彪早年提議改革史體全麵修史，亦以記王朝美善，懼史文斷絕為言（參同書《高佑列傳》，卷五十七，頁129A～129B），是知李彪一直秉持此觀念意識，以啟導孝文、宣武二帝，二帝亦為此而修史者也。
[20] 引文分見《北齊書》卷三十七收傳，及《魏書》卷一〇四《自序》，北齊史風並請見本書第十章第四節。
[21] 德棻之言，《舊唐書》本傳、《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前代史》及《新唐書》本傳，皆有載述。前二書文意略同，知其本舊史原文也。
[22] 《貞觀政要·慎終篇》，卷十，頁12A。
[23] 詳見《周書》書末，編修金文淳所作按語，頁77C。
[24] 分別見《周書》卷三十六《令狐整列傳》《隋書》卷五十六《令狐熙列傳》，並二傳《史臣曰》部分。
[25] 劉知幾對隋唐之際諸史臣，極力推崇者不多。他在《史通》中，卻多次推崇王劭，於《曲筆》《史官建置》《古今正史》諸篇，可窺其至意。
[26] 《隋書》史臣對王劭人格及其著作之鄙嫉，甚為少見。他們說他求媚取容，批評其著作引用史料不當、湮沒名臣將相善惡之跡，《齊書》鄙野不軌。總論更謂其“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雲。詳見《隋書》劭傳，卷六十九，頁1601～1610、頁1613。知幾之指出王劭蒙惡，關鍵在能直筆，見《史通通釋·忤時篇》，卷二十，頁591。
[27] 劉知幾在《史通》各篇多次評論唐初所修諸前代史，這裏引文及意見，詳參卷十七《雜說中》。
[28] 周一良：《魏收之史學》（收入杜維運等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頁311～347），就此質疑，大有平反收枉之意，其論亦頗有是者。但論收枉，不由時人崇尚以先世功業入史之風氣入手作分析，誠憾事。周一良已引用《北史》收傳，謂其書出，“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或雲遺其家世職位，或雲其家不見記錄，或雲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是則可見時人論訴收書之著眼點，正與唐初史臣之觀念相同也。
[29] 《舊唐書》卷七十三本傳，德棻此時又奉詔與侍中陳叔達修《藝文類聚》。此書在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書成奏上（參見《唐會要·修撰》該年條，卷三十六，頁651），是則遷德棻為秘書丞，首議及主持購書，蓋目的之一在與修撰文史工作呼應配合也。德棻於貞觀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
[30] 兩《唐書》及《貞觀政要》，對魏徵在貞觀初任官記載有出入或不詳，是年征以右丞遷此官，據嚴耕望師《唐仆尚丞郎表》（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4月初版，頁451）。又唐初募理群書，由德棻首議，至魏徵繼續，始克略備，兩《德棻傳》歸功於德棻，而《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則兼言德棻、魏徵等，是也。太宗於中書重開前代史修撰工作，見《唐會要·修前代史》該年條，卷六十三，頁1091。
[31] 詳見《貞觀政要·慎終篇》，卷十，頁12。
[32] 柴紹以勇力任俠聞於關中，是太宗姊夫。其實柴紹夫婦皆以俠名，為唐開國功臣，兩《唐書》有傳。竇誕為太宗母親竇氏家族子弟，兩《唐書》均附於《竇威傳》。與魏徵論史，事詳見《貞觀政要·杜讒邪》（卷六，頁16B～17A）。
[33] 參見《貞觀政要·悔過》（卷六，頁19A～19B）。按：太宗大覺其非的少小時行事之一，當指他自言“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戲”也。此言《政要》失載，詳見《舊唐書·太宗本紀下》，貞觀十五年五月條（卷三，頁52～53）。
[34] 劉洎向以正直著稱，後亦以直言為太宗枉殺，兩《唐書》有傳，此次上書，目的建議教育太子（高宗），《通鑒》係於十七年五月，時間稍異。事實上，太宗約在貞觀十年以後，魏徵即批評其“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勉聽，而意終不平。”劉洎於此次上言稍後，亦批評太宗與人論議，常“麵加詰難，無不慚退”。但大體上，太宗始終能與人論學論事，並常予接納及勉勵。劉洎稱美，詳見《政要·尊敬師傅》十八年條（卷四，頁7A～10A），其批評則詳見《納諫》十八年條（卷二，頁33B～34A）及《悔過》同年條（卷六，頁20B）；魏徵言見《直諫》（卷二，頁45B～47A）。
[35] 秦府論學內容及十八學士，見《舊唐書》，卷七十二《褚亮列傳》。作者前曾改編《貞觀政要》一書（《中國經典曆代寶庫叢書》），雖未對論經、論史、論體等內容作統計，但討論曆史者大半，可以無疑。
[36] 參見李樹桐師《初唐帝室間相互關係的演變》（收入所著《唐史考辨》，頁125～140）。李師分述此事，未論及秦王與十八學士所究心、所討論之學術。高祖怨世民少不更事，語見《大唐創業起居注》，蓋恐其學識未長也。謂裴寂語，見《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列傳》，正見秦王世民之學識，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37] 貞觀六年太宗對禮部尚書陳叔達說：“朕本性剛烈，若有挫抑，恐不勝憂憤，以致疾斃之危！”這是回憶武德中叔達幫其說話之言，詳見《貞觀政要·論忠義》，卷五，頁6A、頁6B。
[38] 參見《顏氏家訓》（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二版），卷八，頁16～19。之推為梁元帝在藩邸講課時學生之一，此篇及《北齊書》本傳俱有記述。之推在6世紀中期，顛沛流離，先後落難於侯景、北周、北齊、複於齊亡入周，仕於隋而卒。他比較南、北學風，皆出於親身體察，非耳食之談。之推在北朝先後生思魯、敏楚、遊秦，子孫在唐初皆顯。尤以相時為秦府學士，仕至禮部侍郎；師古為高祖、太宗最重要機要侍臣之一，參與經、史撰述的工作。師古父子兄弟詳見《舊唐書》，卷七十三本傳。
[39] 參見本書第十章第一節。元帝史部著作甚多，如《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仙異傳》五卷，又《注漢書》一一五卷。顏氏家學以《漢書》著稱，恐為之推當年受元帝啟發者也。元帝著述參見《梁書》本紀及其所著《金樓子》卷五《著書篇》。
[40] 若以《貞觀政要》和《金樓子》相較，太宗重視曆史事理之係統討論，而梁元帝則誇其博識前言往行而已。其聚書著書，及書鈔零碎割裂之撰述情況，《金樓子》大體可以征知。
[41] 石勒、石虎父子極重史學，軍旅間亦令人讀史以作討論，詳見本書第十章第二節。黃宗羲倡讀書，詳見杜維運《黃宗羲與清代浙東史學派之興起》，收入所著《清代史學與史家》（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4年8月初版），頁169～171。
[42] 顧野王、虞世基、虞世南分在《陳》《隋》、兩《唐書》各有傳，不多贅。據兩《唐書·虞世南傳》，世南自小即極用功而博學，屬文則學自徐陵而得其意，書法則由智永而摹右軍，當時評價甚高。他因年事已高，故太宗未任以繁劇，使繼魏徵為秘書監，主持整理群書工作，對唐貢獻甚大。太宗稱其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為五絕，最信任其人格，故其卒時，太宗歎“石渠、東觀之中，無複人矣！”
[43] 野王學術及著作，詳見《陳書》，卷三十本傳。兩《唐書·虞世南傳》及《貞觀政要》，亦有記載其以經史為太宗解災釋事。
[44] 《帝王略論》在中國已失傳，日本東洋文庫藏有其一、二、四卷之殘本，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殘本亦僅存卷一和卷二殘卷，日本人尾崎康曾據以比較討論，序文轉錄其頁175～176所載，詳見蔡懋棠譯尾崎康所著之《關於虞世南的〈帝王略論〉》一文。
[45] 兩《唐書》世南傳謂秦王兵變為太子後，世南任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遂任此官職。尾崎康據日藏唐拓本世南所撰《孔子廟堂碑》及貞觀三年之《破邪論》，謂其以中舍人行著作郎。按：唐文官製度，行、守、兼用於以階官任職事時，兩職事官相兼或有之，行則少見。據《全唐文》（台北，大通書局，1979年7月四版），卷一三八所錄世南此二文，未見此係銜。宏文館情況參見《唐會要·宏文館》（卷六十四，頁1114）。
[46] 參見《新唐書》卷一九八，頁10。
[47] 參見《唐會要·修撰》該年條，卷三十六，頁651。
[48] 太宗將此書分賜諸王，並囑雲：“此宜置於座右，用為立身之本。”事詳見《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貞觀七年條，卷四，頁11B～13A。按：此書分為《善錄》與《惡錄》兩部分，已佚，《全唐文·魏徵》文項下，亦僅錄此序而已。
[49] 詳見《貞觀政要·崇儒學》，貞觀二年條，卷七，頁4。按：此條稱王珪為大諫。王珪為太子建成係統。太宗兵變後，召之為大諫。《舊唐書》本傳謂其在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兼右庶子，則此段言論，當發生在武德九年至貞觀元年之間，吳兢編年殆誤。《通鑒》不錄此條。
[50] 宏文館初置就在門下省，即正殿之左是也。故王珪既為黃門侍郎，遂建議改革。此時學校製度未備，太宗**書法（《晉書·王羲之傳》特為撰《製曰》代論讚，其製文可以知之），是以召學生習書法（書法亦為唐朝銓敘試項目之一）。蓋此類學生日後皆可援“封爵”“親戚”或“資蔭”等出身，徑行銓敘任官者。貞觀初以學校未備，故宏文學生資格為五品已上京官之子，盛唐時學校已備，品官之子各依其父官品進入國子學、太學或四門學讀書，宏文學生遂以皇親、外戚、宰相之子孫為主，資格轉嚴。吳兢乃盛唐人，故誤謂貞觀初即許三品以上子孫為學生。宏文館教育改革，詳見《貞觀政要·崇儒學》首條（卷七，頁1），及《唐會要·宏文館》武德四年和貞觀元年條（卷六十四，頁1114～1115）。
[51] 進士科雖以詩賦文章為重，但亦有考史者，殆由貞觀時代始。見《唐會要·貢舉中》貞觀八年條，卷七十六，頁1379。
[52] 詳見《貞觀政要·公平》該年條，卷五，頁15B～16A。
[53] 詳見《貞觀政要·納諫》該年條，卷二，頁30B～31A。按：荀悅“五誌”詳《漢紀》之序，為悅在建安之際極力發揚以史經世之思想者，對後世史學思想影響甚大。
[54] 詳見《貞觀政要·慎終》貞觀十三年條，卷十，頁13A～17B。兩《唐書·魏徵列傳》亦載此疏，及徵自錄諫語付遂良事。
[55] 武德時《隋書》為陳叔達、庾儉、令狐德棻修撰，貞觀再修時，改由魏徵、敬播、孔穎達、顏師古等撰（參見《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敬播列傳》），而序論則徵為之。徵等對高熲之推崇，見《隋書》卷四十一熲傳並《史臣曰》。貞觀諸臣中，馬周頗有高熲之風。周疾甚將死，悉取所上奏章焚毀之，聲言“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新唐書》卷九十八本傳）顯示留下奏章為文集，已為“取身後名”之行為，至如錄付史司則更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