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序性修注係統已如上述，今試論其中介性與終程性，並由史館修史的破壞變化，試論其影響於注院，乃至整個官修國史體製者，以見官修史的精神變動及優劣良弊。
貞觀三年（629年）閏十二月，史館由秘書省著作局移於門下省北，遷入禁中直隸於宰相，由其監修，此即禁密化成為製度化。原掌史的著作局著作郎和佐郎，從此脫離法定的史任。[109]由貞觀三年到七年，秘書省長官為魏徵，他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而為宰相，故中書於貞觀三年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而史館則移入門下，疑與徵以秘書監充相職之事有關，因史料闕如，不能得知其詳。然而起碼可知魏徵以秘書省長官充相職，遂使該省原有的前朝史和本國史修撰職權遭到剝奪，隨他入相而移入禁中，分置於中書和門下也。當時國家大修撰中，以完成五代史最為重大，國史修撰並未觸目，故魏徵仍以長官身份在中書的秘書內省監修五代史；雖至七年正拜侍中，仍舊跨省監修，以至完成。至於在門下省的史館，魏徵並未監修，而是以玄武門兵變第一功臣的左仆射房玄齡為監修。至玄齡死為止，皆其一人監修國史，似有深意焉。[110]
不論如何，就有強烈曆史意識的唐太宗立場看，魏徵原為太子李建成舊僚，曾為己之死敵，既讓他以秘書省拜相，此時是否尚宜由他直接督導所屬著作局修國史，使據實直書開國及兵變事？誠值三思。若其不便，則奪史館以歸門下省，另置秘書內省於中書，使魏徵入內監修以慰其心，又令玄齡同為總監以協助或牽製之，實為良策。再者，史館既在門下省，省長官（侍中）當時是另一建成係統的王珪，則史館當亦不便被此人監督也。作者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史館此年重大改革，尤其魏徵在任而所屬史館被奪；既移門下省，複又不由侍中王珪以本省長官監修國史，反以與兩省無關的左仆射房玄齡監之，並另總監五代史，其巧如此，豈非可疑？初唐史曾被篡改而至隱晦，作者所疑，容或非妄。何況魏徵始終堅持“以史製君”，曾因諫納鄭氏女而警告“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又曾警誡太宗，說“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嗣後何觀”！此對當時早已自覺當年非、而又有強烈曆史意識的太宗言，由魏征或王珪監督國史修撰，實有不便、難言之處。[111]
上述臆論應具關鍵性。因為遲至貞觀十六年，太宗向褚遂良索閱起居注不成，而尋向之宣示，要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不久則監修國史的房玄齡就獻上實錄讓太宗看了。此事若換了魏徵、王珪，乃至遂良或劉洎，殆不可能發生。
照說房玄齡若如《隋書·房彥謙（玄齡父）列傳》所言，當年常受其父“講說督勉”的庭訓，則玄齡必知國史不能隱惡曲筆之義。因為該傳載其父致張衡書，批評北齊及陳朝，近臣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使人君因蔽塞而導致國亡。[112]《隋書》是魏徵監修，顏師古和孔穎達為主力，而佐以敬播和許敬宗，始得以完成的。[113]是書對房玄齡父頗有虛美之嫌，雖說敬播史才頗有聲譽，但“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書成遷之為著作郎兼修國史，不知是否酬其為己父虛美？因為當時許多有名的史臣中，玄齡特許僅有進士出身而無任官履曆的敬播，並竟比之於陳壽，超擢其兼修國史，寧無可疑？[114]至於許敬宗，在貞觀八年任著作郎兼修國史時，即喜謂所親曰：‘仕官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顯示早有以文筆作求功名、立門戶之工具的意識。[115]由此言之，敬播、許敬宗為玄齡父虛美，而玄齡以兼修國史相酬，未必無可能。知幾後對五代史屢加批評，殆非率意之舉。
太宗不用魏徵或王珪監修國史，而用玄齡，初始即曾指示他修撰國史應該抱何種價值觀點、如何定選擇係統，從而判斷那些文章事跡可以載錄。[116]這種態度顯然與對魏徵、杜正倫和褚遂良論修注大不相同。及至太宗屢次索閱起居注不果，遂敢轉而向玄齡索閱國史。索閱國史的時間和情況，諸書記載頗異，但可肯定者乃是玄齡不敢拒絕。《貞觀政要·文史》類雲：
太宗謂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117]
玄齡完成二實錄的兩個助手，正是敬播與許敬宗，他們在貞觀十七年（643年）七月十六日奏上。劉知幾不知何據，頗謂二書取法開國時代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而“相次立編年體，號為《實錄》”雲雲，以論唐世實錄之創始。[118]其實隋唐之際，國史修撰原為著作局職掌，知幾說“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國史，可知十七年以前已有國史修撰，但似不止思廉一人修撰而已。[119]自史館移入門下隸玄齡監修，參修者即帶“修國史”或“兼修國史”銜，這是北朝以他官參修國史的慣例，至於另稱資淺者為“修史學士”，則取南朝梁陳的名例。[120]值得注意者，乃是唐朝此時已有紀傳國史若幹卷篇，而敬播、許敬宗皆為兼修國史（敬播或稱“修史學士”）。北朝隻有修注記及修國史二體係，唐承之，故原無修實錄此一程序。這時皇帝要破例觀國史，玄齡以“以史製君”精神和史官恐懼意識答之猶不能拒，於是在不破壞慣例而又能讓皇帝觀史的需求壓力下，隻有變通為“刪略《國史》為編年體”的《實錄》，應非如劉知幾所言取法於溫大雅注記也。因為《實錄》原由南朝梁武帝所創行，有以編年體作中介性撰述，淘汰一些不利於國朝統治聲譽的史實之作用，許敬宗出身梁陳史官世家，豈會有不知之理？玄齡創行唐朝實錄修撰，或與許敬宗及當時史官製度帶有南朝製度因子，頗有關焉。
二實錄的創行，原來已是玄齡不敢堅拒太宗之要求，委曲變通而作。他自己是玄武門兵變主謀，個性畏慎而善知太宗意，當知太宗堅持要親閱國史，重要目的之一當在看史官如何述其玄武門兵變，故在眾修史官中獨選敬、許二人主持“刪略”，恐自有其道理。不意太宗看後，猶感不滿，《政要·文史》續雲：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指兵變日）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據這段證詞，可以推知敬、許原本的“刪略”，尚有未盡令太宗滿意者，即在“語多微文”而尚未徹底削略也。太宗尋而指示監修，務必遵照其價值係統，另作“義”理判斷解釋，進行修改。據此原則修改，太子、齊王即變成不義，而太宗當日則義同周公，當然可“直書”秦王誅“三監”以救社稷，進一步刪盡“微文”和“浮詞”也。這真是一件不幸，而又影響中國此下官修史發展甚深遠的事情。原本太宗奠定的史館製度——禁密化與宰相監修——發生變化，即國史記述縱令有誤，而民間史家已不可能立即討論更正；且修史官在宰相監督下，形勢上亦已不可能完全獨立自主。這時除此以外，更增加了皇帝親自幹預史的惡例和因素。如此，國史尚有真實的可能否？就此角度看，太宗誠為中國史學的罪人，玄齡等不能拒之於前，複不能不遵從指示修改於後，雖雲形勢比人強，但其破壞體製，曲從君意，亦罪無可逃。李樹桐先生一再撰文指責許敬宗，[121]照此而看，實不能貶天子、退諸侯，隻能討大夫而已，未必公平。
據天子指示而修改後的實錄，當然符合太宗之意，難怪太宗有讀之“感動流涕”，敕命秘閣收藏，並賜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也準許三品以上京官抄寫之舉，國史的禁密性亦因而打破。[122]《高祖》《太宗實錄》有問題，絕不能單獨歸咎於許敬宗後來的修改。[123]敬宗祖與父——許亨和許善心，原為梁陳史官，染有南朝為君隱諱之風，善心仕隋時，即倡言“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臣亂子，天下大懼”之說，對其子不無影響。[124]試想“國惡”已諱，雖書君舉，尚何製君效果之有？人君不懼而專製臣子，則亂源何日可息？飾主闕、逢君惡，自《漢書》起，此風即屢被批評，如此而講“以史製君”如玄齡者，尚有何意義可言？如此而求史官自主直筆，則又緣木求魚也。太宗為此“降璽書褒美（玄齡），賜物一千五百段”；敬宗為此“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敬播亦獲賜物五百段，其後並奉命完成貞觀十五年至太宗死為止的《續貞觀實錄》，可謂愈受厚賞者愈應受上刑。[125]
這四個君臣之間，似乎獲得最大精神利益者為唐太宗，獲得最大現實利益者則為許敬宗。他原本早已為太宗未即位前著名的秦府學士，不知何故一直未能如其他秦府同僚般快速升遷，此事令他獲得封賞之外，兼且尋即檢校黃門侍郎（原官給事中），自此仕途暢順，至於拜相。不過，他原本有隱諱史學的家學淵源，人格亦被稱為奸詐，由此機會而大得啟示，遂能逢君之惡，加促破壞修史體製，而因此大獲政治利益。所謂“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不此之謂歟？
貞觀晚期，陸續開修《晉書》及《五代史誌》。《晉書》部分由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主持，太子舍人李義府參修，敬播則為條例詳訂者之一。義府為人亦稱奸詐，文筆之佳，則略同許敬宗；由於他“笑中有刀”，人稱之為“李貓”。他原本以文筆見稱，此次參修前代史，自此仕途暢順以成門戶，亦略與敬宗同。唐朝國史的修撰，他即在永徽二年（651年）以中書舍人本官兼修，而許敬宗則同年因賣婚受金而被貶出為刺史。[126]當時，令狐德棻、敬播負責的貞觀續實錄——由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太宗死——早已於永徽元年完成，為長孫無忌領銜奏上矣。至此，除起居注，其他史料以外，《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共六十卷亦已完成，可以進一步修撰終程性的國史了。
劉知幾說：“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656年），太尉長孫無忌與於誌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複為五十卷。雖雲繁雜，時有可觀。龍朔（661—663年）中，（許）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127]
按：自貞觀至永徽，臣僚以“兼修國史”名義，通籍禁門，入內修史者，前後相繼；而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七月玄齡死為止，皆始終由其一人監修，故有十七年“刪略”紀傳體國史而為編年體的二實錄之事。玄齡死後，監修之任落在高季輔和張行成身上。[128]稍後令狐德棻、於誌寧、長孫無忌等加入為監修，而僅德棻一人不是宰相，此時已是高宗永徽元年及二年之事了。[129]由二年至三年，新拜宰相柳奭、來濟、韓瑗、褚遂良亦先後為監修國史，突破一相監修的慣例。多相監修乃於貞觀二十三年太宗死後出現，至永徽四年，竟有八相監修之局，為唐朝之最高紀錄。[130]蓋為修撰高祖、太宗《兩朝國史》故也。
自永徽三年（652年）後，許、李二人皆在館兼修國史，適值武則天營求為昭儀（五年）及皇後（六年），遂密讚其事，獲得帝、後的寵任，武氏既為後，遂於永徽六年拜義府為相，監修國史，稍後許敬宗也拜相監修國史，數年間密助武後誅逐其他諸相，至顯慶四年（659年）殺長孫無忌，大權在握，遂能“總統史任”。
在許、李拜相監修之前，二人在諸相監修指導之下，當無裁奪史實的權力。而唐《國史》五十卷，連先前已粗成的三十卷，凡八十卷，則早於顯慶元年（656年）七月三日——李義府監修後一年，許敬宗未拜相監修之前——由無忌等領銜奏上；該書斷限自開國，以止於太宗之死。[131]劉知幾對此書評價不算高，或許與房玄齡——玄武門兵變第一功臣——監修於前，另一位第一功臣長孫無忌監修於後，而善於曲筆篡改的許敬宗負責修撰等因素有關吧？要之，此時創始的唐國史始終有可疑之處，隻是需待許敬宗“總統史任”以後，國史不實及官修製度不善的問題，始普遍明朗化而已。
上述初唐實錄、國史草成後，史館複修《高宗前實錄》。此實錄於顯慶四年（659年）二月五日完成，由許敬宗以中書令名義領銜奏上。這時，於誌寧已罷相，長孫無忌則“黔州安置”，許敬宗已“總統史任”，[132]武後與許敬宗等密謀的連串政治整肅已經發動。此下許敬宗主持的《龍朔（高宗年號）國史》，其篡偽遂騰時人之口，史謂：
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虛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133]
按此段文字，表麵似乎針對篡改兩朝實錄而發，其實批評者評及某事應入某傳此類問題，顯示是針對龍朔間的紀傳體國史而言也。即許敬宗據實錄修成國史，極盡顛倒刪篡之能事，以掩飾武後入宮以至居中整肅諸史實，修成二十卷的《龍朔國史》——斷限自貞觀二十三年至顯慶間。[134]
八十卷本的《永徽國史》，原本在太宗君相史臣之下，恐已刪略篡改，於今與《龍朔國史》合成百卷，篡改之精神行為前後一致，而敬宗始終參與或主持，是以亦最後獨屍其咎。
百卷本三朝國史（高祖、太宗及高宗前期）遭時人喧騰，而高宗本人也曾親閱過。篡偽之跡，連高宗也看不順眼，聲言“敬宗所紀，多非實錄”，稍後指令劉仁軌等監督修正。不過，高宗又從而指示切實修改之處及其原則：某事必須移某傳，使“垂之後昆”；某事“亦須入史”，使存實錄；必須令太宗的“盛業鴻勳，鹹使詳備”雲雲。此事發生於鹹亨三四年（672—673年）之間，許敬宗已死之後，值主要負責修撰的史官李仁實卒官而止。[135]
從貞觀至鹹亨凡半個世紀，唐朝官修製度及官修成果，暴露了重重問題。
就製度言，官修的禁密化已遭到衝擊而破壞，太宗由於不能親閱具有第一禁密性的起居注，遂退而要求中介性的實錄，至高宗時且親讀國史，並且指示依照君主意旨修改。禁密之意義，不僅在集合極少數的史官入禁中秘密修史而已，抑且連君主也不許親觀本人起居注及當代國史。至此，經太宗、高宗的突破，不僅此傳統禁製被打破了，而且也允許其他臣工閱讀傳抄當代實錄與國史。禁密性破壞後，修史官的史德遂麵臨重大考驗。
國史和實錄的禁密性破壞後，所引起的，乃是人們對官修國史的可靠性與真實性質疑，於是重修國史實錄之例遂由此開啟，以後史不絕書。史館的功能製度，遂一再麵臨考驗。
另外，國史實錄的最重要史料根據為起居注，館臣在宰相監修，或人君指示下，獨立修撰權可說已喪失；但起居院院臣不受宰相監修，人君不得親閱，原有較充分的獨立修撰權及秉筆自主性，隻要製度能維持，史實真相終能保存，以俟日後重修改正。不過，這種院臣獨立舉職情況，由於武後、敬宗的政治密圖，勢必也被上述衝擊所波及。前引蘇冕《會要》說許、李“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為許、李所獨目，作為徹底破壞之焦點。顯慶三年（658年）——整肅無忌等武後決百司事前夕之十二月十五日，創置起居舍人兩員於中書省，與原門下起居郎分侍左右為左、右史。唐左、右史修注製度自此固定，且表麵上是獲得擴充與日臻完備，但其實與該年十一月許敬宗由侍中改授中書令，欲進一步改變修注製度有關。[136]敬宗豈能容左、右史真的直筆記注，乃至入閣執行記錄君相密議的職權？於是二史完備之同時，而二史“與百官仗下俱退”的製度，亦隨同形成。院臣“不得備聞機務”，起居注的內容遂以宮中例行事務為主，雖仍屬禁中之事，不得外泄，但其重大史實的禁密性，可說已呈現衰化而乏意義矣。至此，館、院二係原先創置的精神與功能，可算大幅轉變，非昔日麵貌了。
其次，就精神意識言，太宗改定官修製度，使國史修撰官方壟斷化及禁密化，原與其統一思想、發揚先世之美、彰明本朝光輝正義、入史不朽諸思想意識有關。太宗本人曆史感特濃，為了及身獲得曆史地位和不朽聲名，故有指示開修兩朝實錄之舉，並經刪略之後，將之遍賜子弟，允許大臣傳抄，以俾世人周知其美。成就感乃人所共有，但太宗對此過度強烈，不僅導致了上述禁密性的破壞，同時也啟示了以後的君主如此要求於史臣。
太宗、高宗父子亙五十年間，所思如此，則館院製度的破壞，帶來的是“以史製君”精神的疲弱，更廣義的經世致用功能——如誅亂臣賊子，維護正義等——喪失。監修宰相的阿諛順從，秉筆史臣的曲意取媚，形成了此期間的官修史風，並最後危害到曆史必須是真實的史學第一原則。
由此兩方麵以觀，主張實錄主義的館院學派，及其所建立的嚴格史學批評，形成的背景和思想的中心已經是再明顯不過的了。他們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價值和地位，不僅是為了反對或改革官修製度，而是欲徹底彰明史學存在與成立的真義，挽史學於存亡關頭的危機狂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