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死前所言，對司馬遷日後整齊經子、論載曆史之動機，及成就、使命諸意識，影響啟示頗大。司馬遷創新史學諸思想觀念，胥由此出發而加深加闊。新史學之與當時的所謂經學——尤其春秋經學不同，一為實錄，一為空文。一為由古今之變、天人之際中求道，是曆史的；一為懸出超史之道，以繩人倫，以考萬物。司馬遷《自序》辯孔子作《春秋》，論之已審，經、史有差異，或致日後發展頗分道揚鑣，因子亦已伏下。
新史學又與古史學有不同，前者其性質在論述，而後者則為記錄。前者以紀傳為體，後者以編年為綱。前者以總體全程之過去為對象，後者以祀戎政教為對象。要之，二者追求實錄之宗旨，前後大體一致。
所謂實錄，不僅在追求史實之真實——所謂真相是也；兼且追求史義之真實——所謂真理是也。由研求事與義之真，而至據實記之，如實書之——即為求真、存真以至傳真之全部過程、方法與效果，然後稱為實錄史學。班固謂劉向、揚雄之徒，服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是即足以奠定新史學的性質特征，闡明其宗旨方向。如此之史學，故特重網羅史料、考論行事、稽明道理之三段法，以為其方法論的根本。事理必須論而述之，始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則新史學之所以為論述史學，概可知也。
司馬遷為何以人類曆史的總體全程作探究對象，此則另與其承受當時流行的天意史觀有關。三五相包說是三統論結合五行相克說的學說，有曆史分期論、命定論、循環論、型態論諸理念內涵，史公置之於曆史之總體全程，以作究論印證，遂創為通史。其後班固亦本新三五相包說——三統論結合五行相生說，加上國家主義、本朝意識等，欲“究漢德之所由”與是否屬性型態為火，遂別創為斷代史；然其綜行事、貫五經、論述事理、洽通上下的新史學要旨尚存，章學誠謂其書“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製裁，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1]自漢魏以降，《史》《漢》遂漸成與五經匹亞、師法相傳之學術，繼起日盛。
至3世紀末之陳壽，在巴蜀學派天意史觀、班氏史學理念及政治時忌啟示影響之下，如實傳述“天下鼎立”“正朔有三”之曆史，本此構成三書分行的《三國誌》，據實以記孫、劉、曹、馬之事。於是，始為時忌以減少析論，而突出讓史實說明真相的史學特色，論述史學過渡為敘述史學，此為關鍵。班彪“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的史學改革論要旨，及單一紀傳體，獲得了首次最明確有效的彰顯與落實。
所謂時忌，就陳壽言，其當代即有吳主皓殺韋昭，其遠者則有王允殺蔡邕，更遠則有班固下獄幾死，史家安得不忌？馬、班所述孔子免時難之意，史公自已懷詩書隱約之旨，此所謂史禍意識者，史官史家大都明白。《太史公自序》隻陳述大著作必起於發憤，而其作者多有禍患的現象；至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即顯然自陳其懼，明稱“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修史者心中長期有夢魘，由是可知。劉知幾頌直書而斥曲筆，倡史家寧直而死、不曲而生之說，必須要史家有死於直書為仁，且安於仁而為之的自覺，始克能之。故其標的典範，應是法齊太史兄弟及南氏史，而非以學幸遇賢大夫之董狐為優先。若說中國史學有隱晦的一麵，則此即其一，蓋其考驗人性之極致也。
知幾時代出一、二“今董狐”雖為史壇之幸，但此“今董狐”居史官，所為是否能實踐寧直而死之理，則尚需保留。知幾之退居別撰以申史義，或《疑古》《惑經》以影射當世弑奪，倡者自我表現亦如是而已，則陳壽等可知。
史家有此懼，史學有此晦，蓋與史學的經世致用特性有關。所謂經世致用，約可分經世性與實用性而言。經世性偏重政教之道德教化意識形態，致用性則偏重知識主義實用論。唐初奠定史部獨立而分十三類，其職官、儀注、刑法、地理諸類，尤倚實用性之特質，為劉知幾“書誌實用說”所本，[2]由其子據此理念撰為《政典》，以下開三通之學。經世性則向為王朝政、教之士所特重，更不待言。
其實，史著之能經世致用，史公創新史學已來，就保存了此古史學傳統，王鳳卻東平王求《史記》之請，揚、班之徒論史公謬聖非經，此義即明。實用性姑不論，其經世性則不得不言之。蓋近人或謂史家不應作道德批判，宜為史學而史學，其論高唱之而又可謂高貴之矣，但尚知求真之旨，最終必將直書存實及不隱傳真者乎？此之真實，則真相真理隨之亦明，政教大忌正坐此學術要旨本質而忌之，且不獨於史學然也，亦不僅於中國然也，讀者寧不知地球繞日說初出時之後果耶？孝文帝之製左右史而令舉職直書國惡，唐太宗之創修注官入閣製而令預聞機密，乃是確切了解及把握此史學要旨本質而為之者。柳宗元所論甚是，所謂孔子“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至於“範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鬥暴虜，皆非中道”。[3]是知上述高唱者，若非不明史學實錄之要旨本質，則是潛意識或意識之間有所畏懼。要之，此要旨本質若明，則政教力量幹預控製、壟斷禁密於史學，而又勢所不能免者，其事理發展乃可得而體會推知。相反的，政教人士欲透過史學獲得什麽或彰顯什麽，也絕非太難體會知悉之事。下文欲略論劉知幾的明鏡說與功用論的思想架構，即為回應此要旨本質。
史官史家有整齊文化、存續史文之責任使命，往往又附帶經世致用，乃至貶天子退諸侯的思想觀念，魏晉以降尤甚。相對者，君主大臣亦有修史頌德，反製史權，使史書為其王室或集團隱惡揚善之意誌。兩者激**，則政、教思想價值之涉入融涵於史學，不僅使其外部產生種種變化發展，亦使其內部結構出現種種變化，製度質量，皆有空前之盛。本書各章節，擇其尤重者略論之矣，此不複贅。
史學存在之初義，在存續天下史文、載述往昔人事設施，以待今之知古與後之知今。然而隨著世亂思繁，史學之層次範圍亦隨之擴張開拓，反過來有危害實質史學之核心宗旨者，究其大體，可得而論者有五焉：即天意史觀與神秘主義，權威主義與文獻崇拜，以及文才取向是也。
天意史觀之危害史學者，尤以其命定理念為甚。古者天下政教、社經、文化變動，率有統治者主宰之，是以史公新史學特立“本紀”一體例。自史家立說論天統所予，人力所不可強，於是曆史變動之探究，其終極因素早已預存，可不待深論而知。班氏以後，史學之思想性日漸枯竭，由論述史學變為敘述史學，此為重要因素。
人類行為設施既冥冥中因天而定、依天以行，則勢將激發史家形上神秘之思考，正史靈異載述日盛，而單行的誌怪史學亦隨之興起蓬勃，蔚為大枝，原因可悉。
是則史學之人文究變，搖搖乎可動矣。
確認史實不能不有所理據，亦即價值係統不能不有所主歸。價值有主歸，蓋謂研究論述之實事求是也；非謂獨尊某係統，並以之為唯一絕對真理，以較認行事、確正名實。史公是非頗謬於經，當由此處會意。自班彪以聖道自任，其子以儒術自辯，以批評史公的謬聖非義，於是曆史價值係統，遂有獨本官方所尊的儒家之趨向，不徒影響終極原因之追求，亦且常有導致事實不明、是非不分之虞。例如，論漢衰亡，頗委諸政治腐敗、桓靈不德，是否另有其他如製度性因素、社會性因素等，則無有深究；至於曹、馬寡德不仁，宜較漢朝更甚，卻又何以能興起建國，延其祚命？此皆不易一一分明也。中國史學特色之一，在與儒家價值關係密切，不徒影響曆史事理之研求，兼且有淪史著而為道德教科書之虞。此史籍工具化的傾向，隨史學論述性之日枯，篡奪衰亂之日甚而漸明。劉知幾疑古惑經，考論三監之清君側、武庚之複君親，斯義尚可聞耶？餘近者論釋匈奴劉淵之造反亂華，實為其族人不堪奴役，文化不堪淪喪、國格不堪降辱，故大舉而複興其國族文化者也。[4]類此中古史實，漢、晉諸史或因某種價值理念而偏見失真，將來或因無定見之實事求是而發覆焉。
價值道德之獨尊，實為權威主義的表現；而權威主義之施諸史料學，若成文獻（史料）崇拜，此即文獻主義極至之表現。史公創新史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論述古史則折中於五經，以示經傳與諸子雜說的史料價值不同，此旨遂為劉知幾《史通·雜述》論據所本。然而，史公未嚐謂聖人所書、賢人之言，即為絕對真實而可據以論證者也；亦未嚐認為所得史料，不待鑒證而可徑行引用於考論者也。非好學深思，能擇其尤雅，勢將無得於網羅考論，史公道之已審。[5]但自劉向別創單行傳記，為《高士傳》《列女傳》與《列仙傳》，輕引文獻，率爾成書，或誤“言必有據”即為實錄耶？風氣既開，史料不待考鑒，即遽爾引用成書者日眾；輕信、崇拜，以為所述有據即驟可立言的觀念日盛。於是譙周引正經駁《史記》，而成其《古史考》；幹寶據前人所述、探近人所言，而撰其《搜神記》，理念方法，餘前已論之。漢魏以降，群才向慕，率爾繼起尤眾，終至因著作易成，而促成量增質變，最後雖使史學擴拓獨立為學部，分為十三類焉，然實錄史學之宗旨方法，卻因而一時晦暗不明。
馬、班固為文史大才，但二人治史，不以文才自傲炫人。陳壽質實，以其著作表彰此理；範曄“常恥作文士”，更作書以明其意。[6]是則居史學經典地位之“四史”，內容蓋不以文才為取向也。漢末大亂，博達之士各記所聞見，以備遺亡，於是未必有史之才學識，但以文才而載述者始多，自後文豪帝王，如曹丕父子、蕭梁家族，躬親修撰以鼓其風；心腹文人，奉敕載述以**其潮。加之上述因素，立言切而成書易，遂使文士相屬秉筆，著名者如晉之張華、陸機、皇甫謐、葛洪、袁宏、孫盛、郭璞、陶潛；宋之謝靈運、範曄；齊有江淹、任昉；梁有吳均、沈約、蕭子顯、子雲兄弟；陳隋之間，複有徐陵、姚察、許善心。至於北朝，文風或不及南，但其大才士崔浩、魏收、溫子升、邢子才，與夫李德林、百藥父子，皆曾參與修史也。
劉宋之時，“史學”已立；梁、陳之間，“學士”已設，但文士修史之風則未戢，至唐餘風猶存。此則劉知幾等感歎自古以來文士多史才少，而有慎擇史官之議論與行為者也；知幾本人亦不免恥以文士得名，有談史減價之悲。[7]
權威主義、文獻崇拜與文才取向，關係於史學之識、學與才，既有嚴重流弊，是亦為劉知幾建立史學批評之原因。知幾評論史才史學處，茲不述之，今欲論其實錄史學之核心架構，以響應本書之始，以睹見中古史學之思想理念焉。
劉知幾與吳兢為武周複辟階段的史學兩大突破。然而知幾之突破，尤在中國史學史上舉足輕重。其所以能至此者，除了長期擔任館、院史官，多次參與修撰，獲得真切的體會認知外，更與其本人之學術風格和思想關係密切。《史通》——首部完整的史學批評，大體成書於中宗神龍複辟時代，足以代表複辟史學的理論主張，也足以充分表達了知幾在外緣因素及內在思想的交激下，所形成的思想體係，但也招來了不少的誤會和批評。
首先，劉知幾為追求“實錄”的思想、針砭時弊，引發出懷疑主義與批判精神，在宋祁的《新唐書》本傳內，被誤解為“工訶古人”。後來章學誠為了突出自己的史學地位，表示“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批評“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二者不同。又謂“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是其《文史通義》所為作之一因。[8]錢賓四師遂順此二線索，予知幾與《史通》以低評。[9]實則皆不盡然。[10]此類批評解釋，幾使知幾永世蒙冤。
大陸學者，或是離譜至批評知幾“不隻曆史哲學方麵沒有度越前人外，就是在曆史編纂學方麵，也沒有很多新的創舉”[11]；或是肯定知幾史法方麵的地位，進而肯定其思想的價值貢獻。後者人數較多，但是大體皆推崇知幾的唯物主義思想，甚至以思想鬥爭以視知幾，以“戰鬥性著作”，以喻《史通》，[12]殆亦有失於另一偏差之嫌。
要之，作者頗同意白壽彝所謂“過去的人研究《史通》，多局限在‘史法’方麵，不知道劉知幾的史學思想是更值得注意的”之看法；[13]也同意許冠三直以知幾的史學核心思想——實錄——以名其書，並從數方麵析定“實錄”意義之處理。知幾論“實錄”的意義，其核心不僅在追求史實之真實，抑且是追求史實之絕對真實以及實錄此絕對真實也。[14]
世已周知而仍加以強調者，厥謂知幾因不滿官修製度，憤而建立史學批評。但學術批評必籍理據進行，向使知幾未嚐究心史學思想原理，倉促之間，憑何對中國史學作廣泛批評？是知不滿官修隻是導火線而已。知幾向來學風，及由此養成的學術思想，才是他膽敢和能夠建立史學批評的內在因素。關於此內外因素，《史通·自敘篇》已有充分自我說明。茲據《自敘》，略論其學風思想之特色淵源。
知幾自小性向近於史學，由《左傳》入手，不欲為章句儒而誌在理解“大義”。由十二歲至十七歲，遂從《左傳》以降，讀《史》《漢》《三國》，以至皇家（唐）諸實錄；研讀之重點即在“古今沿革”，其方式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鑽研穿鑿，盡其利害”。正唯如此，所以自謂“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凡論史與人“有異同，蓄諸方寸”雲。這種研學風格，明顯可知他絕非屬於專家式的、編纂式的，或是史料學派。反之，他有史觀學派的傾向，有批評哲學的特質，所重視的是思想理念、分析批判、名實與獨斷等問題，頗有本書《序論》論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取向，例如，他總角時，批評《漢書》不應有《古今人表》一事，即反映了斷代原則及據理批判的精神，故其史學思想與批評，有著長期“蓄”養的內在發展。三十歲以後和朱敬則等館院學派好友論學，其思想體係和風格實已塑造完成，所謂與諸子“言議見許，道術相知”者，並非意謂自己毫無宗主，受人啟發；相反的是，自己有道有術，受人推崇相知，相得益彰也。
知幾自小找到並發展其性向，在史學鑽研過程中，也並非不受傳統哲學思想的熏陶，而至僅講究“史法”的層次。《自敘》推崇七部書——劉安《淮南子》、揚雄《法言》、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劉劭《人物誌》、陸景《典語》、劉勰《文心雕龍》——皆為中國哲學及文學批評的重要著作，除了《典語》亡佚不詳外，《法言》恐怕對知幾意欲探求及確立史學正確原理之方向有所啟示，《論衡》則啟發知幾的批判精神和方法，《風俗通》對知幾論學的原始察始、追求本源有影響。且上述三者對知幾探究天人之際，反神秘主義、反命定論、反權威主義、反文獻崇拜及批評文才取向；主張人文主義、唯物主義、經驗主義、懷疑主義、批判精神等思想和表現，有極密切的關係。這些書重人性、講唯物，重視證據與方法，是啟發了知幾將史學對象，自漢魏以來混雜了形上層次的色彩加以辟除，厘清為形而下的人事層次，導曆史研究入正途的內在哲思。《人物誌》及《典語》的影響，應與《史通》的重視曆史人物批評，乃至史家質量論的提出有學術關係。《文心》為文學批評學的巨著，其影響知幾蓄意建立“史學批評”，已不待贅言。
知幾性向風格及思想學術，根柢淵源如此，故“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殆遽難謂其幸或不幸也。
入史館前，與知幾“言議見許，道術相知”的，是朱敬則、劉允濟等人。是否他們見推，其事未明。要之，此時允濟以史官身份提出“史權論”，稍後敬則上書“請擇史官”，故史官選任，一時注目，知幾此時進身，其史學被推崇固可知之，自此仕途尚佳，或為其幸的一麵。[15]但是，這種人格才性學養，而入當時的館院，必然會產生格格不入、鬱鬱發憤的結果；情誌難伸，此則為其個人之不幸也。
館院學派之吳兢、劉知幾，因應此種刺激，一者退而私撰《唐書》和《唐春秋》，以真正在意識和行動上突破隋文帝以來的禁令；一者退而私撰《史通》，建立史學批評學。此則賴其人之不幸，轉化為中國史學史之大幸。《史通·自敘》明確指出，引起他奮發的觸機為修《武後實錄》。此時中宗雖已複辟，但貴臣監修則仍為武三思等武後舊人事係統，知幾是有史學理念原則之人，於是問題遂觸發。故《自敘》說：
凡所著述，嚐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誌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
大著作皆因於發憤，君子疾沒世而文采不傳於後，此正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少卿書》所論之旨，知幾所述，固有上通於史公當年之開創精神者，而其書命名又因於史公的“史通子”，則知幾之精神意識上承於史公，可以知也。[16]至於未為史臣以前，知幾一度欲總馬、班以降至唐初所修諸史，而普加厘革，其不甘於為斷代專家之學，而欲通達曆史之總體全程，此則又為史公的誌業及範疇。[17]
劉知幾上宗史公開創史學的精神範疇，[18]又取漢人推崇史公史學的要旨——實錄——作為其史學批評及思想學理發揮的核心，實極宜留意。
史學自史公以來，經八百年以上發展，因思想因素如神秘迷信，製度因素如史館，政治因素如政治意識決定撰史原則，方法因素如模仿古文、崇尚時文、采證不當、體例無凡等，皆已構成史學所以成立的重要影響，至唐尤甚。知幾對史學之欲撥亂反正，必須回歸新史學創始時期，漢儒討論批評司馬遷的實錄宗旨。他論史料結構、體裁凡例諸問題，遂溯本班彪而引申之。他論宗旨精神，亦由班氏史學而逆溯於劉向、揚雄等義理，加以擴充發揚。如劉、揚、班諸人，服史公“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此扼要之論，正是《史通》全書宗旨，及各篇分項批評之論據所本，其奠定敘述史學之方法論契機亦在此。
雖說如此，作者無意謂知幾完全本於史公，不能超越。其實知幾學術批評以史學為主，批評對象是自孔子以降全部史學發展，思想理據圍繞實錄核心，確實深受漢代史學影響。不過，他並未囿於某一家法、某一權威，而至自受束縛，不能發揮也，故《史通·自敘》雲：
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
以曆史為範疇，以史學為對象，以實錄為中心思想，此即“以史為主”的指歸體統諸焦點；但是其學理根據、批評方法，實已超越狹義的史學，而波及經子集諸學，大有發明也。例如，《史通》多處批評《春秋》《史記》以降的災異誌怪，以為不合人事經驗之原理，使史學確實降回人文層次，此即受揚雄、王充等思想方法之影響，借子學之道術以商榷史學，大有發明及影響者；而其宗旨即在闡明曆史必須是真人實事，史學必須是有證可驗，以記述此真人實事之實錄學術而已，這是孔、馬以降，史家多未引申強調的史學原理。
實錄的意義在追求曆史的真實，史必真實然後史學才能成立及有作用。在求真、存真及傳真這實錄過程中，知幾的思想學理即透過批評解釋而展開。
在求真此一前提之下，他必然依循理性的懷疑，提出範疇批評——即上述之反神秘迷信、反形上層次；權威批評——即《疑古》《惑經》等篇之所由作；以及於史料方法之批評——這是《史通》論之最多，連《疑古》《惑經》也可視作此範例者。至於價值批判，則貫穿於其間。
為了求真、存真及傳真之必藉史料與方法進行，故史料批評外，他另從撰述論角度，開辟了文筆與史簡等係列批判，將文才劃出史才之外，澄清了魏晉以降文、史不分的原理；並由此擴充成史家品質論——論史才、史學、史識（含史德），從而進行史家批評。
於是凡有違犯實錄過程之追求者，政教學術權威不論再大，如官方意識、官修製度、經典聖言、馬班標準，皆在各順學理而予以批評之列。由是，他提出了“明鏡說”：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麵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19]
這是史家價值中立、文質相稱，強調史家獨立性與曆史自明性，近乎絕對客觀主義的想法。這種說法可溯源於《太史公自序》所強調的“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之旨，而由前述漢儒稱論史公實錄之言出發，大有進展至將史家定位為中介物，憑借史料與客觀方法，以反射曆史——映照曆史的絕對真實——之意，可說是其核心的指導理念。
知幾的史學思想，與蘭克學派出發點不同。後者為了反說教性曆史而發展形成，[20]相反的，知幾卻在大張鼓吹史學的經世致用，頗不回避以史說教；至於史學之所同者，皆在追求史學之客觀真實也。就知幾的史學思想係統觀察，史學之所以形成、發展以及成立，自與其本身具有經世性與實用性大用的功能有關，正宜史家鼓吹發揚者。[21]不過，史學之所以有巨大作用，其基礎造端在能否實錄；能實錄即具有鑒誡褒貶功能，可促成史學在精神層次，亦即經世性之大用，是為“明鏡說”要旨之一。另外《申左》篇的主旨之一，則在申述“義理必折中於史實”的要義。[22]史實明則義理可得而明，義理明則可得而經世致用，竊意此確為知幾思想體係之一，而上承孔子—左氏—史公一脈之觀念，由其實錄思想衍伸敷陳以出者。知幾由史學的功能，進而論述史家史著的分級，而據此理提出“史學功能三等說”：
史之為務，厥有三途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複何為哉？[23]
等級愈高，愈關係第一手紀錄時的存真度以及史家之史德的修養，也愈關係史學能否具有以及發揮經世性之關鍵與效果；等級愈低，則愈是智識主義傾向，致用性雖亦大而經世性卻低，編次勒成介乎二者之間，兼有二者的特質。但是，若純就教化的態度取向看，而假定董狐、司馬遷之作皆同為實錄時，則以能正麵積極發揮教化者為上，反麵消極發揮製裁作用者為次，因而知幾進一步評論，提出“教化取向主次說”：
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史雲史雲，文飾雲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次之，若司馬遷、班叔皮（彪），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24]
撰史不以文采自見於世為主目標，而是以經世致用為主目標，故能經世而又有文采者為最優；若隻能突顯經世教化者，則以好善取向為優，嫉惡取向為次。這裏對史家及其著作的評價，與“三等說”次序有異，殆非知幾自我矛盾。其實他的價值係統與史學思想係統前後甚為清晰，即在重視及發揮史學功用論之中，“教化取向主次說”之前提為“功能三等說”，“功能三等說”的前提則在“義理必折中於史實”的理念，而此理念則肇造於曆史必須是真實的實錄思想上。單就知幾此思想言，基本上是欲本於以實錄為中心，以係統化、理論化自北朝至唐初的經世致用思想，並據之以作史家批評，使能更彰顯大用者。
要讓史學成熟及完全奠定，則能否把握史學的第一成立原則以作批判思想的核心，甚為重要。知幾不論就時代環境及史學原理上，掌握“實錄”要旨，以之為中心而展開批評，這是正確的選擇。此外，要厘清諸種史學原理，以導史學於正，則必須以全部史學史作為對象，以批評作為手段，始克有濟。既然如此，雖聖人所作亦必須被拉降下來，平等視為全部史學的一部分，而且批評時尚需暫時撇開尊崇與綜述溫情與敬意，史學批評始能有效進行及建立。關於此方式態度，知幾始終能夠自覺並貫徹。[25]知幾於前引《自敘》，聲言作《史通》而“發明者多”後，續雲：
蓋談經者惡聞服（虔）、杜（預）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史通》）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雲：“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
孔子以《春秋》貶損當世大人，而有知我罪我之歎。知幾此時以《史通》譏評往哲前非，途出一轍，故有此自覺同感。世儒不滿知幾詆之訶前聖往哲，但卻推崇孔子之貶天子退諸侯，殆有因人而異、雙重價值之嫌。
“訶”人並不難，“工訶”則極不易。知幾反權威主義，反學術鄉願，這是他敢訶前哲的原因；這是一種本於真相以追求真理的學術良知，其本人亦不諱言，故對此風加以批評說：“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蓋亦多矣！”[26]是則知幾亦自知其詆訶或有病累，此顯然本於其學術的良知自覺。蓋訶而能“工”，則是因有學術哲理之根據，以及有文獻證據之按驗也。雖然如此，知幾殆未意謂其所工訶必然絕對，對於學術上非故意的“失真”“失實”，[27]及批評上的“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28]認為雖上智而不免，是以對此亦有自覺及同情的了解。
自己批評前人的錯失，而自己的批評亦未必工審，將來或招後生詆訶，這是健康的學術心態與正確的批評觀念。有此心態觀念，則權威鄉願、溫情敬意，自成次要的問題，而知幾之所以能開創中國史學史上的“史學批評”，其端實造於此。知幾《史通》，透過批評史著而批評史家，透過批評史家而至批評製度與時代，以褒貶曆史人事，建立其史學理論和思想體係，最終回歸於司馬遷實錄史學之本旨，斯則是其所以能整齊一個史學時代，下啟另一個史學時代的原因，且越複辟唐初史學的目標而上之矣。
章學誠謂“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其實知幾之論館局與史法，隻是其批評體係的一部分，就此而論其器識格局，要非大言則是不根之談。例如，就知幾的方法論中疑古惑經之考據法而言，其目的在商榷史實之真相，即下啟宋代疑古與考據之風，過渡而為清代考據學，再如其方法論中“簡之時義大矣”之史筆論，結合其史學功用論中之經世主義，遂下開歐陽修—朱熹一派之褒貶史學，至宋、明之間而極盛。又如其方法論中的表誌單行說，結合其功用論中之實用主義，遂由其子劉秩的《政典》、杜佑的《通典》，而下開兩宋之三通學派以及金華、永嘉學派；至於其本於實錄主義以褒貶曆史人物，則對司馬光乃至其後繼之“通鑒學”亦有影響。甚至知幾主張獨斷之學，推崇成一家之言，以及分別當時簡與後來筆，則更是章學誠史學兩宗門等核心理論的淵源。凡此種種，皆足以顯示章氏對史學史所識不足，而又對知幾之史學誣妄也。
更重要的是，劉知幾透過批評建立理論，結束了史公以降的中古史學階段，下啟近古階段的發展，其諸種史學思想與理論，皆環繞“實錄”觀念以為核心，進而層層展開者。此舉之意義，無異回歸了以史公為代表的新史學學術，並為此傳統之史學“發明”理論根據也。知幾史學之全部，本書未遑論述，要之，大著作皆由奮發而生，必從傳統中來。知幾必須性近名理，有竊取史義之心，且閱讀廣泛而植根深厚，又遭遇時代變動，始能有此重大突破與貢獻，為其自己於中國史學史中爭得一席位。此論殆為可無爭議者。
[1] 章氏論史學兩宗門為圓而神和方以智，就新史學言，前者代表作為《史記》，後者則為《漢書》；不過又認為《漢書》方智之中，仍有圓神特質。請詳見《文史通義·書教》上、中、下三篇，引文見下篇。
[2] 詳見《史通》卷二《書誌篇》。
[3] 詳見《與韓愈論史官書》，《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一，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影元刊本，頁150。
[4] 詳見拙著《從漢匈關係的演變略論劉淵屠各集團複國的問題》，《東吳文史學報》第八號，台北，東吳大學，1990年3月，頁47～91。
[5] 史公鑒別考論文獻史料常多見分散，《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則頗有深論，餘所述論即本於此。
[6] 範曄言參見今《後漢書》代序，即其獄中與諸甥侄書也。
[7] 文才多對史壇的影響及擇史官等，上章已論之。自古文士多之歎，見兩《唐書》知幾本傳；至於恥文、減價，則詳見《史通·自敘》。
[8] 參見本書《序論》，頁3。
[9] 詳見其《中國史學名著·劉知幾史通》部分，台北，三民書局，1973年2月初版，頁153～164。
[10] 知幾的實錄、懷疑、批判，自有中國史學及哲學上的思想傳統淵源，宋祁不足以明之。章學誠之驚人語言，許冠三認為隻是“實齋自炫於兒孫輩之誇談”耳，或許過甚其詞，但未至完全失實，許氏於《劉知幾的實錄史學》一書中，曾專章比較劉、章二子，故敢作斯言（詳見該書頁163～20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初版）。賓四師則似接受宋、章二說，以發揮其譏評。
[11]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12月一版二刷），頁164。
[12] 如《中國史學史論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所收侯外廬等六文，基本上基調相同，其中侯外廬稱《史通》為“戰鬥性著作”（《論劉知幾的學術思想》，頁1），盧南喬更直以思想鬥爭名其文（《劉知幾的史學思想和他對於傳統正統史學的鬥爭》），可見一斑。
[13] 詳見白壽彝《劉知幾的史學》，頁95；收入《中國史學史論集（二）》。
[14] 許冠三的析定，參見《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頁4～10。關於劉知幾的史學核心在追求實錄史實之絕對真實，請詳見拙文《從劉知幾“明鏡說”析論傳統史學的一個模式》，《東吳文史學報》第九期，1991年3月。
[15] 知幾弱冠取進士，為獲嘉縣主簿，至四十一歲（長安元年）參修《三教珠英》時，本官擔任定王府倉曹，翌年劉允濟論史官，知幾遷著佐郎兼修國史，長安三年遷左史，自此與館、院史臣結緣，至六十一歲貶為安州別駕而死止。
[16] 《史通》命名取源有二，一為《白虎通》，一為“史通子”，詳見《史通·原序》（頁1）。《史記》的原創精神被時人肯定，王莽封其後為“史通子”。
[18] 世知劉知幾推崇《漢書》斷代為史，不明知幾所重者乃通識之學（同上注白氏文頗伸論之），至其不能寫通史，轉而私撰《史通》，內容上仍強調“總括萬殊，包吞千有”也。至於他推崇斷代，史學理據在其易於完成總體而精確之史書也，詳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五節。
[19] 參見《史通·惑經》，卷十四，頁402。
[20] Edward Hallett Carr，What is History，pp.2～3.
[21] 知幾是鼓吹史學功用論之理論家之一，不過，他的經世致用學說，世多忽視其具有兩層次，即經世性和實用性。《史通》多篇討論此問題，如《史官建置篇》開宗明義即申言“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所倡者乃史學的整齊人倫世道的經世性（卷十一，頁303～304）。至如《書誌篇》，則據實用性作批評，並主張依實用原則增刪書誌（卷三，頁56～80）。
[22] 《申左》涉及的史學麵向頗多，要之由史料批評進而確定史實，由史實以見義理，則為知幾之一貫途徑也。讀此篇文字的態度，必須一一追究何以知幾如此提出解釋，方能見其背後的理念。至如《書事篇》，知幾本荀悅的五誌說再提出三科說，不但彰明了史學有經世致用的功能，且此功能必須由史學而發揮。
[23] 《史通·辨職》，卷十，頁282。
[24] 《史通·雜說下·雜識》，卷十八，頁528。
[25] 其實知幾內心仍有權威意識及溫情敬意，對孔子猶然，否則他不會為了避僭聖之名，而“不敢”效法孔子私修一部大曆史著作矣。近人研究知幾者，頗有指出他內心的這種傾向，比不贅引。
[26] 《史通·探賾》，卷二十七，頁210。
[27] 詳見《史通·雜說下·別傳》，卷十八，頁516～517。
[28] 詳見《史通·書事》，卷八，頁22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