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官有兩大體係，一為修前代史體係，例以專職史臣或他官充任，由宰相監修，地點在禁中秘書內省的修史所。這些史臣率皆各有本官，故事畢即撤，是一種臨時性質的任務編組，前述唐初大舉修齊、周、梁、陳、隋、晉六代史，即屬此係統。
另一則為列入政府常製機關的專職史官。這類史官自北魏孝文帝於5世紀改革時，即已采取修注（起居注）修史（國史）分離原則，漸漸劃分修注史官與修史史官兩係統——由集書省領起居修注，秘書省領著作省修史，二元運作。隋朝承之，頗事改變，有由宰相監領之趨勢，至唐初乃成定型。
唐承隋製，修注由隸屬於內史省（即中書省）的起居舍人負責。太宗貞觀二年（628年），舍人移隸門下省，官稱改為起居郎，此即左史，而後形成左史院。高宗以後，又於中書省複置起居舍人，此即右史，品秩編製職掌同起居郎。於是，唐世左、右二史分隸兩省宰相，於起居院修注的體製乃告完成。
至於國史及實錄的修撰權，唐初仍由著作省的史館執掌。貞觀三年（629年），太宗將史館移隸門下省，自後著作省即無法定修史權。史館移隸門下省，由宰相——未必是門下省長官的侍中——監修，館內並無建製性史官，卻另以他官充任史職，職稱為“修國史”或“兼修國史”。史館修撰國史實錄，為經常舉行之事，長期遴調他官充任此例行性工作，故無異為一常製而富彈性的任務編組係統；中唐以降，史職職稱漸定型為修撰（其中一人知院事）及直館，編製亦漸固定。唐朝前期門下省權重，高宗武後以降中書勢漸盛，故至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史館亦移隸中書省，遂成定製。
這裏所稱館院史臣，蓋指第二種體係之修注、修史兩係統專官及充職史臣而言。所謂“館院學派”，則指館院史臣中，有共同史學精神和主張者，尤以劉知幾等一夥“道術相知”的史臣而言。
秦漢一統以來，因司馬遷創新史學，至東漢遂大為朝廷所重視及利用，因而有國史修撰權中央化的壟斷趨勢，由此以至唐，乃日益完成為製度化，作者已前後申論之，於此不贅。不過，於此尚須補充及強調者，厥為東漢以降，除非朝廷力弱、王室勢衰，否則不論漢族或胡人政權，莫不注意及此。然而，他們大體隻壟斷國史——本朝史的修撰，對於他國史、前朝史，或其他範疇諸史，原多無壟斷之意。唐初官修《五代史誌》，將之辨章整理，歸為十三類，而前朝史及他國史即分屬正史、霸史。其他範疇諸史，除典章經製各依專門分類外，其餘以雜史、雜傳為大宗，特色是著作不完備，且有流於迂怪虛誕者。它們大量出現，基本上是由於史官失守，博達之士湣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的風氣鼓**下產生，該誌《經籍誌·史部》載述甚詳。劉知幾則重新辨章為雜史十種類。這些雜史雜傳，由於撰述人宗旨意識不一，且其書多亡，不易於此詳作分析。要之如劉知幾所評，他們大抵恃其文才，率爾而作，“多無銓綜之識”，“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若“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88]這類撰述，朝廷不僅禁不勝禁，抑且也因其有發揚政教、增廣見聞的利用價值而不必禁，故禁抑重點主要在私修本國史。
隋文帝統一中國後四年——開皇十三年（593年）五月癸亥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依據這道詔令，私修國史及私評人物兩項，皆在政府“禁絕”範圍之內，如此一來，不僅國史不得私修，抑且事涉當代人物的雜史、雜傳、霸史，乃至前代史，亦恐在禁限之內，打擊史學發展不可謂不重；比較6世紀初期李彪在北朝主張國史不可成於私家，及梁武帝在南朝不許吳均看前朝檔案以修《齊春秋》，所為更甚，可謂集南、北風氣意識而冶於一，抑又嚴之以法令也。唐初大舉修前代史，其基本意識包括：確立“正史”、國朝需為勝（或前）朝修“正史”、史文絕續在己而不可亡、借修史統一思想以宣布正統、為先人存功業及為本朝彰光明等，實有環繞及引申此禁令在內的意識者，故亦繼承隋代大修前朝史未成的事業而踵成之。
隋代修前朝史往往為宰相楊素所推動，情況不詳。唐初既延續此示令精神，乃有貞觀三年（629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由宰相房玄齡與魏徵監領其事，以修五代史之舉。十七年後詔宰相房玄齡和褚遂良監修《晉書》，亦依此“故事”。唐修六代史，對當時人物及其先世頌揚德業不遺餘力，正是天子及史臣，在禁令之下所宜進行的方向。而貞觀二、三年間，也正是起居郎及史館移隸更有權力的門下省之時，常製性修國史製度較南北朝進一步確立，與步向更禁密化的關鍵階段。
唐太宗朝欲踵成開皇史業，禁令的精神在史官製度上雖能較徹底執行，卻在政策落實於民間的層麵上，沒有或不能完全貫徹。例如，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下詔大舉修前代史時，北周史由宰相陳叔達與令狐德棻等負責，另一宰相封德彝與顏師古則負責隋史，不過叔達卻私下另撰《隋紀》二十卷。不僅如此，王通之弟王績，曾向叔達借閱此書，以便完成其亡兄欲修撰隋史之意。[89]這是事涉國史人物的曆史撰述，王氏子弟曾以叔達因長孫無忌而不敢述王通事跡為微辭，[90]顯示唐高祖或雖繼開皇律令，但禁令並未有效施行。這或許可解釋為事當開國初期，故未能執行。但是，王績好友呂才，在高宗時代也曾私修《隋紀》二十卷行於時。[91]兼且，呂才《隋記》完成之同年——顯慶四年（659年），另有兩種史著亦完成：一為李延壽私修的《南史》和《北史》，一為許敬宗官修的《（唐）國史》一百卷。[92]《南、北史》下限至隋，必有事涉國史人物者，而高宗親為製序。此書和呂才《隋記》，幾乎與唐國史實錄同步而修，唐朝並未嚴格製止，如隋文帝之怒收王劭也。顯示開皇禁令，唐初自始即未嚴格於民間執行，恐怕也未明令重申此禁。
唐朝最多不過隻是繼承了開皇官修的基本精神，未見有製詔律令的頒行，以禁絕私修。於是自唐初至開元，私人修撰前代史者常有之。如上述陳叔達、王績、呂才、李延壽外，尚有敬播《隋略》二十卷，張大業《後魏書》百卷、《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93]徐堅《晉書》一一〇卷，而元行衝《（北）魏典》三十卷更是針對官修《晉書》而撰。[94]徐堅是劉知幾好友，知幾另一好友吳兢亦以官修五代史繁雜，而別撰新本，同樣是針對官修本而來。而且，吳兢於不滿官修之餘，居家私撰《唐書》及《唐春秋》；元行衝之表侄韋述，舉進士前亦私撰《唐春秋》，[95]此則連國史亦可私撰也。至於溫大雅《今上王業記》、李延壽《太宗政典》、吳兢《貞觀政要》，乃是撰集本朝帝王事跡者；令狐德棻《淩煙閣功臣故事》、敬播《文貞公（魏徵）故事》、李仁實《衛公（李靖）平突厥故事》等書，兩《唐書》之《經籍》《藝文誌》斑斑記之，皆為撰集當代人物者。唐代殆未完全遵從或貫徹開皇禁令，可以無疑。[96]
唐代前期，私修前朝史及撰集本朝人物較多，是由於數據尚不致太難得到，及耳目尚可接的緣故；至於國史較少，則是由於唐朝史館製度繼承壟斷化而日益禁密化，以致史料極不易得見的緣故也。自唐迄今，私修當代史不易，此最為主因。當代史料龐雜固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每代史料情況皆如此，唐以前稱成功者多為私修，顯示主因不應在此而在彼。
大體上，從1世紀班固被告“私改作國史”至6世紀王劭被告違禁私撰北齊史，幾乎分被漢明帝和隋文帝致罪身死，國史之禁止私修，政策趨向始終甚明確，隻是正式頒詔禁絕，至隋文帝始見罷了。唐朝雖未見頒發此類禁令或重申開皇詔令，但不表示已完全放棄了此傳統趨勢。國史禁絕私修，就政策看原來即不易完全貫徹，若將禁令範疇擴大至前朝史、雜史、雜傳等，更不易執行，這是唐朝前期上述修撰情況不絕的原因。但是，禁絕國史私修已是六個世紀以來的基本政策，唐朝若在無禁令仍然沿襲傳統政策之下，比較切實可行的措施，顯然唯有落實於史官製度的改革調整——亦即史官修史製度的禁密化，是禁絕國史私修政策較為有效及較可控製的方法。這是貞觀二、三年間，起居史官改隸權勢較大的門下省而作為侍中屬官，史館改隸為門下省作為直轄機關的重要原因。及至後來中書省權勢較大，基於相同因素，於該省或創置起居史官，並將史館由門下省移隸於此。門下、中書兩省唐製皆為宰相機關，且均置於禁內為供奉機關，是兩省史官由是禁密，非“通籍禁門”則不得而入，國史數據非他人所能輕易得見者也。在此情況下，民間私修國史自是不易，政府無禁製之惡名，而實收有禁令之效果。由此而言，史官製度禁密與國史修撰權壟斷化的關係，其密切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