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令狐德棻首議修前代史，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唐高祖下詔修六代史，此時德棻已轉遷秘書丞。德棻奏請重金搜募遺書，蓋為修史之故。[29]德棻負責募理群書，至貞觀三年（629年），始群書“略備”。按：武德七年以前，天下猶未底定，軍國倥傯；九年，玄武門事變。如此軍國政情，加上群書未備，六代史之不能完成，諒可知也。
貞觀三年二月六日，魏徵以秘書監參政，一麵負責募理群書，一麵重開修前代史之局。太宗詔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便推動工作。[30]秘書求書工作，則在魏徵、德棻、虞世南、顏師古等相繼主持下推動，實有助於五代史之撰修，終使在貞觀十年（636年）正月二十日，得以完成奏上；而五代史誌部分，亦得以在顯慶元年（656年）五月四日奏上。前後凡二三十年中，最主要的決定及推動力，蓋來自唐太宗與魏徵、房玄齡、令狐德棻，被動員工作之君相史臣，連《晉書》在內，約在百數，正史之有“禦撰”者，亦以此為唯一之例。
大體貞觀朝開修六代史，與政局漸安，乃至貞觀之治的盛況，與夫人才濟濟、書籍漸備諸因素，皆有密切關係，然而如此大規模持續開修，實以太宗君臣特富曆史觀念及意識最關鍵。《貞觀政要·慎終篇》所載一段君臣談話，有助於對此問題的了解，茲不憚重錄如下（前曾引用部分，今仍錄之，以見思想交流之全況）：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鹹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
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31]
這段談話，充分表露了太宗強烈的曆史意識——他意欲透過讀書以吸收為君治國之經驗，使自己能入史不朽，獲得卓越崇高的曆史地位。不但如此，尚欲推己及人，激勉群臣以團體意義，俾共同達到此境界目的。由褒存先世功業以至於己，由己推及於人，實為一以貫之、發展延綿的同一曆史精神，斷非桓溫“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複遺臭萬載邪”，與夫高齊硬欲具載一家“父子霸王功業”之觀念意識可比。在此旺盛強烈的曆史精神下，唐初君臣的一些行為可得而解。例如，就太宗言，他毅然決定完成未成之五代史，重修晉史，開修、令宰相監修、甚至親閱實錄等行為和製度之建立，胥與此有關。又如就群臣言，史臣們各書其先世及同僚先世之美，甚至本人尚未蓋棺，名字先已列於前史——過分提早入史成名的行為，亦與此有關係也。至如兩《唐書·魏徵傳》，謂征常將其諫諍言行私錄，以付史官褚遂良，蓋亦由此可得而喻。
這裏宜請留意的是，太宗的曆史精神和意識，並非自少即有，而與貞觀以來讀書論學有極密關係，上引文已略有自述。原夫太宗出身高門閥閱，與楊隋有表親關係，為貴族子弟。關隴士族尚武功，太宗自少交遊，亦與豪俠貴族子弟為伍，是以貞觀十年（636年）與魏徵論史及於周成王和秦二世，深訝少時摯友柴紹、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而自己居然未被熏染變壞。[32]且早在貞觀二年（628年）即曾向房玄齡說：“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群凶未定，東征西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自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雲：‘不學牆麵，蒞事惟煩。’不徒言也。卻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33]這種深悔當年讀書少或不讀書之情，溢於言表，故貞觀以來，年屆而立，手自執卷或使人讀而聽之的折節行為，遂為之甚篤。貞觀十八年（644年），散騎常侍劉洎上書稱美太宗之“自勵”——“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指漢光武），馬上披卷，勤過魏王（指曹丕）”；並推崇其“自行”——“聽朝之隟，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裏好惡”——良非諂媚阿詞。[34]
其實，太宗自開秦王府文學館以來，即與臣僚論學，不待即位始然；第即位後，廢文學館而建弘文館，遂常於此論學。太宗強調貞觀以來之勤學，恐是強調論學較前更從容勤快而已。太宗學識日增，最大關鍵在與人論學，未即位前以秦府十八學士為主，即位後以兩省侍臣為常。十八學士與秦王世民，每“討論墳籍，商略前載”，蓋讀書以經史為主，尤究心論史也。今《貞觀政要》所輯言論，內容亦複如此，確以論史為多。[35]即太宗折節論學以來，最究心者厥惟史學，目的蓋為吸收前人治國平天下之經驗，並發揮此種學術。高祖起兵時，猶誡建成、世民以“爾等年少，未之更事”。及至世民平洛陽，僅四年之間，高祖觀感遂變，至謂裴寂曰：“此兒（世民）典兵既久，在外專製，為讀書漢所教，非複我昔日子也！”此即“乙夜觀書”“馬上披卷”之明效，由來已久，登位以前蓋已如是矣。[36]
基本上，青年時代的李世民，十八歲起兵，二十四歲定天下，性格原本剛烈，似乎頗乏自製力和挫折忍受力，[37]這應是後來造成玄武門兵變的性格因素。不過，尚有另一重要因素，此即與教育——曆史教育有關。
原來太宗即位前後，與人論學，其旨趣不僅在多識前言往行而已，他們所討論的，主要在曆史變動的因果關係和價值道理，以俾能掌握及運用。讀過《貞觀政要》者，將知吾言不誣。顏思魯、顏相時（顏師古之父和弟）父子，武德中俱曾為秦王府參軍事，相時且為十八學士之一，輪值與秦王討論者。相時祖父顏之推著《顏氏家訓》，其弟子作訓誡，其中《勉學篇》雲：“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製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他批評“江南閭裏閑大夫，或不問學，羞為鄙樸，道聽途說，強事飾辭”。同篇之推又述其師梁元帝十二歲便已好學，以讀書療疾痛，尤其“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之推的意思，原欲舉元帝此一文史大家，以“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來黽勉子弟努力學習，初無批評元帝讀史方法不通之意。[38]
太宗君臣論學，絕非如南朝士大夫一般之風氣。梁元帝是江南讀書人之佼佼者，尤重讀史與躬自撰史，對“以史經世”之發揚影響頗大。[39]但太宗論學讀史精神與元帝不同，兩者比較，太宗以窮理為重，元帝以死讀為主；太宗尤重史學之實學與實用，元帝雖也具經世精神，但讀書論學則頗有炫耀飾辭、以邀時譽之傾向。若強分之，前者求學問而應用之，後者則談學術而炫飾之，大有魏晉以來清談家之氣及玄學、文學之風也。元帝批評當時學風，謂“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謂之學”。實則其自己亦不免如此，或誇耀多識其事，或虛談其理，故辛苦聚得圖書八萬卷而引以為傲，前後著書六百七十七卷誇以為豪，喜集眾講論玄佛，大軍兵臨城下始停講後悔，恨書無用，鹹自焚之，[40]是則元帝終不脫其父兄之風範。唐太宗則不然，他對曆史教訓之重視與學習，超過五胡時代的石勒，實踐且過之甚遠。君臣經史兼論，雖論史較多，但探究史事背麵之義理，亦即論經世。黃宗羲重讀書，倡“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必兼讀史，史學明而後不為迂儒”，正此之謂。[41]對曆史文化、人倫日用，根尋其變，原本其理，如顏氏之言者，即為貞觀君臣承北方學風，而篤切行之者。
石勒不識漢字，欲為中國帝王，猶在軍餘令儒生讀史，與朝賢儒士共論古代帝王事跡。唐太宗二十四定天下之年，正是平洛陽而高祖歎“為讀書漢所教，非複我昔日子也”之時。天下大體已定，求功高之賞，其誌遂指向君位及君位繼承，故五年之後有玄武門兵變，而“升為天子”。由此至貞觀初，與太宗從曆史入手而論古先帝王事跡者，厥以十八學士之一的虞世南最值得留意。
世南乃唐太宗常引亡隋為戒的主角之一虞世基之弟，曆事陳、隋及夏（竇建德）。621年（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平竇建德，世南遂入秦府為記室參軍兼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是年已六十四。太宗對世南學藝甚推重，尤推崇其人格，稱其有“五絕”雲。世南兄弟在6世紀末受業於南朝的大博學家顧野王，陳亡入長安，時人方之為晉之二陸。[42]世南不以史學知名，但其博學源自乃師顧野王。野王雖為文豪，但頗非顏之推所批評的江南士大夫。他“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侯、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在陳為史官，知梁史事。所撰有《玉篇》《輿地誌》《符瑞圖》《顧氏譜傳》《分野樞要》《續洞冥紀》《玄象表》，已行於當時；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或因部帙過大而未就。世南博學為太宗所佩服，其解釋經史往往援引符瑞讖緯之說，當與師門學術有關。[43]其傳世之作一為《北堂書鈔》，一為《帝王略論》。
《舊唐書·虞世南列傳》稱“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隟，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早期與太宗論曆史上的帝王，以啟示太宗，厥以世南為最；中期則以魏徵為最。《帝王略論》五卷，即世南與太宗長期討論的心得要旨，為太宗而撰者，其情形於序文略可窺知。《序》雲：
伏惟陛下稽古則天，膺圖撫運，武功文德，遠肅邇安。猶且未明求衣，日冥思治，屬想大同，凝懷至道，南風之在詠，庶東戶之可追。以萬機餘暇，留日墳典，鑒往代之興亡，覽前修之得失。乃命者有司，刪正四部，研考綈素，網羅遺逸。翰林冊府，大傳於茲。[44]
世南在秦府文學館時，即與太宗論學。此序稱“陛下”，稱“翰林冊序”雲雲，當指太宗即位後，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於弘文館時事也，世南時任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45]此書雖或成於貞觀初，但所論曆代帝王之內容，未必遲至太宗即位始討論，蓋太宗有帝王之誌，兵變前已然醞釀也。大約太宗兵變踐祚，汲汲於改善形象，與努力研求治術，故更重視研究古代帝王事跡。《新唐書·儒學上·蕭德言列傳》謂“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46]是則太宗即位後，極力從研討曆史中尋求學習榜樣和治術，而魏徵、世南等以經史學術襄助之、啟發之，其情可知。
《帝王略論》乃世南與太宗討論古先帝王之餘，獨力撰成之簡要著作。至於上述魏征徵、世南等集體所論著者，即為《群書政要》一書。此書完成於貞觀五年（631年），凡五十卷，集論經、史、子所載，上起五帝、下盡晉年，以滿足太宗求知欲者。太宗將此書各賜諸王一本，俾共研習。[47]兩年之後，太宗更進一步命令魏徵，就史實專論古代侯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太宗之意，在“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魏征之序，則強調“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庶得免乎大過”，是為《善錄》《惡錄》兩篇主旨。亦即發揮曆史功用主義及入史不朽之史學思想者也，是滿足太宗將曆史教育推及子弟的作品。[48]
唐太宗在貞觀二年感歎“為人大須學問”，由其學術臣僚啟發其研究史事及史事後麵之原理，此即史學經世，所謂“前言往行”“前世得失”是也。這種篤切研究事理的為學精神，與前述所謂南朝士大夫風度不同，蓋以實學實用而經世為主。同年或稍早，王珪曾與太宗論為政與用人，強調“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太宗肯定之，謂“信如卿言”雲，[49]是則太宗不僅自我要求讀史明理，推及子弟，且亦欲推及群臣，其觀念早已有之，可以知也。
太宗即位初始，大闡文教，於宏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宏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以聽朝之暇，引諸人入內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君臣論史議政之餘，亦召收皇親、外戚、要官子弟為宏文學生。這些國子胄子，皆為未來之接班人也，故最初以學習書法為主。貞觀元年王珪遷黃門侍郎，遂奏請置博士，教以經史，而史學首任教席即為許敬宗。[50]其後學校如國子學等亦教以經史，貞觀八年詔進士試讀一部經史，乃至逐漸開設一史、三史等史科考試，[51]蓋欲不論從學校教育以至科舉拔人，皆使未來政府官員，泳涵於史學之中也。
至於現代臣僚，太宗常與論史研理之例甚多。例如，貞觀二年，太宗讀隋代名相高熲本傳，兼及《三國誌·諸葛亮傳》，仰慕欽歎，指示房玄齡等學習其政理，聲言“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雲雲。這正是切實發揮年前王珪所論——人臣無學業，不識前言往行，即不堪大任之觀念也——是宰相群臣以史教育太宗為帝王，太宗相對的亦以史教育宰相等為賢相，互相啟發勉勵，以圖發揮史學經世之思想者也。[52]又如貞觀三年，涼督李大亮密諫太宗。太宗極為嘉許，贈以禦用金壺、金碗各一，並下書勉勵指示雲：“公事之間，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蓋荀悅《漢紀》旨在“五誌”，是極強調以史經世之書。太宗賜其閱讀研究，並又點明其要旨以啟發之，是為以史啟示激勵武臣之明例也。[53]
益有進者，魏徵在貞觀十三年恐太宗不能善始令終，遂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以批評之。太宗閱疏警惕，謂徵曰：“自得公疏，反複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即以“錄付史司”作手段，以勵臣求治者也。無怪魏徵私自以前後諫語錄付史官褚遂良，而令太宗不悅。[54]實則魏徵等修撰《隋書》，極推高熲盡忠諫、進賢良，以天下為己任，並特別提及“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熲皆削稿，世無知者”之謙德。他自己卻不能此之為者，或其曆史意識——入史不朽意識極強，而至過分好名耶？或太宗激勵之過甚耶？要之魏徵啟導太宗以史，太宗激勵魏徵亦以史，君臣史學精神思想互相激**，成為時代精神之所致也。[55]
貞觀時代君臣入史成名、以史經世諸史學思想相激**，情況如此旺盛。運用史學知識篤行之切，則太宗在貞觀十二年發問之情可見——“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皇）五（帝）之代，猶為未逮，何也？”魏徵對以仍需讀書明理，努力不懈，君臣各保其終，始將可超邁前古雲雲，[56]是知下引太宗向史官褚遂良之發誓，實出於真誠，而非權術或宣傳者也：
（太宗）謂遂良史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
一則遠鑒前代敗事，以為元龜。
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
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
吾能守之，終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罷之；雖有順時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絕域訪奇異、遠方求珍羞。比日已來，饌無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師行克捷，未嚐與公等舉杯酒、奏管弦。朕雖每日兢懼，終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57]
此言在貞觀十六年七月八日說，距玄武門兵變，與群臣研習曆代帝王，起碼已十六七年以上，而其貫徹始終竟如此。比諸北魏名君孝文帝重建左右史，指示史官謂“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複不書，將何所懼”之自動自發“以史製君”觀念，來得顯然更為積極，不亦高歟？蓋孝文特重消極的製裁君惡，尚未發揚以史積極經世——所謂以史鏡——之思想精神也。孝文自覺“以史製君”，已高出魏晉以降君主甚多，而唐太宗則高於魏孝文也。後世但重太宗之儒家思想以致貞觀之治。其實太宗有強烈之儒家思想，誠然；[58]但貞觀君臣之統治學術，蓋得力於史多，得力於經較少，至於魏晉以降顯學之文、玄、佛諸學，則更無論矣，若謂秦之事業得法家作思想指導，文景之治以黃老，前述太宗推崇之“建武、永平故事”本儒、法雜用；則貞觀之治的指導學術，殆為史、儒並導（依文、史、玄、儒四顯學分），而其治術則尤來自曆史研究也。史風如此。故貞觀時代一再大舉官修史籍，蓋有由焉。
貞觀十六年（642年）七月，太宗猶向史官信誓旦旦，決意篤行“遠鑒前代敗事，以為元龜”等三事，以“望爾史不書吾惡”。不意翌年正月，督促及協助太宗篤行此三事最有力的魏徵，卻因老病去世。揆諸貞觀後半期史實，魏徵之死對太宗實踐三原則影響頗大，蓋唐太宗對此之貫徹力已不及魏徵生前之時也。魏徵在眾多臣僚之中，最能使太宗接納其所論的曆史教訓和理論，以作施政、親賢、遠佞之實行者。故徵既死，史載太宗有如下的表示：
太宗後嚐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59]
魏徵對太宗言，不僅是明得失之“人鏡”，亦且是知興替的“古鏡”之最重要者。雖然興修前代史，首由令狐德棻倡議，但終究未完成，而其修史精神意識，主要為上述四種。至於五代史之能克奏厥功，並在五代史中著力探討興替問題與原理，使成經世致用落實之學，則以魏徵、房玄齡居首功，而尤以徵為重要。二人蓋身係貞觀官修史著，乃至整個文化政策之重心者。二人與當時宰相名臣如李靖、陳叔達、杜淹、薛收等，傳皆出於河汾門下，故貞觀文化政策，尤見經世致用精神之提升與落實也。[60]
玄齡以善謀名，初與杜如晦之善斷相合作，台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房謀杜斷，遂為良相楷模。[61]如晦在貞觀三年已重病辭職，翌年遂死。此時起，能為太宗斷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者，厥為魏徵。即魏徵漸取代了如晦也。故貞觀十二年太宗歡宴侍臣時說：“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遂親解佩刀以賜二人。[62]大體玄齡以其學，作實際策劃施行之落實；而魏徵則常以史為鑒，善持論以定猶豫也。貞觀三年二月，玄齡由中書令遷左仆射，監修國史；魏徵於同月亦由右丞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文化政策，尤其修史，自此遂以二相為重心。由於魏徵自此年至貞觀七年代王珪為侍中為止，體製上為最高文化機關長官，故尤以他為重。
就在貞觀三年，太宗命令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決定完成五代史，而又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修撰，蓋與魏徵為秘書監參政有關。當時諸臣分修，魏徵一方麵自領《隋書》，一方麵又與玄齡總監諸代史。[63]修撰前代史固有牽涉今人及其先世，乃至李唐之開國問題者，是以作了上述的部署而使之禁密化。然而另一方麵，當亦與魏徵等與太宗就近討論史事，以作元龜的構想有關，亦即就近推行遠鑒前代之研討，促成經世致用之落實也。茲舉一例以見之：五代史在貞觀十年正月始完成奏上，但在貞觀九年，太宗即曾舉北齊後主及北周宣帝為例，與魏徵論雲：“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徵遂向太宗分辨二主亡國事跡和原理，以見二國覆亡特點不盡相同。[64]至於前述太宗讀隋相高熲本傳以指示宰相相效法，此則若非武德朝陳叔達等未完成之隋史，即殆為隋朝史官如王劭等所撰之隋史本傳，當時藏於禁內，而後來為魏徵修《隋書》所必須參考者。貞觀君臣平時以史論學，以求經世致用的情況，概略可知也。
官修五代史為一大事業，不可急速完成者。太宗君臣於修撰期間，即已迫不及待，進行討論取誡矣。全部曆史，尤其近代史的了解，既不可一蹴而就，此即虞世南抽取曆代帝王事跡教訓，《帝王略論》五卷之所以作也。《帝王略論》之為略，故貞觀五年魏徵再與世南等，擴充以成五十卷之《群書政要》。此為魏徵主持最高文化機關，補救五代史緩不濟急，以發揮經世致用精神之另一項史部工作。
貞觀君臣修前代史，基本目的之一，厥為以本朝價值標準為中心統一曆史解釋，從而統一思想意識，以致治者也，例如，太宗、世南皆工“徐庾體”，喜愛南朝文學。太宗後來敕令重撰《晉書》，竟至親為陸機撰論讚，以《製曰》為名，推崇陸機“百代文宗”雲雲。但魏徵總裁梁、陳史，批判南朝文學豔麗，判斷與亡國有關。徵此“文學亡國論”，代表北方學術意識，而借梁、陳兩書做統一解釋和論定者。[65]官方之標準和意見，有時不一定來自太宗。意見既成，則太宗亦需學習與遵守之。如魏徵所代表之官方意識，太宗既吸此來自曆史教訓的意見，又指示玄齡監修國史留意，謂“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又曾在貞觀十一年拒絕臣下編次文集之請，聲明：“朕若製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此則官修史書以統一思想觀念，太宗從而指示群臣及自我要求師古學習，遵行求治的精神與篤行，可見一斑。[66]
從貞觀三年修五代史，至貞觀二十年修《晉書》，有關這方麵的問題，尤其當時發生重大政策、事件、製度爭論，與同類史事有關，可以見到君臣如何借史發揮者，事例相當多，足可另行撰文討論。要之，太宗在玄齡、魏徵等輔助下，基於上述精神觀念推動官修史著工作；並又漸推而廣之，至於經學、禮學、律學、譜係學諸方麵，以統一解釋、整齊思想、頒付實行為主，欲完成整個文化政策之完整體係。[67]其中以高士廉領銜之《氏族誌》，非由玄齡、魏徵監督者，亦在十二年正月完成奏上，但尋即引起太宗不滿，詔令重修。
譜氏、氏族之學，乃南北朝以來顯學之一，當時修《五代史誌》，即將之列入史部學術，與禮、律二類之列入史部正同。其所以發生問題而立即重修者，蓋因此書不符太宗之基本精神與意識故也。修撰《氏族誌》，早在貞觀六年太宗已向玄齡提出指示。其最初動機，是由於不滿山東舊族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並以嫁女索財，同於賣婚，以至損風紊禮。前者影響政治，後者影響社會。陳寅恪先生以來，論者多以關隴、山東集團衝突解釋之。
尋當時關隴、山東，士族風尚確有不同。關隴士族重武功，自然瞧不起此等“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以賣婚自高的山東舊族。在此以前，唐高祖即以此譏嘲山東人，而太宗殆兼受其父影響，故有此舉也。[68]由社會風尚價值觀的差異，遂轉為教化與政道的問題，而為太宗視為“往代蠹害，鹹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之蠹政也。太宗欲透過氏族譜係之史學，整齊社會風俗，統一價值思想此動機意識，似未為高士廉等人所真正了解或不同意之，故仍以崔氏第一等。是以太宗閱覽初修版本後，即指示重修原則及責備雲：
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以前，祇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69]
太宗給“門戶”下定義，明顯即由關隴士族風尚的價值觀出發，最後仍歸結於功名富貴。此與約十年之後，親為《晉書》作陸機評論，主張“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人性貪榮利而去禍辱的思想觀念，大體始終一致。[70]不過，太宗強調士大夫立門戶的功名富貴，以“今朝”所授予者為準，並以官方評定之標準為永製——此次官方標準則以君主意旨為依歸，則太宗意欲透過譜係史學做統一解釋，以收統一思想與意識、整齊社會與政治之功，其情昭然。房、魏二相協助太宗，推行官修新禮新律，即為欲完成此國家目標。惜士廉不解，或因其出身山東士族，故未能配合政策，以量定永製標準，致使太宗明揭旨意，責令修正也。《氏族誌》之修正，必須與房、魏協助及策劃下，貞觀時代整個文化政策及修史政策結合看，始能完全知其真義。[71]
貞觀君臣欲從曆史教訓吸收經驗，發揮以史經世精神，其最後的關鍵，必然指向君主本人能否虛心學習及篤切實行。貞觀十六年，前引太宗向褚遂良發誓一事，正說明了太宗“以史經世”，而史官則“以史製君”此一關鍵。魏徵與玄齡比較，則魏徵更能切實掌握以修注製度製衡或製裁君主之旨。他曾以“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為言，警告於太宗。其後又向太宗強調“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以鼓勵太宗之指示史官直書。[72]故其所薦用的杜正倫、褚遂良等，先後修起居注，皆能發揮“以史製君”之言論和行為，使太宗始終自覺受製，不敢造次，以至發表前述之誓言也。[73]徒人、徒法，各皆不足以自行，貞觀君臣發揚史學，人、法並重，致有“貞觀之治”的奇跡，將一個以篡亂作起點的政權，結束而為三代以降首屈一指的盛治；使一群亂君亂臣基於曆史自覺，由曲而誠，努力以成聖君賢臣之局麵。史學之貢獻於貞觀之治，可雲大矣！
貞觀二十年（646年），太宗下詔修《晉書》，可謂晚年大事。此年三月，太宗親征高麗甫還，六月又詔李世績率軍北伐漠北薛延陀，並親幸靈州督師，漠北以平，鐵勒諸部內附，上太宗以“天可汗”尊號。太宗對此役及其結果極其滿意，曾謂群臣此事“古昔已來，書史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亦為劬勞”！[74]是則自貞觀九年自我肯定文、武、懷遠三者皆勝於古，而與群臣互勉努力，表示欲讓後人“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的觀念以來，迄此十餘年間，太宗已覺功業粲然，多至令史官劬勞的地步矣。因而《晉書》之修，誌不在此。蓋曆史觀念極富之太宗，深覺大唐功業已立，將有國史書之，但大唐功業地位何以至此，為何能如此，若隻於五代之近代史中探求肯定，已然不足令人滿意，勢須溯及晉代問題，及先人在晉時德業也。亦即基本上承接令狐德棻——德棻參與修五代之《周書》及此次《晉書》——當年倡議背麵的四種觀念意識，上溯至晉，為本朝政權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論根據。當然，貞觀君臣特富以史經世觀念，他們重修《晉書》，與探究晉代興亡之真相有關。尤其留意當時發生之事件與晉事相類似者，俾更能從晉史中了解此類經驗之得失，亦為其重要動機和目的之一。當時重要事件如封建問題、廢太子承乾而越次立晉王治為嫡問題、藩王將相反叛問題、突厥內亂引起之徙戎問題等，皆在晉史類似事件如八王之亂、晉武立惠帝、徙戎置戎政策中，可得到檢討和教訓。[75]要之，太宗君臣之基本動機與目的，厥在借晉之興亡以謀求唐祚久安的原理，並為本朝塑造更綿遠之光明麵，絕無疑問。太宗親撰晉宣、晉武二帝紀之論讚，史臣以特殊筆法述涼武昭王及其後，原因即在此。
茲略言之，太宗頒《修晉書詔》，首言“朕拯溺師旋（指十九年東征高麗），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深覺“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接著述五代史“朕命勒成”，“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典”。跟著逐一批評諸家晉史，歎晉事有“韜遺芳”“闕繼美”之憾。是則由大興文教政策，揭櫫以史經世的功用論觀念，進而兼有為前朝修正史、史文絕續在己、發揚先人芳美諸意識，如德棻所示者。由此出發，故詔令“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俾夫湮落之誥，鹹使發明”。[76]
按：貞觀三年修五代史之詔書無聞，《唐大詔令集》及《唐會要》，竟亦遺此，或以太宗修五代史，基本精神同於高祖詔令，故不載之耶？今《修晉書詔》確見此精神之前後一致。然而必須注意者，即太宗特重史之為用的功用論觀念，恐非武德朝所具有或豐沛如此者也。太宗此特重及強調者，對唐朝官修製度及史官影響極大，如官修是否必須統一於官方意旨，是否必須由最高層官員監修，是否能實錄其事，是否必須發揮功用以使之作為政教工具等，其後遂為許多館院史臣——起居院及史館——思考辯論的中心主題。劉知幾在半個世紀後，為此思考而創立史學批評。高倡“實錄史學”——接近客觀主義為曆史而曆史，而展開其批評係統之餘，尚不忘強調“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77]知幾死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欲修《待春秋經》——這是繼文中子《元經》、河汾學風以後，官方則繼太宗整齊經史以發揚褒貶之後的重要工作。光庭為首諸館臣——弘文館，蓋欲續獲麟以來千餘載，尤對魏晉以篡殺為揖讓諸史實作嚴厲之批判。其基點即從唐太宗親撰《晉書·宣武紀·製曰》著眼，並亟圖援引史臣“敷暢聖意”之此前例，恭請玄宗“裁定指歸，如先朝故事”——即如太宗之指示修《晉書》者。[78]是則太宗晚年修《晉書》，精神、主旨可知也，下麵實例，或可窺其梗概。
早在貞觀六年（632年），太宗即因陳叔達“曾直言於太上皇（高祖），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雲”，故授之以禮部尚書。叔達表示當年所言，主要是懲於隋朝父子自相誅戮，以後滅亡之緣故。叔達著有《隋紀》一書，故能引史致用，[79]以啟示太宗。但太宗有當年功高不賞之觖望心態，不易消除，遂於九年的宴會中，向玄齡再度提及此事，聲言“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80]是則太宗對玄武門兵變事件，始終有隱痛而不能釋懷者。
此時姚思廉修梁、陳二史，對二朝同類型君位轉移之際，評論上頗隱約其詞；但因魏徵總裁監督，則又不能不錄載徵言，以示官方最後之論定也。魏徵總論梁朝興亡，卻厲評元帝“內懷觖望”，不急平侯景，而“先行昆弟之戮”，遂成亡國禍患雲雲。[81]陳宣帝兵變篡位，姚思廉為之虛美隱惡。謂陳文帝（宣帝兄）對其子（廢帝）早已憂慮不堪為君，以其塚嫡，故心理上依違久之，最後“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乃召宣帝告以欲行“太伯之事”雲。因而思廉強調“世祖（文帝）知塚嫡仁弱，弗可傳於寶位。高宗（宣帝）地居姬旦，世祖情存太伯”雲雲。但魏徵不表同意，批評宣帝有篡位之嫌，思廉亦不得不存錄之。[82]魏徵在親自負責的《隋書·煬帝紀·史臣曰》中，對煬帝之逼父篡位，屠殺兄弟，極盡誅奸貶惡的能事。太宗兵變，類同於此者蓋多，檢討曆史之餘，見史臣褒貶之筆，怎能不觸目驚心？
魏徵、思廉兩種評論並存，而征論獨詳錄者，蓋太宗深知三朝政亂國亡，實情確如是，徵論不能撓故也。太宗既誌在“遠鑒前代敗事，以為元龜”，是則既鑒之後，必然反省，以免史官援例書其惡。五代史奏上後六年，太宗堅要玄齡錄進國史，閱後指示將玄武門兵變解釋為“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令命改製修正。[83]故唐實錄之開修之失實，與太宗鑒前失、畏史評，欲史官不書吾惡，以及宣揚其政權之光明麵，極有關係。
魏徵複批評隋文帝“溺寵廢嫡，托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以致滅亡。此時太宗溺子，太子與濮王泰的競爭，兆端已略見。徵或有所指，借史而發耶？二子競爭牽涉將相大臣及王室子弟，終造成十七年（643年）之禍變。故馬周等在事發之前、魏徵此論之後，曾引漢晉史，向太宗提出警惕忠告也。[84]
自魏晉以降，權臣宗子窺伺野心，導致政變篡位者甚多，太宗本人即為其中之一。此次事變後，太宗懲罰亂臣之餘，越次立晉王李治，實出於政策性決定。二十年之詔修《晉書》，蓋有宣達此政策之意，欲借史事的研究評論以作自我辯護及對後來警告也，其《武帝紀·製曰》雲：
武皇……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夫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官修本國史源遠流長，先秦已然。官修前代史，今可確知者，始於5世紀初期之南朝劉宋。初期官修，主要從悲憫前朝竟無全史出發。發展越後，則官修之觀念意識越錯綜複雜。令狐德棻於7世紀前葉首議唐朝修前代史，顯示的精神，即包括了“正史”與需為前朝修“正史”、史文絕續在己、由修史統一思想以宣布正統、為先人存功業與為本朝彰示光明麵諸觀念意識，已非初期之單純可比。
上述觀念意識，與史學的經世致用精神有關，唐以前已有可觀的發展，有些在官修前代史以前，已有綿遠的傳統，隋唐相繼大舉修前代及本朝國史，即此諸種觀念意識的發煌。希望透過修史，對前代作全麵檢討，整齊思想，以收結束長期篡亂所帶來之世衰道微，重建一個新時代之效果。
唐太宗君臣孜孜於史，尤其強調上述之旨。不過，太宗又特別重視本朝的曆史地位及其本人的曆史名譽，故鑒前史、揚先美諸觀念意識，最終遂歸結於個人的曆史聲譽與地位之獲得和關懷——所謂流芳百世、入史不朽的精神意識是也。因而重視修前代和本國史的程度，空前莫比。此則唐史之開修與三分之一的中國正史，故能於貞觀時代或稍晚，經太宗直接促成或間接影響而完成。貞觀君臣特重史學之研討和致用，固為終能開修及完成上述史著的主因，同時蓋亦為促成“貞觀之治”的原因也。貞觀時代之為史學時代，殆無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