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方為前朝修正史的觀念意識
前麵析論“以史製君”觀念之興起，為三國以降的史壇，帶來了複雜而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的層麵相當廣泛：對民間私家而言，修撰一代國史的數據，已逐漸走上由政府控製壟斷，最後甚至明令禁絕私修的途轍。這種不約而同，各朝代大體先後沿襲的政策性發展，對原本蓬勃發展的私修風氣是一大挫折，尤其對私修當代國史而言更為甚也；相對的，史家在“此路難行”的情況下，頗或轉折於傳記史學（包括誌怪史學）、譜係學、方誌學等範圍，對史學這些領域頗有促進發展之貢獻，而唐、宋以降小說、筆記之大盛，當亦與政府基本上持續此政策有關。
作者又指出，“以史製君”實為經世思想中最尖銳的觀念，統治者除極少數，如北魏孝文帝，願意接受這種製約外，大部分多不願受製於此。這種矛盾的存在，將導致統治者之密切控製修史。此即魏晉以降整個官修體係及措施之諸種改革的重要原因。進而甚者，經世致用精神的發揮，向來以政、教兩層麵為主，隨著經學的衰退而落實於史學，且關係王室聲譽、政治統治及國祚修短甚巨，因而統治者遂一麵加強控製修史的體製措施，一麵亦因勢利導，借史發揮經世之效果，逐漸步上統一史事的解釋權與批判權於官方。
若不妨礙私人或其他方式的研撰，由官方統一價值標準，透過曆史批判以發揮經世致用；或由官方召集人才，研集史料，修輯成較具實用性之史著和史纂，以達致用目的，原則上皆為史學可行之途。但若官方統製過切，必導致“學術為政治服務”極端之危機，對史學之為獨立學術會甚為傷害。漢魏以來，史著失實，史書一再重修的現象早已出現。唐朝官方一再大舉修撰各類曆史，亦極力提倡經世致用精神，加上開國祖宗自始即有難言之隱，不幸繼世又常政潮洶湧，則上述現象不僅未隨新時代的盛世昌明而結束，抑且為之更甚也。唐朝史官始終有秉持及高倡“實錄史學”者，故較之兩宋以降，又為不幸中之大幸。
總而言之，中國史學在這方麵的種種發展及現象，殆可歸因於史學經世致用精神之極度發揮。在此前提下，又可析論為史家（史官）之尖銳提升“以史製君”精神，與統治者（君主及掌權官員）反製“以史製君”意識之間的矛盾衝突，所以形成者也。唐、宋以降史學，尤其官修史學的特色與發展，不明於此者，遂將無以論之。上章已簡略論及唐朝前期史壇活動的重點，茲就此作基點，進而較詳細討論其思想觀念之表現。
世稱二十五史者，成於唐凡八部。除659年（高宗顯慶四年）李延壽私修之《南、北史》外，餘六部皆官修。其中《齊》《周》《梁》《陳》四史，隋朝已分命李德林、王劭、姚察等修撰，因隋末世亂，未克完成。此外，隋文帝命楊素、陸從典續《史記》，以部帙龐大，因世亂亦停。文帝又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重修魏收之“穢史”——《魏書》，其後煬帝以為未善，複敕楊素、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二度重撰，因素薨亦不克成。[1]唐初修前代史，蓋承此遺緒，竟其未成之業也。第詔命蕭瑀、王敬業、殷聞禮負責《魏書》三度重修未成，另成《隋》《晉》二書，此其異耳。
官修、私撰合成八史，於正史比例占三分之一，實為中國史學上重大之事。後人以其事觸目顯著，遂謂為前朝修史，是後一政府及史家所應負起之責任雲雲。抑且推衍之極，致有謂此為史家責無旁貸之使命所在，甚至夾雜濃烈之政治意識形態於其中，馴至被修之國有恐亡之懼，修撰之國有使亡之意。修撰國史滲有政治目的與作用，由來久矣，視為前朝修史是必然之責任者，唐以前殆未盡然。
唐初大舉修撰各種史籍，思想意識相當複雜，不易一言以概之，但可先從令狐德棻的首議入手，由其明顯可知的觀念著眼。
德棻是敦煌右姓，家族與北朝政治關係密切。他是唐朝首任起居史官。唐當時承開皇律令，內史省置起居舍人，而無起居郎的建製。他從617年（武德元年）任至622年（武德五年），甚為高祖所信任。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高祖雲：
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
陛下既受禪於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2]
此首議顯然可見的，內裏蘊有幾種觀念及意識：第一，“正史”及為前朝修“正史”的觀念。第二，“史文絕續在己”，須及時修撰的使命意識。第三，欲藉此確立周、隋、唐國家承傳之正統觀念。第四，為先世存“功業”的觀念，有為唐室開國建立光明麵的政治意向。
這四大類型的觀念意識，的確其來有自，各有思想淵源，作者對此四者在隋以前的發展及內涵，已曾反複論述，為了更清楚了解唐初君臣大修前代史的觀念，於此實有再扼述四者關係之必要。
四者之中，起源早者為第二及第四，經司馬談、遷父子於《太史公自序》鄭重申論，遂滲入後世許多史家史官內心之中，誠中國史學傳統精神所在。一、三兩種，淵源則殆不早過馬、班史學之創行，其重大發展且晚至5世紀南北朝以後。
《太史公自序》申言：“餘嚐掌其官（太史令），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家世、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這是因史文絕續在己的意識，而提出之史及時修撰、使不滅亡之“史不可亡論”。這種觀念理論，實司馬遷上承先秦史學以發揮，而及於後世者，表示了史籍需待我及時而修，無須假手後人的一種認識。基於此故，曆代王朝皆置史官，各及時修國史，不待國亡之後，後人整理其文獻檔案，越俎代庖也。晉以前未聞後朝為前朝修史，主因在此。[3]蓋國史需各自修撰，後朝無此責任或義務必須為前朝修撰也。
在此觀念習慣之下，史書無所謂“正史”不正史，每代史官接續而修，尤以前輩史官所未修之其當代史為主，更未限以政權為單位。這種不一定以朝代為單位的修史習慣，殆為古代史官對曆史延續性的了解與表現，所重視的是繼古通今的形式和精神。《竹書紀年》由夏、商、周、晉以至魏之“今王”，《史記》“上記軒轅，下至於茲（漢武帝）”；其未及修者，魏有史官續撰，兩漢有諸好事者紛續《太史公書》，正為中國上古史學常態之現象。諸生引周史以議今製，李斯竟能以“諸生不師今而學古”為由，行其秦火之毒，蓋亦以當時繼古通今之史學精神為據耶？是知此上古史學精神形式，與東漢以降大不相同。《史記》以前，古人蓋無所謂分期論之觀念。《史記》以來，由五行學說衍生曆史分期論，及《漢書》出，曆史分期論又以政權始末為分期單位，於是曆史以國朝為分期之觀念始形成。5世紀範曄力辟幹寶編年古史複興之風，而挽紀傳新體之狂瀾於既倒，其論據主要為“網羅一代，事義周悉”。8世紀劉知幾申辯斷代、通代之爭，力主斷代可行之堅強理由，亦為“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也，前文均已論之矣。以國朝為分期之觀念，即是為前代修全史的前提。若狹義化或意識形態化一些，即官方為勝朝修全史的前提也。
“正史”此一觀念之普及，最晚不遲至6世紀中期，當時梁元帝之提倡，阮孝緒在學術上之定位，殆皆有功。但“正史”之書，蓋指國家一代正式的全史而言，此時殆未專指紀傳體，如7世紀中期完成之《五代史誌》中，唐朝史臣界定者也。自班固以降，國家全史的觀念已生。適上古修史習慣下，國家每至末期，常因動亂，史官失職，無法修完史者，恒為常態，故自修國史勢有缺尾之憾，甚難為全。《東觀漢記》在魏晉，雖與《史》《漢》並列為“三史”，但缺尾終以為憾，是以繼起以修成東漢全史者，先後以十數。3世紀之司馬彪是其中一人，所撰《續漢書》重要理由之一，即為《漢記》自“安、順以下亡缺者多”，故“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之重撰。[4]為前朝修全史之風氣，自3世紀以降，遂由謝承、華嶠、司馬彪、陳壽等史家帶起，加上嗣後政權興亡快速，亦提供了史家私修之園地。青年史家如沈約，“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隱逸史家如臧榮緒，早年亦“括東、西晉為一書”，以“彌綸一代”。[5]姑不論這些史家另有完美主義的理想，要之，其基本上即是欲窮一己之力，為前朝修全史也。史家私修風氣既如此而旺盛，政府亦因勢以為之。420年劉裕建宋，命晉末期史官王韶之掌國（宋）史之餘，至文帝劉義隆，複於426年（元嘉三年）敕文豪謝靈運修晉史，蓋“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為念也。[6]這與宋文帝學識或許有關，但魏文帝曹丕學識更佳，何以竟未下詔為漢修史？是則真正之關鍵，蓋為民間修全史之風氣已盛的緣故。靈運被殺，晉史未成，雖未聞文帝另詔當時史家如範曄、何承天、裴鬆之等踵成之，然官方此風既開，至6世紀，梁武帝即敕沈約修《宋書》，而準蕭子顯撰《南齊》。陳踵之，亦敕姚察撰《梁書》，官修前朝史之習慣遂開始形成。令狐德棻於7世紀初建議修五代史，對唐而言可謂近代之習。至於德棻所謂“正史”，尋其文意，基本上指正式的國家全史而言也。
國家全史逐漸發展成為“正史”，實與正統論有關，前文論之甚詳。原夫班固著《漢書》，政治觀念與哲學思想實為其兩大創作動機。《漢書》斷代為史，國家主義的本朝意識，和天意史觀的德運學說，實為其撰述的指導思想。一個王朝代表一種德運，亦即一種曆史形態和一個分期階段，於是斷代為史的國家全史遂產生。不過，自班固始“究漢德之所由”，解釋統緒的承受，並非專以本朝之統必須繼承勝朝之統不可者。班固依劉氏學說之推定，認漢德屬火，解釋漢紹堯運，越秦、項而繼周。[7]這種正統論之“遙繼上古說”及“超越上繼說”，至習鑿齒《晉承漢統論》之鼓吹而極。在政治與史學均可引用此類解釋之下，後一王朝之正統，未必皆須承自勝朝不可；斯則後朝亦無須基於為解釋正統承受之關係，而必須汲汲為勝朝修史。官修前朝史慣例之晚成，與此觀念頗有關係。
大體在政治上，魏認繼漢，晉謂承漢，繼承漢朝乃最現成之事實。漢、晉史家提出“超越上繼”諸說，反而是唯心的理念，隻會對曆史事實之發展造成解釋上的紛爭。自5世紀初期進入南、北朝以後，正統之爭原則上出現在敵對政權橫麵之間，至於前後政權直線的授受關係，大約已然奠定而鮮爭議——亦即一政權與敵對政權爭正統之時，必然宣稱自己奉天得統，並同時解釋自己的正統來自勝朝，而該勝朝也必然為正統。南朝如此，北朝遲至5世紀末期孝文帝、李彪改定其統緒以後亦然。[8]正統之爭的直線授受關係既然出現固定的模式，則官方為本朝修國史之餘，勢將本朝之統緒衍繹於勝朝，而逐漸注意及重視為勝朝修全史。這是前麵分析四種意識觀念間，由第二種過渡至第一種，複又過渡至第三種也。
宋文帝是現可確知首位正式為勝朝修史的君主，基本上由“全史”的理念出發。至梁武帝時所修之《宋》《南齊》二書，似因“正史”觀念已出現，遂頗有為前朝修“正史”——正統王朝正式的國家全史——之意。晉史當時起碼有三部名家私修之著作：即臧榮緒、沈約、蕭子雲三部晉朝全史。梁朝雖未敕命官方重撰，但敕修之《宋書》、禦準之《南齊書》，已足可與上述任一《晉書》，合成一正統的統緒係列，對北魏宣稱繼承西晉造成甚大的意識形態壓力。高歡當時專製魏政，官吏貪瀆公行，杜弼以此建言整頓。歡雲：
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宇文泰）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複有一吳兒老翁蕭衍（梁武帝）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9]
不敢懲治貪瀆，投鼠忌器原因之一，即為梁武帝在整頓曆史文化的事業上，所構成的正統意識壓力。所謂“專事衣冠禮樂”，當亦包括修正史——私家如沈、蕭之修《晉書》，官方如《宋》《齊》二書及欲取代曆代國史之《通史》也。[10]梁武帝壓力使高歡心理造成如此大的憂懼，後者重視修國史，而北朝首次官修勝朝史亦由高齊開始，與此殆有關係。
正統授受的直線關係既已出現固定模式，在此情勢下，各王朝所修本朝國史雖宣布自己為正統，但說服力顯已比不上既修本國史、又修勝朝正史者強。蓋後者實擁有了正統承受之宣布權，甚至決定權。6世紀中期是一個混亂的時代，陳朝與建政於江陵的後梁爭南朝正統，北周與北齊爭北朝正統，南、北朝之間又各爭正統。大體上，陳朝官修梁史，而後梁卻向北周稱臣作附庸，故陳朝取得了南朝正統優勢；高齊敕魏收修《魏書》，北周無聞，則北齊取得北朝優勢。及至北周滅齊，隋朝滅（後）梁、陳，政治紛爭始告結束。當此一統之時，為了取得本朝的正統性，同時促成政治認同與統一思想，於是為前朝修全史，並從而宣布本朝統緒所自來，遂為事關立國根本，須由政府鼎力完成之要政矣。隋、唐不僅僅為勝朝修史，而是擴及南、北各朝，關鍵殆在此也。
正統的成立基準當然以本朝為準，若依已成的統緒授受模式，隋、唐隻須依本朝所自出的原則作思考即可，即：西晉—北魏（包括西魏）—北周—隋—唐是也。據此係統，隋文帝固需重修《北魏書》，並兼及完成《北周書》；至於北齊、梁、陳，未必一定須各獨立為史，而依附於魏、周為列傳、載記可矣。其後唐太宗重修《晉書》，對與晉競爭諸國，即用此體例。又者，以隋立場而言，此係統也絕非唯一之選擇，尚有第二係統——隋承（後）梁、梁承（南）齊、齊承宋、宋承晉；及第三係統——隋承陳、陳承梁以至齊、宋、晉，可供考慮者。隻是選擇任一係統而將其他王朝列為列傳載記，恐皆不厭其他王朝原有臣民之望，徒引起思想、情緒、意識形態之紛爭而已。以隋文帝之精明幹練，實不會如此笨拙的抉擇此要政。他的對策非常高明，分為三種措施：
（一）重修《魏書》。以明本朝承魏、周曆數，以符已成之授受關係模式，以免臣民之疑惑。
（二）大舉修周、齊及梁、陳四史。以承民間乃至官方原已存在的南、北朝互相承認及交聘，所代表之調和兩認趨勢；[11]並以示政府之不偏袒歧視，滿足各地臣民心理，以促進認同與統一。
（三）效法梁武帝修《通史》以統一曆史之故智，敕陸從典等續《史記》，以作全麵之總整理。
隋祚短促所麵臨的曆史問題，基本上繼起之唐朝也同樣麵臨，但其間頗有差異。如隋朝於統一伊始，需解決本朝正統淵源諸問題，而唐則不然，起碼並不那麽嚴重。蓋唐朝隻需宣告統緒承自隋即可，隋當年所努力者，正已為唐統淵源鋪了基礎。故令狐德棻首議修五代史，原則上隻欲繼續上述隋朝之一、二兩種措施。這種措施隋、唐官方持續為之，而當時民間史家私修，如李大師、李延壽父子之《南、北史》，亦基於同樣觀念意識以進行修撰也。唐高祖異於德棻所建議者，厥為修《魏書》。德棻既以陛下承隋、周曆數為言，正是一針見血，最能代表當時一般官修勝朝史的動機心態，而能動人主之視聽者。隋不滿魏收偏黨北齊，以成《魏書》。但隋兩次修《魏書》，大體已成，而猶未盡善，是以高祖既以曆數直係所承為念，則必然有指向《魏書》之思，繼承隋朝未竟之第一種措施。所頒《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大體據德棻意思而伸言。不過其中特謂“自有晉南徙，（北）魏承機運，周、隋禪代，曆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北）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雲雲，[12]表示高祖認識北齊、梁、陳之正朔乃出於自命，真正正統所在，乃西晉、魏、周、隋一係也。既有此認識，且修史政策承之於隋，則德棻雖不言，魏史固當重修也。官方為前朝修國家全史，動機至此已滲入正統論觀念而日盛，則德棻之所謂“正史”者，已不可純粹視以“全史”之意義矣。
正統統緒授受的模式，至隋、唐已奠定，於是國家為本朝爭正統之同時，也必須為勝朝爭正統，所謂“超越上繼”諸說，由是被視為荒謬不可據者。在此趨勢下，官方為勝朝修“正史”，遂變成繼起王朝的重大政治考慮。不過，在六、七世紀官修勝朝正史逐漸變成義務之時，同時也頗有變為責任的趨勢。要之，官方為異姓、並且政權被己所篡奪的前朝，猶有此義務，則正統問題而外，是否另有關鍵因素？
欲解答此問題，有兩個方向可供思考：第一，自魏、晉以降，王朝的建立多假“禪受”以成篡奪，官方修史可以文飾之，以免影響本朝開國的正義性。第二，傳統史學有褒貶功能，因而也產生隱惡揚善的特質，善於利用，可以增添本朝開立國家之光明麵，有利於統治，更有利於統治階層的現行聲望之建立，及曆史地位之提升。此即令狐德棻首議的第四種觀念意識之問題也。這些問題，經常在修撰國史時發生，由此而延伸至修前代史，而其淵源可上溯至先秦。王充之問孔刺孟，劉知幾之疑古惑經，可以視作後人對先秦史學的檢討；其實孟子懷疑周史記武王伐紂，聲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先秦史風即可見一斑。
司馬遷建立新史學，父子在《自序》中極力推崇周公能宣揚先世之美，以不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為懼，不述明聖盛德、卿相事業為罪，表明史著有此功能，史家有此義務，影響極大。劉知幾即稱引此旨，倡言“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而已”。並以此原則，批評其近代史學久矣不知此義。[13]尋夫司馬氏父子之出發，頗有“君子成人之美”的意思；不過，其立場原則是堅持在實錄史學上的。遷申言對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的撰述原則，是“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14]否則，《史記》若“唯記善而已”，尚有何“不虛美，不隱惡”可言，且為何被人誣為“謗書”也？實際上，司馬遷之意，是在曆史人物及事跡善惡皆書的基礎上，對其人其事之光明麵加以重視推崇，以見成人之美的溫情敬意。劉知幾之言，易使人生誤會，以為史書唯記善人善事而已。第一個修國家全史的班固，為突出漢朝之正義光明而撰《漢書》，殆即有誤會史遷之意的嫌疑，故其著作被傅玄評為：“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自班固始，東漢以降，史官即在有意無意之間，或當局幹預之下，有多記或唯記其善之傾向矣。例如，王沈等官修《魏書》，時人評價甚低，稱其不及陳壽之實錄。而事實上，陳壽私下對魏、晉易政之際，亦多所回避不書，但略記其較明顯可書之事跡而已。[15]
魏晉以降，政權“禪受”原本就多行不義，當時權臣常假“如魏輔漢故事”“如伊、霍故事”“如諸葛亮故事”等名義專製，漸行篡奪，時人固多知為自欺欺人之事也，且至騰笑於胡人之口，迄唐初猶以為言者。如石勒拒劉曜“如曹公輔漢故事”之詔，聲言“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懿）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此與唐太宗問蕭瑀“隋文帝何如主”，瑀答以“勵精之主”，被太宗批評隻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正同。據太宗分析，隋文帝之勵精，是由於不肯信任群臣；不肯信人則由於性至察而多疑；性格所以如此，則是由於“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之故也。[16]石勒曾坦率宣稱“趙王、趙帝孤自取”，而不欲假讓以狐媚取他的天下，誠兩晉、南朝諸主所少見者。
諸主愈是狐媚取天下，則修國史時，必幹預史官以行文飾之事，這是可以想知者。建立勢力、漸行篡奪的事跡既在前朝，則其幹預必延及前朝史，亦可想知。蓋使不義轉變為正義，使正義變得更光明，此於六朝玄、史、文、儒、道、佛諸方內、方外各學術中，最能從史著之研修文飾而奏功。官方為前朝修正史，此為重要意識之一。加上漢以來禪受模式，皆以劉氏學說——五行相生說為基礎；亦即一德漸衰，則一德漸興，“王跡所興”之美，則為天命眷顧斯在也。因而，諸主多盡可能上溯其世德代功，以明本朝天心所漸顧，不可以勢力強也。前述令狐德棻所言第三、四兩意識觀念，遂於此處緊密契合。
不過，透過修史以述先世功德，以明天心所漸的意圖，在4世紀的大批判風氣中，受到了挫折，東晉首任史官幹寶，奉敕書晉室帝王美跡之餘，嚴正而大力地批評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非如周朝先世之屢代積德累仁，以邀天命。[17]自後史官、史家承風而起，使南朝諸主不敢過分虛美其先世王跡，述王跡所興，不過及身而已。南朝開國諸主，皆及身篡奪以建國，先世原無功業可美。加上幹寶等前例為鑒，做賊心虛之餘，更不敢從先世大做文章。
南朝如此，北魏情況則不然，拓跋氏以部落崛起，原即無魏晉以降篡亂之跡，故褒述先世之美，正可以證王跡之興。漢人啟導他們漢化，也啟導他們利用修史，以完成建國理論根據，並以此向南朝爭正統。影響北魏修史最重要的兩位史家，厥為崔浩與李彪。太武帝詔崔浩監總修史，詔書即以“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曆年載”，至太祖道武帝而“協順天人”“應期撥亂”，由此曆數，以至太宗及其本人之功業為言；聲言“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雲雲，故責命崔浩領導史臣以完成國史。由此可見，北魏修史，自始即徹頭徹尾地，以記述先世功德天命及本朝正義光明麵，作最主要的指導觀念與原則。[18]中期已降，李彪助孝文帝大事推動史學建設，君臣之共識，仍以此為出發基準，聲言效法司馬遷父子。以孝文而言，則是“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以李彪而言，則為唯恐“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19]是則北魏前後修史及興革，記美書善，一直是最主要的指導觀念與意識。正因此故，所以《北魏書》之《序紀》，追紀二十一帝，含序統、原始、追王諸義於一篇，最為二十五史所僅見之特色，亦見北朝史學這方麵的觀念意識，表現得較南朝為明顯而濃烈。
北朝官方首次為前朝修史，在551年——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西魏文帝大統十七年，梁簡文帝大寶二年。論其風氣所自，則有由南傳至北之趨勢；論其政局所示，則魏猶未亡，魏文帝仍承孝武帝西遷之統緒也。由此以言，則高齊為魏修史，雖或有宣布魏朝已亡之意，然而其實另有一番其他動機。此即上承前述北朝論述功德王命、光明正義之強烈史學意識是也。魏收自述其於魏末求修史職時，崔暹當時言於高澄（洋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故高氏父子用收為史官，甚至縱容其貪賄，無視其史筆上下其手，即此之故。高歡（洋父）所重視，而黽勉於魏收者，僅以“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為言而已。魏收對此言之不諱，且頗有得色者，蓋雖蒙承意曲筆之惡名，然卻能得主子之寵也。魏收既以此自得，故文宣帝高洋問其誌時，收乃答以“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文宣帝亦冀父兄先世霸王功業之能完成，乃詔收專其任，敕勉以“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帝誅史官”！[20]北朝由修本國史轉移為修前朝史，其間之指導觀念與意識，於此顯然可見。
關於北朝意識現象，其中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分析與注意：
第一，漢代史學，若以馬、班為主，則以書先世功業、對揚王休為最顯著的意識觀念。若以《東觀漢記》及司馬昭命王、沈等所修《魏書》為主，則漢、晉之際，上述意識觀念已有改變。即命令修史的君主權臣及執行修史的史官，已有濃厚的隱惡虛美之傾向，魏晉南朝遂沿此發展。各朝先世嚴格說並無功業可言，欺篡之政治亦往往乏德美可記，因而各朝史官所書，盡管表麵上美善不絕，卻鮮有君主史臣，尚敢公開倡言馬、班所伸之觀念意識者。北朝則不然，崔浩、李彪本馬、班所代表之漢代史學，而值拓跋有先世努力之功、本朝漢化之美，故君臣相繼對此觀念意識作鼓吹闡揚，影響所及，以至於唐。
第二，在前述所謂政權授受的正統模式既固之下，則前朝、本朝，先世、今世，若論功盛德美，必合趨於一。亦即爭本朝正統，則必論其正義之德美；既論本朝之正義德美，則必推溯王跡所興之庸烈，以見盛德邀天之前後一致性。於是統治者及其史官，不僅沿襲傳統之重視修撰國史，亦必兼重修撰前史，以使王朝先世、今世美跡盛德，獲得一致的評價與地位。由是而言，修撰前朝史實視如修撰本國史之延伸，亦即前史、今史，一以當代意識出發，形式上及精神上，皆視同修國史，以免異書所記功業正義，前後矛盾也。
這方麵的表現，基於第一點所述差異，北朝為之更強烈而明顯。高氏與魏收、唐高祖與德棻之觀念表示，正足以說明之。宋祁於《新唐書》潤飾德棻之言，改為：“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21]語雖改飾，猶能有得於此周、唐一脈相承之意識，表示先世今世，王德一致以興，需由本朝修之，以見載於不同的正史而已。
北朝史學順著此兩點看，則唐初某些修史問題可得而明。
首先，唐太宗於貞觀九年（635年）謂公卿曰：
朕端拱無為，四夷鹹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永平（東漢光武及明帝）故事而已哉！[22]
貞觀集團極重視君臣一體之團隊意識，《貞觀政要》一書甚多此方麵的討論。此條不但可見其團隊精神，抑且知其君臣互勉努力，以共享流芳萬世、入史不朽之盛果也。讀我國史即知我等粲然之鴻勳茂業，正是北魏、高齊修史精神意識所鼓吹，而為唐初君臣所著力發揚者。
太宗既有如此濃烈的曆史意識，則其要求史官書其善美、對揚王休，要求史官解釋其玄武門兵變為“周公誅管蔡”，要求躬閱國史諸行為及思想，可以想知。此特就唐朝國史修撰之影響與幹預而言也。其次，當時官修五代史（取消重修《北魏書》計劃）猶未完成，以此團隊努力共垂不朽之精神意識而言，史官論述王業所興而追及先世，必然亦兼及君臣集團全體成員之先世功業，以作天命使然，乃是君臣諸人從先世即積德累仁，最終蔭及後人，匯合以成王業之解釋也。五代史諸史臣褒美君主及其先世之餘，往往亦褒美諸同僚史臣先世，以及於其他將相大臣同僚先世。此舉嚐被批評質疑，不知後世修史之背景與意識，與此時實異其趣。
例如，金文淳整理令狐德棻之《北周書》，疑德棻對北周時其同僚之先世頗事隱惡揚善，而批評雲：
當周、隋時，柳虯、牛弘各有撰述。德棻等撰次，不外柳、牛兩家，然其中頗有可議者：虯為周臣，多諱周惡。弘入隋代，便文隋過。在虯與弘，初無足怪。德棻等身居異代，而史不直書，其失甚矣！[23]
實則周、隋兩王室各以一己之力，絕不能為篡。其所以能為篡奪者，乃集團力量所以致之也。當時為門第社會，周、隋助主成篡諸臣，其子孫亦率多為助唐“太原起義”及“周公誅管蔡”之人也。這些人多反複於魏、周、隋、唐政權之間，翻雲覆雨，以建武功冠冕。若執忠君愛國原則以繩之，雖周、隋、唐王室先世及創業君主本人，猶得視如叛逆奸人，何況助之者耶？叛逆凶奸，何以能興王立功、盛德邀天？順此解釋，絕不符官方修史之目的與意識，可以知之。史臣修五代史，不得不以魏、周、隋、唐正統授受為史觀，故助周、隋得國，遂得視為助順，扶義俶儻者。如德棻先世與周、隋關係密切，祖父整盡忠效力於宇文泰。泰至謂“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複讚整“卿勳同婁（敬）、項（伯），義等骨肉”，遂賜姓宇文氏，宗族二百餘戶並列北周屬籍。德棻父熙亦有功於周，後助楊堅篡位，以本官行納言（侍中）。是則德棻若書周、隋之過惡，一者不合官方正統之旨，一者亦無異自書父祖之助紂也。以此推之，恐至於可能以唐之得國及己之助唐為非也。本朝國史，君臣上下，尚有鴻勳茂業之粲然可觀耶？
在德棻首議的後兩種觀念意識指導下，複因今史（唐史）與前史諸解釋必須有一致性的需要，因而書法上必然以周、隋、唐相繼得天統而為正，而助其主得天統者為順，以釋述史事。如此的書法取向，是變應為直書事實的問題，而為價值解釋的問題也。在此轉變作用之下，君臣本人及其先世之篡逆及幫助篡逆，始得分在不同之正史中，取得前後一貫的解釋，並顯得世濟其美。如令狐整助宇文氏篡魏，德棻所撰《周書》整傳，即推崇其父祖立名取位，克保終吉，比之以“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轉禍為福可也”。德棻曾撰《令狐家傳》一卷，當亦不出此意。故魏征撰《隋書·令狐熙列傳》，亦專述熙之光明麵，以示敬意；且在傳末提及熙有四子而不名，但曰“少子德棻最知名”雲雲。[24]他如《隋書》述李德林由北齊仕北周，助隋文帝踐祚，而不力述其惡，蓋同僚史臣李百藥（德林子）故。姚思廉不評述其父姚察之分仕梁、陳、隋，一如李德林例，兼且反之著力推崇其父文章助國。至於房玄齡、長孫無忌、高士廉等先世，亦在各書見其光明麵。表示武德、貞觀君臣，積德有餘慶，先世後世，皆能知天命，識形勞，以建功名者也。
王劭在隋長期任史官，曾撰就（北）齊、隋二史。劉知幾一再推崇其史學，盛稱其“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25]但魏徵《隋書》劭傳，卻一再詆其人格鄙劣，對其史著予以惡評，然而又不得不承認及佩服其為學“精博”，用思“專固”。二者評論差異極大，恐問題之關鍵，在王劭之能直述唐君臣及其先人之事跡，而立場評價與唐君臣不同耶？知幾力辭史任，提出官修製度“五不可”之時，其第三不可即直謂“王劭直書，見仇貴族”。則王劭被唐初史臣惡評，可想而知。[26]劉知幾一再批評“皇家修五代史”，稱其“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更直謂德棻《周書》，“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煩。……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27]此則不待金文淳評於後也。
《新唐書》以來，世人或以知幾“工訶古人”，實則被訶者多有可議可疑之處。知幾批評五代史及《晉書》，多由方法論入手，而少從觀念意識著眼，但也絕非完全未體會其前輩史臣之思想意識也。唐朝史臣書唐朝開國初期曆史，真實性極有問題。他們所修之五代史亦複如是。或許唐初史臣修前代史，未必刻意“曲筆”，但是基於令狐德棻首議諸觀念意識，如前麵所析論者，則其修史的效果，固有虛美隱惡如曲筆之效也。回思魏收《魏書》之所謂“穢史”問題，收一方麵固有上下其手的主觀意誌，另一方麵卻又實承高氏父子記述功業之意識，如德棻所議者，遂使其書成穢物。學術之首要，在為學術而為學術。雖講究經世致用，必不能喧賓奪主。過分突出史學功用論觀點以指導及約束修史，終必有反害諸史之本身者，《魏書》及唐修五代史，上述析論正宜為吾人所重新深思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