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世紀間完成的《文心雕龍·史傳篇》，實為中國史學史及史學批評雛形之作。劉勰論述史學緣起、體裁、結構、方法，兼評論史著優劣，申言實證論與功用論、史德論等，向下開啟了七、八世紀間劉知幾之史學研究。知幾將劉勰一篇中之諸論題，分析為若幹篇發揮，自易精詳而見功。
按：貫時聯事之記述方式，骨、金文多有之，未必自周公始。然而將各貫時聯事之記述，作一結構較嚴密之編年為書，使成“編年體”，“共和”以前，殆未肇創或流行也。[85]《周官》謂“史掌官書以讚治”，勿論其書成於何時，而史以讚治的性質與功能，揆諸先秦載籍，其言恐不假。餘意“共和”以降，世局多變，聘享盟會交戰頻繁，文化先進之國，乃創用編年體係統地記事，以助讚國事。《春秋》始自魯隱公（平王時代），文尚簡約，編年而記，或即孔子沿用此新興流行之體。
相對於孔子《春秋》所代表之編年體而言，《左氏春秋》則無異進一步創新，而使孔子《春秋》成為編年舊體。劉勰雖仍漢儒謂《左氏》傳經之舊說，但亦已從演進之角度，特別指出《左氏》“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推崇為“記籍之冠冕”。恐此創新之編年體，即為戰國時代先進之國，史官流行之體式。其特色為較舊體更詳於人事，隨著周道衰廢而不再斤斤計較於正名褒貶。蓋應當時之需要，讓人讀之，對天下大事、本國變動、當今形勢更易了解掌握，劉勰所謂“居今識古”是也。這是符合史學性質、目的與對象之發展，劉勰論《左氏》用“創”字，正得其實，此之為創，則相對而言，《史》《漢》之為史學創新，不言可喻。劉勰論二體，實有此發展演進之觀念。
劉知幾論編年體之基本觀點與角度，頗同於劉勰，且更強調《左氏》傳經之旨。大體上，他也認為“《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謂《左氏》詳盡真實，讀之可原始要終，是其優點。[86]然而，知幾論正史六家及雜述十流，似乎為針對其本朝前輩之《五代史誌》史部分類法而來。[87]其分類方式與評述史學淵源，自是一家之言，於此不欲作深入評論。要之，知幾論史學淵源及分類，有值得留意者：其一，劉勰《史傳篇》論述以國史為主，而二體兼論，蓋當時所謂“正史”，及阮孝緒“國史部”，猶是二體並言之時代。然《五代史誌》則已將之二分——即“正史”與“古史”，雖說已聲言古史乃起源於《春秋》，“《春秋》則古史之正法”，但古史廁於正史（紀傳）之後，誠令愛好編年體及欲以此體向紀傳體競爭者所不滿意。知幾自敘其幼年啟蒙書即為《左傳》，《史通》故特撰《申左篇》，則其持論反對《五代史誌》，而必欲回歸於《文心雕龍》，是可想而知者。《古今正史篇》將六家二體一概論述，其故應在此。
其二，劉勰認為孔子《春秋》及周代成法，《左氏》傳體反而是舊編年法之創新；記言、記事之代表作分為《尚書》與《春秋》，二史實有一古老而構成之淵源。然而，6世紀後期，何之元倡言：“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其言不啻啟示了知幾廣推史部流別之構思，但也有損於漢以來視《春秋》為素王事業、一王大法之權威性。[88]約略同時，魏澹更倡議“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89]此言不徒損害《春秋》自漢以來的史學地位，亦且為紀傳體找得較《春秋》更權威古老之淵源，有壓低《春秋》及編年體之意味。是以知幾雖極盡惑經之能事，但《史通》全書則一再肯定《春秋》之權威性地位，甚至不惜將“《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的說法扭曲，於《六家·春秋》力稱“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雲雲（按知幾謂尚書家出於太古，終仍早先於三代也）。尋其意旨，似欲重建《春秋》之權威地位，使之與《尚書》並，以反對何、魏二人之辯。退一步言，即使魏說成立，紀傳出於《尚書》，由於淵源更古老權威，故宜立為“正史”；然而劉知幾既倡《春秋》與《尚書》同時，故古老權威亦相當，二體並為“正史”亦無不可也。知幾不惜自相矛盾，出於為編年體爭地位資格，用心良苦。
知幾之有異於劉勰既如上述，則其對二體之體裁結構，評論上即可能會有所偏蔽，茲將二人論說略分析之。
所先欲明者，即二劉背景不盡同。劉勰原則上為佛學家兼文學與文學批評家，除了評論文章的各種問題外，尚突出征聖、宗經之主旨，由此旁及史傳，故亦倡論春秋褒貶精神與史德也。劉知幾雖文才亦佳，但大體上可說是專業史官，在其專業領域上不得誌，故轉而發為專門之史學批評，遂秉劉勰之旨而論之更切。此事頗有關係於體裁結構論點者，即為既主批判褒貶，而又對象為當世或近世人事，則必然以隱晦婉約為貴，斯則結構簡單之體裁及其筆法內蘊的春秋史學，自易取得史家與批評家之好尚及肯定。幹寶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二劉推崇《春秋》及《左氏》，其故在此，蓋兼《春秋》之旨與簡單之編年體裁而言也。
劉勰終歸不是史家，故雖據此推崇孔、左，猶能站在二體信徒之外的第三者立場，作較客觀之評論。《文心雕龍·史傳篇》論編年者少，論紀傳者多，猶如《史通》自《六家》以至《編次》凡十三篇之以紀傳體為批評主要對象。其主要原因皆因編年體簡單，而無可詳加評論。在劉知幾而言，則另有涉及二體之爭，及其己身自幼為《左傳》啟蒙之偏愛等因素，反而在態度上不及劉勰般客觀。
劉知幾二體對舉，認其代表作為《左傳》與《漢書》，此大不同於劉勰。劉勰論史學，以左氏與史遷對舉。《史傳》雲：
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論者而易覽，述者宗焉。
曆史以人事為主，二體優劣於此已見高下。劉勰顯然同意幹寶部分意見，但是完全讚同範曄之論。簡約之體裁與文章，雖有其美者，然而未必談得上完備，更遑論完美矣。崔浩史禍南朝史家亦知之，史禍授人以攻擊口實者，即在浩書“備而不典”。唐史臣評論幹寶和孫盛雲：“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90]可見編年史之能“備”，已為不易之事。
一部正式的國史，必需條件在備而能典——即結構完備、內容周悉而雅正也。劉勰執此以論，自然傾向於推重紀傳體。然而曆史及過去人事之總體全程發展，編年體固不易敷應此旨，即紀傳體而乏大史才，仍為不易之事，劉勰由此而論之雲：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征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製，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然記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
此處之“記傳”與“編年”，殆分指列傳與本紀而言，非指紀傳體與編年體。[91]劉勰之用字引論，多本之於班彪。班彪早在1世紀前期，即已提出紀傳體改革論——主張本紀直稱紀，列傳直稱傳：單純以紀、傳成為一體，取消世家、書、表諸結構是也。討論紀傳體條例之精當、結構之疎密，亦據班彪的意見。劉勰同意範曄批評編年體“總略”，而以紀傳體雖有網羅周悉之優點，若無其才，則“總會”亦難達至也。換言之，劉勰認為若以人事為主體而論，就體裁言則紀傳勝於編年，其有不能達至“總會”者，在於人——史才——之因素。
不過，班彪所倡單一紀傳體，其子班固並不盡采用，采用而最成功者厥為陳壽。[92]蓋曆史具總體性，在結構上，“本紀”與“年表”之作用在表現此總體於時間上的全程發展，屬完整史著之縱經；“書”“誌”之作用則在表現此總體各方麵之情況，屬橫緯；人事居其間，貫經緯、會縱橫以活動，全部曆史遂由此顯現，是以紀傳體所以優於編年體。今以人事為主，行單一紀傳體，所優於編年體不多，而傷於“總會”之旨則大。是以劉勰雖祖述班彪，但亦憲章範曄。範曄則宗述史、班（固），第以身殺早亡，故未克完成十誌耳。因而在“總會”之旨下，劉勰論雲：“《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亦即謂《史記》之體裁結構，相對於編年史而言，實有總和會通之絕大優點。此所以劉勰宗史遷而難左氏，《史傳篇》末雖讚“體備周孔”，而未必以之為完美也。該篇末段又雲：
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眾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草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曆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單一紀傳體已較編年體為優，複合紀傳體（包含年表書誌）自更合彌綸一代之旨，易臻尋繁領雜而得事序焉之體也。史體至周、孔而備，然史體則至遷、固始通，以單純編年之結構，簡約敘事之文筆，隻能略記事形、表征王事而已，遠不及通會總和、彌綸一代之新史學也，劉勰論之明矣。北朝有李彪改革，南朝有劉勰發揚，紀傳國史在隋唐之際，將編年古史擺脫，單獨取得“正史”的地位，良有以也。
紀傳國史取得“正史”地位以後，編年古史遂居輔成地位，前麵已述。自王劭至吳兢，大體修成紀傳國史，則編年國史亦有人隨之修撰。劉知幾基於此背景，既愛好《左氏》，遂不滿“正史”由紀傳單獨取得，故已在主動、被動之間，涉入了二體之爭的漩渦。
《史通》的基本觀點理論，乃至命詞遣句，大受《文心·史傳》影響，可不待論而明。[93]但上述劉勰的意見，劉知幾亦頗有持論不同者：
其一，他不同意紀傳體述人事“區詳而易覽”之說，由此角度再論二體優劣。
其二，他不認為紀傳體較編年體更能尋繁領雜、提舉大綱，遂由此角度發揚後者體簡文約之優點。
其三，他不認為複合紀傳體即無懈可擊，故一再對以《史記》為準諸紀傳結構提出批評，尤著力於表、誌部分，而旁及論讚、序例、題目、斷限、編次諸問題。
其四，就紀傳體代表作之認可上，劉勰偏向《史記》，而知幾推崇《漢書》，並提出理論解釋。
關於第一個問題，其實很難有固定標準，尤其閱讀之難易為然。知幾認為《左傳》較《史記》易讀，恰從“區詳”著眼，而與第二個問題有關。首先他肯定《左傳》是釋經而兼及述史的，《申左》篇已詳論之，故《六家·左傳家》遂雲：
觀《左傳》之釋經也……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誌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
孔子《春秋》文字極簡，世所熟知，故王安石稱為“斷爛朝報”，而知幾亦稱“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94]由此而言，《左傳》之於經，當然顯出簡而要、詳而博之優點，可無疑問也。然而相對於《史》《漢》而言，《左傳》之“言（文字）簡而要”實未足以引為豪，蓋古史因史學觀念、文字運用能力，與新史學不同之故也；至於“其事詳而博”，以此衡諸《史》《漢》，尤其不可，蓋《史》《漢》所以為世所宗，正在其能詳而博，亦易詳而博也，此即體裁上所形成之“總略”與“總會”的差異問題。《史》《漢》為複合式紀傳體，可詳可博、宜詳宜博，實為其優點所在。正唯如此，故《史》《漢》文之煩在於事之眾多與複雜，互出相重是結構上勢所必然之事，難於周覽自亦可想而知。進而言之，互出相重並非一事再述於他篇，而是簡於此而詳於彼，各篇聯係若此，故全書一體而成也；語見《項傳》，事詳見《高紀》，實有結構上之統合作用。既欲多知史事，又憚多讀文辭；既欲周悉總體，又懼翻閱之勞，此烏乎可也！？讀者若不讀《史》《漢》及《後漢》，而直讀荀悅、袁宏二書，試論效果如何耶？
《二體篇》論編年體長短，即大抵承劉勰說以發揮，於紀傳體仍執論雖有總會之長，卻有分散斷續之短。不過，他在肯定二體“互有得失”之時，卻也對幹寶“史議”加以懷疑，謂“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隨著亦懷疑漢史若仿《左傳》，將《漢書》“誌傳百卷，並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闡單失力者矣”。[95]其論顯然本於範曄、李彪，進而懷疑發揮者。是則作者之疑問，知幾亦曾有之，並且已然解答之矣。由是觀之，知幾其實理解曆史是一個整體發展者，而且唯其如此，故亦能理解紀傳體之創作實為滿足於此而來者。包容曆史之總體，故其體裁為繁；體裁繁，故結構需區分；區分故能詳其事；事詳故於文則煩，令人頗難周覽也。知幾之難，在於拆散紀傳體而分別閱讀，是以效果與劉勰不同。劉勰認為區分而詳，是以易覽者，蓋視紀傳體為一整體，亦即視曆史為一整體；依各種結構區分，循序進讀，以至周悉全部曆史，則莫此為易也。二劉對體裁批評，高下由此可判。
由此進而言，講究包舉大端、尋繁領雜，自是紀傳體所必然帶來之問題，前述第二、三兩個問題，當可體會而知。亦即紀傳體本為滿足容納曆史之總體而創，但每個時代曆史之諸問題與發展特色並不盡同，當世史家與後世史家之看法更不盡同，因而結構上亦需永遠隨之改良變革，自司馬遷以降諸名著，遂亦非永無無懈可擊之可能。劉勰謂“遷、固通矣，而曆詆後世”，即此之理。知幾對紀傳體的各種批評，就追求完美的角度看，是值得歡迎之事。中國傳統史學，正因缺乏這種認識而缺少批評，遂使陳陳相因，皆以馬、班為宗，殊少創意。不過，值得強調的是，單就紀傳體而言，甚難有一令古、今史家俱同意的標準結論，也就是甚難達至體裁結構完全完美的境地。即如知幾所批評建議，難厭人意者亦不少也。假若執此遽貶此體，必欲抑至與編年體同比，實為不當之舉。蓋紀傳體對周容曆史之總體有大價值，劉知幾斯然後有廣加批評之必要，否則何以不在體裁結構上，亦廣泛批評編年體，使之更完美耶？誠如《二體篇》雲：“夫《春秋》者，係日月而為次，殊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這種體裁的結構非常簡潔，幾無重大改良之可能，除非將紀傳體之書誌結構，移植入此體之中。惜史評家多未由此著眼也。是則持此之優以與紀傳體爭勝，雖包舉大綱、尋繁領雜諸多結構上的麻煩問題，可得而去，然而遺落大量史事之大弊，終無以解。此體易寫易讀，適合追求對曆史大趨做概括了解之史家與讀者，故知幾強調“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各有其美，並行於世”，[96]當作如是觀。
知幾二體優劣論之目的，在為編年古史爭地位——欲爭得與紀傳體國史同列“正史”之地位也——因而他也反對幹寶守編年古史之意見。[97]然而對於紀傳體中《史》《漢》優劣之問題——亦即第四個問題，他也自有一家之言。
在知幾以前，提出史、漢優劣論者，主要出發點為文字運用與價值觀念，論及體裁者亦不過就開創與因襲之角度言之而已，且皆片言隻句，罕有係統論說者。係統論列，由知幾始。知幾之前，論紀傳體者多馬、班並舉，南朝劉勰，北朝李彪，皆如是也。劉勰雖並舉馬、班，但偏向於馬，此在梁武帝欲修《通史》，繼承馬學，以取代眾斷代史之時代下，是可想而知者。然而，於幹寶古風勁吹之下，重振新史潮流之範曄則不然，其《獄中與諸甥侄書》於眾名家中，獨推班固。又前引其二體優劣論中，雖亦馬、班並舉，以代表紀傳；但聲言“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是則繼承紀傳、紹述班學之意，隱然而又甚明也。知幾甲班乙馬，正由此出發。
知幾論《史記》的缺點，第一為分散懸隔，此為體裁之失；第二為多載廣采、罕異饒重，此為撰錄之煩。由此進而論及後之通史及撰者，才學皆難及馬遷《史記》，故勞而無功。此就通史體不易為功、大史才不世出而論也。[98]
其實體裁之失，《史記》既有之，同為紀傳體之《漢書》自亦不能免，無可比較其優劣者。撰錄之煩則班彪已評之，但有“遷之著作，采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情，文思重煩，故其書罕落不盡”之同情與了解。[99]至於通論通史難為，實為知幾主要論點所在，《史通·六家·漢書家》雲：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細按其意，所謂言精事賅，乃是相對於《史記》的撰錄之煩而言，其餘即上承範曄之意見而發揮者。事實上，史才原就不世出，雖斷限縮短，而能言精事該者，固亦不多見。中國曆代正史可以助證。是則知幾論據，蓋在限短則事少，事少則易為；雖無班固大才，亦不至於有通代之失也。其主要不由體裁以論二書優劣，事甚明矣。
綜合言之，知幾論二體優劣及《史》《漢》優劣，殆有一共通原則，此即從“易”字上著眼：編年體體簡文約，易寫而又易於讀，故可與紀傳體競美。斷代紀傳限短事少，故易學而易成，則又勝於通代紀傳，可以宗之而為此體之代表也。難易當然可用以作為批評的理論原則，但不應是決定優劣之主要關鍵。學術研究及大著作由易學、易成及易讀作批評基準，則是假定研究者與閱讀者皆為平庸貪懶、急功近利之人；如此舍難從易，學術尚有提升之可言乎？縱然大才不世出，但作學術批評時，雖可從鄙入論，及其至也，即應指向高明，發明其理，以待世之出大才，使之不至為之徒勞少功也。當然，劉知幾時代，印刷術用於印書伊始，在絹本傳抄之情況下，易寫易讀，誠為研學上重要之問題。然而此物質條件之限製，不宜過分強調，以作為論學評史之主要關鍵，應無可疑者也。或有誌撰述國民史，使曆史學術推廣至通俗化者，則又當別論。
秦火焚劫，使百國史記**然，獨存之《秦記》又不載年月，遂使古史體貌，為之隱晦中斷。司馬遷乘時而興，力創新史，繼起如湧，班固因之別創。自後以訖兩晉之際，紀傳體新史學擅勝場，皆以馬、班為宗。
新潮澎湃之際，雖有荀悅挺出，本《左傳》體式撰成《漢紀》，但出發點原非複興古體。其著作為使天子易讀，省《漢書》之煩，而擴大其帝紀部分而已。及至汲塚出書，杜預據《竹書紀年》解釋《春秋》，斯則古史體貌，始在學術上真正重現。幹寶順荀、杜之說，遂能獨倡古史編年體之美，議守此一家，以取代紀傳新史。古、今正史之爭，二體優劣之論，由是而起。
幹寶古風勁吹百年，寖寖然有壓倒馬、班新潮之勢。幸範曄適時崛興，力挽狂瀾於既倒。自後南朝一係，二體角力爭先，新體勢力略大於古體。北朝一係，稍遲至李彪之出，亦恢複了新體獨勝之局。新體之能反敗為勝，分在南、北二地收複失土或取得戰場優勢，終至在唐初正式單獨取得“正史”之學術地位，除了政治力量支持、名家名著輩出、史評理論優勢等主觀因素外，其二體客觀之體裁特點，實為主要之關鍵因素。
原夫自荀悅、杜預以至幹寶，其學皆源自《左氏春秋》，開始即有經、史二學混淆之特色，故古史學派特重春秋精神，鼓吹義法凡例，推崇史文婉約。如此撰述之史著，配合編年體之簡單，遂至表麵易讀而其實難明、遺落大量史事、不能總會曆史整體全部諸缺點，由是一一呈現。上古世樸事簡，編年體自易為功。後世則不然，劉知幾也嚐論之，所謂“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100]
文約故遺落時事，體簡故不能會通整體，編年古史之優點，適足以構成其嚴重缺點，範曄、李彪、劉勰等，即據此大力批評，展開其史學理論。彼之所劣者，正是此之所優。而且馬、班史學，以人類總體發展為對象範圍，非徒記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已，實符合史學之所以作為一種學術，以探究人類過去活動之旨。斯則此之所優，亦適足以在當時滿足史學之需求，故其成為“正史”者，宜也。
劉知幾力圖重振編年古史，稱美文約體簡，實已不足以令人折服，是以走上文約事博、體簡易明之理論訴求。前者為方法技術之問題，後者為體裁結構帶給作者與讀者之好處，此在批評上當然可以作為理據，尤於印刷術未及普及之前為然。不過，二體之爭，優劣決勝關鍵決不在此，斯所以後世終不以二體並列為正史也。知幾理論影響後世頗大，歐陽修、司馬光分在今、古二體著作中實踐其說，為較早繼起之名家名著。然而即使以《資治通鑒》而論，與幹寶至知幾間之古文風格已大異其趣，於編年體言，法古之味少，而創新之處多，因非本書主題所在，茲不論之。
[1] 唐朝初期重要史實被篡改之問題，李蓁陽師之《唐史考辨》（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4月初版）及《唐史新論》（台北，“中華書局”，1972年4月初版）二書中諸論文，多有辨析。
[2] 參見馬總《意林》，卷五，頁74下。據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印聚珍版。
[3] 詳見《意林》所錄，見卷五，頁69上～69下。
[4] 諸事均見於《武帝本紀》，恭帝言及劉裕告天文前麵已引，《禪位璽書》則詳見該紀中，卷二，頁8C。
[5] 道武帝拓跋珪於386年（登國元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即“代王”位。按西晉懷帝原封拓跋氏為“代公”，湣帝時進為“代王”，自此一直以“代王”為號，奉晉正朔。是歲拓跋珪即“代王”位，仍有奉晉之意義。但同年四月，珪旋即“改稱魏王”，始有否定晉室——包括西晉之意。由此而十二年後的六月，遂詔有司議定國號。有司主張根據“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的理由，仍應以代為號。這是中國分土賜氏的變相論據。而拓跋珪自行決定“宜仍先號以為魏”，理由為天下分裂乏主，他欲掃平中土、撫服人民也。於是翌月遷都平城魏地，十二月即皇帝位，宣稱以土德王。此則表示完全否認晉統也。崔玄伯時為吏部尚書，為建立文物製度之總裁，遂據此意而推定北魏屬土德。事詳見《魏書·太祖紀》，卷二，頁7C、頁8C、頁8D；《崔玄伯列傳》，卷二十四，頁64；《禮誌》卷一〇八之一，頁270A。
[6] 詳見《魏書·崔玄伯列傳》，卷二十四，頁64D～65A。
[7] 詳見《魏書·鄧淵列傳》，卷二十四，頁66C。
[8] 詳見《魏書·崔浩列傳》，卷三十五，頁83A。
[9] 崔浩反對當時東晉流行的玄學及主持修史，詳見《魏書·崔浩列傳》，卷三十五，頁83C、頁84A、頁85A。
[10] 詳見《魏書·高佑列傳》，卷五十七，頁129A～129B。
[11] 李彪後來要求宣武帝準予白衣修史，即特別提出孝文帝當時此動機，因而為宣武所準。詳見《魏書·李彪列傳》，卷六十二，頁143B。
[12] 詳見《魏書·高佑列傳》，卷五十七，頁129B。
[13] 詳見《魏書·高祖紀下》，卷七下，太和十三年至十五年條。
[14] 高閭本名驢，為崔浩賞識，乃改為閭。高允對其文章之富逸亦加賞重，故推薦他接替其遺缺。事詳見《魏書》，卷五十四《高閭列傳》。
[15] 正反雙方意見，詳見《魏書》，卷一〇八之一《禮誌》，太和十四至十五年條。李、崔首先表明他們的專業資格雲：“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群臣評決理由之一則為：“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致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見頁271B、頁271C。
[16] 據《魏書》，卷一《序紀》，始祖神元帝統一其內部，推動與魏和親的政策。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傳至桓帝時，匈奴劉淵反，晉惠帝假桓帝為大單於，此為元魏受晉命之始。穆帝時，晉懷帝進穆帝大單於，封代公，為元魏早期國號的建立。懷帝為劉聰所執，穆帝助劉琨複晉，事不果；其後晉湣帝立，進穆帝為代王，其子即平文皇帝拓跋鬱律（後亦追尊為太祖）。平文以晉湣帝為劉曜所害，即宣稱：“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一麵先後拒和於劉曜及石勒（前趙及後趙），一麵拒絕晉元帝的爵服，奠定“平南夏之意。”故李彪等指稱平文太祖奠定國策，“大造中區”雲雲，解釋為（西）晉亡、元氏興起受命。又：北魏有兩“太祖”，一為此始大的太祖平文帝；一為始稱皇帝的太祖道武帝。據正文下述第三點，李彪的解釋是平文太祖表受命，道武太祖表肇建，其間則是天下無主狀態，如周、漢之際。
[17] 詳見《魏書·禮誌》卷一〇八之一，頁271C。
[18] 崔光與李彪的修史關係，參見《魏書》，卷六十二《李彪列傳》及卷六十七《崔光列傳》。崔鴻的問題附見光傳，頁154C。
[19] 按：關於崔鴻自述其修史曆程，始自宣武帝景初（500—503年）之初開始搜集諸國史料，504年搜集粗備，開始研究及起草，至506年著成九十五卷，隻欠成漢之史。又過了七年，欲求得常璩之書，克成全功。至520年左右，其書才逐漸傳讀，是則修史前後約十餘年。史臣批評其書“多有違謬”，事實上傳末所列違謬者三事，皆為年代問題。崔鴻自述已表明十六國史事複雜，史料搜證未全，故不敢進呈。此正是其實證精神的表現。史臣在這方麵似有意苛責之，動機未詳。詳見《魏書·崔光列傳》，卷六十七，鴻及其子子元均附於此。
[20] 參見《魏書·崔光列傳》所附《崔鴻傳》，頁154C、頁154D。
[21] 詳見《魏書·自序》，卷一〇四，頁235C。
[22] 延壽為唐太宗、高宗間的北方人，其父子事跡均附於兩《唐書》《令狐德棻傳》。（《舊唐書》，卷七十三、《新唐書》，卷一〇二），其《北史》卷一，隻是將《魏書》卷一《序紀》及卷二《太祖紀》合並刪約而成而已。
[23] 唐初不少名人俱出河汾門下，蓋王通（584—617年）講學於汾河，各地來學者千餘人也。王通乃河東龍門人，蓋汲北朝儒學而集其大成者。《王氏六經》指其所撰《禮論》《樂論》《續書》《詩》《讚易》及《元經》，實仿孔子六經而為之。今《元經》乃偽托，餘五者已佚。至於他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之例所撰之《中說》，今仍存，其學術思想蓋見於此。王通子孫皆頗出色，以王勃最為後世所知。通、勃的關係及著作，請參見《舊唐書·王勃列傳》，卷一九〇上，頁525B～525C。
[24] 王勃於675年死於意外，年齡未及三十歲（《舊唐書》本傳謂二十八歲，《新唐書》本傳謂二十九歲）。王勃承其河汾家學，九歲時即讀顏師古《漢書注》而批評其得失，後來又補撰其祖王通的《續書》而使之完備。此書乃王通仿《尚書》者，收錄斷限是漢至晉。是則王勃亦非僅以詩文著名之輩也。“唐承漢統論”在武則天時代實行，成為官定意識。中宗複辟始廢除。玄宗天寶間，又由崔昌重提，李林甫支持，再度成為官方意識。及至楊國忠當政，自以隋朝宗室而複舊，並貶崔昌。詳見《新唐書》勃傳，卷二〇一，頁474A、頁474B。
[25] 拙著博士論文《唐代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對此曾有探討，不論效果如何，唐初此政策是頗明確而堅定的。
[26] 饒宗頤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對唐代此類異說頗有介述及錄載，見其書頁25～27、頁64～67、頁273諸文。皇甫湜意見主張“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亦即兼重一統和繼統兩問題者。然而“唐承漢統論”抹殺隋朝曾一統及有所繼的事實，遠承漢統，固為違心荒謬；不過皇甫湜奸陳閏（元）魏，直以唐、隋、梁、齊、宋、晉相承，實亦同犯於此，而且竟與其強調之“必大一統”前提自相矛盾。司馬光自謂分裂之世強爭正統，“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故視此為戰國，為了遷就編年之便，而以魏、晉、南朝、隋、唐相接，非欲“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他的說法及實際行事仍相矛盾，大有可議之處，但作者無意在此贅論。其說詳見《通鑒·魏紀·文帝黃初二年四月丙午·臣光曰》，卷六十九，頁2185～2188。
[27] 鄒衍大、小九州島說，參見《史記·孟荀列傳》衍傳部分，卷七十四，頁741下。
[28] 徐先生是就趙翼論《史記》編次“不倫”及“無意義”一事提出解釋，至於徐先生又謂司馬遷借此提出對武帝內政的批判，及宣揚其反戰觀念，鄙意恐有推論過甚之嫌。趙文見《二十二史劄記·史記編次》（卷一，頁5），徐文參見《論史記》（頁137～139）。
[29] 參見《論史記》，頁149。
[30] 詳見《漢書》，卷八，頁270。
[31] 群臣意見是由丞相黃霸、禦史大夫於定國等共同提出的，望之力排眾議，為宣帝所采。正、反意見及最後決定，事詳見《漢書·蕭望之傳》，卷七十八，頁3282～3283。漢匈邦交請詳見拙著《從漢匈關係的演變略論劉淵屠各集團複國的問題》，《東吳文史學報》第八號。
[32] 班固在《漢書·匈奴傳》特錄揚雄討論漢、匈關係的意見，揚雄基本上與司馬遷的看法差異不大（參見卷九十四下，頁3812～3816）。班固於傳末《讚曰》的申論，亦大體循遷、雄的觀點，並特引“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之語（參見頁3830～3834）。
[33] 參見《梁書》，卷五十四，頁77A。
[34] 參見《晉書·孫楚列傳》，卷五十六，頁159B、頁159C。
[35] 《史記》八書之中，《禮》《樂》《律》《曆》《封禪》皆為文物製度所在。《漢書》大體承之，另立《刑法》《藝文》二誌及《百官公卿表》。《漢記》另創《車服》《朝服》。於是謝承、司馬彪、袁山鬆等魏晉時代史家，亦多有《百官》《輿服》等誌，顯示漢晉文化之沿繼，深受時人所重視。今見南北諸正史，多有禮樂律曆諸誌，但元魏、北周、北齊三書，則無輿服百官諸誌；《魏書》雖有《官氏誌》，但甚簡略，大體上不及南朝諸史般重視衣冠文物也。
[36] 詳見《北齊書·杜弼列傳》，卷二十四，頁34A。北朝承受南朝的修史壓力，參見本書第十三章第一節。
[37] 何之元在梁末撰《梁典》，入隋至開皇十三年（593年）卒，其觀念實為影響隋唐兩認正統的關鍵。引文詳見《陳書·何之元列傳》，卷三十四，頁45C。
[38] 詳見《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列傳》全傳，傳末《史臣曰》分析南、北對峙的事實，可代表當時南朝史臣一般的意見。
[39] 《周書》特立《蕭詧列傳》，是基於梁末大亂，宗室紛紛稱帝，而其中蕭詧則臣屬北周，得周支持以抗陳朝之事實。故特立此傳，主要不是為了表達正統與僭偽的關係，而是表達宗主國與附庸國的關係和事實。不過，7世紀以後，唐人或主張隋唐繼統於梁之說，殆即受此啟發。
[40] 《北史·僭偽附庸列傳》並非針對南朝正統政權而來，隻是收述北朝正統政權涵蓋範圍之內的僭偽政權。其中所列之“梁”，是指北周扶立的蕭詧附庸政權“後梁”，其構思顯受《北周書》所影響。《北史》此傳隻有一卷，見卷九十三。
[41] 宋文帝於453年為其太子劉劭及始興王劉浚兵變所弑，劉宋有類似漢武帝蠱禍的事件發生。沈約述二凶，極盡天時人事之附會，大有表示二凶天生壞胚之意，鄙意劉劭少年時代即“好讀史傳”，其詹事即大史家範曄，二人皆與文帝所信任的江湛和徐湛之意氣政見不合，殆事涉朋黨政爭問題而導至兵變也。此傳詳見《宋書》卷九十九。
[42] 宋以後史臣修史，對僭國、外國、叛逆此一秩序，或略有改變，但大體均脫胎於此期的國史結構。不過，其秩序之更動亦宜留意，因與當時政教觀念的變化可能有關也。
[43] 阮孝緒卒於536年，與沈約、蕭子顯、李彪、崔鴻等約略同時。他在523年完成《七錄》，將史部離經析出獨立，而分為十二類，其中即有“國史”“偽史”二部，可詳見其《七錄序》（收入《廣弘明集》，卷三，頁7上～20下）。
[44] 如“正史”類收入譙周之《古史考》、徐眾之《三國誌評》；“古史”類收入《竹書紀年》《獻帝春秋》《三十國春秋》《淮海亂離誌》；顯然皆不盡符合正統王朝國史此一界定。不過，《古史考》與《三國誌評》，主要針對《史記》及《三國誌》而來，頗符合完美主義補注正史的原則，故勉強可得而列之，與所收諸正史訓注並也。《獻帝春秋》《三十國春秋》與《淮海亂離誌》，則是分別補漢、晉與晚梁之闕者，亦為勉強而列之者也。至於《竹書紀年》一書，則為先秦晉、魏之國史，而非屬正統王朝者，第牽就其編年體裁而收錄耳，最為不純。
[46] 見《秦本紀》該年，卷五，頁56上。
[47] 《史記·六國年表》，卷十五，頁199上～下。
[48] 參見《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4～1327。
[49] 參見《通誌·總序》，頁誌一上。
[50] 參見《五代史誌·經籍二·史·正史序》，收入《隋書》，卷三十三，頁957。
[51] 關於此問題，請詳見本書第四章。
[52] 一般說法，根據桓譚之言，謂《表》旁行斜上，取法周譜。司馬遷確曾引用譜牒、牒記諸史料，故作者無意否認此說。這裏論及《表》，是取其編次年月以扼述史事此一基本結構也。至於《左傳》原來是否編年形式，作者及撰述時間究竟如何，疑古派類多置疑，此事於此論之不便，暫采劉、班成說也。至於章氏說法，詳見《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
[53] 參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頁269下～270下。
[54] 劉歆利用《史記》印證《左傳》，主要焦點在記載的可信性、史料的權威性，及天意史觀對漢朝的正確性——倡漢屬火德說——三者，詳見本書第五章第四節。至於杜預，焦點主要在體裁、文意與所記事也。
[55] 史文之外另有其意義，此觀念正式由孟子提倡為理論，杜預在此提出“文意”與記事之說，足以啟發晉史家們之興起。晉世史家大講“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如何如何，以批判當時，詳見本書第九章第三及第四節。
[56] 有關荀悅的家世學術，以及撰《漢紀》的構思，請參見《後漢書·荀淑列傳（悅附）》（卷六十二，頁2062）及《漢紀》之序（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
[57] “晉元論”爭議及陸機黨附張華、賈謐，作者曾論述之，請參頁252～253。
[58] 班固入內撰《光武本紀》，束皙撰《晉書》帝紀及十誌，分別見《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4～1327）與《晉書·皙本傳》（卷五十一，頁148A）。按：束皙亦為張華所欣賞者，也被薦為史官；束皙與陸機皆撰就帝紀，情況約同，實可尋味，惜史料闕乏也。至於機書稱《晉帝紀》，見《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上》及《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誌》。
[59] 詳見《晉書·幹寶列傳》，卷八十二，頁222D。
[60] 詳見本書第九章第三節。
[61] 《史通》，卷九，頁263。
[62] 據《晉書·幹寶傳》（卷八十二，頁222D），幹寶曾撰《春秋左氏義》《外傳》等。
[63] 詳見《史通》，卷四，頁88。
[64] 晉著作郎樂資似承編年複興潮流，而采《戰國策》及《史記》二書，撰為《春秋後傳》，續自魯哀公，以迄於秦二世止，於是自《左傳》以至徐廣《晉紀》，曆代編年國史係列已完備。樂資《晉書》無傳，詳見《史通·六家·左傳家》，卷一，頁11。
[66] 該書即今《後漢書·代序》。參《後漢書》，頁1～2。
[67] 此言為魏澹論史所引，參見《隋書·澹傳》，卷五十八，頁1419。
[68] 劉昭為當時大文豪江淹之外弟，《集注後漢書》一百八十卷，世稱博悉。他又將司馬彪書諸誌抽出，補入範書，使之更完美周悉，即今見之版本也。伯父精於注晉，而尤好幹寶；侄子博於後漢，而雅推範曄，二體之兩宗師，皆為其伯侄二人集注矣。劉昭推崇之言，詳見《後漢書》所附《後漢書注補誌序》；昭傳見《梁書·文學列傳》，卷四十九，頁68C。
[69] 詳見《史通·序例》，卷四，頁87～88。又：序例關係史著體裁結構之完美性與嚴密性，可參見檀超、江淹為《南齊書》所立之條例；《南齊書·檀超列傳》，卷五十二，頁84A。
[70] 分別見《史通》，卷四《題目》與《論讚》。
[71] 本書第十章第一節論及三君主撰史現象，如宋孝武帝為劉義恭、梁簡文帝為昭明太子、梁孝元帝親撰《孝德傳》與《忠臣傳》等是也，皆王室偏好國史紀傳體者也。
[72] 裴子野兼擅古、今二體，其史學成績詳見《梁書》本傳，卷三十，頁44A、頁44B。
[73] “蕭方等”，兩《唐書·藝文誌》誤作“蕭方”，不知梁元帝諸子以“方”排名也，參見《梁書》，卷四十四《忠壯世子方等列傳》。熊襄著作，附見於《南齊書·檀超列傳》，卷五十二，頁84A。
[74] 範曄約於424—445年撰《後漢書》，此前已曾評論古、今二體之優劣，如前文所述。王韶之原為編年名家，為晉史臣，奉敕修國史（宋），即棄編年而用紀傳，卒於435年。繼承者何承天、裴鬆之等，皆為紀傳體（韶之名著為《晉安帝陽秋》，以此任佐郎，續東晉末期史，有《晉紀》十卷。其事跡參見《宋書》本傳，卷六十，頁165A、頁165B）。謝靈運奉敕修《晉書》在426年，其人乃大文豪，於史學殆無深究，且於433年被殺。他之采用紀傳體，殆承範曄之旨，遵王韶之例也。
[75] 元帝倡議見其所著《金樓子·戒子篇》（卷二，頁12），阮孝緒分類及《正史刪繁》，可參見其《七錄序》，收入《廣弘明集》，卷三，頁7上～20下。
[76] 詳見《魏書·崔光列傳》所載崔鴻《上十六國春秋表》，見卷六十七，頁154C、頁154D。
[77] 參見《魏書·鄧淵列傳》，卷二十四，頁66C。
[78] 關於崔浩注經修史以致禍，及高允續修情況，可參見《魏書·高允傳》，卷四十八，頁109C～112C，本書第十章第三節亦頗論之。
[79] 有關李彪等議論及北魏當時史壇活動，請參見《魏書》，卷五十七《高佑列傳》、卷六十二《李彪列傳》，卷六十七《崔光列傳》。本書第十章第三節亦頗論及之。
[81] 參見《唐會要·史館上·修國史》顯慶元年七月三日條，卷六十三，頁1093。
[82] 詳見《史通》，卷十《辨職》《自敘》及卷二十《忤時》。《自敘》謂退而見誌，私撰《史通》雲雲，然《辨職》末段，直喻欲私修國史。殆知幾本欲退而私修國史，後恐幹犯禁例，故改變主意修撰《史通》，以見其誌也。
[83] 吳兢有“今董狐”之稱，恐史德更直於知幾者也，其白衣私修分見於兩《唐書》本傳及《唐會要·史館》類。按吳兢二書原即私修，曆二十餘年未就，後以丁憂居家，請政府資助其完成。玄宗勅就集賢院內修撰。後外放任官，兢將史稿隨行。故其書相當於官準私修及在外修史，如班固故事也。
[84] 參見《二十二史劄記》八朝史至宋始行條，卷九，頁123。
[85] 國史編年紀事之始，殆當自周厲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秦自文公始有史，時在周平王時也；且《秦記》迄無編年，則東周之世，某些諸侯國史仍因舊傳統而未編年者也。《竹書紀年》記三代皆不編年，編年自晉、魏始。是以疑編年體創行，恐不早至周公，此議可待再有新出土之文籍，始能定論。
[86] 詳見《史通》卷十四《申左篇》。劉知幾在該篇申《左氏》而貶二傳，持論多由史學性質及史料學出發。
[87] 《五代史誌·經籍誌》史部分為十三類，劉知幾論史分為正、雜共十六類（詳見卷一《六家》及卷十《雜述》），顯然反對其前輩之分類法。劉知幾曾任秘書少監，典掌墳籍，也頗精於校讎目錄之學。
[88] 按：之元指出記事之史不僅隻有《春秋》一種，此即啟示劉知幾究溯史學淵源分為六家之關鍵。自孟子以來即言春秋乃天子之事，孔子為之，故有知我罪我之懼，而之元於此又特指出《春秋》僅是諸侯之史，使其神秘性與權威性降回原貌也。參見《陳書·本傳》所載《梁典序》，卷三十四，頁45B。
[89] 何之元卒於593年（開皇十三年），魏澹則約在此時奉詔重撰《魏書》，引文見《隋書·澹傳》，卷五十八，頁1419。
[90] 崔浩史禍受此批評而生，牟潤孫對此曾有評論，參見其《注史齋叢稿·崔浩與其政敵》（香港，新亞研究所，1959年8月，頁81～93）。孫、幹評論見《晉書》，卷八十二《史臣曰》。
[91] 《文心雕龍》（王久烈等譯注；台北，天龍出版社，1984年1月再版）《史傳篇》，自後半篇論呂太後立紀之事起，除討論立凡例而引編年史外，主要皆以紀傳體為主。
[93]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對此一再提出，尤詳見於其第二章。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初版。
[94] 《史通·申左》，卷十四，頁421。
[95] 知幾就體裁論易讀難讀，大體如此，但就其他角度而論者，於此不便多贅。例如，《載言篇》論《左傳》“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而《史》《漢》則“令披閱之者，有所慒然”，雖頗涉“傳”體之文字結構問題，但大體由方法論上出發，參見卷二，頁34。
[96] 參見《史通·二體》，卷二，頁29。
[97] 他論二體各美並行，廢一不可，最後聲言“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指《左傳》）而已”（見《史通·二體》）。幹寶顯然曾作此主張，而知幾反對之也。
[98] 《史通·六家·史記家》，卷一，頁19。
[99] 參見《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4～1325。
[100] 詳見《史通》卷九《煩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