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幹寶於4世紀10年代興起，以至範曄於5世紀三四十年代撰《後漢書》止，此百年之間，天下擾漾。五胡政權多各自修其國史，但情況不詳，《史通·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已有略論。而南方晉、宋一係，則史壇活動尚可概略以知。
南方史壇，官、私之撰並作，漢、晉之史屢修，而古、今二體則相競而行。即以晉史而言，紀傳體著作有王隱《晉書》、虞預《晉書》、謝沉《晉書》（未成而卒）、謝靈運《晉書》（未成被殺）、朱鳳《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諸作，撰後漢者亦承漢末以來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等發展，而有張瑩《後漢南記》、袁山鬆《後漢書》諸作也。彪、嶠二書，世稱良史，而在幹寶之前。舍此以外，紀傳史家諸作，在後世評論上殆不及編年史家之表現。編年名家名著，官修者自幹寶《晉紀》，以至晉末徐廣之《晉紀》，其間私修者如孫盛《魏氏春秋》與《晉陽秋》、習鑿齒《漢晉春秋》、袁宏《後漢記》，皆稱名著，被推美之程度殆非紀傳諸家所可及。至於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王韶之《晉紀》、劉謙之《晉紀》、張璠《後漢紀》等，評價上始約與諸紀傳史家相若。
從幹寶倡議起，編年史家接踵出現，著作篇帙約與紀傳著作相當，而部數則殆超過之。上文所舉多為以東漢、魏、晉為對象之作，若將荀悅《漢紀》（西漢），樂資《春秋後傳》等包括在內，則上起春秋，下迄東晉，編年國史係列，大體已完備。[64]其中左、荀、幹、孫、習、袁、徐七人及其著作，當時皆為第一流水平者也；而樂資及習鑿齒之作，更是略帶編年通史的性質，非複斷代可以為限。他們與紀傳名家如馬、班、陳、華、司馬彪等，正可匹敵較量。但此數位新史學家，皆在幹寶之前。是則幹寶以後，範曄以前，新史學派陣容水平，殆難與古史學派抗衡。壟斷史壇四百餘年的新史學，遂為複興之古風所搖動，一枝獨秀之局麵已然不再矣。幹寶古風重振之餘，北方亦為強風所卷，故北魏此時創修國史，鄧淵、崔浩等皆先後承風而采用編年體。
這種古風壓倒新潮的趨勢，需待範曄之出，始被扭轉。
範曄約在436年守宣城時作《後漢書》，至445年被殺，前後凡十年，“誌”部分猶未完成。《史通》謂“範依叔駿（華嶠字），班習子長”，蓋指序例而言。[65]範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自謂“詳觀古今著述，殆少可意者”，雖推崇“班氏最有高名”，服其“博贍不可及之”，但亦對班氏史學頗有批評，自認某些部分“非但不愧之而已”。是則範曄心目中自我期許的人物，厥為班固是也。[66]既為新史學派係中之班氏史學派——斷代紀傳史學派，自然不可能屈服於古史學派理論之下。他欲撰後漢史，體裁之選擇實為首務。然而揚棄幹寶之風，實經“詳觀古今著述”之後，則其反對古史學，遂應非出於門戶之見，而應為理智之抉擇。
範曄是幹寶以後，新史學家中，率先就體裁論角度，反對幹氏二體優劣論的史家。他說：
《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67]
此為其評論二體，及自述何以采斷代紀傳體的觀念。細推斯論，可得如下了解：
第一，此處以“春秋”相對於“紀傳”，是則表麵雖以文事為言，實則兼論編年古史之體裁也。孟子稱孔子之言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史義、史文，實史學之兩種層次，而皆以史事為質。義之層次姑不論，就文與事言，則文之所以總略，主因蓋在事之總略也。所謂“總略”也者，應指綜聚簡略而言。文章總略，以致事實現象之遺失，此確為編年史之特色，其優、缺點皆由此出。然而文略事失，基本上與體裁簡單，及史家一意摹古有關。亦即古代史記為編年體，遂因體簡影響事省，事省影響文略也，真正關鍵端在體裁。幹寶以降，以至劉知幾，推崇《左傳》古法者，皆喜其著史優點為文簡事略、體裁單純，遂致“擬作”相繼，多忘其短。範曄由此立論以反對古風，正是一針見血之言。
第二，以前論馬、班學者，自班彪以降，殆皆未以“紀傳”名此新體。範曄以此名其體，並指出此為馬、班變化《春秋》古體而成，這是就史學發展史的角度立論。他隨後又隱然指出馬、班之間，班氏新體適合後學而較優，最主要的理由是此體能“網羅一代，事義周悉”——亦即謂斷代紀傳史，體裁上即能完備地包含一個時代整體之曆史內容，且能兼顧史事及史義兩種層次也。
自馬、班以來，紀傳體新史學相繼不絕，皆以馬、班為宗，然能創立新史學之理論，奠定其優越不拔地位，使編年各史學受挫者，範曄實居首功。他從體裁論著眼，就史學批評及史學史兩種角度申論，一新當時史壇之觀念與認識，為5世紀末期北魏之李彪、8世紀初期唐朝之劉知幾，指導了評史方向，鋪好了理論基礎。
範曄不僅是一位史學理論家，抑且為實踐者。其《後漢書》雖諸誌未成，頗有憾於“周悉”之目標；但他將所見於其著作中付諸實現，對史壇影響極大。《獄中與諸甥侄書》中，他最批評班固之“例”與“讚”，竟至謂其“任情無例”。“例”“讚”等關係紀傳史之體裁結構，亦事關此體能否與編年抗衡，及是否適於學習與從事撰述者也。範曄自言其《後漢書》體裁結構中之“論”“序”“讚”與“例”，為天下奇傑之作，自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其對斷代紀傳體的各種體例結構問題，曾作精深思考過。6世紀初期，劉昭繼其伯父劉彤注幹寶《晉紀》之後，集諸家後漢史著以注範曄書，即推崇範氏“序例所論，備精與奪。”[68]劉知幾頗嫌範氏諸序過炫文采，但亦評論序例之佳者，以幹、範為最，自後紀傳諸家亦多有序例之作，而魏收竟全取範氏。是則幹寶重立凡例，使結構完密，以推動古史於前，而範曄亦於此作競爭，重振紀傳於後也。[69]此外，範曄書之題目采用新方式，收昭然滿目之效，而“自茲已降，多師蔚宗（曄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論讚之善者，以幹、範、斐（子野）為最，沈約、臧榮緒、蕭子顯等紀傳家次之。且論讚由子序總述分析而出，每卷之末各立論與讚之結構形式，亦範氏首倡，諸家並法之。[70]凡此有關紀傳體之改良變革，範曄皆於《後漢書》中實踐之，對南、北史壇以至唐朝，影響甚大。難怪其書出，尋即壓倒諸家後漢，並取代《東觀漢記》而得“三史”的經典性地位，與馬、班齊足並馳也。
若說幹寶是續五百年絕學之宗師，所複興之古風，動搖了新史學之潮流，則範曄後於其百年，對新史學言，實為力挽狂瀾於既倒之功臣。自此以後，新史學諸家信心重振，繼起之名家如臧榮緒、何承天、裴鬆之、沈約、蕭子顯、蕭子雲、姚察、姚思廉等，接踵而生，北方亦有李彪、魏收、李德林、李百藥等起。相映之下，古風頓弱，名家如吳均、裴子野、何之元等二、三出而已，氣象遠遜新史學。而且，南朝君主偏好紀傳，自劉宋以降，不複有官修編年國史（實錄之性質不同）；而時主名王，竟亦躬撰紀傳史著。[71]是則紀傳體新史學，在唐初取得“正史”之地位，於此時情勢已奠定。
大體上，南朝史家，以紀傳名者亦頗擅編年，以編年名者亦頗為紀傳，故編年雖遜色於紀傳，而二體之爭並未至斷然決絕。加上與範曄同時或稍後而興起之紀傳名家，殆對“史學”關切者不多，更罕見如範曄般精彩扼要之批評討論，因而不能順著範曄的基礎，使新史學之理論再上層樓。像臧榮緒、何承天、裴鬆之及稍晚一輩之沈約等，皆著力究心於“曆史”，於體裁論甚少發揮。五、六世紀齊、梁、陳之世，順此發展，紀傳體新史學之興盛，確是超過了編年古體；但由於新史學的史學理論與批評，並無進一步的發展，故新史學也並非壓倒性的勝過古史學。
例如，在新史學派陣容中，沈約撰晉、宋二史，尤以《宋書》為著。同時或稍後名家撰晉史者，有蕭子雲、蕭子顯等，撰宋書者有徐爰、孫嚴等；至於撰（南）齊書，則以蕭子顯最著，尚另有劉涉及沈約等。古史學派亦不因此等新體著作大出而日漸寢息，檀道鸞、郭季產各續晉而撰編年；裴子野、王琰、王智深、鮑衡卿皆編宋史，尤以子野《宋略》，直是刪削沈約《宋書》而成，為約所自歎不及者，無異為當時古、今正史之爭所矚目之事。[72]即以蕭子顯私修《齊書》成為名著言，其同時之另一大文豪吳均，亦努力撰成《齊春秋》，與子顯書競爭，並列為名著也。大體範曄書成以後，至6世紀前期梁朝之史壇，史著修撰方麵，東漢史因範書之出而日漸寢息，晉、宋、齊三代各史，則為古、今二體競爭之疆場，雙方名家名著輩出也。
尚有進於此者，6世紀初期，梁武帝命令吳均等修《通史》，欲以紹述《史記》，取代《漢書》以降者紛雜之斷代史。此時編年名家殆受刺激，頗有欲師習鑿齒《漢晉春秋》之意，不以斷代為限，撰述通代編年史者。例如，裴子野欲撰《齊梁春秋》，梁武帝之孫、湘東王（即梁元帝）世子蕭方等之《三十國春秋》；而熊襄著書以《齊典》為命，其實上起十代以止於南齊，雖通謂之“齊”，然於編年通史著作中，最堪與梁武帝之《通史》競爭者也。[73]是則新史學通代、斷代之爭，竟亦影響及於古史學，二體之爭的主戰場不僅限於斷代為史，抑且擴大至通史領域矣。
此外，尚另有進而可言者，即官修製度，亦因二體之爭所波及，形成修國史（紀傳）則必須亦修實錄（編年）之製度。原夫宋初謝靈運、王韶之、何承天等奉詔分修晉、宋國史，殆即有采範曄之議，用紀傳體之意，自此南朝官修國史，遂一脈相承，以紀傳為重，遵行不替，[74]民間私修，始二體競行。及至梁武帝與沈約“作賊”篡齊，心虛之餘，遂創立官修實錄製度，使修起居注為前序工作，修國史為終程工作，而修實錄在兩者之間，為中介性工作。經此中介程序，在國史創修定稿之前，必參考憑借於此類實錄；而實錄之修，則已將原始史料作了澄汰的工作矣。不利於其政權之記述，實錄早已起了沙汰之作用，官方意見亦遂因之奠定。故實錄采用編年古體，既可化作賊掩飾之心跡於無形，亦可稍慰古史學派，以示政府不偏重偏廢任何一體之至意。斯則官修之實錄，其體裁及製度，殆於此動機與史學發展背景之下，得以創立，由唐至清，遵行不輟矣。
南朝史學之發展如此，二體爭先亦不能分出絕對性之高下，是則梁元帝倡讀“正史”，殊未專指紀傳體國史而言。裴子野之好友、名目錄學家阮孝緒，撰《七錄》之時，雖將史學學術獨立為“記傳錄”，而“記傳錄”下分十二部，紀傳、編年似猶未分析為兩部，仍總而合之，統稱為“國史部”。至於孝緒似又承元帝之倡議，撰《正史刪繁》一書，殆亦兼涵古、今二體之國史著作，以為論述範圍者也。[75]於此君主、史臣、史家及目錄學家，陷於二體競爭，不暇反省細思之際，與裴子野、阮孝緒等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在論文尊經之餘，竟意外的涉及史學批評，大有創獲，而下開劉知幾之史學批評。
大體而言，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乃是綜論、檢討二體之爭的作品，其縱向則由史學史出發，其橫向則以史學理論為本。除了其個人意見之外，對古史學派之荀、杜、幹、鄧（璨），及新史學派之馬、班、陳、範等人意見，多所采獲。細尋其意，雖對二體各有優劣之評論，然其歸結，則略偏向紀傳，其詳容待下文，與劉知幾諸說同論。要之，《史傳篇》並無強烈意圖，欲對二體之爭作一決定性之高下判別，斯則此爭由梁、陳而隋、唐，遂迄不能息止者也。
至於北朝方麵，自範曄之後，二體之爭則逐漸分出高下，並有決定性之發展，關鍵人物為北魏孝文帝與其史臣李彪（444—501年）。
五胡政權遞相興滅，皆多置史官以修國史，而又多以“書”或“記”為名，崔鴻所謂“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可見其況。[76]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亦僅略述其撰述概況，於體裁結構，語多不詳。大體言之，五胡修史，似以東漢、曹魏及西晉為效法對象也。4世紀末淝水之戰，苻堅敗亡，北方複歸紛亂，而拓跋氏崛起於代。斯時製度草創，道武帝即已詔鄧淵修撰《國記》。鄧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77]於鄧淵而言，可能史學所識有限，而又草創匆卒，故略編年記事如此而已，不意卻為魏史指示了方向。真正奠定北魏國史采編年體者，厥為5世紀初期的崔浩與高允。
崔、高二人皆保守漢代經術傳統之儒。崔浩以司徒監總修史，國史體裁結構遂總而裁之。其書分為《太祖記》《太宗記》《今上記》三記，編年而書，總名《國記》。按崔浩有道統儒的性格，曾注《詩》《論語》《尚書》《易》四經，頗有再注《禮》，以成五經之誌，其手下史臣亦曾有建議，請盡收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之舉。此欲壟斷群經解釋權以統一經義之野心，實非出於官方既定之政策，故招至朝野反感，可以想知。他遍注五經（以《論語》代《樂》）、總裁《國記》，此則實有法孔子正《易傳》，刪《詩》《書》《禮》《樂》，作《春秋》之誌也。漢人稱此行徑為“僭聖”，重者可至於死。崔浩無見於此，益且更欲假其權勢以推行，顯然不及一個半世紀之後“文中子”王通般聰明，讓《王氏六經》於民間私下流行也。而此欲統一經義之計劃，亦因此需延至兩百年後，唐朝官方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始得以完成。就此而言，崔浩欲法孔子刪述之事業，而五經缺一，不能成六，所缺者即為編年史學之《春秋》。由是言之，崔浩不易鄧淵之轍，決定以編年體修國史，而不師法東觀以紀傳體修《漢紀》之成規，恐即與其效法孔子修六經有關。公元450年，崔浩史禍爆發，高允即指崔門萬世之禍，端在此“分寸之間”而已；亦即意謂《春秋》古史體本不致釀禍，禍端肇始於動機野心之層麵。自450—487年，高允劫後餘生，繼續主持修史，仍“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不致禍者，其故在此。[78]
北魏製度依漢晉建立，其官修亦依仿於此。崔浩以司徒領秘書監主持國史，殆即援張華之先例；其手下史臣，官稱為著作郎與佐郎，或以參領著作為名之參修製度，亦皆晉製。是則彼等對晉朝史官、史家之活動，殆未致陌生。百年之前幹寶的倡議，百年之間編年史名家名著之屢出，雖地分南北，而究心學術者當不至無知。崔浩既有上述之心理動機，對此《春秋》體例自易接受。事實上，範曄始撰《後漢書》，約在崔浩撰《國紀》五年之前而已，而王韶之、謝靈運等分修宋、晉，更時略相當。新史學重起之風潮，就崔浩所學言，未必即能接受，況其別有上述心理動機耶？及至孝文帝為政，亟思加強漢化，以與南朝爭正統。李彪以其與孝文帝之私人關係，又值任職秘書丞，監理史政，遂得一申抱負，改革史體。
李彪為究心漢晉南朝史學發展之史家。487年（魏太和十一年，宋永明五年）高允卒，北魏古史學派重心人物凋零殆盡，值沈約奉敕修《宋書》，傳北魏為“索虜”，此誠革新史體以興南朝競爭之良機。他與秘書令高佑（允從弟）聯名奏請改創國史。綜其所論，其重點如下：
（一）批評崔浩、高允之著述，“編年序錄，為《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
（二）指出崔、高著作所以大量遺落時事，端在以《春秋》編年體為關鍵。此體對曆史之總體問題不能完全包容，故有其局限性，由此進而批評古史學派奉為圭臬之《左傳》，申言《左傳》隻“存史意而非全史體”，並非最佳體裁。
（三）就上述曆史的範圍及史學的體裁而論，馬、班史學在結構上“曲有條章”，能使內容臻至完備，故雲“宜依遷、固大體，用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誌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
（四）就史學之功用論言，編年因體裁之局限性，而致大量遺落時事，不能盡宣北魏君臣德業風美；若用紀傳體而又取史才得人，則可免於此憾。
（五）就史學發展之角度言，由於馬、班史體為“大體”，故“後漢魏晉，鹹以放之”。意謂北魏亦應順此潮流也。
其中前三點，實發揮了範曄之精義；第五點，則是補充及增強範曄之意見。至於第四點，觀其後李彪求複史官之職時所言，蓋為上承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之家學心傳，進而發揮者也。此誠馬、班二彪（孝文賜其名“彪”，欲勉勵其效法班彪與司馬彪）紀傳史學之北方功臣。他得孝文帝信任，又實際“專統著作”，故改創得以遂行。益有進者，6世紀初葉宣武帝時，李彪因案免官，上書要求援引東晉王隱“白衣修史”之例，以綜理國籍獲準，所提出之主要理由為“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雲雲。亦即表示雖白衣獲準入閣修史，仍是政府官修，正常情況，國史不應讓民間私修也。此議倡行，遂使北朝史學之國史修撰方麵，麵目大變。國史由古史獨擅變為新史壟斷，而新史壟斷之局又為中央政府所控製支配，由是下開隋文帝民間私修國史之局麵矣。[79]
自李彪時代起（彪卒於501年），北朝史壇之古史學派，氣力日益衰微，著作日益稀少，李彪在北方底定紀傳體，實較範曄在南方更為徹底收效。降至隋文帝厲禁國史私修，而官修者如陸從典《通誌》、姚察《梁史》與《陳史》、李德林《齊書》、魏澹重修《北魏書》等，又皆為紀傳史學，是則編年史遂隻能成為私修著作之體裁方法矣。其間如太原王劭，於厲禁之下，居家私修（北）《齊書》，為人所舉發，幾致獲罪。幸隋文帝喜其文，用為史官，典國史將二十年，除了撰成《隋書》八十卷之外，尚完成其齊史。齊史分用兩體而撰，編年體之《齊誌》有二十卷，完成後又以此基礎撰就《齊書》紀傳一百卷。此為北方兼擅二體，為劉知幾所推崇之史家。其人以諂媚見寵，隋文帝以此而不之罪也。[80]
楊堅於公元581年篡位建隋，589年統一全國，而至618年李淵建唐止，國祚僅三十七年，其間某些史學政策，如大舉修前朝國史等，大體仍為唐初政府所遵承。
李唐政府也非全無新意可言者，關鍵在唐太宗史學修養及其來自南、北二係門第諸高層與機要官員。楊隋以來南、北諸與史學有關之世家，如北係之魏（收、澹）、李（德林、百藥）、薛（道衡、收、德音、元超），南係之陸（瓊、從典）、姚（察、思廉）、許（亨、善心、敬宗）、虞（荔、世基、世南）、顏（協、之儀、之推、師古）等，皆活躍於7世紀前期隋唐史壇，抑且多為政府高層決策人員或機要官員。據了解，由於全國之統一，南、北史學之差異日益消融，尤其在國史的修撰（前代及本朝）及官修體製的建立方麵為然。隋、唐政府雖崛起於北朝，但並不排斥南方史學，大體而言，皆有穩定的兼容並包政策，尤其唐朝特有之風格，亦醞釀於此，較精細處此茲不論，欲就本主題之大者略言之，則有如下情形：
第一，從621年令狐德棻建議大舉修前代史，至636年五代史完成（《五代史誌》在656年完成），唐太宗複於646年詔修《晉書》，皆承隋之史學政策者也。隋文帝厲禁私修國史，然國史人物事關前朝，則政府壟斷國史修撰權之同時，殆亦須大舉修前代國史，始可杜絕民間私議。唐朝本於此，又亟思發揚本朝之美，以示王跡有漸、天命遂歸，故繼承之也，容待下章詳論之。根據官方意識修撰諸前代國史完成後，對評論兩晉以降史事，自有一指導觀念形成，於是民間欲私修者，始可得而為之。如7世紀50年代末期（高宗顯慶時代）之李延壽《南史》與《北史》、呂才《隋紀》，8世紀初期之元行衝《魏典》，吳兢之《梁》《陳》《齊》《周》《隋》五史，乃得陸續修成。容許史家和修近代國史，且至允其立為正史，此又承兩晉南朝之風者也。
第二，“以史製君”的精神在南北朝曾經流行，使君主恐懼。北朝亂君由此發展出一套選用心腹文人修史，而以宰相重臣監修之製度，南朝之梁武帝則創造了官修實錄之製度。隋、唐在官修及監修製度上繼承北朝，且藉此獨享國史修撰權。至唐太宗，再度複行梁朝之官修實錄製度，藉以先期篡改李唐開國史實及玄武門兵變事實，自後遂依諸實錄修撰國史。唐初及武周以統製幹預為基礎所修諸國史及實錄，不但令正直之史官或史家如劉知幾等人所不滿，即連唐高宗本人也大表不滿，竟至聲稱“此皆乖於實錄，何以垂之後昆”！[81]國史與實錄之不實，是導致官方一再重修之原因。在此情況下，特別例外之私修國史，順著前代史修撰權之開放潮流，遂亦以特例出現。劉知幾對唐史及實錄極表不滿，有效法班、陳私修之誌，殆因未敢幹犯禁例而未果。[82]其摯友兼同僚史臣吳兢，即居家獨力修成《唐書》及《唐春秋》二書。[83]隋文帝以來之厲禁，遂終告打破，對後來唐人之私自撰集國史，乃至借筆記、小說、傳奇形式以臧否人物，實有解放之功。此又是唐朝分承南、北官修製度之流弊，以形成其特色風格者也。
第三，貞觀修五代史，乃合南、北地史臣為之者。但641—656年（貞觀十五年至顯慶元年）詔修《五代史誌》，參與史臣為於誌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等，修成獻上時因長孫無忌以太尉為首席宰相，故由之領銜。此諸誌之完成，似以北方史家為主力，然其中之《經籍誌》分類學術，卻兼采南方古、今二史並立之觀念，以劃分史部兩種重要著作。二體之爭，經隋之統一交流，此時大體已告底定，北朝李彪偏重紀傳國史之觀念，於此時期顯然已完成其影響力，而南朝二體並立之意見，亦隱然被采用。自唐太宗始，不僅確立了二體的史學地位，亦從而奠定了官修紀傳國史及官修編年實錄二軌並行之體製，因而民間修史，亦與官方一般二體並行。王劭之《齊誌》與《齊書》，吳兢之《唐春秋》與《唐書》，皆一人兼修二體之史，理論上應無競足爭先之意也。趙翼指出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八代史，大多成於唐初，然因卷帙繁多，寫讀不易，故在有唐一代，並未行世。[84]斯則為李延壽參預官修之餘，別撰《南、北史》之主因；吳兢亦基於相同之背景與原因，私撰《齊》《梁》《陳》《周》《隋》五代紀傳史的簡化本也。二人所著皆為官修版之綜合本或簡化本，吳兢以過於簡略而評價不高，李延壽則以繁簡適中、剪裁合理，為世所推重。是則元行衝之《魏典》，王韶之（北）《齊誌》，呂才之《隋紀》，乃至吳兢、吳述各撰《唐春秋》，皆二三十卷之書，發揮了古史編年體總略精簡之優點，以輔成於上述官修紀傳體之浩繁者也，此亦為南朝較常見的風氣與觀念也。
在初唐史壇上述發展背景之下，啟示了劉知幾建立其史學批評的重要題材。其《史通》一書，環繞著若幹主題而發揮：鼓吹私撰而批評官修、主張實錄而強調史德、以二體並重原則為古體爭取與新體同等之“正史”地位，修史以簡易為貴，此諸主題，皆受上述趨勢背景之影響而得啟示者。由此而言，劉知幾之批評觀念，雖有承受於南朝之劉勰，但因所處背景不同，固亦未必僅於發揮劉勰之舊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