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一名，大約在6世紀中期形成，梁元帝蕭繹正式提倡讀經及“正史”。但史著之為正，殆遲至7世紀初期，始於史部學術分類上奠定，唐初史臣修《五代史誌》，即將紀傳體國史正名為“正史”。
“正史”的內涵，若就充分條件看，它必然是“國史”，而且是正統王朝正式的國史；而此正統王朝的國史，尚且必須根據“正體”“正法”以完成者。《五代史誌·經籍誌》，即執此以作分類的標準。需要注意的是，唐初史臣認定的“正體”“正法”，厥指紀傳體及其結構方法而言，因而“正史”之類，遂專屬於正統王朝的紀傳體國史。雖然明知編年體國史實為“古史記之正法”，猶不得將之歸屬及正名為“正史”，而別為“古史”類。
《五代史誌》“正史”及“古史”兩類著作，頗有為例不純者。[44]要之，相對於“正史”之正式國史此一標準而言，不符於此者則別為“雜史”；相對於“正史”之正統王朝而言，則另有“霸史”；相對於“正史”之“正體”而言，遂有“古史”之分矣。這種分類法是承受魏晉以降的學術分類學，逐漸轉化創造而成的，大體即為後代正史諸藝文、經籍誌所本。然而，至七、八世紀間，劉知幾不滿意於此，另外提出正史、雜史與二體諸主張。其最突出之處，是將史著範圍收縮至人事，而將職官、儀注之類劃出；進而在此範圍中將史分為正、雜二類，以正為主，以雜為輔，而以二體部勒其正也。
本書前麵章節已論及魏晉以降“正史”的成立，兼及其內涵意義。於此，試就體裁論的角度，對正史問題作另一觀察而已。
《史通·六家篇》論正史淵源流別，析為六分以論述。子玄“一家之言”，故暫勿論之。要之，據卜辭及殷、周彝銘觀察，古人編年時、記月日以述事，為常見之事。殆三代史官，即以此為記錄原型；[45]於東周以降，蔚成國史常體而已。
及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火之劫，“史官非秦紀皆燒之”，而波及於詩、書、百家語。是則前所謂“百國春秋”，與孔子《春秋》及諸傳，皆為灰燼。秦國於諸夏較為落後。《史記》說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46]此為東周前期之事也。然六百餘年後，太史公讀秦史，猶雲“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雲雲。[47]顯見此秦火餘種，雖經數百年發展，猶停滯於原始記錄形式，不與先進諸夏之編年體同。是則秦火影響所及，使漢世學者，對編年的史體，幾乎或忘矣。司馬遷創紀傳體的“新史學”，又蔚成大河流，籠罩史壇四百年，益使學者不複知有所謂古史之“正法”者矣。
司馬遷另一創意，而使學者忘卻編年為古史之正法者，厥為其創作“新史學”時，先將經學與史學判分，遂致二學漸殊塗。[51]自是兼重經學之史家，師《春秋》褒貶正名精神者尚有之，論究《春秋》體裁結構者則甚少也。
原夫上述三種結構，皆取法編年古史。雖偶有例外者，然而大體上，“本紀”與月表、年表，編年月而筆法簡略，頗類《春秋》；而“世家”較繁複，則類《左傳》也。作者讀卜辭以至《春秋》，見上古編年紀事之簡，蓋提綱扼要乃編年史形成早期之筆法也。春秋晚期以降，時代愈後，敘事愈繁，蓋編年史成熟之表現，《左傳》《竹書紀年》等堪為其代表耶？從卜辭彝銘之無係統編年扼要記事，至《春秋》形式之係統編年扼要記事，以進至複雜之係統編年記事，殆為先秦史學之重大進展。文字運用、敘事圓熟及體裁結構改進，應為此進展的表現也。司馬遷究畢集之史記、遺文，似乎有得於此，逆推而法之。章學誠所謂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至《春秋》《左傳》而有成例定例，再降至史遷，則其著通變化而近圓神，其斯之謂歟？[52]不幸後之學者師法馬、班，但學其體而不究其源，偶有論史學者，雖已注意編年結構，卻又僅拘執於論“本紀”之編年關係而已。更不幸《春秋》經、傳，漢儒自始即視之為經學，遂致其性質原為古代編年史者，由是日益不明。至於司馬遷取法於此而創作之發展，亦由是不顯矣。
漢魏之世，史壇奉馬、班為圭臬，基於上述因素，遂使編年古體湮沒無聞，學者汲汲競習於新體。依今日觀念看，此新體不僅獨行於史學，抑且影響於文學，如劉向《列仙傳》、魏文帝《列異傳》等誌怪小說是也。至於哲學，亦有受其影響，如阮籍假此體以撰《大人先生傳》等是也。於此之時，豈能產生古、今正史之爭與二體優劣之辯耶？漢儒論史學淵源與發展，大體多本記言與記事之二分觀念，且透過劉氏父子校書，班氏父子撰史，形成定論。《漢書·藝文誌·六藝·春秋序》雲：“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此為漢魏以降之權威成說，即劉知幾的基本思考點亦由於此。這是史學起於讚治說，以及史學撰述主體二分說之學說也。論史既本於言、事二分法，古史之認識又未清明，此則體裁結構上之古、今之爭，顯然未至成熟爭論之階段也。
公元281年——晉武帝太康二年，汲塚出土帶給學術界極大的震撼，上距司馬遷開創“新史學”約已四百年矣。
震撼首先在經學界展開，進而波及史學界。
杜預有“左傳癖”，其研究汲塚書，特別注意其中之《竹書紀年》，指出此書乃戰國時魏國的史記，進而借史證經，以申立《左傳》，破斥《公》《穀》。他說：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國別也。唯特記晉國……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
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製，異文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鑿空，非《春秋》本意，審矣！[53]
杜預是否就能由此而破斥二傳，此非作者於此所宜論。要之，其借史證經，殆在經、史二學中產生了重大影響。第一，自劉歆始，即欲利用《史記》以證明《左傳》傳經的權威性，此下遂展開所謂經今、古文的爭論。杜預於春秋學中，獨主左氏，為“左傳功臣”，使《左傳》至唐，地位得以確立鞏固。其立功基點大體與劉歆相同，均由借史——杜預在《史記》外更據《紀年》——以證經。[54]經傳地位固然因史之印證而明定，但由此亦印證出一個學術觀念與方向——經學必須落實於曆史之研究，始能解決某些糾紛的問題。
第二，由此觀念、方向進行，經學勢需回溯其曆史的原貌，最終必然走上論究經、史二學的關係。隋唐之際，史家已日漸朝先有史而後有經、經出於史的途徑進展，《五代史誌》論經籍，可以為證。至於劉知幾，複承此趨勢，將經學拉下回降，作為史學研究項目之一，則為世所知也。
第三，《紀年》文意大似《春秋經》，記事多同《左氏傳》，而編年相次，三書皆同。是則由此史意、史實及史體，足以窺見先秦時代“國史策書之常”也。對《春秋》及《左傳》實為先秦史籍，杜預沒有進一步作一係統性之申論，誠為可惜；不過他能指出上述常態，已足以震撼史壇。晉世許多史官及史家，涵泳於批評之風、褒貶之意中，重新認識先秦各國國史之真麵目，進而複興編年古史，胥由此得到啟發。[55]
第四，以史證經之能成立，當與史著之可信性及史料之權威性有密切關係。儒學獨尊的地位日衰，相對的史學即基於其可信性與權威性而日隆。漢代“謬聖非經”可至死罪，經典權威性不容輕議，在此思潮下，巴蜀學派的譙周，引經說以駁斥《史記》，以端正雅言。及至杜預借《紀年》以立《左傳》，於是《春秋》及《左傳》，與古者國史有關係之觀念始明，而以史證經的方法始漸被接受。與杜預同時的司馬彪，用《紀年》等史駁譙周《古史考》在前；劉知幾亦用《紀年》《瑣語》等汲塚書，疑古惑經於後，自後此風在史學界遂轉吹不輟。
汲塚出土的震撼，事實上不僅隻影響上述四點而已，例如，古文字的認識整理等問題，當時亦為汲塚震撼力展示之一者也。要之，格於本文主題，汲塚震撼所需研討者，厥在上述第二及第三兩個問題上。
杜預之前，紀傳新體壟斷史壇，其二、三世紀間，荀悅奉漢獻帝詔命而撰之《漢紀》，顯然為特例。荀悅雖出於穎川荀氏經史世家，但其對經史的認識，大體本於劉、班二氏前述之成說而已。他論左、右二史及其職掌精神，提倡史學“五誌”，皆依成說或承之以發揮者也。《漢紀》三十卷，體例效法《春秋》，亦以西漢二百四十二年為斷限，自謂抄略約集《漢書》全書，“為帝紀”而成。其實真正的特色與意義，不在提倡及重振編年古史，使與“新史學”並行也。他原意本在將繁複的《漢書》約為簡化本，融《漢書》之“表”“誌”“傳”以集入“帝紀”而已。原意如此，又旁參經傳，遂無意中恢複了編年史。他的出發點若非為了將《漢書》化繁為簡，約集為“帝紀”，以便獻帝閱讀，而是徑以原創方式重撰西漢史，並以編年作為體裁結構，則導致古史複興、引發二體競行之創導者，在史學史上殆非他莫屬矣。惜其格於經學，過分效法《春秋》文意與《左傳》形式，遂致此史學複興契機，延後了百年。[56]
雖然如此，荀悅的《漢紀》在史學史上，仍有其可見之影響。由於他的擴充《漢書》帝紀、募仿《春秋》及《左傳》形式，遂為編年古史的複興鋪好了基礎，待杜預提出“古者國史策書之常”說，即不致遭受新史學派的反對，反而使之易被史界重新認識及接受，成為幹寶的批評理論容易推動及提倡之原因也。編年史著複興以後，常見以“某紀”或“春秋”為命名，蓋因於《竹書紀年》。但《竹書紀年》原為百國春秋之一的晉、魏國史。三晉國史當時應稱為“乘”，而今稱為“紀年”者，蓋因於《漢紀》也。編年史以“紀”為常名，導源於《漢紀》，雖通代編年如《資治通鑒》，其內部結構之命名法，仍以“紀”為稱也。此外，杜預借史證經，指出《春秋》有“文意”，《紀年》與之大似。此所謂“文意”者，正是荀悅《漢紀》特色及重點所在，此下兩晉南朝以至唐之吳兢，編年史家類多講究春秋精神與史筆文意。這種史學新氣象雖波及紀傳史家，但若究其史學上的主係淵源，遠則受啟示於荀悅《漢紀》，近則因汲塚出土以後《春秋》編年史之被重新認識也。劉知幾《史通·二體》及《古今正史》二篇，推崇《漢紀》出後，“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若就當時而言，荀體彼時蓋無此影響力；若就古史複興以後的情況而言，則未至誇張失實也。
3世紀末汲塚出土，已引起經史學界之討論。討論未及從容，觀念未及普及，4世紀初葉，即遭逢五胡之禍、永嘉之亂矣。在此不及半個世紀統一的西晉時代，名史臣與史家，如陳壽、司馬彪、華嶠、張華、傅玄、束皙等，皆以紀傳體撰史，其間如陸機者，殆始試行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體修撰。疑陸機修《晉紀》四卷，原亦無意於推動古史之複興。陸機於吳亡後入洛謁張華，被薦為史官。不久卷入“晉元論”爭議的漩渦中，曾上《晉書斷限議》，援陳壽追王之義以倡追王晉之三祖，主張國史述三祖身為魏臣之事跡應如傳，而因有帝王之實則不可以不稱紀。[57]是則陸機論晉史之焦點，仍在紀傳體“新史學”的帝王人物處理問題。唐初史臣修《五代史誌》，列陸機《晉記》入“古史類”（即編年史類），疑其誤也。兩《唐書》之誌，皆名機著為《晉帝紀》，仍列入“編年類”。作者以為，機著應以《晉帝紀》為是，蓋其參與“晉元論”爭議後，以傳體為實，以紀體為名。所追王之晉三祖帝紀也。若是，則其書法結構，當如陳壽《魏書》之《魏武帝紀》而已。尋其實則為單獨完成之紀傳體之紀，究其結構亦可視之為編年體。前有班固之撰《世祖本紀》，與機同時，亦有束皙所撰之《晉書》帝紀與誌兩部分，故陸機僅撰就《晉書》之“帝紀”，並無新奇之處。[58]陸機《晉帝紀》應歸屬何體為當，似不必執著。要之，必須明了其原為紀傳體之紀的部分，原出發點不在以編年體單獨撰述一部完整之史著者，則不可不辨知。是以正式提倡及實踐編年古史者，殆由約二十年後，東晉之首任史官幹寶始也，此時上距汲塚出土已約四十年矣。
4世紀初，西晉陷入大亂，羯族石勒輾轉崛起，建立後趙，並創置經、史、律諸學。設“史學祭酒”，撰述其《上黨國記》《大將軍起居注》等史籍。這對以文物衣冠自恃的南方華人，顯然刺激甚大。約兩年之後，東晉在王導倡議之下，重建史官製度，請修國史。其《請建立國史疏》論點之一，即為“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他的建議和幹寶的表現，立即振興了4世紀史壇的批判精神，於此不贅。[59]然而，其所謂“建立國史，撰集帝紀”，出發點或許在重修西晉諸帝本紀，如陸機、束皙一般。不過，對“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的幹寶來說，顯然並不拘限於此。他由紀傳體之“紀”體入，卻別裁為編年體以出之，以其左氏學之涵養，獨運別識心裁，突破了新史學之籠罩，可謂“入室操戈”者也。所著《晉紀》二十卷，以論述自宣帝至湣帝、凡西晉五十三年史事，史謂“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雲雲。[60]
值得注意的是，幹寶領國史不久，即因家貧，求外補為山陰令，此後輾轉遷轉，以迄於《晉紀》完成。他外放後之繼任史官，厥為王隱與郭璞；而王隱所撰《晉書》，卷數為幹寶《晉紀》之四倍餘，且為紀傳體。約與王隱同時之虞預，所撰之《晉書》亦為紀傳體。是則自西晉迄東晉明帝時代，史壇除幹寶而外，仍為“新史學”風氣所籠罩也。幹寶所實踐的古體，當時確為新嚐試，需待東晉第二、三代史家，如孫盛、習鑿齒、袁宏等人繼起，始克進而擴展成風氣也。
幹寶的國史著作采取編年體，又取名為《晉紀》，似即因《紀年》及《漢紀》而來，杜預用《紀年》以證《春秋經》及《左傳》，荀悅則亦效法此二書，故幹寶為晉史采用編年史體開張理論根據，遂以《左傳》為主。《史通·煩省篇》雲：
昔荀卿有雲：“遠略近詳。”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辨者久矣。及幹令升（寶字）史議，曆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雲“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61]
亦即幹寶撰《晉紀》時，已曾對諸家史學做過分析批評、研究比較，覺得《左傳》所代表之古史體最為優越，故擇而用之也。“史議”原文不詳，甚可惜，要之所論似就文字表達方麵之史才而出發。然能省文約字，而將史事表達無遺者，除史才因素外，必然亦與史體因素有關。前者為史家的主觀能力因素，後者厥為史學體裁之客觀因素也。蓋體裁結構龐大複雜如《史記》與《漢書》，先天上即不能達至如《左傳》般省約。是以在《煩省》之外，知幾另在《二體篇》再引此議，以示此亦體裁問題。尤有進者，知幾於《二體篇》中，特別指出“晉世幹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探抑子長”，無異表示幹寶曾就體裁結構的煩省原則立論，推崇並提倡編年之古史體法，從而貶抑紀傳體新史學之價值也。《史通·載言篇》複雲：“昔幹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於是議者，莫不宗之。”是則幹寶撰晉史之前，即對史學作了研究，並從而立議，以申明其意見，製造理論形勢，以圖減少阻力，及能廣被接納也。
幹寶為春秋左氏學專家，並有這方麵的著作發表。[62]他以左氏學作為標準，秦、漢以降，修國史用編年體，即因此首創，自後展開史學的複古運動。編年體有載述簡要之優點，但此亦為其缺點所在，幹寶自身即已察覺，故以譜注方式作補救，以改良編年古體。古體改良乃幹寶創新的一麵，為議者所宗，即意謂當時曾引起學壇討論，得到學者之肯定也。
體裁上的肯定與被宗，恐怕不僅隻限於左氏學者而已，史壇恐亦有擁護者，此即後來編年史學興起之原因。而且，幹寶左氏學提倡的某些編年體結構問題，事實上也被紀傳史學派讚同及取法。《史通·序例》雲：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粲）、孫（盛）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沈約《宋書》）之誌序，蕭齊（蕭子顯《齊書》）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63]
此篇述及取法幹寶立例以定結構者，沈、蕭而外，尚有範曄、魏收及唐初諸史臣等，皆紀傳史學派者也。《春秋》《左傳》以來，古史之成例定例至寶複興，是則幹寶的史學地位，可想而知。
東晉在321年重建史官，當時石趙修《上黨國記》，恐是沿襲東觀修《漢記》之遺規。幹寶於此時倡議及實踐以編年古體修撰國史，實為中國史學史之重大發展關鍵。不但對編年體有興滅繼絕、承先啟後之功，亦且成為中國史學體裁論，尤其為二體優劣論之第一人。盡管荀悅與杜預墾拓在前，為啟發幹寶學說形成，及造成較易被議者接受之原因；要之，幹寶卓越之主觀創作能力，及其《晉紀》被許為“良史”之優異結果，始為真正展開二體之爭，致古史複興的關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