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正統觀念影響於國史解釋和構思既明，則另外進而有可論者，即因正統立場所引起的實際筆法，及對敵逆地位構置諸問題。陳壽以前，史家行文一本各從其實之旨，對政權之敵逆者鮮有以特別鮮明的筆法進行批判，有之者亦不過略見於卷末的評論而已。東晉以降，正統立場的秉持及認同，遂改變了史家此固有之風，尤以國史修撰為甚。前引《魏書·序紀》所用的名詞和敘述方式，誰是自署私署，誰是自立僭立，誰是凶奸叛逆，乃以本朝正統的立場為主，而頗有湣沒事實是非之趨勢。各政權自修國史，以如此筆法貶抑敵逆，充斥於諸正史，顯見政治情緒之高漲也。在此行文構意之間，尚可作細分而論者，此即對敵和對逆給予的筆法與位置，有所不同，影響所及，成為中國史學的結構特色者。
首先，欲論對敵。所謂“敵”者，含意有二：一指“敵對”政權，一指“平等匹敵”政權。此二義俱可施於中國內部或外部的權力結構也。對內如南、北朝之例，兩者長相“敵對”，但有一段時間互相修好，表麵上頗有“平等”相待之意。對外如漢與匈奴的關係，由敵對平等，乃至複敵對，以至一方屈屬稱臣為止。討論此類問題與史學的關係，略欲循由外而內的逆方向為之，蓋此與古人的天下觀（或寬言之為世界觀）有關。
作者無意逸出本書斷限，過甚地窮溯古人的天下觀，隻欲據《公羊》《穀梁》二傳說明一個觀念的存在：此即春秋以至漢代，中國人普遍認為中國居天下之中，在這裏發展的中國人及其文化，乃是天下最優越而根本的，為天下變動的中心所在。這種覺識導致了優先意識的形成，亦即所謂內諸夏而外四夷、先中國而後夷狄的觀念也。這是基於內外、先後、本末的覺識上發揮而成的，原本就是一種曆史意義。及至鄒衍提出大、小九州島說，使中國人的天下觀得以擴大為世界觀，但其說有將人類世界視為地理單位，而忽略人文曆史意識之傾向。[27]姑無論鄒說如何，赤縣神州即是“中國”，其內即禹貢九州島，亦即天下所先所本之所在，此蓋當時一般人的觀念。漢人對中國以外諸人種文化，甚少有窮源溯本的全麵興趣，有之則僅止於約略的、零碎的談論或記述而已，此蓋內諸夏、先中國的觀念意識所以造成也。新史學的鼻祖司馬遷，是首創外國研撰的人，也是首位對外國作係統性探究，而將之列於中國史內，使國史更具天下化或世界化的史家。盡管如此，但《史記》隻收入了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等數地區諸國而已。這些國家涵蓋了中國的四邊，是否即意謂當時中國人對外國的認識僅止於此？恐怕未必，蓋司馬遷或許另有構思也。
司馬遷將上述國家收入中國史，事實上已開啟了中國史進入亞洲發展的前驅，已不再局限於中國赤縣神州的本部。但他構思這些國家的位置時，並不如後世正史般，將之統列於國史之末數卷；而是將之置為“列傳”，分散於諸列傳之間。這種構置法，有些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徐複觀論之頗有所得。他認為《史記》述各國，“大體上係按照與漢發生關係，或得到解決之先後為次”；另外，亦與漢朝的國防問題及因國防所引發的內政問題有關。[28]《匈奴列傳》夾於《李廣列傳》及《衛霍列傳》之間，《南越》至《西南夷》夾於《公孫宏》《司馬相如》之間等，原司馬遷之構思，殆應有此意。然而，司馬遷構思本紀、世家、列傳三體例，使之結為一體，實有清晰的定義分野，而寓以本末、始終、先後、內外諸關係於紀、傳之間，是以將外國置於“列傳”，顯有使其地位不與本紀、世家相同平行之旨。徐先生順著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天下觀（其實此觀念也不盡為儒家所特有），謂司馬遷繼承了“孔子作《春秋》，在自己保存上，嚴夷夏之防；在生存與文化價值上，又視華夷為平等”的精神，故特立此諸列傳“以盡曆史所能含容之量”雲，[29]殆未全得司馬遷之旨。
史家大體有一共識：承認任何人物或外國皆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並由此發掘其曆史價值和曆史意義。此前提若否定，則研究曆史即了無意義和價值可言，故曆代正史，亦不避所謂奸人猾夷之研撰。作者讀《史記》匈奴諸列傳，了解司馬遷本確有此種識覺，但所謂“嚴夷夏之防”的意識，則未如徐先生所言那麽明顯。《史記》所列六個外國列傳，皆與中國發展大有關係。其關係約略可分為二：一為臣屬征服的關係，一為匹敵抗衡的關係。除匈奴之外，司馬遷大體視其他諸國並非匹敵平等的。《匈奴列傳》則明顯透露了漢、匈二國平等相對的官方意識，以及司馬遷對此問題的認同。事實上，降至公元前53年——遷死後約三十餘年——呼韓邪單於入朝稱臣以前，漢人皆視匈奴為匹敵平等之國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十二月條記雲：
匈奴呼韓邪單於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鹹曰：“聖王之製，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於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於稱北藩臣……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30]
匈奴入朝稱臣，乃是當時中國重大之事，亦為亞洲權力結構重大改變的關鍵。群臣鹹認匈奴有非正朔所加的匹敵國格，自古以來無匹敵二天子相臣相見之例，故一時竟在國際禮儀上為之手足無措。宣帝亦有此意，故單於雖稱臣入朝，仍排眾議待以客禮。宣帝此舉實受大儒蕭望之的影響。望之以太傅參議其事，力主“單於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靡之誼，謙亨之福也……”[31]。
由此以推，司馬遷之世，漢朝上述兩種對外關係，前者即正朔與正朔所加的臣屬關係，亦即天朝意識下的朝貢羈靡關係；後者則為主客平等的關係，亦即匹敵不臣的關係也。司馬遷將此兩種關係的國家，一律構置於“列傳”的位置，最可能的解釋，乃是本於“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的觀念意識作構思。亦即視外國為中國之末後，承受中國原動力之波及影響者；由本而末，由內而外，先動後及，相對反映了中國是本先的天下觀也。既然如此，則《史記》以“本紀”述中國實際操持最高原動力的主宰（先京師），次以輔助動力之“世家”及實際變動的諸夏人物（後諸夏），而將外國置於與其有關的諸夏人物之間（後夷狄），實以此作為指導觀念，而作成此國史結構。
《史記》這種構思，班固等人仍然了解。[32]所以《漢書》本《史記》的創構，不論外國是否匹敵不臣，仍然置之以傳的位置。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之時，漢威已遠播，當年之不臣匹敵者多已向漢稱臣，亦即四裔多曾為正朔所加也。隨著此天朝意識的濃厚，正統觀念也極易獲得伸展，而施於蠻貊四夷。換句話說，正統觀念施於外國的趨向日益強烈，乃至與先中國後夷狄的觀念，有並驅齊馳，或寖寖然超越之勢矣。這時的天下觀內涵，實為此兩種觀念的同時等量存在。
班固或基於此，遂對《史記》原先的構置略事更改。他以“紀”述中國正統帝王，以“傳”述諸夏人物及外國；其中複以諸夏人物為先，置外國於全書之末，於是正統觀念遂融入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的優先級，相得益彰的得到發揮。此後國史對外國的構置，遂以《漢書》為典範。諸史述外國，原則上沿《史》《漢》之例各書其國名而分述之。及至唐初大舉修前代國史，姚思廉總括外國以“諸夷”專名於《梁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則稱“異域”，唐太宗等之《晉書》則用“四夷”之名。這種結構自是成為先例，而中國與異域、諸夏與諸夷的內外本末關係益見明顯矣。
國史附載外國於列傳之末，其原先意義及結構既如上述。然而降至南北朝，仍因觀念意識有所改變而改變。南北朝諸王朝，由於國小力弱或道路阻隔，對外關係因而萎縮，同時，此時期在史學上，正統觀念遠濃於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觀念，是以原先的天下史觀遂黯然失色。於是，國史附載外國的數目轉趨減少，乃至如《陳書》及《北齊書》般竟至闕如，一如陳、齊兩朝孤立於世，而天下竟獨得此一國也。姚思廉撰《梁書》，於《諸夷列傳》開章即雲：
……其徼外諸國，自（漢）武帝以來皆朝貢……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綴為《海南傳》雲。[33]
是則此時期修國史，附載外國與否及數目多少，與政治上的正朔朝貢有密切關係，與原來的本末、先後之天下觀或世界觀，關係甚薄。這是國史修撰觀念及結構上的一大轉變，自此遂將對外關係置於以正統觀念作為主要指導觀念之下，並據之構置國史中的外國地位；亦即朝貢者少，則天下亦隨之縮小，無朝貢則中國完全絕緣孤立，天下亦僅得記一中國而已。如此，則國史遂變成名副其實的純國史，再無一個天下史或世界史的結構也。這是正統觀念對中國史學之另一重要影響。
中國與四夷的內外本末觀念既如此，則中國本部——所謂赤縣神州之內，亦因分裂而有此內外本末之分，所謂“先京師而後諸夏”也。這個觀念影響於史學者，並非全關於天下史或世界史的結構，而以中國正統王朝國史的結構，所受影響最大。諸夏分裂，孰為正朔？據天下史觀，則中國赤縣居天下之中，優先秩序應以中國為先，主宰中國即意謂得天下變化之原動力。中國之內，又以京師、“中國”（指中原）為先，主宰中原實則意謂取得了中國變化的原動權，能進而牽動天下。是則世界史蓋以中國為本位，中國史又以中原為中心也，此所以“中原說”在爭正統時強而有力。三國時代，魏、吳承認正朔在“中國”（中原）的政權，其故在此。4世紀中期，孫綽反對桓溫還都之請——所謂“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之說。認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聲言“天祚未革，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裏長江，畫而守之耳！”因而主張“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34]帝都無常所者，亦即“京師”不必一定須在“中國”也。由此以推，“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的係統，勢必由絕對固定變為相對遊移，與傳統觀念大相徑庭者也。此說若成立，則吳、蜀之敬畏中原而汲汲北伐，祖逖、劉琨、桓溫、殷浩乃至後來的劉裕，他們之努力中原，遂成愚蠢可笑之事；相對的，劃江自守，偏安待會，反成振振之辭矣。
事實上，孫綽之說盡管反傳統，但其影響力則甚大，東晉南朝實際上即以此觀念作為偏安的基礎；形於史學者則習鑿齒率先加以運用，將中原的曹魏政權斥為篡逆，不能代表正統。然而，此觀念究竟是大反傳統而有缺憾的，鑿齒在帝都無常所，先京師不一定是在先中原的觀念之下，輔以血統說作輔助，為東晉爭正統。但是血緣說自蜀漢以來即非強有力的論據，則器物說、文化說遂相繼獲得重視，尤以文化說為甚。蓋劉裕篡東晉，血緣說效力遂減，此下南朝各代，難於以此向北魏爭正統也，於是文化說不得不加提倡。南朝一係，持魏晉衣冠文物所在以與北朝相爭峙，實有將“中國”由地理意義轉化解釋為文化意義者，此蓋取源於“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意義也。這種為爭正統的轉化觀念，顯然對國史的修撰立生影響，故南方史家特重輿服文物的研撰。[35]北魏承五胡原先漢化的軌轍而大舉漢化，其間亦不無受到南方此觀念的刺激。5世紀末葉，孝文帝、李彪等為大議，最後摒棄高閭的赤縣中土地理意義，采取李彪的綱紀彝典文化意義，宣稱改德運而繼魏晉，殆針對南朝的帝都無常所及文化說而來的。
北魏的改革，鄙意有急於競爭，而忽略了檢討運用其固有優越修件之弊，亦即舍己之長而攻人之堅也。故降至6世紀前半期，高歡（北齊高祖）猶有正統不易爭之深憂，感歎“人情去留未定。江東複有一吳兒老翁蕭衍（梁武帝）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因而了解“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指宇文氏政權），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36]由此觀之，孝文帝及李彪的改革，實為中國本部正統之爭的轉折點，因其漢化心切，而誤上了南方史家的大當，導致南朝由劣勢變為優勢，而北朝則相反；並且啟發了隋唐的矛盾，未至徑將魏、晉、北魏、北周、隋、唐作為唯一的正統係列，終至兩皆承認，並為之大修南、北各朝正史，以至啟示了李延壽《北史》《南史》的創成。
當然，南朝史家對中原說的地理意義也非全忘懷，最後亦頗有調和兩認之意，例如，6世紀中期何之元撰《梁典》，於《序例》中即表示雲：“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為東魏，宇文氏所挾為西魏，所以相分別也。”[37]之元此分別法遂為定法，為隋唐所遵。是則，高歡恐懼梁朝衣冠正朔同時，梁朝史家仍以中原為念，至有承認其君主之勢也。北之恐懼矛盾，南之懷念承認，遂合流而成為隋唐兩皆承認的背景，產生了此時期正史形成之特色。
調和兩認為6世紀中期以後才出現之趨勢，此又與齊、梁之世南、北雙方曾經修好之事頗有關聯。其實修好期間，正統意識的競爭仍甚嚴重，不論雙方外交辭令的表麵如何，其國史的筆法則往往仍稱對方來朝貢也。修國史的筆法如此，其結構亦相對的受到了影響。正統不可能同時有兩個以上，己若正統，則他人必非；必非正統而與己相爭於中國之內者，非僭即偽者也。在政治意識形態濃重之當時，對方被置於不承認主義下，連“閏統”也不可能存在，何況劉氏學說已衰退。根據班氏史學的紀以述帝王、傳以述臣民的原則，敵對政權的君臣已被判為僭偽臣民及其所建立的僭偽政權，故必置諸於國史“列傳”的位置，連有意分行三國的陳壽亦不得不作如此結構。原本司馬遷創建新史學，對後世所謂的僭偽政權，大體上是賦予平等競爭的地位的，故列項羽於本紀，這種構置，顯然據實錄精神而來，符合史實的發展。班固撰《漢書》，根據漢朝正統本位的立場，及完全擯秦論引申而來的排斥霸而不王精神，與夫其父本紀述帝王（天子）的意旨，將霸而不王、無皇帝之名的項羽，正名降貶為傳，斯則政治意識形態已濃，但大體上也難說不完全符合史實。隻是《漢書》此後已成與五經相亞、廣為世人所讀的名著，於是班氏史學此構思遂為後世史家所遵守。然而，班固參與東漢初期的東觀修史，即因實際問題而另有創意。
兩漢之間，公孫述等與項羽不同，前者從未完全主宰過中國，而卻有皇帝之名，且與光武短暫競爭後即被驅除。站在東漢的立場，公孫述等實為僭偽臣民所建之政權，揆諸事實，則他們一度與東漢平等競爭，而有皇帝之名義；基於中國整體的構想，他們顯然偏據一方而事跡短暫，且與光武王跡中興有密切關係，不可分離作獨立研撰。於是班固等人特將《史記》的“世家”改創為“載記”以安置之，並不加以僭為私署之名，以存當時平等逐鹿於大亂之實。範曄述公孫述及袁術等，大體頗能推本此旨。其間隻有陳壽另創三國君臣各魚雁分行的體例，雖仍名吳蜀為傳，但確為最佳的卓創。他所以能循班氏史學而別出心裁，乃是基於確認三國平等競爭、首尾相連此一史實，此與公孫述等對漢的關係不同。
東晉時代，南、北各史家不論參與官修或私撰，國史上互斥對方為僭偽，置之於附庸的地位，殆可確知，第其眾多者著作今已佚散，未能分析其詳。今本此期正史，以沈約《宋書》最早完成。沈約特創《索虜列傳》以置北魏。他代表南方政府及史家，隻承認拓跋氏李陵之後，是晉室亂化之民，至於北魏遙繼黃帝之說，一概否認也。南、北相跱此時已為既成事實，沈約也曾論之，但基於上述認識，卻隻能貶拓跋為“索虜”。又由於判定拓跋為漢人之後，為中國亂化之民，故將其位置，本“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之旨，構置於國人類傳之末、外國列傳之前。[38]這種構思方式，殆脫胎於班氏史學而變通之者，與陳壽首創的分裂政權結構法大異。讀《三國誌》，雖知帝紀在魏，但仍完全了解其實為三國各自獨立分行，各有始終興衰之全程發展。讀《宋書》則不然，不但缺乏於此，抑且對敵偽政權亦僅作大略記述，而所述者又往往是其“壞”的方麵。這是違心史學發展的另一麵，亦即實錄主義在這方麵的遵行，終不及不承認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也。沈約此書是以破紀錄的速度，在一年內完成的，是則他隻是根據宋朝史臣的既成著作略加編纂而已，故其此種表示，實非個人的單獨的創樹，而是代表東晉、劉宋以降的史學發展也。此風既已出現及熾盛，稍後蕭子顯撰《南齊書》亦以《魏虜列傳》跟進，則國史如此結構形式，大體奠定。
當沈約於487—488年高速撰就劉宋一代大典之時，北魏君臣似乎深受其刺激。北魏原先約一個世紀以來，所修的編年體《國書》，實不足以發揮如沈約般的構思，借史以與南朝爭正統。487年，繼崔浩以後主持修史的高允卒，象征其傳統史學的結束。此年李彪建議改國史為紀傳體，代表了北魏新史學的出現。紀傳體新史學遠較編年體成熟，李彪已詳細論之，其意此體最能完備的發揚國家功業與充分的表現政教義理也。孝文帝因此整頓史官，乃至在490年大議改德運。沈約等人刺激了北魏的史學改革，北魏史臣於是亦持子之矛以攻子之盾，《魏書》亦於其國人事跡之後、外國事跡之前構置南朝諸偽政權，正名為“僭晉”“島夷”“私署”等。這種正名，即連“僭跨一方”的五胡政權也可開免，卻主要用以針對東晉南朝也。
唐初官修前朝國史，雖說已調和兩認，於梁、陳、北齊、周、隋五正史，已避免如此強烈的正名，但由於多本前朝史臣的著作，故行文筆法之間，仍不能全免於此入主出奴之意識。[39]五正史修畢，唐太宗即決意重撰《晉書》。《晉書》不收入北魏，其將其他的五胡政權，統置之為《載記》，表示正統在晉（西、東兩晉為一），五胡乃晉之動亂，以示晉室由一統以至南移的全程史實。此則重歸於班史，是較能存真播實的構思也。李延壽曾參與修史，基於當時此觀念而私撰《南史》和《北史》，盡管二史之間互不正名僭偽，但卻另立《僭偽附庸列傳》。是則於此息爭調和，為南北史家共遵之際，有些史家亦不易一下子清除這類意識也。[40]
一個政權向天下四夷示正朔，複又對諸夏內部爭正統，進而影響國史結構，成為中國史學特色，已如上述。茲進而複有可論者，乃是一國之內，又有對逆爭正統的問題，其強烈程度與上述兩種相較，殆有過之而無不及。蓋前二者乃外來力量，後者乃內在因素也。
原本範曄以前諸正史，對篡亂叛逆之臣民，大體上並無特別的正名和固定的構置。班固將王莽置於全書之末（有《自序》者除外），殆非用以處篡逆之臣，否則《王莽傳》之前安排了《元後傳》及《外戚傳》，即不易解釋。推班固之旨，蓋西京亡於外戚，尤以王氏一家為甚；故究王跡所以衰亡，事實上和理論上均宜如此安排。此其效法司馬遷列述《秦本紀》於《秦始皇本紀》之前的構思，用心應無可疑。《漢書》第一傳為《陳勝、項籍傳》，而最末則以《王莽傳》為殿，盡管稱莽為“賊臣”“篡漢”，但如此安排的大旨，實欲根據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之原則而構思，使庶幾達至其《敘傳》自謂的“上下洽通”的“通古今”之旨，令西京一代全程而完整的展現出來。陳壽精於《史》《漢》而深悉此旨，第以三國之末事涉有晉，既不能據實而敘，則隻有隱諱不書。然而，東晉以降的發展則不如是，顯然因正統觀念太強之故也。
沈約《宋書》是正史中首創凶奸人物類傳者，特立《二凶列傳》以記宋文帝家難。沈約教唆並協助梁武帝“作賊”，但他於此傳之中，卻極盡附會批判之能事，大有誅亂臣賊子之意，顯然對其人格有甚大的諷刺。[41]此例一開，遂為唐初君臣修史所本：姚思廉《梁書》列宗室篡逆人物及侯景於末次及末卷，《隋書》末卷亦列述宇文化及諸人，《晉書》也特辟三卷以置王敦、桓溫等，且徑命名為《叛逆列傳》。篡逆叛亂事件，自漢末以來何代無之？但事屬國家內部之事，固不必成王敗寇，特別加以正名匯類也。北朝諸史，推本《史》《漢》之旨，故不特立類傳。李延壽撰《北史》，據舊作亦然；然其《南史》，亦仍南朝之例特置《賊臣列傳》，殆有體例不統一之嫌也。或曰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史家正名批判固宜也。鄙意不以為然，蓋自曹魏以來，拓跋例外，以至於唐，開國者皆以篡逆手段為之，而表麵飾以禪讓而已。是則篡逆相承，若本《春秋》之旨，正人心匡世道者，應自貶天子始。如此曆代開國之君，皆應為史家所誅貶也。今不此之為，但誅臣而不誅君，其意義顯與班彪《王命論》有關。又桓玄、侯景諸事跡，猶如劉裕與蕭衍者也，桓、侯若事成，史臣豈會為之作叛逆傳？是則此例既行，實與成王敗寇的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思想有關。這兩類觀念思想，正是官方嚴格控製國史修撰的基因所在。這裏，意欲指出者，乃是正統觀念向國內的再伸延——示意正統真命不可碰觸，犯之者將列入國史貶為篡逆，所謂對逆爭正統蓋指此而言。
這種構思不僅對國史的上述結構、筆法、批判具有大影響，抑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叛逆人物匯成一類後，史家皆置之於全書末，連四夷諸傳亦在其前，隻有《晉書》置於四夷之後、五胡載記之前而已。尋其如此結構之意，應是代表其人連夷狄也不如之意。這種結構意義，含有極濃烈的政教批判味道，自7世紀即定形而成國史特色。由唐至宋，經歐陽修發揚，遂至大盛。若依歐陽修《新五代史》的構思，漢末至唐初數百年間，包括許多批判他人的史家在內，故當全列入“雜傳”，以批判其人非純臣也。若依《新唐書》之例，則此時期“奸臣”“叛臣”及“逆臣”人物，除北魏肇始之君外，包括所有各朝開國君主及其從龍之士，皆得列入此類傳之中矣。由此觀之，此期史家，大多並非真正欲正人心匡世道而作批判，其故在此。這些史家大多缺乏浩然之氣，借春秋史學之外衣，而行其入主出奴之實也；但他們的構思及實際創作，卻又真能影響於中國史學。
綜前所述，正統論與國史內部結構確有極密切的關係，或竟至形成中國史學的重大特色之一。然而前麵所述者，雖有牽涉到教的層次，但主要卻是偏重了隨正統論而生的政之意義。關於前者，其影響不下於後者；至於後者，扼言之即正統意識的尊卑觀念，在此時期即形成了紀與傳的上下結構關係。其次又由於含有正統觀念的天下觀，遂形成了先本紀（中央正朔）而後諸夏（漢人諸列傳）、內諸夏而外四夷（外國列傳）的固定結構形式。至於諸夏內部對立政權，亦依正統與僭偽的觀念，特置為僭偽傳，或竟為之創立專名，常置於四夷列傳之前，此蓋史臣對僭偽無可奈何，而知事屬諸夏內部之事也。叛逆奸人往往置於全書之末，與正統觀念的關係更不喻而明。[42]此外，對於史學分類的外部結構問題，正統論於此亦有極大的影響。李彪奏改國史為紀傳體時，即已解釋此為國史的“正體”。這是國史體裁以紀傳體為正統的明顯表達。史體有正統糾紛，正統觀念確為當時古、今正史之爭的因素，且為事涉“正史”確立的問題。然而，“正史”的確立雖然與體裁有關，但尤與記述對象的政治地位有關，亦即記述正統王朝之史被視為“正史”，否則即為“偽史”。這種正統論體裁分類法和對象分類法，對史學獨立大有影響，最遲在6世紀初，已由大目錄學家阮孝緒所奠定。[43]下文論古今正史，即是為補充此問題而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