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實證定論的新史學所以確立，是曆經長期發展，許多一流史家作觀念鼓吹或以實際作品印證之下，所發揚的結果。其間不無旁流出現，對實證定論產生反作用者，如政治幹預與禍患意識、好奇風氣與神秘主義、權威崇拜與文獻崇拜等。此三大類的現象，表麵與實證主義及定論主義無關，而事實上其間皆有互為相關的複雜關係。
在此不欲詳述其發展之全貌，第先欲指出好奇、神秘之風，自先秦已盛，魏晉以降再熾。秦皇、漢武求長生而好神仙，乃是此潮流之顯例，劉向承新史學而撰《列仙傳》，即下開此類史學之先河。漢末社會政教之大崩潰，乃至人生的幻滅，是此風再熾的原因。例如，曹丕、曹植兄弟，以帝王及文人領袖之尊，也曾試驗仙道神奇之風效，本實驗主義而提出不可信之結論，然而終因社會、人生之黯淡無出路，仍高詠遊仙虛幻之作也。[45]此風在漢魏之際，原因大、小我人生之破滅而興盛，承此巨浪而繼起者，或仍識此意，或已舍原意而沉信於神秘主義，從好奇出發而欲有所根究。皇甫謐、張華、葛洪諸人，似即承曹氏兄弟等的文風，將之轉向至史學範疇的名家；事實上，曹丕撰述《列異傳》三卷，應即下開魏晉此派史學潮流的“近代”著作。[46]而幹寶《搜神記》出，顯然將此派史學推至高峰。
原夫曆來史家，對於神秘不可知層次之事，頗在有意無意之間不敢輕言其必不可信，蓋此層次乃實證史學所難以施及的層次也。如盛稱《史記》為“實錄”的揚雄，曾於其名著《法言》中，謂“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雲”。又答有無仙者之問，謂此“非人之所及也”“無以為也”。[47]不能施及則不能輕言其必無，史家將之收錄以備一說，或專立體例如災異、五行諸誌以作收集研究，或待後來學者，此仍不失為實錄精神之流衍。
據漢儒觀念，自先秦以來，即孔子作《春秋》，亦不回避此類事跡的載述。是則司馬遷以降，史家亦對其中某些神異事跡，頗有意戮力探究，欲發明其真相，因而在皇皇國史之內，遂不敢輕加舍棄者。揚雄批評《史記》之用高於《淮南子》，“聖人將有取焉”。尋又比較孔子和史遷，謂“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48]二人多愛是否有不同姑不論，但史家探究天人之際，正是好奇風氣形成的結果，隻是專門別出，以成史學支子，需至劉向、曹丕、幹寶等人，始告完成而已；但此類作者，猶且欲本實錄主義作探究之進路者也，幹寶《搜神記序》，足以代表此見，其序雲：
雖考先誌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跡，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記注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少，所存者大乎？
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餘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遊心寓目，而無尤焉。
4世紀初期幹寶提出此論，實為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其特點如下：
第一，他無異指出史學乃感官對現象所產生之認識的學術，因而史家耳目所親聞見的當代之事，始有達至逼真、近真，或得真之可能。真實而信之事實，必為“事不二跡，言無異塗”者，亦即定論曆史並非不可臻至的理想。
第二，然而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史家修史的對象是過去之事，此已不可得而躬親聞見；亦即意謂曆史不可能重演，因而出現此史學上先天之難。在這先天缺憾之下，史家必須借助於文獻——殘簡片言和故老行事，此史家網羅數據的兩類主源。這是《搜神記》一書，所以直承司馬遷新史學之處。
第三，幹寶對史家聞見之事，與史家根據文獻而非親所聞見之事，似乎有一價值上的衡量。尋其文意，似認後者價值不下於前者，其重要性恐在前者之上。關於此點，是幹寶敢擴大史學的層次範疇之原因。推其旨，似乎他提出了如下的學理——史家所耳聞目睹也者，即謂史家本人為事實發生時的當事人、關係人或第一目擊證人。但是曆史上的大事，斷不會皆恰巧全發生於他們身上，為他們所聞見；靠史家感官所聞見之事，實屬有限，此所以謂史家“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由於史家不可能全是上述的角色，即為上述角色，其所撰者亦不過隻是一事件的事實，寬言之亦不過隻是感官所及的“事件史”，與關係“千載之前”“殊俗之表”的全程總體史，相去甚遠。因而，他有意表示史著完成，其重要基礎在史家親所聞見以外的文獻數據，這些數據較親所聞見為多，對史著之完成及完美，價值應在親所聞見伯仲之間，或轉居其上。
第四，經傳、《史記》乃權威性的經典之作，猶且有異說失實之可能，是則實證定論曆史之難，可想而知。然而他認為定論之難，雖“亦前史之所病”，但卻不是表示定論絕不可能，其關鍵即在事實的存真及求真之問題上。因而大力推崇本史不可亡論和及時修撰論所落實的史官製度。亦即表示承認史官與史家及時修撰之大體可信性，及其與定論曆史的關係。
第五，在上述四點的前提之下，他有意表示其搜神之作並非完全無稽之言；且由於其遵循新史學某些方法，故不但是負責任之作，抑且應有所“發明”，以“成其微說”於不可知層次者。
幹寶起碼代表了一部分搜神獵奇之士及其著作，並不是純從好奇風氣或宗教情懷出發的，他們兼由實錄史學的某些特質出發，有拓展史學層次範疇，發明“天人之際”諸問題的意思。當然，他們不認為他們所探究的對象不列屬史學範疇，則他們的著作也就不應列於史學以外。事實上，《五代史誌》將此類作品列入史部，最足以反映此階段對史學認識的一般觀念。今人將此類作品視為神異小說傳奇之類，乃是因古今史學觀念之改變而不同也。就幹寶而言，他是由於其父的寵婢，和其兄之死而複生的刺激，因有此神秘經驗，進而撰集《搜神記》，博得“鬼之董狐”的聲譽的。《晉書》本傳批評他“博采異同，遂混虛實”，應有進一步分析的餘地。
從實證方法而論，今本《搜神記》盡管已非原著之舊，但其條述，明顯的主要是抄錄諸史及經傳百家之言，另一部分則是經由采訪而來之知聞。這些事既屬不可證知者，故其載述當然也乏論證程序。關於此點，前引序已自作說明。[49]因此而言，盡管此書能“言必有據”，但終究不能與實證史學相混。然而，由於神秘主義先天上之不可證知，則其抄錄、訪問所得，乃是其唯一可行之方法。稍後裴鬆之注《三國誌》，亦引用《搜神記》及其同類書，顯示“博采異同，遂混虛實”，乃是此類史學不得已的特色所在，史家固無可突破者也。從內容而論，既無方法可作論考檢證，則無法作事實之確認，隻能“信不信由你”矣。這種層次的東西，原本就是信仰情感之學，與理性實證關係甚薄。幹寶將之與實證史學套上緊密的關係，又從理論上樹立基礎，此所以說《搜神記序》為史學史上之重要文獻也。其內容多從正史而來，複又影響於後之正史，即唐修《晉書》本身，這類內容亦不乏例，是則唐初史臣之批評，正有明於察人，暗於察己之嫌，並非從史學此學術之根本中作檢討也。值得重視的是，幹寶本傳《史臣曰》批評其與孫盛，雲：“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一者表示幹寶之《晉紀》似曾大量載述此類神異之跡；另者表示寧冒家門破滅，直書桓溫“枋頭之敗”，以存史實，有齊太史之風的孫盛，其著作或亦有此類傾向。孫盛若真如此，則此階段對實證定論史風之共識可知矣。《晉書》記述杜預有大蛇醉吐之異跡，陸雲夜遇王弼之鬼而始有玄學的神遇等神異，豈非幹、孫之匹亞，以為可得實證定論者耶？[50]在此“遂混虛實”之間，殆已達至神異泛濫之地；亦即究天人之際，本由無證不可輕棄之觀念出發，反而泛濫成災，危及實證定論之大旨矣。
從《搜神記序》推出的幹寶史學理論，其二、三、四點顯示了史學上重視文獻，並及於文獻的權威性諸問題。史家撰史，除了少部分為其親所見聞之外，大部分需依靠文獻以進行研究，這是論史家及其事實，不得不重視於文獻的原因。文獻在史學的價值，不論其如何權威，在史家作實證推論時，固皆隻能視作證詞，不能因其為聖人所言、名史所記，遽即認為真實無誤。司馬遷似深悉此旨，故盡管畢集“天下遺文古事”，“罔羅天下放失舊聞”，仍強調於必須“論考”和“略推”，未敢輕認事實而隨便推論也。這是新史學實證主義的根基所在，故《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他一再加以提撕強調。繼起名家，達於此旨者亦多。例如，班彪繼劉氏父子及揚雄等人之後，續撰《史記》，即旁采異聞以斟酌譏正於前史，表達其“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之旨；然而盡管如此，班固仍未因其父及諸子權威性的著作而滿意，反而表示父著“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
當然，就史料學角度看，史料因其來源或形成等因素，確有權威等級之別，因而這種認識遂容易流於權威崇拜或文獻崇拜。漢儒獨尊儒學，經典所載、聖賢之言遂有莫大的權威性，揚雄和班氏父子批評司馬遷謬經非聖，雖是就價值係統上立論，但卻含有聖經乃最高權威，不可謬違之意，亦即具有權威崇拜的傾向。例如，揚雄《法言》卷二《吾子篇》末雲：“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使誰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睹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司馬遷既視一切文獻為遺文舊聞，無異包括聖言經文在內，皆一體視之，如同證詞也。在新史學的理論上，司馬遷之是否違聖反經並不很重要，其所違反是否有證據，推論此證據是否合理，這才是最重要。因為史學第一要義在求真，近真或得真始能符合史學之旨。事實上，經過司馬遷的論考略推，《史記》所確立的許多史實，是采自權威之言，其後又為《漢書》所因襲者。是則班氏父子在彼批評史遷，在此則肯定其實錄也。
權威崇拜及文獻崇拜或許可以溯源更遠，但揚、班之風，其近代淵源應與劉向有關，劉向所撰《洪範五行傳論》《列女傳》《新序》《說苑》等，皆本於《詩》《書》經傳所載，此殆為權威崇拜之表現；至於《列仙傳》等，蓋多據諸子百家之言，殆即為文獻崇拜的表現。蓋此類著作，頗有信仰權威，盡信書而未加仔細論證者也。風氣既開，此脈遂行。降至3世紀漢晉之間，權威崇拜似受一挫。譙周承揚雄之言，不滿司馬遷《史記》先秦部分，謂其“揉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因而據“舊典”駁論，撰《古史考》二十五篇，這是權威崇拜的充分表現。當時譙周聲名甚盛，稍後始為司馬彪所駁，凡一百二十二事被批評為不當，所據文獻即本於汲塚出土之《竹書紀年》，前已言之。是則正經舊典，在論證時未必有絕對或最高的價值，於此已有普遍認識的趨勢。陳壽不為師門辯護，殆即為此。權威崇拜受挫，並不表示其風已絕，故7世紀時劉知幾猶力論疑古惑經。
事實上，權威的來源不僅隻限於正經舊典，史官、史家所述，尤其是權威史家或人物所述，亦為來源之一。例如，漢末史家並非隻有蔡邕一人，但據馬日磾和鄭玄之言，蔡邕固為權威史家也。東觀史臣所修國史固為權威性之著作，但不得權威史家如蔡邕之論證，則“誰與正之”？此觀念實足以代表權威崇拜之另一麵。《搜神記》內容，抄自《史》《漢》《三國誌》及司馬彪《續漢書》諸誌者不少，據其《自序》所言，當是相信其人其書之權威性也。幹寶隻是承儒學獨尊地位的衰落，及司馬彪的反駁正經之潮流，將權威對象轉向史家，突出文獻崇拜而已。《搜神記》大體上說，應為好奇風氣和文獻崇拜的混合作品。其序所論，無異鼓吹文獻所言即是事實，若有文獻根據，則可得而采錄其說也。這種言必有據隻能是實證史學的初步，而非其全部。修史若止於此，則無異與實證史學貌同而心異也。但自幹寶《晉紀》，及於東晉南北朝至唐初諸正史，乃至裴鬆之《三國誌注》等，皆可印證此風之存在、普遍及興盛。
盡管此風興盛，史學不亡者仍與實證定論之認識秉持有關。孫盛冒死存實之風；桓玄自撰起居注，有唯恐事實不明之懼；王韶之不避書王氏貨殖作亂之劣跡，書者與被書者皆能尊重事實，為天子所表揚；[51]範曄自詡其書論讚部分之“精意”“奇作”，紀傳部分之“體大思精”，有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之誌；沈約批評何承天、裴鬆之、徐爰等所修《宋書》“多非實錄”“垂之方來，難以取信”；[52]蕭子顯不滿後漢史未能實證定論，遂“采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崔慰祖欲更注《史》《漢》，其學術亦講究“酬據精悉”，為沈約、謝朓等所稱服。[53]此皆南朝實證史學，秉持不亡之顯例也。其間裴鬆之注《三國誌》，頗有繼起幹寶好奇風氣及文獻崇拜之傾向，較上述諸史家尤為明顯，但其人實際上了解史學必須求真存實之大旨，其注釋之內亦頗從事於實證推論，[54]恐因其過分炫耀博學，致有流於好奇及崇拜文獻之效果而已。稍晚於鬆之的臧榮緒，括兩晉為一書，被齊太祖稱為“有史翰”。他曾力主史學必須有“裁斷”，似即針對幹寶、鬆之所代表的史風而來。6世紀陳、隋之際的史家何之元，即直采其旨雲：“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據臧、何之言，事件史或人物史皆各有完整的發展及其因果關係，在其始終本末之間，即須講究論證，以確立事實，及從中選擇銓敘，以達至曆史的重建。若徒臚錄文獻、引述不疑，斯皆不合“史家與其事實”的史學關係，隻成剪貼式之史，如此則真相雲乎哉？重建或定論雲乎哉？何之元撰《梁典》采用分期論，仔細論究梁朝一代發展諸階段，探討其間之始終本末諸關係，殆深得實證史學之旨者也。[55]惜臧、何二子著作今不存，全貌不得而知。但讀其言，則知排比史纂並非上乘史學，史家固須透過論證而有別識心裁，不待劉知幾與章學誠而明矣。
史家與事實之間存有論證的關係，其極致則會發明事實之真相，重建一代曆史。史家欲精確研究事實，提出“一家之言”，此一係列的研究程序，就是“正”的落實表現。其著作盡管隻是“一家之言”，但有可能成為“後代之準”——亦即可能成為後代之定論。國史之含有定論，進而成為正史，關鍵在此，是則一代大典之國史不易修也。
五胡政權亦多有修國史者，國史必須真實而關係定論，此旨大體也能掌握。前秦苻堅在4世紀後期建立史官，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執筆，直載堅母與將軍李威通奸事。後“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其後史官追錄舊語，已十不存一矣。[56]史禍幾生，即因史官論載奸事之真實；當然，史官苟無證據，豈敢如此記述？386年——慕容垂乘前秦衰亡、趁機複國之第三年，詔命董統草創國史。慕容垂後讀之，“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狐）、史（齊太史）之直”雲雲，[57]是則意其未能為定論之實錄也。5世紀中期，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國書》，急於發表，且立石銘刊之，至為來往行人，批評其書“備而不典”，釀成著名的重大史禍。所謂“不典”，意謂不正，不能成為一代大典也。《國書》是否真的“不典”，或牽涉其他因素？容不贅論，要之國史的完成，應是要完備而定論的。一家之言雖可提出，但最好能論證精微，使之成為備要典的定論，《太史公自序》所言的應即此意；而此時南朝名史家範曄之《獄中與諸甥侄書》，自許其書為精奇之作，殆亦含有此意。是則南北國史之實證定論的認識，大體無所差異也。
北朝國史官修，自崔浩開始已成定局。450年發生此史禍，對北朝可謂影響甚大。繼起史官的高允、孫惠蔚等人，皆不敢輕率措意。6世紀初期，崔光長期以宰相修史，臨終勑子弟，謂“史功不成，歿有遺恨”。但史雲其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雲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紀錄時事，以待後人”。臨終遂薦崔鴻。[58]尋其意思，國史不可亡，故不得不修；修之而無成，故有遺恨。但是實證而定論，固為世之難事，需待卓者出，始能有成。崔光之意，實在守前待後，不敢輕為之也。崔光自忖非其才，曾力讓史任於李彪。然而李彪與之長期同在著作，常以國史為己任，臨終亦未完成者，蓋以體例雖定，但艱於論證，不敢輕易告成耶？崔光最後找到“史才富洽”的侄子崔鴻。鴻史學造詣殆可比於李彪。然而他正在研撰《十六國春秋》，隻能竭其餘力照顧國史。宣武帝索閱其書，崔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禮，且既未訖，迄不奏聞”。換句話說，崔鴻以論證未精，恐招至崔浩之禍也。前引前秦、後燕修史，則知此諸國之史皆未精詳，或有削諱，真相不易一究即明。崔鴻後來上表，強調網羅史料、確立事實之難，並強調其努力於“審正”“史考”，一直不敢輕輒完成，茲再略引其表以見其意。表曰：
……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譙周字），才非承祚（陳壽字），然《國誌》《史考》（指《古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
始自景明（公元500—503年）之初，搜集諸國舊史。……暨正始元年（504年），寫乃向備。……區分時事，各係本錄；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誌，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
至三年（506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
崔鴻已自我表明其撰述態度及方法，且聲言直本譙、陳史學論考之風，是則此書在身後始因其子表行，豈是生前“不敢顯行”發表，或世人因崔光貴重“遂不論之”耶？蓋崔鴻窮二十餘年精力，欲將此紛亂訛謬的時代，作一精微高明之整理，以達實證定論之“實錄”水平，上侔史遷、陳壽而已。魏收之批評，殆有誣的嫌疑；收書被指為“穢史”，未必非實也。[59]崔鴻私撰《十六國春秋》即已如此，則其參與撰國史，想亦不會率爾而為。
大體而言，崔浩史禍的教訓，是促成五、六世紀間，北魏史臣慎重修史，乃至有守前待後的心態現象者。但是在此消極因素之外，尚有積極因素，此即在孝文帝鼓勵之下，實證定論的史學精神得以發揚及落實。前文曾提及崔浩案發，太武帝拘究諸史臣及有關人員數百人，其中高允即不避死難，承認國書細部多於其手，崔浩隻是總裁潤色而已。他向太子力辯，聲言：“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是則縱使史禍已起，國史實證定論之旨未泯也。孝文帝於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始親政，即分置左、右史官，並“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複不書，將何所懼？’”是則此“雅愛經史”的皇帝，實有心得於史學，其見上承於高允，故曾屢責史臣以“王言遺滯，起居不修”，認為嚴重失職。他又曾當麵批評史臣韓顯宗說：“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答雲：“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孝文哂之。[60]可知孝文針對崔浩史禍以來史臣之心態現象，積極對史學作補救及發揚也。李彪、崔鴻之徒，於此時代遂有特出表現，良有以也。
史官修記注而直書，不見得就必定真實，尚需印證其他數據，事實始能確立。然而，若能直書無諱，可信性即甚大，並可能即將此事定論，省卻修撰國史的史官或史家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蓋確立事實，不論是修記注或國史，仍將是史家的必需條件及首要責任，關係曆史之推論正確與否、能否成定論甚巨。魏收之史無論是否穢史，但其書多沿李、崔諸人之作，有問題處似多在崔鴻以後史事。《魏書·自序》雲：
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誌。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隆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魏收書成，前上十誌之啟，自言“假複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鹹乖實錄”雲雲。[61]表示他或有直筆存實之心、實證求真之能，隻因私意而在人物褒貶處上下其手。非知之艱，行之為艱也。憑此諸例，則北朝一向對國史之實證定論，認識可知也。
從修記注至國史，確立而直書事實，既為實證定論的第一步，重要可知。然而帝王事跡，民間史家多不之知，或難以確定，故私撰當代國史風氣，在官修製度下日衰退，遂有大賴於史官焉。不過，此類帝王事跡，往往牽涉“國惡”，敏感性甚大，雖帝王鼓勵、史官自勉，猶不敢輕易直書之，雖書之亦不易見容保存也。唐初大舉修五代史，目的在為五代修“正史”，與於眾家晉史之後重修《晉書》一般，俱有標準定論的意義存在。太宗君臣，實悉定論曆史之旨。《貞觀政要》卷七《文史》篇，記載如下兩事：
貞觀十三年（公元638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欲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62]
這是太宗問記注的問題。太宗豈會不知記注為何物？是則此問當別有用心。自述欲觀記注以自我回顧反省，正是用心所在。作者毫不懷疑唐太宗以史為鑒之意，事實上《貞觀政要》所載語錄，正多君臣論史及政，以史為鑒之例。但太宗欲觀其自己的起居注，又明知故問；此則當真別有用心，意不僅在此。第二條記錄雲：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指玄武門兵變），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侍中魏征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以不實，嗣後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63]
據此，則太宗用心殆在欲知史書如何記載其兵變等不善之跡也。他自我提示“六·四兵變”的解釋立場。如此解釋，則史官當然不必“有隱”。據此解釋，則史官勢必奉詔重修，而有正義在太宗的“直書”之美。由太宗弑儲君、劫父皇、屠殺兄弟及其家族的“國惡”，為史官改寫為周公誅管蔡的盛德美功。“實錄”雲乎哉？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史臣，原本即“刪略國史”，以“語多微文”的方式完成此二書，盡管婉約如此，終仍難逃進一步修改的指示，是則史官不敢輕易直書，書之亦不易見容保存，可以知矣。
官修製度，原本是基於史不可亡和史需及時而書兩種認識而建立；國君不得讀其當代國史，則是一種保護史官以使事實得以傳真的不成文慣例，其目的在為實證定論曆史作基礎。這種製度之流弊，容待下章再詳贅。要之，官方的幹預參與，未必就能促使定論曆史的完成。在上述情況下完成的“正史”，真正的意義應為官定標準的官方論曆史，亦即所謂的“欽定曆史”。中國史家欲撰一部定論曆史，乃是司馬遷以來的偉大抱負，即使某些官方亦有此誌，如梁武帝欲撰《通史》以取代眾史即其例，史官製度的建立亦欲為促成其事而創。隻是官方之政教忌諱太多，功用意識太重，遂導至了欽定曆史的偏差。原其種種，皆與司馬遷史學理論有關。由於他提倡實證究明真相，認為在此基礎上始可作精微高明的解釋，以成一家之言；而此一家之言，蓋可涵蓋眾家之說以成定論，遂導致了官方的嚴重關注、幹預以至偏差。
實證定論的國史理論上非不可臻，但在官方領導之下則往往難至，自東漢修史於東觀以來，文飾不實的批評已然出現。光武帝以降，官方逐漸將國史修撰權收回中央負責，魏晉以來因政治勢力削弱，私修再度興盛，迄公元593年（隋開皇十三年），隋文帝下詔雲：“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64]則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重大裏程碑。嗣後唐太宗又破壞了官修製度中的史官保護製度，是則由追求實證定論曆史的正史意義，已隱然偏向欽定曆史的方向發展。此下“正史”，蓋指官方的、標準的而言，與原來的定論意義距離甚遠，“四史”的盛況及其所代表的早期史學精神，日益衰退矣。
這一切的形成及改變，皆出於“曆史是真的”和“史學是求真之學”，可達至定論此認識與信念之上。許慎對“史”字解說，實就此而言；前引揚雄、蔡邕、範曄、蕭子顯、崔光、崔鴻諸例，皆曾用到“正”此一字，是則史之正及正之史，意義應甚明顯，不僅隻是許慎一人對史的了解和要求而已。
或謂對史作如此進步的解釋，殆為漢以降始存在，先秦初造此字時，應未有如此認識也。作者以為不然。孔子褒揚董狐而又作《春秋》，則此學術孔子固已有深度了解。董狐、齊太史兄弟、南史氏等，皆為此學術表現特出而為後世所知的幸運人物而已，猶如4世紀時，芸芸史家之中，南方的孫盛和北方的趙泉、車敬等少數人以直筆而得留名。方之周代中葉，或許如董狐等人仍多所有之，隻是未蒙逼害，不為吾人幸而知之耳。周代金文之史字，殆當承自殷代甲文之史字，殷、周對史字賦予的形義結構，未必即與漢代不同。許慎所謂史乃“記事者”及“中，正也”，顯然有承自周代意義之處，董狐、齊太史等，正是記事者及所記正確者，乃至能秉持正確態度以記事者也。按《說文》：“持，握也。”“握，搤持也。”《段注》：“搤，一曰握也。”是則“持”字乃指握持、秉持而言，而非所謂“允執厥中”之“執”。
換句話說，“從右，持中”也者，蓋指記事者以手秉持正確的態度，以書寫正確之史實也。史之為義，許慎釋之雖簡，但其字兼指撰史者及其態度和內容三者而言，應可無疑；亦與周漢之間，此學術之一脈相承而被認識者相合也。揚雄《法言》開章即雲：“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鹹無焉，為眾人。”古人以身體力行的事業作其言教，董狐、齊太史、孔子皆以著作證其學，馬、班、陳、範此漢晉諸子繼之，皆學之上也；許慎言之，是其次也。然許慎謂“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全句，應含史家與其史實之旨，亦含實證定論之義，“正史”的意義應從這裏推尋。揚、許、蔡、範諸子之言“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餘非有意附會，所釋當與不當，“誰與正之”？
[1] 許世瑛曾對《七誌》《七錄》及《五代史誌·經籍誌》之關係，頗有論述。但其人論述之間，頗有濃厚的正統意識，所以對七分法如阮錄收列佛、道，指為方外之書，非真正之七分法；確據七分法者，隻有王儉一家雲雲（其說詳見其《中國目錄學史》，頁36～45；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年10月版）。鄙意學術分類非如世俗宗教，不宜有方內、方外之分。阮孝褚《七錄》收入佛、道二錄，正得探究人類學術總體而辯章之的要旨，也正是他超越王儉及前賢之處，許氏持據正統意識而辯章學術，殆有不當，是以較不易察見人類學術之真正問題，對孝緒之卓識有所蔽也。孝緒《七錄序》原對此問題有所解釋，但其論方內、外實非根據正統觀念，而是根據學術之範疇層次，二者不宜混亂；可詳見《七錄序》，收入《廣弘明集》，卷三，頁11～12。
[2] 蕭繹乃武帝子，昭明太子之弟，與蕭子雲，裴子野等人為布衣之交，著作等身，屬於史者亦不少，請參見《梁書·元帝本紀》，卷五，頁15C、15D。引文見其名著《金樓子·戒子篇》，卷二，頁12B～13A。又唐修《五代史誌》，即列其江陵藏書為重要目錄學之一，此為經侯景之亂後官方尚存者。至於其私家藏書即達八萬卷，見《金樓子·聚書篇》，卷二，頁16B。
[3] 這段分析及司馬遷對壺遂的辯解，可參考本書第四章《司馬遷的新史學及其觀念意識》。
[4] 鄭樵有不少意見欠通或不妥。茲舉接正文引文之後，論“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批評史遷“局蹐於七、八種書”故“博不足”，《史記》“全用舊文，間以俚語”故“雅不足”為例。按：博雅並非大著述成功的充分條件。讀書博者未必即有所得，行文雅者未必就能成一家之言，鄭樵可說對讀書創作的真義，並未有真知灼見，觀念之錯誤，遂使其書有淪為百科全書之嫌。再者，史遷是否僅“局蹐於七、八種書”？是否“全用舊文”？參見潘重規先生所撰《史記導論》（收入杜維運等《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頁213～254），即可知其大誤。至於“間以俚語”，應是傳真的史才所在，為述史之正法，劉知幾《史通·言語篇》最能彰明此義（詳見《史通通釋》，卷六，頁149～158）。由此觀之，鄭樵隻是泛讀《史記》，並未完全深入了解於史學也。《通誌》據台北，新興書局影印本，1963年10月新一版。
[5] 由於有《春秋經》在，司馬光不敢“僭聖”，故上限斷自周威烈王；又由於政治敏感，下限止於陳橋兵變以前。這是缺頭缺尾之憾，與其政教意識有關，當時其助手劉恕即大表反對。《通鑒》全書依朝代分紀，稱為《周紀》《秦紀》《漢紀》等，方式及名稱則頗效法於荀悅之《漢紀》及袁宏之《後漢紀》，故連內容也如此二書般，偏重了政治軍事。關於這些問題，作者曾為時報公司改寫《資治通鑒》一書，於該書上篇有淺近的說明，或可參之。該書列為《中國曆代經典寶庫》叢編，1981年元月出版。
[6] 鄭樵《通誌》上起三皇，下至楊隋，文化製度則下至唐朝，對五代及宋不敢論述。《通誌·總序》自我解釋雲：“《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雲。”（頁誌3下）。
[7] 詳見《文獻通考·自序》，頁考3中。
[8] 參見《文獻通考·自序》，頁考3上。所謂“理亂興衰”不僅是軍、政之表現，實即在某個時空之下，人文群體大我的表現，其變動的原理是可推尋的，人類的經驗亦可重演，如此者曆史始得有鑒誡之功能。即以晉之得國而論，明顯的乃是遠法漢朝王莽的軌轍，近因漢相曹氏父子之故事；至東晉元帝開國及偏安，仍與東漢光武及蜀漢昭烈有所相似因襲之跡，前已論之。斯皆人類經驗的重演，而非人事的再生。馬端臨不通之處，於此不便詳辯。
[9] 參見《隋書》，卷三十三，頁956～957。
[10] 子顯原為齊宗室，兄弟皆以文史著名，尤以子顯、子雲二人為最。子顯著有《後漢書》一〇〇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代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另有文集二十卷行世。引文詳見其傳，附於其兄《蕭子恪列傳》，《梁書》，卷三十五，頁51A～B。
[11] 參見《史通通釋·六家》史記家條，卷一，頁18。
[12] 知幾所讀乃六百二十卷本，與《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史部所錄版本正相同。但唐初修《五代史誌》，其《經籍誌》史部，則明書四百八十卷，並注明“起三皇，訖梁”。是則此書在七、八世紀之間，有新、舊版本之異。兩版本何以相差一百四十卷之多？所差者是否即《史記》之一百三十卷，及其補作（如《史記》並無《三皇本紀》，而起於五帝，可見先秦以前部分曾有補充）之十卷？作者未敢妄斷。
[13] 吳均在何年開始工作不詳，但他先任建安王蕭偉的揚州記室，然後又曆轉遷坐免諸事，始奉詔撰《通史》。據《南平元襄王偉列傳》，偉於天監六年至七年（507—508年）刺揚州（參見《梁書》，卷二十三，頁35A），是則奉詔事當在七年之後也。草稿事，詳見《吳均列傳》，《梁書》，卷四十九，頁69B。
[14] 前文曾論沈約勸梁武帝“作賊”，以免齊和帝穩定後無人“同公作賊”。學問如梁武帝者，當必了解於此，亦心虛忌諱於此。據《梁書·武帝紀》，並不解釋梁武帝為齊明帝“佐命”，僅謂梁武帝於明帝時以戰功累遷至都督雍州。明帝崩，子東昏侯立而政亂，梁武帝遂有“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之誌行；及至東昏侯為兵變所殺，和帝（明帝第八子）被擁立，落入梁武帝之手，翌年遂依魏晉故事受禪。蕭子顯撰《齊書》，盡管是齊宗室身份，為父作佳傳，竟至推崇其父為“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子顯乃蕭道成孫、蕭嶷子，故為其父獨立作傳而美盛之，可參見《齊書》，卷二十二《蕭嶷傳》；此為《齊書》繼皇後、太子之後，第三個列傳也）然於事涉梁武帝之處，下筆甚謹慎，不敢違犯梁官方之解釋，甚至反而劇論於明帝、東昏侯及和帝三主。由此觀之，吳均書為梁武帝所惡，可以想知。至於劉之遴的學識交誼，可參其本傳，《梁書》，卷四十，頁56D～57A。
[16] 陸瓊任官著作，詳見《陳書》及《南史》本傳。二傳皆未提及瓊成《陳書》，《五代史誌·經籍·史·正史類》則列之，謂該書“訖宣帝”（《隋書》，卷三十三，頁956），是則為陳史未完備之作，故有姚察父子之再修也。
[17] 參見《魏書·高佑列傳》，卷五十七，頁129A、129B。
[18] 詳見本書第十二章三、四、五節。
[19] 參見《史通通釋·補注》，卷五，頁132～133。
[20] 可詳見《宋書·謝靈運列傳》（卷六十七，頁179A），沈約《宋書·自序》（卷一〇〇，頁244A～B）。《南齊書·臧榮緒列傳》（卷五十四，頁88B），及《梁書·蕭子恪列傳》（卷三十五，頁51B、51C）。
[21] 詳見《史通通釋·六家·漢書家》，卷一，頁22。
[22] 詳見《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中、下，《上朱大司馬論文》，《與汪龍莊書》等篇。
[23] 《書教》分上、中、下三篇，詳見《文史通義》，卷一，頁7～16。
[24] 對章學誠的史學觀念，可詳見餘英時先生《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曆史思想》（收入其《曆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9月初版，頁167～221）；及傅振倫《章實齋之史學》，《史學年報》第五期，頁127上～145下。引文詳見上引《答客問》中。
[25] 劉知幾於《史通》，卷十一之《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中，即頗抱此旨而評論之。
[26] 《晉書·王隱列傳》對其人格及史學，嚴格說乃是泛陳而未深究。正文所引引文，正足以見王隱之精神學識，本傳反刪約言之，此為唐初史臣乏識之處。《祖納附傳》既已載之，王隱本傳從而又贅述，且將其足以表示人格學識之處刪略，是則唐初史臣不但有乏識之虞，抑且有蕪舛不倫、文體混漫之處也。他們批評王隱《晉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不知他們如何得知何者為王銓所作，何者為王隱之作？王隱繼父業多年，又博學多識，人格高尚，時人許為“史才”，何以其劣竟至於此？是否與虞預盜其原作，而又以政治力量排擠及誹謗他有關？《五代史誌》謂王隱《晉書》本有九十三卷，當時所見乃缺殘之八十六卷，唐初史臣所讀隱書必此殘缺本，是否又因版本問題使他們對王隱認識有所偏差？試比較《隱傳》及《祖納附傳》，當知此事或涉及一段王隱與虞預，及王隱與唐史臣之學術公案。
[28] 王韶之（380—435年）撰史時二十餘歲，曾經曆淝水之戰、桓玄之亂等。因私修《晉安帝陽秋》，聲譽鵲起，《宋書·荀伯子列傳》雲：“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指伯子），舉作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參見卷六十，頁165B）是則韶之成為晉末最後史官之一的因緣在此。他後來助劉裕弑晉安帝，即累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由助理成為大著作矣。他是劉裕的禦用文人，宋朝建立，複掌《宋書》，故為劉宋之最早史官。但此時他對晉、宋之際的史事，是否仍能直筆？竊可疑也。（正文引文詳見本傳，頁165A、165B）韶之另有《晉紀》十卷，與前書皆為編年史之著作。
[29] 東晉史官重建，約在321年（元帝太興四年），由王導提議，幹寶為首任史官，但東晉首先創議重建史官的是祖納而非王導，而祖納則因王隱的影響而提議。據前述《祖納附傳》所述，納在元帝未即位時提出，故稱司馬睿為“大府”。司馬睿在317年（建武元年）即晉王位，翌年即皇帝位。據《晉書》，卷六《元帝紀》建武元年十一月丁卯條，是時“置史官，立太學”，其實二者皆空有其名。但史官之重建，確為王隱影響祖納。祖納時為司馬睿軍諮祭酒，甚見寵遇，故又影響了司馬睿，故有“置史官”之舉。可能由於鍾雅之言，格於政局未定，空立史官而實未除人。及至王導時再建議，遂由導推薦幹寶，捷足先登史官之職。待幹寶不旋踵求去，始複以王隱、郭璞繼任也。又按：據《晉書》，卷六十二《祖逖列傳》及卷一〇〇《祖約列傳》，祖氏及範陽舊姓高門，祖逖擊楫渡江，對晉室有中流砥柱之功，王敦久懷逆亂而不敢反者，蓋畏逖也。321年——史官正式重建之年——逖卒，同母弟祖約代領其眾，王敦翌年即反。祖約與祖逖親愛，但對異母兄之祖納則頗疏遠。納不能平，頗向元帝說祖約有“陵上之性”，諫勿假以權勢以成亂階，引起兄弟之間忌恨，而朝廷棄納。是則史官正式重建之時，正值祖納失勢，王隱不能成為首任史官，或與此有關。
[30] 參見《後主傳，評曰》，《三國誌》，卷三，頁902。蔡邕事件及引文，詳參本書頁198～200。
[32] 詳見本書第十章第一節。
[33] 高允不但承認修史之責，且為崔浩辯，實有大史家之風骨。他後來再度主持修史，卻未見有譽，恐其才隻是記注之才，缺乏如崔浩者領導所致。可詳見《魏書》本傳，卷四十八，頁109C～112C。班彪史才似不及其子，有偏向記注之虞。但其論“殺史見極”，深有古代大史家之風（詳見《後漢書·彪傳》，卷四十上，頁1324～1327）。高允似深於班彪而淺於史遷，故風骨史才亦與彪似，終難完成完美之史著也。
[34] 詳見本書第十章第三節。
[35] 令狐德棻乃宜州人，河西高門，引文詳見《舊唐書·本傳》，卷七十三，頁3325D。
[36] 詳見《隋書》，卷三十三，頁953～957。
[37] 《上三國誌注表》全文列於《三國誌》，頁1471。本書曾引此表，並略有分析。
[38] 詳見《漢書》，頁3。該《敘例》尚有多處批評舊注者，不贅引。
[39] 琅邪顏氏以忠義稱著。顏含從晉元帝（當時為琅邪王）東渡，官至侍中、國子祭酒。六世孫顏見遠不滿蕭衍篡齊，不食發憤而死。子顏協乃湘東王（梁元帝）僚友，頗長於經學，曾撰《晉仙傳》五篇。（均詳見《梁書》，卷五十《文學·顏協列傳》）協子之儀和之推皆傳家學。梁末動亂，顏之推輾轉入仕北齊，齊亡入周，終至仕隋。（詳見《北齊書》，卷四十五《文苑·顏之推列傳》；之儀則見《周書》，卷四十；兄弟二人亦合見於《北史》，卷八十三《文苑列傳》）之推名著之一即《顏氏家訓》，在北齊時生有思魯、敏楚二子。思魯以儒學顯，唐太宗為秦王時之記室參軍，師古即其子。自曾祖顏協以來，顏氏一直以文、儒見稱於世，列入文苑中人，師古也曾為太宗早年的敦煌公府文學。但師古另外又以“尤精訓詁”見稱，他注《漢書》的工作甚受其叔父顏遊秦所影響（遊秦著有《漢書決疑》十二卷，即為師古所本）。師古於貞觀中完成《漢書注》，實與家學素養有關，故能立被見重。師古兩《唐書》均有傳（《舊唐書》，卷七十三；《新唐書》，卷一九八，列入《儒林列傳》），詳略互見。
[41] 例如，勞幹曾在1957年發表《史字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一文，開章即引許氏言，而作句讀雲：“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由於標點似有錯誤，故引起其推測上的錯誤。他將“中，正也”合為“中正也”，遂使其聯想到“無形之物”，甚至誤解江永、章太炎之說，謂“認為史字所從仍是中字，但不是‘中正’的，有江永，而章太炎推衍其說”雲雲。按其所引江、章二文，二人蓋就“中”字作解釋，應無認為“中”是“中正”之意，勞氏有曲解之嫌。勞氏對其自己為何將“中，正也”斷為“中正”，“中正”究何所指，本身反而沒有解釋，頗令人訝惑。該文既有誤會許慎之嫌，又有曲解江、章之意，從而強附“中”乃指弓鑽，全文可待商榷處實頗多（該文收入杜維運等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頁30～40）。1963年戴君仁發表《釋“史”》一文，就勞文的基礎上再推，竟雲：“史字從中，許說是中正之意。史官的態度，應當中正不阿，這種意義很好，可惜造字時的用意，卻不如此。這是道德觀念發達以後，才有史從中正之說。……”（收入同上集，頁17～29）斯則“中，正也”變為“中正”，“中正”意指“道德觀念”矣，沈剛伯複於1970年發表《說“史”》一文，再度蹈勞、戴二人說，謂“這種手持中正之說，當然是受了‘允執厥中’的影響；如此進步的政治思想絕非遠古初創文字的人所能有的”雲雲（收入同上集，頁7～16），是則“中正”又變成了“政治思想”。此其間，李宗侗發表《史官製度——附論對傳統之尊重》一文於1965年，對此諸說似乎有所檢討，但終究仍墜入批判許慎“以中為正實在錯誤。因為中正是表示無形的對象”此一陷阱之內（收入同上集，頁65～109）。迄至在其《中國史學史》一書之中，仍本是說斷言“許君釋中為正，象無形之物，去古人心理過遠”（該書據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12月新一版，頁2。其《自序》則寫於1953年）。李氏該書若底成於1953年以前，則勞、戴、沈三人皆承其說而訛謬者也；訛謬既成，故李氏最後發表上文仍未有檢察於此者。徐複觀先生於1977年發表《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治學方向不同於上述諸人，也更正了許慎“中，正也”變為“中正”之誤，不過仍然雲：“‘中正’是記事時的態度。……這可以說是許慎對史的了解及對史的要求。”（收入同上集之三，頁1～71）雖由“道德觀念”“政治思想”進展至“記事態度”，但仍是因“中正”一詞聯想而生的“無形之物”也。諸人所言，恐不易成立。
[43] 詳見本書第八章第三節。
[44] 王導疏參見本書第九章第三節，《中庸》語見《四書集注》第二十九章，（頁26），溫嶠疏見嚴可均校《全晉文》（卷八十，頁5B）。至於曹丕兄弟，可參丕之《典論·自敘》及植之《與楊德祖書》。
[45] 曹氏兄弟這方麵的文章極多，無慮一一分析。曹植曾撰《辨道論》（見丁晏編《曹集銓評》，卷九，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4月初版，頁155～159），討論自傳說為歲星降生以下諸種神異問題，至於他當代的左慈、甘始、郗儉諸方士的神秘行為；並曾以郗儉等做試驗（儉善辟穀導引，植絕其穀百日，躬與之寢處，儉仍行步起居自若），始提出結論。曹植最後是歸結於人的體質及勞養之問題，表示仍不可信，謂“家王（曹操）與太子（丕）及餘兄弟，鹹以為調笑，不信之矣。”曹丕《典論·論郤（郗？）儉等事》亦引植此文暢論這類事情（詳見嚴可均校《全三國文》，卷八，頁5B～7B），結論亦同於其弟，並笑劉向等雲：“古今愚謬，豈唯一人哉！”拙著《曹操父子的生命體驗》頗述其兄弟試驗方術之事及其結論（台北，《曆史月刊》二十一期，1989年10月）。但兄弟二人感於社會人生之大我的破滅，轉而追求小我之人生；然而終又因故友門人之突然逝世，痛感小我人生亦不能常存，即令小我人生雖降至“及時行樂”的層次亦不可得，對此最後的幻滅，隻有訴諸方外遊仙之想也。曹丕先後與吳質、王朗諸書，最可表達此感受。是則知好奇神秘之風，在魏晉以降複熾，顯與人生消極有密切關係，初不論其人是否相信此類事跡也。
[46] 曹丕此作見《五代史誌·經籍二·史·雜傳類》（《隋書》，卷三十三，頁980）。丕之《典論》，頗多論史之作，《典論·自敘》亦自言畢覽《史記》《漢書》，則曹丕亦深於史學者也。張華《博物誌》、葛洪《抱樸子》、幹寶《搜神記》諸書，類引曹丕言神誌怪之說，顯然有承受之處。
[47] 參見《法言》（台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1978年7月新三版）《重黎篇》（卷十，頁28）及《君子篇》（卷十二，頁39～40）；前者論“神”，後者論“仙”。
[48] 詳見《法言·君子》，卷十二，頁38。
[49] 《搜神記》之序，本文引自《晉書》，卷八十二《幹寶列傳》，該序文字略與世界書局所據之《百子全書》新校本異（1982年9月七版）。此新校《搜神記》的內容，已非昔日原本，但其條述諸事，尚可印證原序及本人正文所言。
[51] 王韶之係出琅邪王氏，曾祖廙乃王導從弟（詳見《晉書》，卷七十六《廙傳》）。韶之撰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王珣乃王導曾孫，廞亦王導曾孫，珣之從弟（詳見《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列傳》，《宋書》，卷四十二《王弘列傳》及卷六十三《王華列傳》）。是則以《晉安帝陽秋》博得“後代佳史”之譽的王韶之，是自書本家劣跡也。及至宋世，珣子弘、廞子華掌權用事，韶之懼為所陷，但弘等卻抑其私憾而不害之，兩為宋文帝所嘉（詳見《宋書》，卷六十《韶之本傳》）。此事表示雙方皆尊重事實，並尊重史家之存實也；而宋文帝亦有意表揚此風。
[52] 詳見範曄《獄中與諸甥侄書》，今多已收入《後漢書》為代序，另裴鬆之奉詔繼何承天修國史，但未及撰述而卒，其曾孫裴子野立誌繼承，遂有《宋略》之作。是則宋修國史，鬆之貢獻似不多（詳見《宋書》，卷六十四《鬆之傳》及《梁書》，卷三十《子野傳》）。劉宋國史之撰，實以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為主，尤以徐爰用力最大（詳見《宋書》，卷九十四《爰傳》）。沈約之能快速完成《宋書》，實因徐爰等人已奠好基礎（《二十二史劄記》，卷九《宋書多徐爰舊本》條已曾討論）；至於沈約之評論，詳見其《宋書·自序》（卷一〇〇，頁247B）。
[53] 子顯附見《梁書》，卷三十五《蕭子恪列傳》，慰祖事見《南齊書》，卷五十二本傳。
[54] 鬆之曾因私碑“有乖事實”，寡於“取信”，建議禁裁管製。其最終之目的，蓋以碑銘為史料重要來源之一，為將來論證之基礎，欲“使百世下，知其不虛”，則必須維持其可信性也。故知鬆之亦有識於實證定論之旨。詳見《宋書》本傳，卷六十四，頁172B。
[55] 裴鬆之生於372—451年（晉簡文帝鹹安二年至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臧榮緒生於415—488年（晉安帝義熙十一年至齊武帝永明六年），蕭子顯、崔慰祖皆後於榮緒，何之元則為南朝末葉史家。之元撰《梁典》，其序即細述分期之意和引用榮緒的名言；詳見《陳書》本傳，卷三十四，頁45B、45C。
[56] 見《晉書·苻堅載記上》，卷一一三，頁301B。事在381年，前秦建元十七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約在孫盛書桓溫之敗，習鑿齒被陷入秦之時代也。追錄事詳見《史通通釋·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59。
[57] 詳見《史通通釋·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58。
[59] 崔鴻之表和魏收之評，詳見《魏書》，卷六十七，頁154B、154C。按崔鴻約在500年開始研撰，506年稿成九十五卷，至522年購得常璩書，然後得以完成。崔鴻於孝昌（525—527年）間卒，書迄未發表，是則二十餘年之間，其書始成也。生前不敢顯行其書的原因，鴻已自述，行徑殆如陳壽當年。崔光早已在523年卒，崔鴻豈得挾伯父聲威？若其書真有大謬，執事者豈遂因崔光故而不論之？魏收謂此書“多有違謬”，所舉者亦不過年代差異者三例而已。是則魏收應有厚誣之嫌。
[60] 詳見本書第十章第三節。
[61] 《魏書·自序》見卷一〇四，頁235C；《前上十誌啟》，見頁1。
[62] 詳見《貞觀政要》卷七，頁7B～8A。《通鑒》係此事於貞觀十六年四月壬子（卷一九六，頁6175），並加“太宗曰：‘誠然！’”一句。台北，“中華書局”明校本，1979年7月台三版。
[63] 《資治通鑒》將此條係於十七年七月（卷一九七，頁6203）。《唐會要》（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11月三版）《修國史》類，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初由褚遂良讀之，太宗感動，仍遣編之秘閣，並賜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卷六十三，頁1092）。是則《政要》殆係二實錄勅撰之始，《通鑒》則係其成書之時。
[64] 見《隋書·高祖紀下》該年五月癸亥條，卷二，頁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