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前幾章討論司馬遷的新史學諸問題，其中曾引用柯令吾和卡爾的論釋，以幫助了解。實證與定論的關係，實即牽涉柯令吾所說的實證主義兩階段——確認事實及建立通則；亦即與司馬遷的論考行事及成一家之言的關係，大約指向相同也。這也與卡爾所謂的事實與結論大體相同。然而事實不會說話，結論也不會自成，非透過史家則皆為子虛烏有，是則卡爾在其《何謂曆史》（What is History）一書中，首論《史家與其事實》（The Historian and His Facts），顯為深思之舉，其內容亦值深思之。
卡爾首章論述，值得推究的問題如下：
第一，定論曆史是否有出現的可能？卡爾開章即引用了兩位名教授的不同意見以提出問題。這個命題是否可能成立，鄙意其關鍵不在是否已掌握了所有數據，及利用之以解答了每一問題。真正的關鍵，應在史家究竟有何重要問題？是否掌握了足夠的資料，而其充足的程度足以讓史家解答這些問答。假若史家不能掌握曆史發展的重要問題，或者史家不能掌握到足夠的資料；其書成之後，新史料層出不窮，而這些新史料足以推翻或重大修正先前的記載，則定論曆史當無可能出現，亦恐將永無可能。其次，自從20世紀克魯齊（Croce）提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若每一史家皆從其當代著眼，則問題必然層出不窮，也難有完全解決的一日；執此而言，則定論曆史也永不能定矣。
第二，卡爾引用19世紀蘭克（Ranke）的名言——史家之職責僅在說明事實的真相；尋而又引《牛津英文小字典》對“事實”下一定義，說事實為“與結論有別之經驗的資料”。他評論此為“通俗史觀”——曆史由一套已確定的事實所組成——屬於經驗主義的及通俗的史學派觀念。這派史家往往將事實和見解分離，先弄清事實，然後再從中推出結論。卡爾對此不表讚同，論據有兩點，即：史家的要務不在確定事實，那隻是史家的必需條件；事實的確立須靠史家的先驗決定，透過史家的銓敘選擇始構成曆史。因而，他對相信曆史事實能客觀而獨立地存在於史家解釋之外的說法，認為是反常的謬論。
鄙意事實的確認是否為史家之要務，這關係著曆史是否為真的，及能否有定論此二問題，應為不可輕視者。其次，事實本身就是事實，史家的銓選意謂史家化事實為史實，隻關係其能否成一家之言。各史家銓選事實以使之成為史實，此即應為卡爾命名本章為“史家與其事實”而標明His Facts的用意所在，亦即史家各據其所銓選的史實，得各自成其一家之言也。誠然，史著貴能成一家之言，但事實是否有那麽多差異存在？史學是否對基本史實的確認存有很多異見？終致能各取所需，所需亦取之不盡，使許多“一家之言”同時出現？這裏應有很大的疑問。而事實上，這些問題卻又關聯到一家之言是否可能成為定論此問題。
此處無意深入牽介於歐美史學的爭辯，隻欲借此提出問題，回首觀察於中國而已。
曆史之能否定論，端視史家能否掌握足夠的資料以作推論；而數據的實質意義就是事實——從數據中確認事實。誠然，事實並非就是史實，但事實卻是過去真實發生過的事，因而事實之本身即是曆史。就此而論，曆史是客觀而獨立於史家解釋之外的。然而，人類過往發生過的事實是如許的多，完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是幾乎不可能之事，真正的完美主義，是就充足的數據中確立事實，並須透視其曆史意義，選出具有重要關鍵性的事實作為史實，以裨進行推論，重建人文群體的總體全程真相。就此而論，卡爾所謂的曆史事實不能客觀而獨立地存在於史家之外，說法始或可能成立。因為事實與史實不同：事實是過去發生過的事，客觀而獨立的存在；史實是經過史家賦予曆史意義，以作銓敘解釋之用的事實，多少帶有史家的人為因素。此差異不能明，則無以論曆史之實證與定論也。
試作一問，史學究竟是什麽？它與曆史究竟有何不同？解答這似小實大的問題，作者不欲旁征博引，浮示其所謂博雅的工夫，而欲建議讀者回頭重參本書之前幾章。由此可以做出一扼要的解答，即：曆史乃是一切過去發生過的事，人類的曆史則是一切之中，人類過去發生過的行為，而不論其是否有數據保存下來，或人們是否透過此數據獲知其真相。人們欲知悉過去的真相，探究其關係，由此產生的學術即史學。因此，曆史是事實，而史學則為事實之學。理論上說，事實不舍晝夜地逝者如斯，不能重演，則任誰也絕不能知悉其所有一切，史家運用其史學也絕不能斷言其所知者即為事實的絕對真相，由此也就絕無定論曆史可言。然而從實際的學術角度看則不盡然：
第一，事實雖浩瀚，但史家不必全部地纖芥畢悉。史家隻需掌握足夠的數據，以確立其中一些重要的事實，從而選擇出來，賦予曆史意義，用以銓敘解釋，即可推究出其因果關係，重建其真相的大體。知道曆史的全部事實意義並不大，此大體的真相才是價值所在。而且由於史家及其史學若能盡精微而極高明，則此大體的真相遂有接近，或符合曆史客觀體相之可能；因為既無人能斷言其所究知者為絕對之真，同理也很難斷言其所究知者不能近真或得真。由此而言，史家銓選及論證事實所成的一家之言，殆應有終極定論的可能。
第二，史實透過史家從事實中產生，是則確定事實進而確認史實，不但是史家的必需條件，而且也是必需責任。卡爾本人也認為愈是近代的史家愈有此責任。[40]這種認識與史不可亡意識結合，正是中國史學特色所在。史官修撰當代國史，所記者當非無意義之事實，而應為他們認為有曆史意義之史實，這是官守職責所在。先秦時代，這種史官製度即已存在，他們記錄當代曆史時已揚棄了許多無意義的事實，隻對他們認為是重要的、有曆史意義的事實始加記錄；在他們來說，此即史實，有責任將之確認保存下來。漢以後史官重建，正是遵循此種觀念意識，走同一個方向。先秦史官為了確保史實而盡忠職守，至有不惜甘冒政治逼害者，如本書《緒論》所舉之董狐及齊太史兄弟是也。由此觀之，中國古代史官基於職責所在，乃至以生命換取史實之真實性，無異表示了：史實必須真；且唯其為真，故能定論的意義。
綜而言之，事實是否得真存實，這是史官及史家的首要問題。他們推論史實能否接近或符合客觀的曆史體相，則又是另一問題。事實確立層次與史實推論層次是一體相連的；中國傳統的史學觀念，不但對此有深入的認識，抑且似乎很清楚地了解到如下概念：事實為真，故能定論：推論既真的事實，其精微高明之真切處，亦可得使其解釋說明成為定論，此即劉向等所謂“實錄”之旨，顯然的是，事實不正確則將無定論之可能，史實正確而推論欠當亦然，如何處理確立事實以至推得結論的一貫係列，使之精確定論，正是中國史家的職責及義務所在；也是傳統史學精益求精，至出現史學批評，講究才、學、識、德四長的基因所在。史家扭曲、篡改、抹殺事實等表現，由於關係曆史能否真實及定論的第一關鍵，故曆來最為批評之焦點，是史家及其史著接受批評最苛之處和原因。史家講究一貫係列的處理，並不意味一貫係列不可分割進行。兩漢以來，官修起居注等即是分割一貫係列，負責產生和確立事實的工作；修撰國史則是負責推論和完成的工作；梁朝以降的修實錄，則為上述兩者之間的中介性工作，故官修製度實即一貫係列的分割分工製度。隻是，站在完成的角度上，任何史官或史家，皆必須能掌握一貫係列的全部程序而不可分割耳，否則將會影響於其著作的精確及定論也。
中國古代史官有忠於確立事實及保存史實的精神，這是中國史著大體可信，及在政教力量下大體仍能維持其學術獨立的最後憑借。但是，這種春秋精神的表現，並非為每一史家，尤其史官，所能絕對秉持和發揮的，因而史實——經過他們選擇及記載下來的事實——也就未必全皆可信，全皆真實。而且，國史的總體絕非就是官修的祀戎政教、帝王將相的內容所能涵蓋；民間的各種發展，另有資料產生及提供的管道，它們甚至可以印證官史之信實性和補救其疏闕性（官修由於觀點立場而疏忽或根本缺乏了某些史實的記述），此即異說異聞之所以形成。就史料的大體價值言，異說的權威性往往不及官方的雅言；但就論證而言，則殆無大差異。史家欲完成其含有定論意義的曆史，則勢須講究於此，不能偏信官方或聖人君子的言論記述。司馬遷在史文幾絕的情況下建立其新史學，所念念不忘，一再提撕的，即在於此。恕再詳引其文，以見其概。《史記·太史公自序》末雲：
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他最後所欲表白者，乃是指出史學是從一切資料開始，對此所有證物證詞推論考證，以確立其事實，終至發掘此中有意義之史實加以高層次的推論，以至於完成一家之言。這種經過一貫係列論證程序所形成的曆史，他謙稱、事實上其性質也確隻是“一家之言”——是許多異說中屬於其自己一家的係統確定與解釋。然而，《史記》既是經過上述全部程序的製作，若其能發揮精微高明之盡致，則此“一家之言”理論上固有達至終極定論之可能也。司馬遷在謙虛的同時，亦極強烈地表示了其此自信——縱後世聖人君子複起不惑吾言之自信也。稍後致書任安，書中再度強調於此，乃至謂“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萬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此書已完成並已開始流傳，今後所待者，乃是當世及後世聖人君子之質正確認，乃至繼起而已。
揆諸史實，續修《史記》諸子稱之為“實錄”；尤其班固《漢書》亦頗有將漢定論之意，而竟大錄《史記》之作，即無異從批判的認可進至事實的認可，以實際行事宣布司馬遷新史學的成立，及其所確立的事實和推論解釋，不但“成一家之言”，抑且大體成定論也。中國“正史”含有“定論曆史”之意義，可說自司馬遷開始即已表明，新史學運動諸子經印證而確認。以下諸正史或許不盡人意，但也不盡令人失望，即以近代新史料發掘層出，問題累生，可以另以新方式修正部分史實，甚至可以用新觀念另作係統解釋，但果能推翻曆代正史另起爐灶耶？研究國史能不從正史入手，作主要基礎耶？餘甚惑焉。然後知正史之可貴，及其因定論意義所展現的價值之可取也。
此義既明，茲就漢魏以降，史家在這方麵的觀念表現，略析如下：
許慎《說文解字》雲：“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這句解釋，引起後人許多分歧的意見，有以文字學解釋者，有以“中”字象形所指之實物作推測者，甚至有人誤會為指“無形之物”，以為指道德思想等，從而否定批評之者。[41]鄙意解釋許慎此語，當從漢晉的史學發展上探尋。“從右，持中”應為許慎解釋字之形義及結構者，或許不指“右史記動”此記事角色而言。但“中”之為義，則許慎釋為“正”。“正”之為義，許慎雲：“正，是也。從一；一以止。”即是“是”之意，是則所謂“正”，乃相對於“不正”而言，含有是否適當，是否正確，實事求是之意。觀司馬遷之言，其自表《史記》即含有事實正確及推論恰當，可成一家之言，俟聖人君子察其言而不惑的意思。班固以前諸子，推崇其書為“實錄”；用班彪之言，即指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也。比事推理，至如此恰當相稱，此應即“正”之意，也是“是”之意也，可以“從一”為一家之言，及統一之定論，使異說眾言“一以止”者也。《史記》被稱為“實錄”，而“實錄”含有“正”史之意，蓋漢代史家已蘊含此理念矣。是則“正”之為義，非言“中正”，更遑論道德觀念、政治思想之類矣；其義起碼應指確立事實，及選銓史實以恰當作推論解釋而言，亦即指事之確立及論證而言。
張衡上疏請專事東觀，“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及“宜為《元後本紀》”等，此即批評馬、班敘事及構置不合事實。此合不合，意即是不是及正不正也，其出發點在“正確恰當”與否。國史事關一代大典，有定論之意義，比事推理不容不正確恰當。張衡的建議未被采納，表示其見自有不合之處，如立《元後本紀》及更始冠於光武之前等，明顯違反事實。猶如韋昭拒為吳主皓之父作本紀，蓋其不合不正也。華覈上疏救韋昭，聲言史官負國史重任，不殺昭則吳“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華覈又曾上疏救另一史官薛瑩，聲言“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鹹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欲《吳書》完美而定論，垂之不朽，非薛瑩不能勝任雲。[42]
漢晉之世，比事推理可臻定論，亦極關一代大典之定論，此觀念清晰而明顯，是以東觀史臣被責以拘時文飾，曹魏官修被判以不及陳壽實錄，緣故在此。當此之時，史學危機已現，蔡邕乞黥首刖足，欲忍辱繼成漢史；馬日磾救之而謂王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議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王允竟恐蒙訕而拒絕。日磾退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製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鄭玄亦歎雲：“漢世之事，誰與正之！？”[43]尋馬、鄭之意，蔡邕有逸才而多識漢事，最能勝任事實確立及推論解釋，以成定論性之大典，殺之無異廢典，故為莫大之罪過，此與華覈之意正同。是則鄭玄之所謂“正之”，亦與許慎之“中，正也”意義相當，意指論證事理而正確恰當，俾定論性的一代大典因而可成也。袁宏在4世紀撰《後漢紀》，《自序》自雲讀《後漢書》而覺其“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遂搜羅諸家後漢著作、起居注、名臣奏議，旁及各地方人物誌，發現“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繆同異，誰使正之？”由是決定疲八年之力以重撰。是則皆顯然承自《史》《漢》以來史家之觀念，表達了漢晉之世史學的認識和標準。
晉朝自3世紀中至5世紀初，前期承漢魏而為新史學運動末期，陳壽、司馬彪等人出焉。及至4世紀初期，王室東渡以後，國史乃一代大典，與實證和定論關係極密切，觀念已然大明。前引王導的《請建立國史疏》，聲稱“帝王之跡，莫不必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故主張設官撰史，“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其意不啻主張國史具有不朽的價值，但必須順實證入手，始能獲至定論，以為“後代之準”；準確之史，始能使人神滿意，達至《中庸》所言“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至美境界；如此的國史，實具“王者之弘基”的意義及價值也。溫嶠《舉荀崧為秘書監表》，指出“國史之興，將以明得失之跡，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意見亦同於王導。司馬遷所一再強調的由“罔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至“俟後世聖人君子”，至此不是已隨其書流傳，為來者所繼起耶？這種新史學的學術，不但為史官和史家所熟知，抑且將相如王、溫，帝王而兼文豪如曹丕、植兄弟，亦皆深知而或欲為者也。[44]新史學至漢晉階段已普遍被接受，國史的意義和價值，亦已被認識及確定，許慎之言，應是就當時史學的理念特色而立論者也。此下南、北朝隻是承勢順流而已。單就此特點而言，實證定論的國史，殆即可得與五經比美，取得諸種曆史著作係統中之“正史”地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