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究總體全程的通史難，而究總體階段性全程的斷代史易。班氏史學原本為追求新史學之更完美而產生，故班固撰《漢書》，初意未必為了避難就易，但其所改創，遂成慣例，形成部分史家所謂難易的認識。事實上，國史修撰亦非易事，必須有一套製度，推動國史全部程序諸工作，始克較易為功；何況國史事關國家實跡聲譽及政教意識，官方更非介入推動不可。國家推動國史工作，約略可分為前序（修起居注、行狀、諸司故事等）、中介（修實錄）及終程（修國史）三種性質階段，三者皆因史不可亡意識及完美主義而落實。執行此工作而產生的機關製度，其後多為了達致史不可亡及完美主義之目的而存在也。
前序及中介的工作，略偏重於常修不闕，藏往待後，屬“記注”性質；終程性工作則偏重於裁斷熔鑄，屬“撰述”性質。18世紀的章學誠對此曾有詳論，於其《文史通義·書教篇》暢述“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之旨。並指出撰述必資於記注始克有為；記注不良，將會造成史學之亡。[23]在章氏看來，記注隻是“比次之書”，有“備稽檢而供采擇”之用而已，“初無奇也”，是以提出了他的“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之名言。[24]尋其原本之意，蓋為針砭清儒流行的考據學而發，但用心過切，遂有矯枉過正之虞，此則可就兩個角度觀察之：
第一，就記注何以形成及有何意義與價值的角度看，記注顯然是基於史不可亡意識形成，故必須及時修撰；同時，它也是針對曆史是過去真實發生過的本質而來，使“逝者如斯”，不可虛構或重演的人事，及時得以保存下來的最佳方式（現代攝影錄音的傳真方式或者更佳）。是則不但“記注無成法”會影響史學之亡，抑且無記注則影響更大。吳均無法見到記注，其《齊春秋》即有不實之譏；李彪因免職而不能參考記注，遂不敢私家修國史，乞求以白衣參修。因此記注不但關係國史之是否亡，而且也關係國史之“撰述”能否完美，豈得以“初無奇也”概言之？漢魏以降，史官失職，博達之士“湣其廢絕”，遂群起修史“以備遺亡”，就此精神意識而言，固是中國史學之大奇。晉宋以降，此類史籍日盛，致使史學獨立成宗，此則又為中國史學史之大奇也。盡管記注隻是簡略排比之書，盡管其非史策之正，於史學“撰述”之全部程序而言，仍應是史學的一種，是基礎性的史學，應可無疑。史不可亡意識不但落實於此，史學的完美主義亦且於此有厚寄焉。
第二，就撰述的意義和價值看，若記注乃“當時之簡”而為基礎性史學，則撰述即為“後來之筆”的成熟著作史學。站在後者的立場以貶論前者，層次不同，殆無甚大意義。前者的功能在備用，其價值在促進撰述的出現完成；後者的目的在運用前者以重建曆史，其價值衡量以解釋是否能“圓而神”，是否能“成一家之言”為主。完美的國史已隱然包含了此意義，故國史是否為“全史”並不甚重要，能否達至此意義，是否能有此價值，這才是關鍵。曆代正史確實在這方麵表現，多不能令人滿意。它們常因比次而成的記注，再略加修飾排比，即匆促成書。是以盡管位列“正史”，是國家全史，但不能掩飾其有低層次的“史纂”之性格，未必為圓而神的史學表現。然而，此與史學或史官“人”的因素有關，可得列為理想而不可強求也。不過，官方以國家的力量介入此層次的撰述，當然對之抱有期望，認為可以達至，否則修撰國史，尤其是本朝國史，勢將毫無價值意義，官修製度之追求完美主義，亦勢將無以落實也。[25]
下麵欲就此兩種角度，以探討史不可亡意識及完美主義的發展趨勢，及其落實諸表現。《隋書》卷三十三，《五代史誌·經籍二·史·雜史》序雲：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書），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湣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
此段蓋在論漢代史學如何基於史不可亡意識而興起，何以出現非“正法”諸史策，而自漢魏世亂以降又特多特盛者也。其實豈止“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者如此，隆重而作，為史策之正者亦往往如此。蓋自司馬談父子以來，史不可亡的意識已落實於知識分子矣。試以王隱和王韶之二人為例。
王隱在4世紀兩晉之際，與幹寶、郭璞同為東晉最早之史官，但其史學事業發展甚早。《晉書》卷八十二本傳，謂其世寒素，父王銓為縣令。銓“少好學，有著述之誌，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是則王銓著史，非官守責任所在，蓋以大亂之際，史不可亡，而史官此時廢絕，故欲搜集聞見以續絕耳。此意識實為王隱所知所持。何以知之？蓋王隱好友祖納好奕棋，隱忠告而善道之，其勸誡理據從積極的人生觀出發，提出成名意識、不朽意識及史不可亡論、史學功用論以作規諫。《晉書》卷六十二《祖逖列傳（兄納附）》雲：
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
對曰：“我亦忘憂耳！”
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遊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仆雖無才，非誌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強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
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元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群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儁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
此傳謂祖納“有鑒裁”“有名理”，為晚輩溫嶠所敬，並載述了一段他與王隱、梅陶批判東漢以降“月旦評”的辯論。其中王隱提出善惡之跡累世乃著，豈能月旦評之“月旦不可評論”，實為卓識。就此以及前麵引文看，王隱應為史識和史才俱佳的史家。唐初修《晉書》諸史臣，是否有能力認識王隱人格史學之真麵目？他們對王隱所撰《晉書》之低評，是否隱喻了一段可待再究的學術公案？[26]
王隱綜悉群史，其勸誡祖納所表示的史學精神意識，顯然上承司馬遷而來，而近借韋昭《博奕論》之旨以發揮。[27]王隱是東晉最早史官之一，但其父子卻是私家修國史。他們的事跡，或對東晉最後史官之一的王韶之父子有所影響，因為他們的行事有非常類似之處。韶之乃四、五世紀之間人，密助劉裕鴆弑晉安帝，這方麵的表現與（曹）《魏書》修撰者王沈、荀顗之助晉謀魏，有同工之妙。他在晉末、宋初先後分掌兩朝國史，縱或會有問題，但其早年私修之《晉安帝陽秋》，則有“後代佳史”之稱。《宋書》卷六十本傳謂其係出琅邪王氏高門，而其直係一脈則頗貧。父王偉之亦為縣令，“好史籍，博涉多聞”雲。父子私撰情況如下：
偉之有誌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東晉孝武帝年號，公元376—396年）、隆安（安帝年號，公元397—401年）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413年）。辭論可觀，為後代佳史。[28]
是則王韶之父子當初之立誌私修國史，正與王隱父子相類似，蓋本於史家之成名意識及“湣其廢絕”的心情。回顧東晉中期，介於此兩對父子之間的孫盛、習鑿齒等史家，則知此精神意識，一直未嚐中斷也。
王隱與王韶之相同之處，乃在先私修國史，由此成為史官。但在史學史上，王隱地位顯然更重要。蓋其因“舊事**滅”的危機感而激發起其史不可亡意識，進而成為使命感，以至影響東晉史官之重建。[29]是則此精神意識的落實表現，有促成國史修撰及建立史官之兩途也，此就正史修撰方麵而言，亦即就前述之第一個角度而言也。
值得注意的是，王隱、王韶之及前述吳均之修《齊春秋》，顯為同類型的國史修撰。他們是純粹私修，是原創性的，與沈約、蕭子顯、陸瓊、姚察等人官修，已有起居注，或實錄、國史等為基礎者不同。但二王與吳均之間，所表現的精神意識似亦略異。前二人似因“湣其廢絕”的危機、使命感而撰，吳均則似借修史成名或涉入古、今正史之爭的成分較大。因為吳均之前，齊史已先後有江淹、沈約、蕭子顯等紀傳體著作，獨缺編年體。當然，史家修史，或多或少皆有成名意識之存在，但是二王之修史，主要似以史不可亡論為工作的動機，此點與司馬遷某些方麵非常類似。
前引《五代史誌》，已指出“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以來古書陸續出現，有誌之士也開始私修曆史。這種曆史文化的危機，及私修者之誌氣精神，實對司馬遷影響重大。二王之危機、使命感與司馬遷相同，但其刺激之深刻宏大，感受上似又不及司馬遷，此則為司馬遷所以誌大思弘，後人難與相比的時代因素也。司馬談雲：“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由此曆史文化絕滅的危機感，引發出紹述保存之史不可亡意識，這種自覺和使命，顯非王隱所能企及。談又雲：“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此為官守之強烈責任感，引發為及時修撰之史不可亡意識，遂為秦漢以降，史官重建及史官認識其首要責任的論據所在。及至司馬遷去太史令官而轉遷中書令，猶言“餘嚐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是則為上述兩種史不可亡論衍生而成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使命意識。雖非身居史官猶須為之，斯則不但是匹夫的責任問題，也兼為義務問題矣，王隱等人所承者當在此。
國家可以亡，曆史文化不可以亡，匹夫猶有此責任與義務，則廟堂大臣，何得推卸？公元192年，蔡邕為王允所殺，馬日磾營救無效，退而批評王允雲：“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製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蓋其不僅殺史，亦以其殺害最有能力完成完美漢史之史家，令漢史有廢滅之虞者也。是則縱使司馬睿未即皇帝位，祖納所謂“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實即同根於此認識而發。四五年之後，王導上《請建立國史疏》，批評“紀傳不存於王府”，建議“宜建立國史……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雲雲，亦本此而言。王隱父子於此之間，奮力私撰，蓋亦完全了解此非純為“司馬家事”也。早在王隱前三四十年，陳壽嚴厲批評蜀漢“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因而私家修成《三國誌》，[30]應為王隱父子（王銓應略與陳壽同時代）最近之榜樣。必須留意者，乃是當時有兩種觀念意識在醞釀形成，此即史文廢絕，匹夫猶有罪惡感，故國家不設史官，確為“罪莫大焉”之事也，是以馬日磾、陳壽、祖納等為之指責質詢；其次是國史修撰乃為天下公器，人人可得而為之，絕非帝王家事。此二觀念，最遲在三四世紀之間顯然已經重新彰明，殆即魏晉南北朝所以能突破東漢官修國史的限製，出現私修盛風的內在因素。
原夫司馬遷父子提出上述觀念以後，由於其書遲至公元前1世紀末葉，經劉向等人發揚，其學始顯，故上述觀念的落實於官修製度化，可說在公元1世紀中期以後始明顯。官方從認識至推動國史國家修的政策，主要即是基於此史不可亡論的及時修史觀念。但是國史不可能一蹴即成，且缺乏基礎性的工作則不可能完美，斯則記注之史所由起，亦即起居注及行狀、故事這類屬於記注比次之書的史學工作，由於更符合及時修撰以使史文不亡，與能提供完美國史完成之基礎等因素，遂隨著官修製度之落實而出現，並立即備受重視。
公元72年，東漢明帝詔馬嚴、杜撫、班固等，在仁壽閣雜定《建武注記》。此當為東漢最早完成之起居注，與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四人所另撰的《世祖本記》性質不同。[31]班固一代大才，馬嚴為名臣馬援之子、馬融之兄，明帝動用大才撰注記，豈是等閑視之？公元118年，宗室名臣劉毅奏請為臨朝鄧太後修《長樂宮注》，蓋以鄧氏雖婦人，但身係國家發展，其言行事跡需及早為之修撰也。是則“廢天下史文”之懼，背後所含意識及其備受重視與落實的程度，可以知矣，難怪陳壽以“國不置史，記注無官”，認為是諸葛亮失政之一。
這種重視及落實，東晉以降仍能持續，且似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402—404年，桓玄反叛，廢晉自立為楚帝。後敗於劉裕而西逃，途中專心於自作起居注，自辯其敗乃“非戰之罪”，忙於“宣示遠近”。勿論桓玄自作注記的其他意識，即就其為了表白事實真相而撰注，乃至於兵敗逃亡之際竟不遑籌劃軍國大事，終至覆滅一事來看，則知注記之被重視，及其所係將來國史是否能完成的意義，可以明了。正因注記能及時保存曆史真相，及對國史修撰有大作用，故桓玄竟以天子身份而自作也，此為史學史上空前之事。南朝對此重視認識，故至梁朝遂有進一步修實錄之舉。[32]
至於北朝方麵亦不遑多讓。北朝太祖道武帝於386年改國號為魏，不久即詔鄧淵著《國記》，其後廢而不述，故世祖太武帝乃於429年召集崔浩等人，敘成《國書》。太武帝修史的動機，據《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列傳》雲，是由於恐懼天子賢大夫之業因失載而滅，故詔崔浩曰：“……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為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於是崔浩以司徒監秘書事，完成此第一期國史修撰。太武帝之懼實即司馬談父子之懼，其詔所示精神意識，亦即談、遷父子精神意識之重現。他不但以此訓勉史官，且竟以宰輔監修之，實樹立了北朝至唐宰相監修的製度，其重視程度似較南朝為甚也。
450年崔浩因史禍被殺，太武追究所有史臣，及於高允。高允承認與崔浩同作，但堅持說浩隻是總裁，“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並解釋力爭雲：
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往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孤（辜？）負聖恩……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
高允實有記注之才及大史家風範，似乎有深得於班彪者。[33]無論如何，北魏開國，君臣即遠承馬、班風旨，以修撰國史，欲使史不可亡而又完美也。
487年高允卒，孝文帝及李彪等，為求國史更完美，毅然改國史為紀傳體。紀傳體體大，包含內容更多。欲國史完美，則勢須創立官修記注的製度，於是在490年“詔定起居注製”，於翌年“初分置左、右史官”，以恢複傳說中古代記言、記事的製度。由於認識記注之史關係史文興滅及國史之完美性，故孝文帝一再親自督勉記注官切實舉職，並曾以此責罰有關的高層官員。如責守尚書尉羽雲：“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責另一守尚書盧淵雲：“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嚐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又責散騎常侍元景雲：“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此皆列為考績，督責執行者。[34]類似此天子考核記注之記載，南朝諸帝似未有過。孝文帝認識之深，推行之切，於此可知。及至孝文崩逝，李彪上疏要求複職修史，《魏書》卷六十二本傳載其表雲：
東觀中圮，冊動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先帝先後……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授臣（秘書）丞職，猥屬斯事。……
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司馬）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張衡）去史而成賦，伯喈（蔡邕）違閣而就誌；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於時也！
今大魏之史……弗終茂績……載述致闕。……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誌，賢亮遠矣！……
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班彪），近則準晉史紹統（司馬彪）。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處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誌，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錄，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
其文甚長冗，略引之已見累贅，但不得不引之者，蓋其言最足以代表北朝君臣對史學的認識和重視。事實上，李彪推崇司馬遷、班彪、張衡、蔡邕及王隱的精神意識與修史行事，而批評孔明不置史官，正表示史不可亡及完美主義，亦自漢晉至北朝一脈相傳未替也。李彪發揚司馬氏父子的史學“心傳”，發揮司馬遷“小子何敢讓焉”的責任和義務之使命感；能如此申論者，綜觀南、北兩地史家，當時殆幾無人可比。北地精神如此之盛，氣魄如此之大，故隋朝有重撰魏、陳、梁諸史，乃至通史之作，雖旋因世亂而輟，唐尋即繼之。不但本北朝舊製，將國史修撰全部程序提升確立為宰相領導，兼且以大氣魄重撰五代正史；即李延壽私人亦承北地此風氣魄力，終單獨完成其《南史》和《北史》也。唐初，令狐德棻此北地係統學者，最早向高祖提出大舉修史。他說：
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隋煬帝年號）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淹沒。陛下既受禪於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35]
這是基於完美主義之未能滿意，及史不可亡意識所提出者，據此可知所謂漢晉北朝一脈相承，風盛魄大，應非妄語。南朝官方之表現，殆不及也。德棻建議所修者，乃諸朝“正史”，亦即完美之全史。完美國史之能否完成，必須視其所憑為觀察，亦即是否具有一可資推動執行的製度，是否具有可資利用的完備基礎史著。
記注之史乃基礎所在，梁朝以後形成的中介性工作，如修實錄等，亦已漸成製度，複有一由宰相領導的專修組織執行，是則國史不可亡及追求完美，已由此較穩定、較有力的製度來維持推動，遠較民間因人而私撰者為優。此非從“成一家之言”的“圓而神”角度來論，而是從國史修撰之穩定性和持續性來論。吳均有能力撰《齊春秋》，但他不能不乞求於官方的基礎撰述成果，否則即難臻完美；李彪恐更有此能力，但他不敢私力進行，非不敢也，實不能也，情況與吳均略同。自南北朝以來，民間私撰國史者以前代國史為多，當代國史者漸少。前代現成著作多可見，可據以追求更完美，或更完備，如沈約、臧榮緒、蕭子雲等修晉史是其例。至於當代，則起居注、行狀、故事、實錄等著作，非官準私修或官修，恐他人多不能得見。如此狀況下仍勉強撰述，其史固難完美，吳均《齊春秋》被指為不實，是其例矣。是則因史不可亡意識及完美主義的追求，刺激了私修及官修之風氣，其中就國史一項言，則進而又逐漸落實，形成官修的各種製度，導致私修本國史之風日漸陵替，其趨勢可知。至於政治因素或有促成此趨勢之作用，但應非內在的因素及作用也。
總而言之，自司馬遷開創新史學，史學的標準亦隨之形成。他指出史著之完美追求，即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亦即表示史學的對象具有“天人古今”的總體全程本質，曆史的內容必須涵蓋此本質，始得稱為完美。雖然自班固改創以降，將內容收縮為以國家朝代為主的總體階段性全程，但完美的意義未嚐大變。“完美”之謂正，“正史”即含有此意義。同時，為了因應此完美主義的完成，新史學革新了新體裁，《史》《漢》以紀傳體去包容此總體全程的內容，成為“今體”。從司馬遷以至三國時代，此體獨霸史壇。兩晉以降編年“古體”複興而競爭，終因其體裁上不易包容總體全程的內容，逐漸屈居下風。487年北魏孝文帝及李彪等君臣，揚棄“古體”而倡行“今體”，史學“正法”可說完全確定，亦即完美主義在史體爭論中，漸漸蛻變為完備主義，且落實於“今體”而告確定。是則“正史”之意義，實又含“正法”的意義，而以紀傳體為標準。“正史”必須要符合上述內容完美或完備、以今體為正法的標準，此其大原則，但是另外仍有一些衍伸意義。
史不可亡論及其背後所含的精神意義，是造成史學備受重視，史著風起雲湧的基因之一。然而總體全程難修，紀傳正法易為，終至官方及民間皆集中焦點於範疇斷限較小、較易為功的國史，使“正史”的意義，幾與“國史”相等。國史修撰也絕非易事，必須建立在及時修撰、持續進行、力量充沛此一基礎上，此即官修製度在史不可亡論和完美主義下落實的發展，穩定的形成製度化。理論上，史臣修國史盡管下限最多隻及其當代，但是他們起碼均本著完備主義而為之，此所以未完成“全史”的國史，亦得列入“正史”之林。然而“正史”定義之一為全程或階段全程，一國之全程即是該國的興亡始終；於是一國全程之史，必待後世官方或民間始能完成。“正史”之含有國家的“全史”意識，於焉形成，而民間私修正史者亦得於此大展抱負，較易為功。但是完備的斷代全史——即形式完美——較易成，圓神以成一家之言的全史——實質完美——較難見，此即六朝官方及民間不斷研撰前朝，以追求完美定本的原因。
從司馬遷至唐初，此八百年間，“正史”在史學分類上的界定，由完美主義出發，逐漸厘出“正法”“國史”“全史”諸觀念。此外，事實上並衍生了“定論”及“正統”的意義，容後論之。尚需一提的，乃是隨著此時期史注學的興盛，正史的注釋，竟亦得而列入正史之林。這方麵著作頗不少，多集中於前幾部正史的著作，《五代史誌·正史類》即收入了二十餘部之多，其中名著亦不少，如裴駰《史記注》、譙周《古史考》（論考《史記》）、應劭《漢書集解》、服虔《漢書音訓》、劉昭《（範曄）後漢書注》及裴鬆之《三國誌注》等。《晉書》以降注釋少者，據解釋是因為“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故也。[36]這些史注，今日多已各隨所注對象注入並行，而當時則多為單行。究竟這些史注的著作，何以竟得列入正史之林？似須從史不可亡意識及完美主義入手觀察。
屬於本時期上述諸史注中，恐以裴鬆之（372—451年，東晉簡文帝鹹安二年至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的《三國誌注》，和顏師古（581—645年，隋文帝開皇元年至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的《漢書注》為最。盡管二人也曾分別參與《宋書》及《隋書》的撰述，但其史注之才似乎勝過著史之才，故以之作為探討史注學的代表。
鬆之係出河東聞喜高門，為著名郡姓，但其直係一支則仕於江左，與庾氏家族通婚。大體上，鬆之學術是從經學入手，據經注學發展為史注學的。值得注意的是，鬆之於晉末上表痛論私碑虛美乖實，實本實證主義而進路，是則其注《三國誌》，此應為基本精神之一。事實上，史注往往為辯論正史某些史實而發，確為此類學術的特色。《宋書》卷六十四《裴鬆之列傳》雲：“上（宋文帝）使注陳壽《三國誌》。鬆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所謂不朽，當指其著作精神及實質內容而言也，上述實證主義的精神，當是促成其不朽的因素之一。
然而除此之外，《三國誌注》尚有何不朽之處？何以不朽？此需從其《上三國誌注表》所自述作了解。[37]該表首先闡述史學的鑒戒功能及益智功能。跟著說明此書是因為宋文帝關心當代問題，留意近代史，根據此二功能產生求知欲，故詔令他注釋，並指示他務須“尋詳”“周悉”，是則此書撰著原則之一，顯然仍是史不可亡論及完美主義的追求，希望本周悉原則，使三國的整體全程發展能更完備的被了解。鬆之批評《三國誌》優、缺點，謂“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其論據即在此。
他自謂其工作在“搜舊聞”“摭遺逸”，如“繢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對《三國誌》能產生“補闕”“備異聞”“論辯”“矯正”諸作用，實是圍繞完美主義及完備主義以落實進行者也。所謂“補闕”蓋針對其“脫漏”，“備異聞”則針對其“略”，為史注之補充功能的表現。所謂“論辯”者，乃指針對其史實記述及方法處理的失當處，進行辯證工作；蓋鬆之推崇壽書“事多審正”者，並非謂“事皆審正”也，少許未審正而失當處，自當以論辯來做補救。此點應為其實證主義大展身手之處。至於“矯正”也者，顯然指對陳壽“一家之言”進行理論批判，與“論辯”所含的史實批評意義不盡相同。“論辯”為了究明真相，“矯正”為了發明真理，提出鬆之自己的“一家之言”，但兩者實皆因完美主義的追求而產生。鬆之《三國誌注》可說將史注學已提升到了令人不能不重視的程度，本身亦代表了史注學的高水平境界。如上分析者，《三國誌注》的本身成就已足以不朽，況其在史注學上的地位及其影響，亦將足以不朽耶。
史注學實為史學之一種，但史學著作與史注學著作則有所不同。前者以“成一家之言”的“圓而神”為高，後者以“尋詳”“周悉”的“方以智”為尚。鬆之似未堅守或究明此分野，站在史注學的立場批評壽書“失在於略”，猶似揚雄、班彪等批評《史記》“疏略”耳。曆史雖總體而全程，史著敘述解釋必須掌握於此，但世間必無一書，能全盡人文總體全程大小諸事。“圓而神”之著作，應指能掌握其大體大脈絡，提出“一家之言”者而言也。要達到此層次，第一關鍵即為史家的選擇——他勢須放棄許多史料的選擇能力。這正是史遷及陳壽所以“疏略”的重要原因之一，鬆之的尋詳周悉之長處，不能施諸於他們。這或許正是鬆之在史注學上表現突出，而無力或無意進行“圓而神”的撰述工作者。本書第六章第三節對鬆之頗有批評，連帶及於為其辯護者，其故在此。
鬆之的缺點尚不止於此，餘不便離題詳析論證，但大體可以作如下觀察：第一，“補闕”及“備異聞”的過度發揮，必將流於煩蕪；且好奇求異，或炫其博覽，不但會產生所謂“博雅”之弊，抑且亦將導致部分內容有荒誕之虞。鬆之注正有此現象。第二，注釋作用之一，在辯正史實失當或異說處，以究明真相。鬆之此方麵發揮不多，往往是聚集異說而不置可否，作者讀之，常意尚可再作進一步論證者，事雖辛勞，但本實證精神則應為之。鬆之不此之為，殆其實證精神貫徹不足也。讓狐疑迷惑後之讀者，應非史注的真旨所在。第三，就其“矯正”的心態而言，鬆之雖有扶翼《三國誌》之意，但其表現則似攻擊強於扶翼，且連帶及於所引諸著作，累斥以妄邪，或竟至人身攻擊，頗違注釋學術之旨。
鬆之這些缺點，顏師古甚為注意，唯恐重蹈覆轍。他注《漢書》，特撰《敘例》，就特別對裴鬆之所代表的史注風氣提出批評。他說：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掎摭利病，顯前修紕僻，騁己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讎，殊乖粉澤之光潤。
今之注解（指其《漢書注》），翼讚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38]
是則師古史注，采取“翼讚舊書”的立場，盡量避免其近代注史之弊失者也。《漢書》是其家學之一，師古避彼而傾其家學於此，故能書成即深為學者所重，時人許為“杜征南（預）、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雲。[39]值得注意的是，師古注《漢書》既有家學淵源，而經學中其家又擅長《左傳》，是則杜預注《左傳》應與師古叔侄注《漢書》有所關係，亦即因經注而進路至史注也，故史稱師古“尤精訓詁”。盡管裴鬆之亦由經學進路，但經注與史注之間，似乎師古優於鬆之；故師古的風格氣象，自與鬆之不同，此不遑詳論。
要之，據其《漢書注敘例》自述，他是以“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的態度推展其工作的。他特重實證，“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因而連帶擴及《漢書》版本、舊注、文字、語言之研究，亦即兼及《漢書》的外部構造及內部構造諸問題。盡管他也講究“備悉”“匡矯”“釋闕”諸問題，但除了“匡矯”與鬆之的“矯正”略同外，其餘二者則與其“備異聞”和“補闕”頗有差異。所謂“備悉”者，乃指舊注簡略及解說未明之處，他加以推衍解釋而使之通明也。這無疑是注釋中之注釋，能有效地令人了解《漢書》古今解釋的演變者也。所謂“釋闕”是指就舊無注解處，他“普更詳釋，無不洽通”也，與鬆之的臚集眾說不盡相同。師古用力於此，難怪有“尤精訓詁”之稱，故《漢書注》成，而眾家舊注俱廢也。
總之，史注應是扶翼所注正史而為，欲使正史補充得更多不可或不宜亡失的內容，使之更為周悉完美。是則史不可亡意識及完美主義，亦落實於史注學的發展也。依劉向以降分類觀念，若六藝為正經，則傳注亦得列入為經類；上述四史為正史，則其扶翼之史注亦依同理得列入為正史類。何況正史若失其史注，恐有危及史不可亡及完美主義的追求者耶？斯則正史之史注，非徒僅為附驥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