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不可亡意識與完美主義的史學意義
大體而言，自西漢至唐初此八個世紀間，史學發展約略可劃分為兩大階段。前麵論及的新史學運動（公元前2世紀後半期至3世紀）是第一階段，此下至7世紀中期為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期間，“正史”此一觀念猶未明朗，但自班固以降，“國史”的概念已明顯。由史不可亡論進展至“一代大典”的國史觀念，不但隨著完美主義而展開，抑且提升為國家級的撰著工作，從而奠定了官修製度。這時期，紀傳體新史學成為史學“正法”，獨擅史學製作之場，與“國史”觀念皆為促成此下“正史”形成的原因。雖然史學各類著述已日漸興起，但未至鼎盛。史學能夠脫離經學的附庸，則已日見端倪，此與史學本身的獨特性質和功能有關，也與國家級力量介入和重視有關。這些性質和功能，包括了史不可亡論、及時修撰論、完美主義、實錄主義、定論主義、功用主義等表現。亦即曆史是過去真實發生過的，因其真實故有價值，因其真實故能產生功用；能及時和完美的修撰，則其價值功能將愈大。這些認識的日明，就是上述各種表現形成的基礎；上述表現愈明，則盡管經學權威仍盛，而史部亦將會脫離而析出之，且不會隨其衰落而衰退，反會因世道的衰亂及經學之衰退，日益顯出其重要性和獨立性。
第二階段承前發展，第二章所論司馬遷的觀念意識，尤其經、史差異論的觀念已大明，因而上述各種表現日趨成熟，官方介入程度和民間私撰的風氣大盛。由於風氣盛，著作多，故蔚成學術大宗。石勒的羯族政權初創於319年，即在建社稷百官之同時，創立了經學、律學、史學三種學術的官司結構，《晉書》卷一〇五《石勒列傳下》對此有明述。這時，南方的東晉正考慮重建史官諸問題，複經長期的時代大批判，多假史學進行之，則史學的獨立自主價值和功能，至5世紀可說完全得到了確認，故宋文帝終在438年（元嘉十五年），繼石勒之後，由官方正式頒創玄、史、儒、文四學。複因正統之爭，正統主義在史著的內在表現及外部分類兩方麵愈來愈明顯。史部此時範圍日廣，種類多而又數量多，遂由此產生“正”的觀念，且日益明顯化，終至由最重要的史部著作範疇——國史——取得了“正史”的“正統”地位。自宋武帝劉裕篡晉，尋即詔令王韶之掌修（宋）史；建國約六年（公元426年，元嘉三年）之後，宋文帝劉義隆又詔大文豪謝靈運修撰前朝（晉）國史。嚴格說，官方修本朝國史乃東漢以降慣例，修前朝國史乃宋文帝所首創，自後遂亦成為中國之慣例，此與上述第一階段之史不可亡論、及時修撰論、完美主義、定論主義等觀念意識，乃至當時熾盛的正統主義，皆有密切的關係。
史學成為一種獨立的學術，對當時大目錄學家王儉（452—489年）影響並不甚大。他可能格於劉向、歆父子的學術分類七分法觀念，對史學發展潮流此種大趨勢缺乏敏感，故在473年（宋廢帝永徽元年，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所完成的《七誌》中，史部尚附入《經典誌》之內，未離經獨立。但由於五、六世紀時，史著已盛，尤其有許多名家在官方指導或私自撰作下，紛紛投入國史研撰的陣營之中，如範曄、臧榮緒、何承天、裴鬆之、沈約、江淹、吳均、蕭子顯、蕭子雲等，及北方的崔浩、崔鴻、高允、李彪等，遂使史部學術顯得更重要；加上6世紀前半期梁武帝父子皆興文之王，武帝敕修《通史》在前，元帝倡導“正史”於後，故阮孝緒（479—536年）在梁世完成《七錄》，遂拔史部為《紀傳錄》，離經獨立，正式確定了史部在中國學術分類上的地位，為唐修《五代史誌·經籍誌》所本。[1]宋文帝由官方頒定“史學”的地位，使之確定為一種學術，至於此學術範圍所部，則至此亦告正式奠定。
《七錄》於史部本身分類中，將史著分為國史、注曆、舊事、職官、儀典、法製、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共十二部，實代表了時人對史部學術及其範疇的認識。不過，盡管阮孝緒據正統主義將國史級著作，劃分為“國史”及“偽史”兩部，但“國史”猶未正名為“正史”。晚他二十九歲的梁元帝蕭繹（508—554年），與父兄一樣是位大藏書家及學者，史學著作甚豐，有書八萬卷，為魏晉以降所鮮見，即位後曾整理其江陵藏書，殆“正史”之名自他首訂。他曾分析讀書教育之要，鼓吹讀書以經史為最重要，說：
處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豈與夫馳騁原獸，同日而語哉！
凡讀書必以五經為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遍，其義自見。此外眾書，自可泛觀耳。“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為先。譜牒所以明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複中表親疏，或複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2]
其實“正史”及“譜牒”，皆為《七錄》史部十二類之一，故元帝實即提倡讀經史。他首訂“正史”之名，江陵藏書分類後又被《五代史誌》列入重要目錄學術之一，是則《五代史誌》將阮氏之“國史”易為“正史”，恐承梁元帝之旨也。經有關教，史係乎政，孝緒和元帝皆本於功用主義出發也，猶之如唐太宗所謂“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之意。
史學地位至此已超乎諸子百家，其中正史的地位猶得上侔於經，斯則正史豈能假手於私家？加上其他諸種觀念意識，及其落實發揮而成的諸製度之影響，遂使私修本朝國史之風漸泯，而私修前朝國史之風亦日替矣。本章所欲探究者，即為此諸種觀念意識和製度的發展及其關係，俾能從而窺悉中國史學的重要特色所在。
國可亡而史不可亡，這是中國傳統史家的共識。這種觀念意識實為中國史學特色之一。中國史學發展得早，而又延綿不絕，蔚為學術大宗，實有賴於此。然而，這種觀念意識之根，實栽植於“不朽”的理念層次。人生可以不朽，是中國哲學上的重要理念，發源亦甚早。盡管在神仙方術鼓吹下，認為人之物質生命可透過某些途徑（此即方術），亦能達至長生不死，不過根據自然律，迄今猶未得到驗證，成為虛妄之事。古代許多理性主義的思想家，早就對此洞悉透徹。他們追求人生不朽的希望，目的不在違背自然律的物質生命之長生，而是欲突破此自然率的約束，達至精神生命的不朽；其方法不是運用方術，而是透過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人文方式來進行。古人認為個人生命的不朽，確可如此達成，然而這種認識的背後，實蘊含了人生不是孤立獨善，也不能孤立獨善的人文精神。三不朽的方式雖說是追求個人的生命，但若脫離人文群體的大生命，德、功、言皆無可依托，也無從表現，非僅毫無意義，抑且個人之不朽終將無可完成。是則追求人生不朽者，終將從個人之小我進展至人文群體之大我。國家政府乃是人文群體組織之最大者，雖為追求不朽者所矚目留意，但其本身並非即人文群體的全部。國家（朝代）崩易，並不代表人文群體的毀滅；政府消滅，更非如此。然而，人文群體的絕滅——民族的衰毀、文人的消敗——才是人生最後的幻滅，人文群體之是否絕滅，其重大關鍵之一即為曆史是否中絕空闕。史文中絕，斯則小我、大我一切成空，不朽雲胡哉？據此以觀，國可亡而史不可亡者，道理在此。
有亡國者，有亡天下者。國家興亡，肉食者須負其責；天下（古人言天下，常就人文群體而言）興亡，則匹夫有責。匹夫有責並非完全外爍的，而是兼由內自足的，具有此信念的史家，大多意識甚至直覺的了解此旨，知道其小我生命必須與大我生命結合一體，不必假外來的督促，本身即具有小我、大我必須俱生俱傳，不能讓史文空絕的所謂使命感。
個人的生命有時而盡，必須皈依於群體生命之中，透過生生不息的自然律，來達至永恒不朽。是則個人是人文群體的基本，許多個人的集結乃是其大者，無小我即無大我，相對的無大我亦將會無小我，民族文化明顯的是小我和大我的一體融凝之表現，其表現不但是整體的，而且也是持續全程的。秦漢以降，司馬談父子應是最了解此旨的史家。他們父子首先明確提出史不可亡論，乃曆史總體全程發展論。此再贅引《太史公自序》，以探討其父子此二理論：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大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這段中國的“史學心傳”，事實上包含了如下意義：第一，功名必須在大我活動中創建。第二，個人的物質生命須由家族的生生不息以延續，個人的精神生命亦須待此而延續。司馬談不但有此自覺，亦以此啟發其子。第三，其父不但自覺繼起其家族的生命，而且覺識到家族以外尚有更大的大我，孔子以及許多開創文化的“先人”即大我之所在。他們將透過司馬遷而不朽及重生，司馬遷亦將透過他們以融入大我，獲至不朽。第四，自獲麟以來，諸侯相兼，朝代相易，但其父子完全意識到國可亡，史不可亡，史文之廢續與否，為“史官”大責所在，不僅是義務問題。其後司馬遷改遷中書令，仍著史不絕，自謂：“餘嚐掌其官，廢明聖盛德而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而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此則表示他充分了解，史文廢絕絕非“史官”的官守責任而已，也是“史家”的責任及義務所在。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即由此生。第五，司馬談論孔子之言，實意含孔子的事業，是統整當時的文化事業。孔子之六藝是當時的總體文化，也是超越朝代階段的全程文化。讓此總體而全程的文化透過小我的完成以傳下去，完成大我生命的繼起，乃是孔子生命所在。司馬遷能充分了解其父此旨，也能直接接觸孔子之真生命，故再三興感強調雲：“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是則司馬遷不但是其父的繼起生命，也是孔子的繼起生命，他繼承孔子者在此，而非壺遂所詢問題之所在。他自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實即指此而言，亦即要通究人文群體的全程總體文化，提出一家之言以傳下去也。[3]
史不可亡，然而史又必須是總體而全程的，斯則為司馬遷開創新史學重大關鍵之所在。民族是許多個人生生不息的全程總體，文化則是這許多個人生生不息創造累積的結果，是則個人實為曆史之基本，群體乃其總和。欲要完備的載述這些全程總體的內容，編年史絕對難以達成任務。司馬遷所創的通代紀傳體，目的在透過個人（列傳）以集結成大群（全部的紀傳成為一史），述其人事因果，兼及諸種文化體相（八書），以時間貫穿之而完成全程（本紀及表）的研究。亦即紀傳通史的創立，實針對曆史必須是總體全程此一要旨而成也。換句話說，司馬遷開創新史學，其實在一種完美主義驅使下以完成——他需要創作一種完美的體裁，以完美地容納總體而全程的曆史內容，會通人類文化而整齊之，使達紹世興文，繼往開來之境地，而成就個人、家族及民族的生命。尤其經秦火焚書之後，此感更見逼切。13世紀以後宋、元之際，鄭樵從批評馬、班史學出發，掌握了司馬遷此創作觀念與認識，於《通誌·總序》開章即為之闡揚，說：
……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曆代實跡，無所紀係。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
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
鄭樵批評馬、班，多有缺憾，宜持保留的態度。[4]站在司馬遷的角度看，班固《漢書》誠非論述總體而全程的曆史書，其關鍵不在體裁是否完美，而是內容不能完美。亦即紀傳體原即為追求曆史總體的完美目的而創立者，《漢書》所述實已包含了西漢的總體文化活動，隻是它不能包含人文群體的全程性，僅著眼於人文群體的最大組織——朝代國家——而斷限，使其變為階段性而已。《漢書》確為總體而階段性之書，鄭樵等通史家法的學者，往往即就此而對之大加批評。通史家法的史家，恒秉持完美主義的追求——精神理念的完美、形式的完美及內容的完美，故對斷代史多所不滿。然而通史家法的史家，另因完美主義而有內爭，為解釋方便，仍以鄭樵、馬端臨等為例。
唐朝以來，通史家法的史家及其名著，莫過於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在追求曆史全程性的完美角度看，實有缺頭缺尾之憾；在追求內容的總體性之完美角度看，亦有偏倚之失——偏於政治軍事。[5]《資治通鑒》後者之失，正是編年史體裁上難以補夠的先天缺憾，司馬遷將之揚棄而另行創新體裁，編年國史在魏晉至隋唐雖曾與紀傳國史競爭“正史”地位，但終至被排出“正史”之外，最大原因當在此。司馬光最初構想是欲效法梁武帝的《通史》，第一部分奏上時即名其書為《通誌》，俟全書完成後始被賜名為《資治通鑒》。鄭樵及馬端臨，即因執完美主義的不滿，發憤另撰，以補救《資治通鑒》之失憾。鄭樵巨著屬紀傳體，書名仍稱《通誌》，此即針對司馬光而來。嚴格而言，《通誌》乃總體全程之書，但也如同司馬光般具有某種尊敬或恐懼的政教意識，故亦有缺尾之憾，與司馬遷貫穿上古至當代的全程性不盡相同。[6]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一部觀念矛盾之下的著作。其《自序》對班固大加批評，謂固“無會通因仍之道”，此則是其承受鄭樵啟發之處。然而，他對鄭樵甚少提及與推崇，反而大讚八、九世紀時代，唐代的著名文化通史家杜佑及其《通典》。姑不論其是否有貴遠賤近等觀念，但其不能了解鄭樵何以撰述紀傳通史之旨，及鄭樵所發明孔子與司馬遷創作之旨，恐即與此有關。《文獻通考》的成書，據其《自序》雲：“仿《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7]是則表示他的構想，隻是欲繼《通典》之後撰一文化通史。然而文物製度乃人所創，前後有因革變化，故不論述人物事跡，則不能知世道背景及人物之因革動機等，斯則文物製度何以創？何以為此人此時代所創？何以如此創作？皆將無所憑借，於“會通因仍之道”何有哉？馬端臨為何忽視人事及其他政軍諸範疇層次？此從他批評司馬光《通鑒》一書，謂其“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籍”時，所提出的理論可以窺知。他說：
竊嚐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異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製，實相因者也……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
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
馬端臨此“相因與不相因論”，實在不“通”之甚。[8]作者無意批評他完全不懂曆史的意義及會通之旨，隻欲指出，若順著其觀念發展，其所欲達到的“詳”與“備”之標準，是難以臻至的，下焉者恐有形成史料堆砌現象之虞。餘讀《文獻通考》，竊以為較鄭樵《通誌》更具百科全書性格，原因或恐在此。是則通史家法的內爭，重點在內容是否完美之爭，形式次之。
大體而言，史不可亡，而史又是總體全程性的，故史家需要研究其天人古今的總體全程之全部，並需創作某種體裁形式以容納此全部，然後始能符合完美主義的要求。站在這個角度看，司馬遷所創的通代紀傳體及其內容，實為古代史學的卓絕創作，應為古代最完美的史學體製。爭論馬、班史學優劣之人，就此而論，應為無須強辯，辯之則無謂者也。但是，並非說通史家法的人即能完全了解及符合此旨，例如，杜佑、司馬光和馬端臨，其書皆合全程之義而未必合總體之旨；鄭樵與馬端臨有博雅之長，但卻僅止於炫耀其博雅於知識層次，未能融通提升至生命智能之層次，展開其一家之言，將小我之生命融入大我如司馬遷及司馬光者，使之交流不絕以至永恒不朽。執此而論，司馬遷以後，如司馬遷者實鳳毛麟角；他欲“俟後世聖人君子”，殆將有“後不見來者”之歎也。
雖然如此，但司馬遷的通史家法一直未斷，宋、元之際更加發揚而已。《五代史誌·經籍·史·正史》序論正史發展，謂“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史記》傳者甚微”雲。[9]“《史記》傳者甚微”，乃是相對於《漢書》之傳者而言，事實上，包括劉向父子，班固父子，譙周、陳壽師徒，譙周、司馬彪之古史辯等，皆與師法《史記》有密切關係。除此之外，晉南北朝直接研究《史記》而為之作注者，有徐廣、裴駰、鄒誕生，乃至後來唐朝的司馬貞、張守節等人；史注學的發展，原即含有史不可亡論，及完美主義的意義。另外，順著通史家法進行撰述者，從劉向的婦女通史《列女傳》以降，其為當時名著者，尚有韋昭《洞紀》、皇甫謐《帝王世紀》、常璩《華陽國誌》、元暉《科錄》、李延壽《南史》《北史》等書。順此以尋，當時許多如高僧傳、家傳、孝子傳及文物製度書，乃至正史諸表誌，及如幹寶《搜神記》（鬼神當時屬史部著作）等，皆是逸出朝代斷限，本通史家法之作，但若以《史記》為完美主義的標準著作，則這些書大多有所偏倚缺憾也。
在通史家風之下，最值得注意的是6世紀初期梁武帝敕修之《通史》，及6世紀末期陸從典之《續史記》。梁武帝對其《通史》甚自信，曾對當時有“才子”之稱的後漢、南齊及當代史名家蕭子顯誇雲：“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10]很明顯的，這位名學者皇帝誌欲繼司馬遷之後，集結其史臣集體創作，希望撰就一部足可取代眾史的最完美史書。劉知幾評介此書雲：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11]
其實此乃總體全程之紀傳通史，正確斷限是上起三皇，下訖於梁朝當代，應為《史記》以後，三通及《通鑒》以前，最符合司馬遷構想理念之著作，起碼表麵上是如此。劉知幾所讀者恐是此書之新版本，與隋代舊版或有差異。[12]雖然如此，但據知幾之言，可以窺見此書的構思特色如下：第一，這是集體之創作，以紀傳體為標準，以包容自古至今的全程總體曆史。就此而言，此書若成，當可取代眾史——包括《史記》在內。第二，知幾稱此書“上下通達，臭味相依”，似乎意指其能將古今行事相類似的人物事跡歸類為傳，如《史記·孟、荀列傳》或《刺客列傳》諸例也，其意似未謂此書能“成一家之言”。事實上，書成於眾手，又大抄現成著作，恐怕難如《史記》般成一家之言，或恐竟至如一般官修正史，犯因襲堆砌之毛病。此書之未能取代眾史，乃至失傳，宜由此思之。第三，此書曾“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表示撰者有追求內容更完美的意識。然而在此意識之外，是否又另與當時流行的好奇風氣有關？其詳不得而知。若是，則其書恐如當時諸正史般，有流於荒奇怪誕之嫌也，將會損傷其作為正史的價值，導致不受重視。第四，此書亦以強烈的正統主義及民族主義，作為構思基礎之一，恐與史實的客觀可信性有所違背。概括而言，此書或許價值不大，但其以紀傳體為標準史體，用以追求完美主義的達成，應值重視。
根據上述分析，盡管梁武帝君臣欲本完美主義修撰一部大通史，但此書雖成，仍將不可取代眾史，其理一如鄭樵《通誌》之不能取代眾史，蓋以因襲抄錄方式以成之，缺乏原創性也。此外，修撰此書之史臣，才、學、識能否比於司馬遷，亦為另一關鍵因素。此書重要主持人為吳均，而非當時名史家江淹、沈約、蕭子顯、蕭子雲、裴子野或杜之偉中任一人。其書在天監（502—519年）間開始修撰，至520年（普通元年）吳均卒時，吳均僅完成了本紀和世家這兩部分的底稿，列傳部分連稿也未就。[13]或許當時江淹、沈約二人已謝世（江卒於505年，沈卒於513年），二蕭、裴、杜另有工作吧？《通史》確在梁武帝時已完成，是則吳均死後由誰負責，一時難明。不過吳均此人，文學成就不在上述諸人之下，其所創“吳均體”的風格，曾為沈約所知賞；至於史學方麵，他也是一位史注家、編年史家及方誌家，著有《後漢書注》九十卷、《齊春秋》三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以其文才加上撰史經驗，當不至於水平太差。《梁書》卷四十九本傳雲：“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武帝）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時任奉朝請）。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據《史通通釋》卷十二《古今正史篇》之論述，江淹、沈約先後奉詔修齊史，天監中蕭子顯繼起，請得同意撰成《齊書》，此皆紀傳體。吳均聞風而起，欲撰齊史之編年體，“乞給起居注並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武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據此，則吳均《齊春秋》顯然有先天及後天的弊病：他的著作是根據自我搜訪於流俗的資料而成，政府檔案無從看見。史料不充足完備，當然影響史事的實證，此為先天之弊。蕭子顯是主動請準修史的，可能由於身份地位不同，梁武帝對之支持亦異，故得參考政府文件，終使《齊書》壓倒江、沈二人之著作而列為正史，流傳至今。子顯之幸，就是吳均之不幸。照說一代大典在如此狀況下，就應該暫延或不再修撰，以免過分違背實證主義。然而吳均不此之為，明知其弊而勉力畢之，顯有史識不足之憾。其次，他強為蕭梁王跡所興作解釋，不但與官方解釋有異，抑且又有粉飾虛美之誤，此為其後天之弊。如此已為武帝所惡，加上劉之遴乃博學強記、精究《春秋》經義及《左傳》編年史的名家，質詢之下，遂使吳均“支離無對”，導致焚書之後果。[14]《齊春秋》既然如此，梁武帝何以焚其書之後，複委以修《通史》之任？誠為懸案。大體而言，吳均恐為文才高於史才之人，上述四點分析似有成立的可能。吳均以外究竟尚有何人參修？其人水平如何？皆不得而知。要之，梁武帝欲取代眾史的完美主義理想，極可能因群臣史才不濟，終成泡影也。
約略與梁武帝修《通史》的同時，北魏宗室元暉亦召集文儒之士崔鴻等修撰《科錄》。蕭、元二書究竟誰先誰後？是否互相影響？詳情不明。但似乎有一共同之點，即二書皆將曆代人物“臭味相依”，尤以《科錄》為甚。《魏書》卷十五《常山王遵（元暉附）列傳》雲：“暉頗愛文學，召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公元518年，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卒。”亦即在吳均死前兩年奏上也。就成書而言，《科錄》較《通史》為早。崔鴻本傳未提及此事。蓋此時崔鴻負責修起居注，閑暇則自撰《十六國春秋》，故編錄《科錄》恐為其不得已應命，而又未盡力之工作也。此書貌似通史，但其性質恐為“人同此事”及“依族類傳”的編纂性書籍——史纂也。劉知幾《史通》卷一《六家·史記家》介紹此書雲：“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猶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按：此言未必，恐知幾耳食之談耳。因為《科錄》奏上兩年之後，吳均卒時，《通史》隻有本紀和世家之底稿而已，是則此書何得而“依放《通史》”？《科錄》撰作之精神要旨不明，但殆非如劉知幾所言，其大略或可從《五代史誌》探之。
《五代史誌·經籍誌》將此書列為子部雜家類，與皇覽、類苑、書鈔等書並列，顯示此書有類似“名人傳”百科全書分類編輯的性質。《雜家序》雲：“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著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斯則此書可明矣。蓋為炫耀博雅而雜錯無旨之作，前與裴鬆之（《三國誌注》乃史注學，尚有可諒），後與鄭樵、馬端臨諸作略有所似；但可推知者，元暉、崔鴻固非為了重撰大通史而為之，此則應與梁武帝及鄭、馬二子的發揮通史家風，追求完美史著者，大不相同。故被了解通史意義的隋唐史臣所不認可，竟將之列為雜家之書。反而崔鴻正在撰述中的《十六國春秋》，卻大有糅合《三國誌》及《史記》，以熔鑄國別及通史於一爐，下開李延壽南、北史的傾向。斯則通史家風，此時在北朝蓋已吹起，第至陸從典及李延壽，再吸南方之氣，故有撰作之事耳。
從典係出吳姓高門，與朱、張、顧三姓為四大家族，吳、晉時代子弟文武人才輩出，至南朝則頗以文史著名。從高祖陸倕，梁武帝“竟陵八友”之一，當時梁武帝、昭明太子、元帝、沈約、任昉等，多與其家子弟有交誼。從典直係自陸雲公、陸瓊至從典，亦已三世為史官，前後參與梁、陳、隋三朝修史工作。雲公有“今之蔡伯喈（邕）”之稱，瓊則精於譜牒學、當代史及圍棋，幼有“神童”之號。祖孫三人的史學似皆從《漢書》入門，而從典文學訓練則學自沈約的“永明體”。[15]
從典十二歲即以文章知名，十五歲舉秀才，解褐為陳朝著作佐郎。斯時其父瓊已曆中庶子、吏部尚書等官，“領大著作撰國史”。陸瓊掌陳史，是因大文豪徐陵的推薦。徐陵推崇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故陳宣帝長期委以史任，與徐陵所推廌的另一名史家姚察，分掌陳、梁二史之修撰。陸瓊最後修成訖於宣帝的四十二卷《陳書》。[16]陸從典有此背景，恐是陳亡入隋，再度任為著作佐郎，為楊素奏請他執行“續史記”任務的原因。《陳書》卷三十《陸瓊列傳（從典附）》雲：“又除著作佐郎，右仆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於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南史》卷四十八《陸慧曉列傳（從典祖孫附）》則作補充，謂坐漢王楊諒之反，雲：“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從典修通史概況，僅此寥寥記載而已，但仍可據此推知下列問題：
第一，從典居史職，經宰輔奏請而修史。是則其性質為官修，與梁武帝修《通史》之不同處，主要是後者乃集體創作，而從典則似無共事者。第二，楊素拜右仆射，時在592—601年（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二月至仁壽元年正月）。604年隋文帝崩，翌月漢王諒舉兵起事，尋為左仆射楊素所平。是則從典修史當在6世紀90年代，至604年免職而止，自後任職於南陽縣，不久即死，故其書不能完成，也未能列入《五代史誌·正史類》。第三，梁武帝在天監全盛時代立誌修取代眾史之《通史》，隋文帝學術不及梁武帝，但自開皇九年統一中國，尋亦進入著名的“開皇之治”全盛時期。楊素以宰輔身份，殆以大一統新局出現，或本完美主義建議修通史。其議為隋文帝所批準，是則君相之意識，或與梁武帝君臣相同也，隻是文帝甫崩，楊素即不能貫徹初誌。第四，梁武帝修《通史》，實欲取代包括《史記》在內諸舊史；然而楊素識見似不及，他隻是欲續《史記》以迄於隋朝當代而已。是則楊素、陸從典極推崇《史記》，其通史性質乃是《史記》續篇，欲以《史記》及其續篇二書，囊括取代諸史也。此殆為梁、隋二通史的識見及構思之大異處。第五，姚思廉乃姚察之子，對陸從典父子應當了解，其修《陳書》，雖頗推崇瓊之“才學”，但似指其譜牒學、符瑞學、圍棋學及文學成就而言，未有一詞提及其撰《陳書》，未有一論明顯地推崇其史學。李延壽《南史》論讚，對陸氏父子人格學問更未置一詞。是則陸氏父子史學水平應不為時人所推重，恐為劉知幾所歎——文才多而史才少——之另一例，與吳均情況略同也。否則姚思廉父子也不會兩世努力，重修《陳書》矣。
修撰最完美的大通史——不論自上古至當代，或續《史記》至當代，實為艱巨的工作。雖在官方支持下集體或個人進行，若乏其才，或時間逼促，皆為可望而不可即之事。梁、隋兩次所修，或不滿人意（梁武帝《通史》若令人滿意，殆當無楊素之舉），或終告失敗；民間史家則或因於正史斷代化的習慣，或格於通史工作之艱巨，無有獨力為之者。是則自7世紀以降，完美主義的通史著作，其風大戢，需待宋、元以後始能承風再盛也。
不過，司馬遷開創新史學，其通史家風一直吹揚未斷，猶有“師法相傳”者。由於《史記》所代表的是欲運用完美史體，以容納完美內容，使撰述臻圓而神的境界。故史著之正，應以此為準。是以漢晉南北朝史家或目錄學家，鹹奉之以為第一部正史。班固以降，斷代史大盛，然而不能排斥紀傳通史於正史之外者，因素可能如下：
第一，缺乏足夠的新史料及史學才識，將先秦再作斷代研撰，以取代《史記》。亦即無可能本《漢書》之例，將五帝三王斷代獨立為書也。此事既無可能，則《史記》為第一部正史的地位終不可動搖。
第二，新史學原本為司馬遷所創。前麵論及斷代史仍然遵奉《史記》的完美體法，隻是將人文群體的大範疇縮小為國家朝代而已，但國家朝代仍屬人文群體的最大組織，仍得以此為斷限範疇，進行總體而階段性的全程研究，是則斷代史仍不失總體全程（階段性全程）之義。這是班固在天意史觀分期論觀念下創作，也是不宜或不可能補續《史記》，或另撰一部大通史如《史記》之下，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撰作。斷代史既未全違完美主義的史學，實與《史記》及梁武帝《通史》同屬一類，不論斷代正史背後含有如何強烈的政治意識，在學術上固不可將通史排斥於外；而且事實上，通史本身亦可得含有此類政治意識，並能達至宣揚正統主義的政治功能。
第三，“正史”分類至遲在梁朝確立，梁武帝及梁元帝父子的修撰及提倡，自對目錄學家大有影響。此時阮孝緒修《七錄》，其國史之分類觀念殆即與此有關。《七錄》影響甚大，《五代史誌·經籍誌》多本之，而後世又多本於《五代史誌》。另外楊素、陸從典修通史，應是聞梁武帝之風而起，其風影響之下，對隋、唐之際史臣認識，當有深刻印象，故《五代史誌》盡管因陸氏書未成而未列為正史，但對《史記》及梁武帝《通史》則加列入。值得留意的是，唐初修《五代史誌》之其中一人，即為《南、北史》的撰者李延壽。延壽二史采用通史家法而變通之，是則紀傳通史之為正史，應是自然可理解者，蓋其代表完美主義的標準著作也。
總括來說，在完美主義之下，史學逐漸產生一種“正”的觀念。它是學術自主產生，而非靠外力萌發。政治力量的介入，隻是具有助長奠定的作用而已。在完美主義原則之下，曆史內容必須是總體全程性（包括階段的全程性），體裁必須能完成此前提，此類史著方得列為正史。史學的完美主義的內涵，在於能否有效而充分地研撰人文群體的總體全程發展，初未斤斤計較體裁問題。完美主義原有形式完美及實質完美之分別，紀傳體的結構體裁易於包容人類曆史的總體性，此為形式完美，故在六朝逐漸成為史學的“正法”。至於司馬遷——紀傳史學的馬派，主張史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使著作臻至“圓而神”，此實為實質完美之主張，是不易臻至的完美主義高標準，梁武帝、元暉、陸從典已先後試之矣。高標準既不易臻至，史家退而求其次，欲以完美之正法，以便易於完成階段全程之實質內容，此即為紀傳史學的班派所由興，至魏晉以降勝於馬派的原因。
紀傳史學排開編年史學而獨為“正法”，此與其體裁能廣載曆史內容之總體有關，[18]是則內涵求“備”的意念；若紀傳史學馬派追求曆史之全程發展而成高標準，則班派講究階段性全程遂可視為低標準，兩派皆著眼於史之“全”程始終。當年班彪不滿《史記》之“陳略”，亦不滿諸好事者之“鄙俗”，基本上乃本於實質完美而評論者也，而其子班固亦本此理念，至評其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成《漢書》，是則《漢書》撰述動機和原則，與內容之詳密完備追求有關。班派於六朝成“師法相傳”之大派，輾轉以降，馬、班當年創立完美主義之旨，遂有轉變為完備主義之趨勢——即講求一個王朝始終發展的全史，而其內容必須完備者。
前麵論及東漢一代之史煩穢，遂有以後不斷重修之舉發生，華嶠、司馬彪等人，主要著眼於《漢記》內容實質之不完美，及下限之不完全，至範曄出而佳著始現。劉知幾推崇曄書雲：“竊惟範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19]則六家論史基準何在，由此可窺。宋文帝“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命令文豪謝靈運修撰《晉書》；此所謂“一家之史”非指“一家之言”，乃指一代全史而言也。青年的沈約也“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而有撰述之誌，隱士臧榮緒因有同感，遂“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誌、傳百一十卷”，成為後來唐太宗重修《晉書》之底本。至如王室貴冑如蕭子雲，也“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此即上自帝王貴冑，下至匹夫隱逸，皆本史不可亡意識，而將完美主義低標準，變作完備主義追求者也。[20]
“全史”著眼於斷限之完全及內容之全備，既不以追求實質完美為主要，故能較“易”完成，也頗能滿足學術上之求備心態。劉知幾於8世紀借《漢書》而闡斷代史，即發揮並奠定了此理念宗旨，他說：
曆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史止哀公，《紀年》（指竹書）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21]
能“成一家之言”者未必是國家“全史”，《史記》是也。相對的，“全史”也未必能“成一家之言”，臻至實質之完美，則二十五史盡多如是。
東漢以降，史官各撰本朝國史，而先天上皆不可能全，必待勝朝史官完成之。勝朝史官或史家，若本完美主義修前朝史，雖曠日持久亦未必就能完成，但若求其全備而已，則易速成，沈約以一年之速度完成《宋書》，乃為史學史上以完備主義作要求之創舉也，與馬、班等此前史官史家，終生且或不能遂其誌者大大不同矣。此下官修正史多以此為例，圓而神之完美主義理想遂日泯，章學誠所謂唐宋以降史學不亡而亡者，[22]誠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