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紀20年代，鮮卑六鎮反，北朝世局自此動**。六鎮反叛之意義，具有胡、漢種族問題及漢化、反漢化問題的內涵，陳寅恪先生言之已審，不贅。反叛過程中，爾朱榮、元天穆集團首先取得了朝政專製權，30年代以後則為高歡集團繼起。他雖然起用北魏原有的漢人官員，或置之宰輔大臣，但也常因他們輕視文化較低的胡人及主張排胡用漢，故常殺之而不悔，高德政、杜弼即為顯例。[62]
叛亂集團既敢叛亂，當然不會將政治或法律上的懲罰放在心中。他們無法無天之餘，似乎僅對曆史記載頗為不放心而已，殆即孝文提倡“以史製君”，於此時由隱而顯，自漢及胡，漸見效果。
最初，他們對北魏史官捶毆淩辱，如元天穆欲捶撻“大才士”修注官溫子升，魏收則被高歡嫌疑捶楚，[63]此殆為對國史及史官之敵視也。然而注修、修史二權，俱在漢人史官之手，淩辱捶撻，不能阻其書事記言。於是山偉、綦儁等代北胡，遂主張“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由是將修史權由漢人手中沒收過來。高歡以山偉為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注，尋又命其以本官複領著作。山偉與綦儁主持大籍，起用粗涉文史之代人如劉仁之、宇文忠之等，實際進行撰述工作，此誠種族、文化之相互歧視意識，以及害怕“以史製君”的恐懼意識，三者之間混淆交熾的反應也。其結果造成《魏書》所雲：
二十許載，時事**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64]
這種情勢，在高氏專政局麵稍定後，始有改變。此改變最先之原因，當為親附高氏的漢人，在成為心腹，取得信任後，頗以史學以及其功用論啟示高氏父子。茲以魏收事情為例。司馬子如乃高歡權寵之一，魏收因其推薦及美言，始漸為高歡所優禮。收投靠高歡，據李百藥《北齊書》本傳雲：
收本以文才，必望潁（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歡子高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
子如及崔暹乃高氏父子寵臣，他們推薦魏收當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之間，高歡未死之前也（死於547年），此時仍為東、西魏對峙之局，魏祚名義上猶未亡，高氏即以其父子在魏“功業”為念矣。然而魏收《魏書·序傳》自述雲（《北齊書》本傳略同）：
（高歡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仆射（子如）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陳）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
《序傳》又雲：
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誌。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帝誅史官！”
按：高洋時已篡東魏，故於551年詔收專在史閣修魏史也。由此三段談話，可知司馬子如、崔暹、陳元康（元康曾於534年修起居注）等高氏權寵，正是啟導高氏父子曆史意識者。及至高洋篡位，魏收此時已成為高齊心腹文人，故也成為啟導高洋者之一。
高氏父子曆史意識之增強，是改變胡人控製修史局麵的主因。事關他們的“霸王功業”及“後世身名”，自不願山偉等遺闕**然之局麵持續下去，因而將修史權及修注權，交還托附漢人之手也。
改變局麵的原因，除上述曆史意識增強外，似尚與南朝天子修史的啟示有關。前期桓玄修注，早已騰笑北朝，後期梁元帝修史，亦見笑於北方。梁亡之時，正是高洋在帝位時代，梁簡文帝綱之子蕭大圜北走，後為北周滕王逌友。史載其某次對話雲：
逌嚐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梁元帝）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
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帝）為《世祖（光武）紀》，章帝為《顯宗（明帝）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
逌乃大笑。[65]
北人似乎認為桓玄、梁元帝之修記注，乃是隱國惡、諱君非的心虛表現。當宇文逌以此相質，大圜竟以為當然無足怪者，且誇誇然以為得直合禮雲雲。這種傷害史學可信性之根本者，北朝前有孝文帝之矯正，當時北周亦有柳虯之理論在也。滕王安得不大笑。
然而，西魏北周之人或許騰笑於此，但東魏北齊情況則不然。高歡將修史權由胡人交還漢人之手，是因知道史之為用，可以文過飾非，博取不朽也。他命令魏收修史，前提當然在錄其“霸王功業”、彰其“後世身名”也，否則胡人修史或史之殘闕，隻有對其父子篡跡有利，無須交由漢人修撰。梁朝天子修史，殆盡為北方所悉；但上述對話的含義，正足以啟示統治者之生心。蓋高父子文采拙劣，自無可能親撰國史，若得才足以撰史的親附文人為之，即可解決此問題。高氏篡逆若得解釋為“霸王功業”，即是可比美齊桓、晉文也。前有梁武帝“作賊”，而《梁書》寫成起義革命；後有唐太宗逼君弑儲、弑兄屠弟，而實錄得解釋為“周公誅管、蔡”。異車同途，如出一轍。高氏前有曆史意識若彼，後殆得梁史啟示如此，修史權交還漢人正其宜也。高氏父子據上引史料，顯然故意不提“以史製君”的功用，而集中焦點於以史揚名，以史飾奸之功用上。當高洋聲明“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帝誅史官”，無異提醒魏收以崔浩直筆被誅之例。後來唐太宗讀實錄，指示“史官執筆，何須有隱，且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可謂善學高洋者也。蓋一為桓文霸業，一為周公征誅，當然不須有隱，須好好直筆而書者。
6世紀中期，高氏這種轉變顯然沒有為官修史著帶來正麵的刺激，相反的卻有不良的影響。
首先，高氏目的在驅使史官稱述其功業、頌揚其身名。此目的之外，他們並不理會太多餘事，例如，史官受賕失實，高氏父子雖知之而不過問，抑且引此作為談笑之資。北齊史風之劣，此為重要因素。其中以魏收之大文豪，主持修《魏書》後又監齊史，實際為魏齊史壇祭酒，故其行為影響尤大。
《魏書》於554年完成，隨即為世人稱為“穢史”，訟其失實者百餘人，高洋為降敕，令《魏書》暫勿施行，令百官博議，聽訟者投牒。投牒之多，收無以抗之，且群臣多言其書不實，遂複敕更審。事實上，高洋一度重懲部分投訴者，但無以遏止此投訴情勢也。至齊亡之歲（577年），收塚竟被發，棄骨於外；且以後約一個世紀間，《魏書》一再為官方或民間所重修，名史家李百藥、李延壽等亦公然於史書指其不實。是則魏收及其《魏書》之所以得惡評追怨，誠國史上空前絕後之例，未易翻案也。[69]
高氏因前述目的而將國史修撰權由胡人控製交還由漢人主持，選定魏收專任其事；並隻要魏收達成此任務，其餘則縱其所肆。事實上，魏收評爾朱榮為篡逆，是則高氏父子亦然，但閱《魏書》所述高氏事跡，則知收已達成任務，且收又於高氏與宇文氏、蕭氏爭正統之時，頗偏袒於高氏，此對高氏政權的解釋極有利。是以高齊君主，始終支持魏收的《魏書》，且不惜重懲投訴者以遏止訟風。由前述意識目的，至此之心態表現，無異樹立了一個榜樣，此即：國史應以諱國惡、揚君美為主要原則，如此官修的國史應禁止他人議論也。
國史隻宜官修，不能成於私家，此義李彪早在6世紀初提出。50年代高齊如此支持魏收之《魏書》，至不惜重懲訟議者，無異樹立官史之權威性與不可議性。是則四十年後——隋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楊堅下詔，命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70]應為篡逆之君，前後心同，而至以法令完成此趨勢也。國史修撰權及議論權的禁絕，實兼反“以史製君”及統一曆史雙重性質之舉，是危害史學的空前決策。高氏對史學的影響可雲大矣。
高氏的另一影響，厥為形成後世參修國史及監修國史的製度。
5世紀後期孝文帝改革，采修注、修史分離原則，其職掌在建製上分屬起居省及著作省，北齊承之，前麵已述。至於北周宇文氏未改製前，大抵無改於此。及556年建六官，秘書省易名外史，下領著作；而著作郎易名著作上士，佐郎易名著作中士。是則建製係統不改，而改其官稱罷了。《史通·史官建置》稱其“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甚是。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魏齊在建製上由集書省下領起居省，由秘書省下領著作省，分為兩個不同的行政統率係統。北周則不然，改製後的修注權似劃歸外史，由外史下大夫（秘書監）掌領；亦即相當於由秘書監監本部掌領修注，而另由所屬之著作係統掌領修史，修注、修史同隸屬於一個係統也。至於外史下大夫，則為春官府（相當於唐之禮部）所統轄。[71]是則北周建製與魏齊不盡相同也。即：修史、修注分離運作是相同的，但魏、齊為二元統率二元運作，而北周則為一元統率二元運作也。隋朝大體循北齊，隻因廢集書省，故修注直隸宰相，由起居舍人掌領。唐朝模仿周、隋，將史館由著作係統移隸宰相（姑先不論其省別）直接監領修注、修史二係統，是即一元統率兩元運作形式也，第政治層麵提升如隋製而已。
“監國史”職殆奠基於高齊，為北周所效法者也。北朝國史之有監司，自崔浩始。當時除著作官參預修國記外，另大量調他官“參著作事”，故崔浩以“司徒、監秘書事”為職稱。西魏於537年（大統三年），趙善“轉右仆射兼侍中、監著作”，似即因此而來。西魏當時著作雖隸秘書省，但隻為其長官所統領，卻不受其監督。西魏秘書監丞統領並監督著作，殆自6世紀中期之柳虯始。因而北周改革，官修出現一元化監領，應為很自然的發展。[73]宇文氏在西魏時代，由於修史官往往以“某官領（或兼）著作、修國史”為名義，斯則循舊例以他官“監著作”，乃至徑由秘書監、丞監領，應為正常之舉。
高齊監修始於551年（天保二年）以前。魏收之奉敕修魏史也，稍後文宣帝高洋任命他為魏尹，但“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554年書成時則以梁州都督、前著作郎掛銜，參預諸臣皆非著作官，直以本官係“修史”職稱，共同上表獻書。是則魏收奉敕修史時當為著作郎，又由於已入北齊而修魏史，故不稱“修國史”也。[74]高隆之在北齊建國時，即以“太保、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平原王”身份監修國史（時收仍修史）。及至魏收專史局，《序傳》稱：“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隆之署名而已。”[75]是則高隆之以宗室宰相總監魏史及齊史也。其才力、精力能否勝任竊可疑。所謂“署名而已”，當謂隆之甚少過問魏史事。北齊開始即以宰輔監修國史，以後監修國史的魏收（曾以太子少傅、監國史，中書監兼侍中、監史）、趙彥深（左仆射、監國史，尋遷尚書令）、崔季舒（侍中、監國史）、祖珽（左仆射、監國史）、崔劼（五兵尚書、監國史）、陽休之（光祿卿、監國史）等，皆以宰輔大臣監修，且皆為齊君的親近之人。
監修的意義可能有二：一為監督史臣有效地進行工作；一為以官方意識幹預修史。7世紀末劉知幾批評監修製度，即以後者為焦點，而旁及前者。[76]假若高隆之“署名而已”，則表示實際監督工作者少，或僅偶作原則性與政治性之提示而已。讀《魏書·序傳》及《北齊書·收傳》，知魏收被委以史任，已漸成為供奉侍臣；但修成《魏書》以前，猶未即為高洋之心腹寵臣也。是則高洋雖委以修史，而卻另委高隆之總監，應為未盡放心之意也。高歡、澄、洋三父子長期委魏收修魏史，動機在利用魏收稱功頌美、取後世身名，茲事體大，宜其不放心，故另令宗室宰臣監之。修前代史而令宰臣監之，乃是北齊創舉。或許魏收完全本著高氏父子的上述意思而行，高隆之自然落得輕鬆而不幹預也。所論若是，則高氏父子影響於中國史學又可知也。
6世紀鮮卑六鎮反叛，不但斷喪了北魏國祚，而史學觀念、風氣、製度，皆受其影響而變動。當統治者愈來愈重視史學的稱功頌美、諱惡飾非，而朝反以史製君方向發展之時，官史遂日益權威化，乃至有絕對化的傾向，新的參史及監修製度亦漸形成，整個史學體係政治氣味日濃，而馴至有國史變成政治工具的趨勢。這些變化甚為複雜，本文所論不過是其大略而已。這些變化對史學成立的第一原則——曆史必須真實，與史學獨立自主的要件——讓撰史者獨立研究以成一家之言，無疑是傷害很大的。隋楊素一再奏請重修《魏書》，除了認為其書是“穢史”外，應尚包含了爭正統——反對魏收偏黨東魏、北齊——的政治意義。楊素又奏與陸從典等修通史，蓋效法梁武帝欲統一中國曆史，以罷廢眾史之深旨也。即使7世紀20年代，令狐德棻奏請唐高祖大舉修六代史（北魏、北齊、北周、隋、梁、陳），說服李淵的理由之一，即為“陛下既受禪於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77]是亦同於崔暹說高澄所謂“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的心態意識而已。646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五代史完成後，下詔修《晉書》，用意之一亦為了涼武昭王李氏——唐室先人也。
唐代修史如何實際發揮其政教效用，容後另文撰述。要之，六、七世紀之間，君主控製曆史已嚴，國史修撰權、議論權皆在禁止之列，抑且官修之史亦特置監司矣。在此情勢之下，史家撰史或為時君立說頌德，或為君主以史製臣民，不一而足，大違以前孝文帝、柳虯等倡揚史學之旨。例如，名家大文豪李德林，先後任齊、周史官，仕隋文帝為宰相，曾撰齊史（未成。故其子百藥續成之）。但讀其《天命論》——頌揚隋之聖德真命，痛斥陳之盜竊迷命，則其原著之觀點立場可疑也。德林之論取法於班彪《王命論》及班固《典引》，以頌揚本朝為主，入主出奴大於真知灼見。[78]又如魏收從弟魏澹，與德林在北齊俱修國史，入隋為著作郎，奉詔重撰《魏書》（今佚）。史載其義例，對司馬遷、班固、陳壽，範曄及收大加貶堿，聲言特重“直書”及“勸戒”，發揚“尊君卑臣”之義，痛抑“逆臣賊子”之行雲雲。文帝甚善此書，表示澹能承其意旨而書耶？未知澹對楊堅等“逆臣賊子”又有何意見？宜乎其書不傳也。[79]又如許亨、許善心父子，乃南朝梁、陳之名史官。亨修梁、陳二史未成，善心仕隋，續成父誌修梁史。自述製作之意，其中之一即為“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臣亂子，天下大懼”。是以其書分具臣、孝德、誠臣、逸民、止足、權幸、羯賊、逆臣叛臣諸匯傳，以名教繩賊臣亂子之意甚濃。然而國惡已諱，則賊亂之源不能澄清；君非既隱，則所書除頌德之外尚有何事？若賊臣亂子一旦成為君主，則必須為之隱諱，是於“以史製君”之義，顯然南轅北轍也。無怪其子許敬宗（唐高宗宰相）極盡逢君之惡的能事，並一再為太宗、高宗、武後曲筆修史也。《新唐書》將之列為《奸臣列傳》的第一人，難道是家學所致，蓋有由耶？[80]
李德林、魏澹、許善心隻是當時許多史官、史家之一，但他們的名氣甚大，其撰述有足夠的影響力。或許他們也有“以史經世”、撥亂反正的意識，故倡揭誅奸貶賊的春秋精神。但不可不知的是，他們道德批判的基點，大抵是建在時君——現行統治者——好惡的觀點之上的。除北魏外，自曹操父子以降至唐高祖父子，開國之君皆是野心人物，是篡逆之人。曆史不能正其篡逆之行為，且反而為其稱頌德命，是則徒為以亂濟亂也，附從或效法之臣民焉能不逆亂？魏晉南北朝數百年政局，不是與史書傳播之成王敗寇、入主出奴思想有關耶？從魏收以降至隋唐史臣，若真有知於此，必會格遵“以史製君”之旨，以收正本清源之效；若無知於此，而仍因循誅奸貶賊的經世傳統，則其批判標準將是虛偽的、雙重的。假若知製君之旨，但勇氣不足以抗衡時君及現製，此即中國史學常見之大不幸，齊周隋唐出現的觀念、風氣及修史製度，誠值得重視再檢討也。至於許敬宗流，則誠史學之罪人，本身即應為史家所當率先批判者也。
史不可亡，而史有經世製君之大功能，除經學闡揚之外，自《史記》初創國史即倡斯旨。經世則必論政與教，政教之權源又操諸君主，故史學講經世致用者，其極致必指向以史製君。前文麵謂製君為經世思想中最尖銳的觀念，其故在此。然而君主能自覺應受直書所製，如北魏孝文帝者甚少，此則行使權影響所及，必令君主、史臣兩皆恐懼而互相不安。
漢、魏、（西）晉在君主有形無形監視之下，此史權行使並不彰顯。國史若非飾君闕如班固，則往往闕而不書如陳壽。“不書之義”雖是對人君控製國史，所能表現之最沉重抗議，但史權此兩極性發展，終非史學及國家社會之福。東晉史官史家似有見乎此，始重興製君經世之思，然亦僅止於委婉隱約為之，或借前代國史以影射。及至劉宋以降，君主權威逐漸重建，且人主亦競相率撰史，則此風遂衰，並有史學為人君所利用之趨勢。
五胡原承漢儒經史之學，乘胡主亂國之餘，頗有秉直書記之例，但屢致史禍，崔浩案為其尤烈者。及至孝文、李彪出，經世製君之旨始得公然倡行，史權行使創為製度。時值魏、梁之世，斯時史風史製，北朝勝於南朝，下開李唐之局麵。然於魏末北齊之際，一度敗壞，史書為君主權臣虛美隱惡。修史因能上下其手而圖利，其至人君透過宰臣心腹之監修以加強控製，敗壞之風，此時又逾於南朝之梁陳也。監修之風雖亦下開李唐之局，但幸孝文、柳虯、劉知幾一係倡揚製君經世的觀念，隋唐史壇風製，遂未至大壞，而尚有可足觀者。
大體言之，4世紀東晉史官史家重振製君經世之風，至5世紀竟由北朝君臣所承襲而落實，其後一度中敗，仍能下開隋唐之局。中國近代官修製度淵源於唐。李唐承受於北朝者多，南朝者少，其製度落實形成之背後思想觀念，脈絡仍可得以清楚考知，如上述者也。
[1] 參見本書第十章四、五兩節。
[2] 溫言行參見《晉書》本傳，卷九十八，頁265D～267B。
[3] 桓玄於403—404年建楚國，引文見《晉書》本傳，卷九十九，頁269B。
[4] 參見《魏書·島夷桓玄列傳》，卷九十七，頁216A。
[5] 詳見《貞觀政要》（台北，“中華書局”明校本，1979年7月台三版），卷七，頁7B～8A。按：該條對話《資治通鑒》係於十六年四月壬子，殆誤。
[6] 兩《唐書》官誌之中書、門下、秘書三省項，及《唐會要》同上述三機關項均有載述，不贅引。但《唐會要·秘書省》項謂貞觀二十三年閏十月置史館於門下省，而罷著作史任者（見卷六十五，台北，世界書局，1968年11月三版，頁1123），應為三年之誤。唐朝官修製度容於第十章再論。
[7] 《南齊書·魏虜列傳》，卷五十七，頁92C，開明書局鑄版。
[8] 劉穆之乃劉裕第一謀主，諡文宣公。這裏所謂建武、永平之風，指東漢光武及明帝以法繩公卿之風也。太元、隆安之俗，指東晉末代孝武帝及安帝君弱國危之況也。文見《宋書》，卷四十二，頁136B，開明書局鑄版。
[9] 參見《韓昌黎集·外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3月台景印初版），卷上，頁387～389。
[10] 詳見《宋書·王韶之列傳》，卷六十，頁165A～165B。
[11] 參見《宋書·自序》所錄《上宋書表》，卷一〇〇，頁247A～247B。
[12] 引文見《齊書》該傳，卷五十二，頁84C。
[13] 詳參見《梁書·沈約列傳》，卷十三，頁24B～25C，開明書局鑄版。
[14] 關於吳均及其修史工作，請參見本書第十一章第一節。
[15] 曹叡父魏文帝丕也曾撰《列異傳》，下開魏晉以降以紀傳史學搜神誌怪，開創唐宋傳奇一係。但曹叡則是較符合史學正統的方式，用以表彰人物。父子二人著作見《五代史誌·經籍二·史·雜傳》類（收入《隋書》，卷三十三，台北，宏業書局，1974年7月1日版）。以紀傳史學表彰人物，自司馬遷《史記》以來即如此，劉向《列女傳》《高士傳》即承此而創單行傳記之風，遂為光武以下所聞風繼起。由於東漢國史修撰權中央化，故此類紀傳體的人物誌著作遂大興，本書第八章二、三節已論之。
[16] 詳見《宋書·江夏文獻王義恭列傳》，卷六十一，頁166C～168A。修史時義恭猶未死。
[17] 裴鬆之死於451年，宋孝武修史當在457—464年。鬆之此論，蓋評備、權合力拒操之事也，詳見《三國誌·魯肅傳》，卷五十四，頁1269。
[18] 五、六世紀學術分類目錄名家王儉（死於489年，齊武帝永明七年）、阮孝緒（死於536年，梁武帝大同二年）皆已將史部獨立。但遲至孝緒之《七錄》，紀傳類——史部——分為十二部，首部“國史部”猶未如《五代史誌》般正名為“正史”；然其自撰《正史刪繁》，一書，則又以“正史”命名。（參見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卷三《七錄序》，頁7～20；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10月初版）。蕭繹為湘東王時撰《金樓子》（書已佚，今據台北，世界書局影《永樂大典》輯本，1975年7月再版），其中《戒子篇》即倡議讀“正史”（卷二，頁12B～13A）。
[19] 參見本書第十一章第一節。
[20] 姚思廉撰梁書吳均本傳，謂帝“以其書不實”，均又“支離無對”於劉之遴的數條質詢，故焚書免職雲（參見《梁書》，卷四十九，頁69B），似為據官方所修之史者。劉知幾謂“帝惡其實”，恐得真情（參見《史通通釋·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55）。《齊春秋》恐非“不實”而是真實，故為梁武所惡也。否則以此等史才，免職之後，又何須召見而委以更重大的修史之任？
[21] 政府一麵修前序性的注記，待其陸續完成，即同時陸續修終程性的國史（紀傳體），這是東漢以來即已形成的製度。例如，漢明帝一麵詔班固、馬嚴等雜定《建武注記》——光武帝之起居注，一麵又命班固與陳宗等共成《世祖本紀》——光武帝的國史本記，及其他東漢開國諸載記、列傳二十八篇。118年（安帝元初五年）劉毅請為臨朝鄧太後修《長樂宮注》。兩年之後，鄧太後隨即詔劉珍、劉毅等入東觀修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顯示前序與終程修撰時間或略有先後之分，但幾可同時進行，不必中間加入一中介性之修實錄工作也。東漢此段修史事實，請詳拙著《漢書撰者質疑與試釋》（分刊於《華學月刊》一二二、一二三期，1982年2月、3月）。
[22] 按：二實錄上於貞觀十七年。引文據《貞觀政要》卷七，頁7B～8A。
[23] 周興嗣生平見《梁書》本傳，卷四十九，頁69A～69B。其所撰《皇帝實錄》及《起居注》，皆記梁武帝事，為《五代史誌》、兩《唐書》經籍藝文誌之首部實錄，今已不存，內容難詳。
[24] 《貞觀政要·文史篇》載唐太宗於貞觀十四年指示房玄齡錄進《國史》，俾以為“自修”及“鑒誡”之用。玄齡遂將《高祖實錄》及《太宗實錄》各十二卷表上之（詳見卷七，頁8A～9A）。《唐會要·史館·史館雜錄上》對《文史篇》所載語褚遂良及房玄齡二事，亦有記載（參見卷六十三，頁1102～1103）。然在同書《史館·修國史》部分，則載明上述二實錄表上於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由玄齡和許敬宗等署銜奏上。許敬宗正是篡改國史的重要人物，李樹桐師在其《唐史考辨》（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4月初版）所錄諸文中，多已就修改各事一一指出。又，此《太宗實錄》下限止貞觀十四年，太宗生前即修撰及閱讀其本人的實錄，其內心對史官的微文褒貶之恐懼，是非常明顯的。《太宗實錄》之續編，由長孫無忌等於高宗永徽元年修成，斷限自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亦分為二十卷。前、續二編之修成，均見《修國史》類，卷六十三，頁1092～1093。
[25] 五胡最早起事者應為巴氐李氏，李氏先稱“成”，後稱“漢”，有紹續蜀漢之誌，此在常璩《華陽國誌》述之已審。這是比較上有詳細史料可供研述者，稍後劉淵稱帝，亦以紹漢自居，其父子皆曾留學東京，深諳漢學者也。即使如張昌，雖為義陽蠻，亦識利用東漢官方讖緯之學，據地劫縣吏丘沈為聖人，改丘沈姓名為劉尼，稱漢後，造符瑞、服飾如漢故事，此皆《晉書》劉淵父子等人之載記，及昌傳均有載述者也。又劉淵複漢事，拙文《從漢匈關係的演變略論劉淵屠各集團複國的問題》頗論之，詳見《東吳文史學報》第八號，台北，東吳大學，1990年3月，頁47～91。
[26] 前趙立國規模參《晉書·劉曜載記》（卷一〇三，頁278A～278B），劉聰殺史劉曜續修之事參《史通通釋·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58），上注所引拙文亦論之。
[27] 參見《晉書·石勒載記上》，卷一〇四，頁281C～283B。
[28] 石勒興製度置南都，論三國正統而恐其非正，詳見《晉書·石勒載記下》，卷一〇五，頁285B、285D。
[29] 石勒創立“史學”及諸記、注等事，詳見《晉書·石勒載記下》，頁283D、284B、285C。
[30] 石勒死於333年，內亂，從子石虎稱兵崛起，其行事詳見《晉書·石季龍（避唐諱而稱其字）載記》上及下，苻洪時為其部將，諫語詳見《載記上》，卷一〇六，頁288B。
[31] 按：苻堅乃苻洪之孫，苻雄之子，原姓蒲氏，因讖改姓以應之。其家族興亡改革，《晉書》載記大體頗詳，不贅述；引文見卷一一三，頁301B。當時苻堅以文教漸盛、國威遠播，大約即因此閱史，而不欲留穢史於後代也。
[32] 苻堅於370年滅燕，即收慕容衝姊弟並專寵後宮，長安為此流傳其龍陽之謠，詳見其《載記下》，《晉書》，卷一一四，頁303。
[33] 崔鴻《十六國春秋》之遲遲完成表上之，是因等待搜閱諸國史書，“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而成。《北魏書·鴻傳》及所錄《上十六國春秋表》（鴻附見於其伯父《崔光列傳》，卷六十七，頁154C、154D），以及《史通通釋·古今正史篇》（卷十二，頁36C）已述之。
[34] 蕭方等乃湘東王（梁元帝）世子，梁武帝蕭衍之孫也，生卒時間約在528—549年，曾注範曄《後漢書》，撰《三十國春秋》，著述時間當與崔鴻約同時，而一在北，一居南也。其事見《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列傳》，卷四十四，頁61C。
[35] 王允殺蔡邕是懼其能“正”國史，故自我解釋其理由雲：“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複使吾黨蒙其訕議！”（詳見《後漢書·蔡邕傳》，卷六十下，頁2006；及《三國誌·董卓傳》注引謝承《後漢書》，卷六，頁179～180）此為假借危害國家統治權及聲譽，誣史訕謗而殺之者。韋昭不苟同及順應孫皓要求——要求記苻瑞以明其真命及其父作本紀——而獲罪，尋而又因於獄中上《洞紀》一書而益觸君怒，終被殺（詳見《三國誌·韋曜（即昭）傳》，卷六十五，頁1462～1464），此則為據實直書不肯虛美時君而見殺者也。公師彧原有為劉淵改造曆史之嫌，詳見拙文《從漢匈關係的演變略論劉淵屠各集團複國的問題》。
[36] 事詳見《史通通釋·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58。按：劉知幾敘此事於苻堅焚史之前，蓋因燕國本有前、後之分，故合而敘之。前燕本已撰有《起居注》及《燕記》，為苻堅所亡；慕容垂複後燕，再創國史也。其後申秀、範亨各取二燕史合為一史。
[37] 趙逸即《史通·古今正史篇》所述之趙思群，本仕後秦姚興，後為赫連所虜，而仕夏為著作郎，奉命修國史。引文見《魏書》本傳，卷五十二，頁117C。
[38] 赫連勃勃事詳見《晉書》本載記，卷一三〇，頁331B～332D。
[39] 桓溫以《晉陽秋》書枋頭之敗不當，實另有其解釋立陽與理由，所謂“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公（指孫盛）所說”是也。他並非焚禁《晉陽秋》之行世，而是謂若不刪改，“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耳。即施加政治壓力或暴力要其修改也。至於枋頭之敗到底應如何解釋始合理，此不贅論之。詳見《晉書·孫盛列傳》，卷八十二，頁222C。
[40] 分別見《魏書》，卷二《太祖紀》皇始元年、天興元年、天興三年諸條。
[41] 該詔詳同上紀天興三年十二月丙申條，是繼乙未詔為漢高祖辯護後翌日而頒下者，卷二，頁9B。
[42] 該詔詳見《魏書·世祖紀上》太延元年十二月甲申條，卷四上，頁13C。
[43] 魏、晉秘書省下領著作省的常製性建製，至292年（晉惠帝元康二年）奠定（詳見《晉書·職官誌》中書監令、秘書監、著作郎諸條，卷二十四，頁73A～75D）。《魏書·官氏誌》隻載官品職稱，未詳其建製與編製，但北“齊製官，多循後魏”，《五代史誌·百官誌·秘書省》條即記該省省本部及領著作省之關係，與夫著作郎、佐等編製，是則北魏建製應亦如此，最多編製上有出入而已（詳見《隋書》，卷二十七，頁751）。北魏初有著作郎之常製，鄧淵即為其例，《鄧淵傳》稱“太祖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後來始遷吏部郎（《魏書》本傳，卷二十四，頁66C），可能是北魏首任著作郎也。至於秘書省始終為典籍機關，而有“東觀”之稱，則可詳見《魏書·高謐（附父湖）列傳》（卷三十二，頁77D），及《孫惠蔚列傳》（卷八十四，頁189C、189D）。
[45] 見浩本傳（《魏書》，卷三十五，頁85A）。崔浩案發後，高允之供詞亦稱“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見《允傳》，卷四十八，頁110A）。
[46] 三著作郎均載《魏書》，卷五十二，段承根自吐穀渾來歸，崔浩奇其才，奏請為著作郎，引為同事。宗欽及陰仲達皆太武帝平涼所得之史才，故崔浩奏請二人“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三人皆與浩案同被殺。
[47] 詳見《崔浩傳》，《魏書》，卷三十五，頁85A。
[48] 引語詳見《高允列傳》，卷四十八，頁110A。二人的漢儒性格，可將二人本傳與漢劉向、歆、揚雄、班彪等傳比較，或可有得。高允謂“今之所以觀注，後之所以知今”，正是班彪之名言。高允答辯全文若與班彪《史記後傳略論》全文比較，思想上頗有相似者（彪論見《後漢書》本傳，卷四十上，頁1324～1327），其不畏因史而死之心情，誠深得班彪“殺史見極，平易正直”之旨。而班彪正是以聖道自任的經史學者。崔浩、高允二人於道術的表現，崔浩則強烈而明顯，蓋秉權居勢故也；高允則較衝退，蓋懲於浩禍故也。
[49] 就此角度探究崔浩案，請參見牟潤孫之《崔浩與其政敵》，收入其所著《注史齋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59年8月），頁81～93。該文忽略了餘文所述之刊石意識諸問題。
[50] 遊雅與高允、張偉皆友善知名，俱為太武帝征用，後至秘書監負責修史，但以“不勤著述，竟無所成”。卒於461年。蓋其對國史竟無貢獻者，或即懲於浩禍。他曾對崔浩、高允作比較批評，引語見於此，詳見《高允列傳》（卷四十八，頁110D）。其生平則詳本傳，《魏書》，卷五十四，頁122B、122C。
[51] 高允語見《魏書·高允列傳》，卷四十八，頁110A。劉知幾於《史通·直書篇》推崇其直筆無阿，至與南史、董狐、韋昭並列，稱“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雲雲，參見卷七，頁192～194。
[52] 對此說法，最佳之綜合可參見《漢書·藝文誌·春秋序》，卷三十，頁1715。
[53] 詳見《北周書》，卷三十八，頁56D～57A。
[54] 詳見《高允列傳》，卷四十八，頁110D；《遊雅列傳》，卷五十四，頁122B、122C。
[55] 檀、江二人開創修史凡例，雜采班固、蔡邕、司馬彪、範曄諸家之長，詳見《齊書·檀超列傳》（卷五十二，頁84A）。李彪推崇馬、班史學，以二彪（班彪、司馬彪）自況，其改變《國書》為紀傳體之議，頗有受檀、江之議立凡例所影響者。至於政治與史學受沈約之刺激，本書第十二章第一節，頗論之。
[56] 李彪的史學成就與地位，除《魏書》卷六十二本傳外，猶需與卷五十七《高佑列傳》、卷六十七《崔光列傳》合讀，始有所得。李彪之名，為孝文帝所賜，冀其遠擬班彪、近準司馬彪也。李彪自舉孝廉入京，即“深宗附高祖（孝文帝）”，故君臣關係密切，後雖被論以大辟罪，孝文猶特赦之。前疏見於高佑傳，後表見於本傳。
[57] 漢魏晉南朝一係，原即以紀傳體為國史正體。但3世紀末因《竹書紀年》出土，引起古今正史之爭，許多史家及史官，紛紛以編年體修國史，北魏在李彪改革之前的國紀，即承此編年潮流。故李彪此疏，對古、今正史之爭與國史正體之體認，有澄清奠定之功，請參見本書第十二章第四節。
[58] 參見《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太和十四年二月及十五年正月條。語史官則載於卷末之綜述，見頁23C。
[59] 機關建製及官員編製，各據其官稱見於《五代史誌·百官誌》《舊唐書·職官誌》《唐會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項。
[60] 事分別見《魏書·廣陵王列傳》（卷二十一上，頁58A），及《任城王列傳》（卷十九中，頁50A）。
[61] 顯宗乃麒麟次子，其長兄興宗亦曾以秘書郎參著作事，引文見《魏書·韓麒麟列傳》卷六十，頁137D。靈虯從父駿，自文成帝時屢任佐郎及郎，485年卒前，啟孝文擢其從子為佐郎，後亦遷著作郎（見同卷《程駿傳》）。
[63] 溫子升、魏收皆北朝文豪，溫事見《魏書·文苑列傳》本傳（卷八十五，頁192A），魏事見《北齊書》本傳（卷三十七，頁45A～45B）。《魏書·序傳》當然不會述其早年被捶辱之事也。
[64] 偉、儁、仁之、忠之皆代北胡人，事詳見《魏書》，卷八十一各傳。
[65] 梁氏君主及子弟多有文才，能撰史，簡文帝撰史已見前述，大圜亦在北周撰《梁舊事》三十卷，顯然也為史家。滕王之問與笑，實有意義也。事詳見《北周書·蕭大圜列傳》，卷四十二，頁63C。
[66] 德林與收等關係，詳見《隋書·德林傳》，卷四十二，頁1193～1209。
[67] 《北齊書·魏收列傳》，卷三十七，頁45C。
[69] 近人周一良曾撰《魏收之史學》一文（收入杜維運等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為收辯訟，頗見同情之思。但其論證尚有待商榷者，如魏收受爾朱文暢金而為其父爾朱榮作佳傳一例，周氏舉《榮傳》之論，謂其詞是褒是貶昭然明白，指後人厚誣（參見頁342）。單就此論言，即可見魏收似別有筆意。他先批評爾朱榮篡逆殘殺，得罪人神，然而末雲：“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何足數！”表示承認爾朱榮實有韓彭伊霍才幹，或者過之也，隻是德義不及為可惜而已。是則史謂魏收受金擬榮於伊霍，顯未完全非實。類此可待商榷之例尚有，不贅。且除《北史》之外，《魏書》所本史料及後來改修之魏史多已佚，無從精確比較魏收是否有失。是則周氏之言，僅可備存一說。
[70] 見《隋書·高祖紀下》該年五月癸亥條，卷二，頁38。
[71] 北周改製後，自《唐六典》《通典》以降，諸書對外史及著作之建製、職權多未厘清，甚至謂“著作不預史事”雲雲，致生誤解。對於二官建製、職權，王仲犖《北周六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2年9月台一版）頗有整理，參見頁189～192。
[72] 分別見《魏書》，卷五十四延儁、卷八十二瑩，《北齊書》，卷十八隆之、卷四十二陽休之各傳。
[73] 趙善事詳見《北周書》本傳（卷三十四，頁49A）。大統十四年（548年）柳虯“除秘書丞。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自虯為丞，始令監掌焉。”（同卷，頁56D～57A）。
[74] 詳見《魏書》開始之《前上十誌啟》，卷一〇四《序傳》，《北齊書》，卷三十七本傳。
[75] 語見《魏書·序傳》，頁235C。又隆之死於書成之年的八月。
[76] 詳見《史通》，卷十《辨職》《自述》，卷二十《忤時》諸篇。
[77] 參見《舊唐書·棻傳》，卷七十三，頁3325D。
[79] 魏澹乃魏季景之子。季景乃收從叔，雖有才學，曆官著作，但收常輕忽之（參見《北齊書·收傳》，卷三十七，頁45B；及《魏蘭根傳》，卷二十三，頁32A～32C）。是則魏澹一者格於君命，逢君之旨，一者或與收有父怨，故批評魏收，並改寫其書也。其義例參見《隋書》本傳（卷五十八，頁1416～1420）。
[80] 許敬宗曲意篡改唐史，逢君之惡，今人多已知之，兩《唐書》有傳，另本書第十三章第五節亦詳論之；許亨《梁書》有傳。善心之論述其梁史，見《隋書》本傳，卷五十八，頁1428～1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