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4世紀末葉道武帝拓跋珪複興北魏以還，至於7世紀初葉隋末喪亂，北朝一係的史官製度及其修撰情況，劉知幾於《史通·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兩篇，已有綜合而扼要的論述，是以若非值得再商榷探討之問題，此處從略不贅。劉氏《史官建置》概論北魏雲：
元魏初稱製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三史”一作“參史”，下同，未詳）不過一二而已。普泰（531—532年）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
又《古今正史》論述北魏早期修史情況雲：
按：知幾《古今正史》之言，蓋綜略魏收《魏書》之崔浩及高允二列傳而成，論其概略則無誤，但有若幹關鍵處則忽略之。至於《史官建置》之言，由於魏收撰《官氏誌》，所本者為孝文之《太和令》，對孝文以前史官語焉未詳，故知幾亦略推之而不甚了了也。
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嗣、世祖太武帝燾以降至高祖孝文帝宏，本紀多記其好尚漢儒經史之學，而據崔玄伯、崔浩父子、鄧淵、高允、崔光諸列傳，則知此數帝均曾與此數人論學或受其教育者，而此數人正是北方保守漢代經史圖讖之學的典型人物也。北魏一代學風製度，實奠始於此數位君臣的學識，尤以崔玄伯最為關鍵。
《史官建置篇》曾概述五胡政權史官，謂除少數外，“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此即餘前文謂五胡多奉漢魏製度，以秘書著作為史官之意。拓跋珪崛起代北，396年平並州，初拓中原，始建台省百官，大量起用文人，而留心慰藉士大夫。398年改定國號稱“魏”，遷都平城，始正式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製，立爵品，而令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裁之。玄伯尋奏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是宣布元魏欲越曹魏而上承炎漢之統，其政治取向可知矣。故於400年，道武帝下詔為漢高祖劉邦之由布衣得統辯護，聲言“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遂由推明炎漢而以自況，警告狂狡迷命、逐鹿從亂之徒。[40]當此之時，製度初定，不如孝文帝以後般律令嚴整完備。道武帝對設官分職、格遵律令猶未適應，故曾下詔申論“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雖三公台司，“在人主所任耳！用之則重，舍之則輕”，大有輕視魏晉刑名論循名責實之理的意思。[41]此與三十七年後，其孫太武帝拓跋燾明詔劃分君主、公卿、宰民之官間的權分，聲言“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為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的律令法治精神，顯已大大不同。[42]是則魏初有史臣而無常職，自非意外之事。
然而，雜取他官充史職，原即為東漢東觀修史的慣例。這種慣例雖或無律令依據，但行之已久，遂得視為製度。元魏初期承襲東漢此製，應無疑議。進而有可論者，元魏創製之初，殆即有秘書省著作省之史官機關建製。其秘書省自始即為墳籍收藏校訂之機關，或稱之為“東觀”；著作郎、佐隸屬秘書省為常製性史官，殆自始即有秘書省下領著作省的建製。此蓋承襲（曹）魏、晉製度而置者也。[43]
元魏早期，由秘書省之著作省修史，當職者為著作郎、佐郎。複因郎、佐編製有限，人才、人力不足則不得不調他官充職，此即“參著作”或“參著作事”職銜之所由生（前引《史通》文之“參史”，即應指此），正是以魏晉建製為本、東漢慣例為輔之運作，與東晉南朝大體相同。例如，鄧淵曾任著作郎，累遷吏部郎，道武帝蓋以其“多識舊事”，遂詔其撰國記，史未言其是否“領著作”或有參佐者。至於崔浩，於道武帝天興（398—403年）中即已轉著作郎，太武帝時以太常卿，奉詔與“弟覽、高讜、鄧穎（潁？）、晁繼、範耳（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此為“共參著作”之例，是時崔覽似以征虜將軍“參著作事”，高讜似以遊擊將軍“參著作”，鄧潁以中書侍郎“參著作事”，而由崔浩為召集人也。[44]此與劉珍以謁者仆射召集他官充職者共修《東觀漢記》之例正同。
439年（太武帝太延五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是年正式南北二朝對峙）太武帝伐涼，詔崔浩留台，以“司徒、監秘書事”續修國記，此為北魏以宰相監修國史之始，似取法西晉張華之監領國史也。劉知幾不明北魏雖有著作郎、佐而仍有共參著作之製度於前，複對439年以前崔浩以太常卿為召集人，而此年以宰輔監修之差異，似有混淆之嫌於後。是時，“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常侍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45]其實此時或稍後，高允即以本官“領著作郎”，實際負責注疏工作；而正式之著作郎陰仲達、段承根、宗欽亦為參與工作者。[46]同作死者既有一百二十八人，則共參著作而不可考知者尚多也。如此大規模同修國史（並非修前代史），自非一個秘書省所屬之小編製著作省（劉知幾稱著作局，殆誤）所能負擔。再者如此多人同修，又自非委派一人總監裁奪不可。是以此次修史，實下開北朝以至隋唐，必須另外設局建製，以及必須專委宰臣或要官監修之先河。這種發展遂與東晉南朝有所差異也。
上述問題既明，則進一步可究者，厥為崔浩集團修史，到底依據何種指導觀念進行，複又如何釀致史禍，使史官一度停廢也？
太武帝之詔雲：
究其觀念，正與司馬談、遷父子的懼史文斷廢及實述其事之觀念相同，亦即太武帝本於史不可亡意識而了解史必須真實的第一原則，並從而發言指示崔浩也。此即崔浩等修史時之指導觀念。然而，北方自苻堅之敗至此年，始甫告統一；北魏諸臣，多來自原先割據各國，即使參修史臣亦多如此。加上鮮卑與漢化之矛盾、胡人與漢人之差異、高門與寒素之歧別、佛教與道教之衝突，乃至崔浩個人學術、人格及其政治上之糾紛，如此而欲宣揚國家威德，敘事解釋務從實錄也者，實因身在環中而戛戛乎難矣。何況高允於案發後，答太武帝之麵質雲：“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則知崔浩、高允等人，亦頗持“以史經世”及“以史製君”觀點。二人之學術與人生，俱具漢儒性格，崔浩尤有道統儒的強烈傾向，是則極易引起是非之爭。[48]
崔浩案當然可能與道統文化的意識形態衝突有關，但除佛、道及漢化之矛盾外，[49]崔浩表現於獨尊自己的經史，本身即具衝突的作用，《崔浩傳》謂史禍之起伏雲：
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郤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並勒所注五經。浩讚成之。……
初，郤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鹹以為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秘書郎吏（浩以司徒監秘書事）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秘書郎吏已下盡死。
是則崔浩是因刻石宣布其經史而禍發，伏“受賕”以致國事“備而不典”而定讞者也。《高允列傳》頗詳其刻刊經史之意識：
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郤檦（標？）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並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
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
此為崔浩罷黜他家、獨尊己術，且自信其史基於直筆、可得定論之意識，不亦明甚？其後遊雅評說，謂“司徒之譴，起於纖微”，[50]其識實不如高允。
綜括而言，崔浩於綜錯之世局中，而自己又是綜錯之關鍵者的情況下修史，原即難跳出象外，修成令當時許多關係人皆滿意的國史。其他致禍因素姑不論，即以就史論史言，崔浩以前曾批評趙逸如揚雄之《劇秦美新》，則其本人當有不虛美、不隱惡之實錄觀念，故他們奉到太武帝實錄原則的指示，則勢必講求實證之風，況論他們兼且帶有“以史經世”“以史製君”，乃至追求定論曆史之精神矣。就此而言，他們確曾努力以求達成，雖死不悔，高允答辯太武帝，抗稱：“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則他們所表現的史官精神與努力，雖無劉知幾之推崇表揚，亦不可輕易議也。[51]不論崔浩是否真在司法上成立“受賕”罪，要之高允答辯也曾批評浩有“私欲”和“愛憎”，此與浩傳所述之學術、人生及政治，大體吻合。是則史禍之觸發，乃是其個人的人格表現累積而成，表麵纖微，其實則甚複雜。明白乎此，則知果於殺戮而常後悔的太武帝，何以後來說“崔司徒可惜”也。
崔浩之死牽涉許多漩渦，談不上可惜不可惜。要之，他樹立了一個創舉——當代國史修成後隨即公開發表的先例。其初意雖是炫耀自誇，但卻也必須先能自信其坦**精確。自馬、班及東漢官修以來，當代國史以身死或國亡，然後始宣布而出為慣例。這是因漢儒相信孔子修其國史——《春秋》——有經世之意，有“貶損大小當世君臣”之旨，故隱約其詞，書而不刊，由是取得教訓而成此慣例。[52]社會若有公開的學術批評風氣，而不流於意氣與暴力，則官修當代史及時發表，將更明幫助於史學的發展，官史遂不易成為“一言堂”，以至篡改失實，喪失經世製君之最大效用。6世紀中期，西魏、北周之際的史家柳虯，似即因於時弊而有感於此，提出其著名的“國史實時發表論”，而被一度實行，《虯傳》雲：
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
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
……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53]
柳虯理論，顯然是根據孔子以前史官直書宣示於朝的舊慣例，以論漢以來奉孔子模式為先例之不當；而且強調史以製君經世的功用論，以批評密書秘藏的官修形式；進而指出實時發表始能達致製君經世的完全效果，與夫具有促進整齊史學的正麵積極意義。前引唐太宗要求觀史改過，正可印證此理論。惜乎崔浩當年以其聲勢，而不能確立此理論為慣例；柳虯人微言輕，遂隻能行於一時而無法建立經製，唐朝以降，竟至變調。
崔浩史禍負麵的震撼遠大於正麵的影響。自450—460年，北魏竟至為史官停廢期。高允在文成、獻文、孝文三朝被任遇而參大政。文成帝是“好覽史傳”之主，感“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郎”而已，遂拜允為“中書令、著作如故”，自後屢遷，但常負責修史，逐漸成為崔浩以後的史壇領袖。不過“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罷了。其間遊雅為秘書監，亦“不勤著述，竟無所成”。[54]竊思其因，蓋魏初收自各國之史才大多隨浩案喪命，且高允、遊雅因浩案之餘，誌氣不複當年，大較略有刊修，能續崔浩當年故事者已是萬幸，至於不勤不專者，恐為謹慎塞責之反應也。這種沉寂敷衍之狀況，似需待此一輩人物死去，新人挺起，始可能有轉機。
487年（宋亡後八年，齊武帝永明五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沈約被敕修國（齊）史之餘，於是年複奉詔修《宋書》。《南齊書》先由檀超、江淹首次開創國史凡例，而《宋書》之輕蔑“索虜”，均各在史學及政治上給予北魏甚大刺激。是年值高允以九十八高齡卒，老輩凋謝，孝文帝、李彪君臣遂改革修史體製。[55]
5世紀後期至6世紀初期，北朝史官並出，但高佑、崔光先後以秘書監領著作，為史壇領袖，然而實際上縱橫專力史壇者，厥為李彪。另一名家崔鴻（光侄）著力於五胡史，雖亦擅名，卻不及彪之影響。李彪為北朝中期史學思想的領導，一掃前此百年國史之簡陋、史官之因循，而向後創立了魏收能迅速完成《魏書》的基礎。他的思想體係與諸多貢獻姑不備論，值得注意者乃是他和孝文帝之關係，實為導致整個國史觀念及體製改變的基因。487年（太和十一年）與高佑合上的《請改國書為紀傳體疏》，及約在500年（宣武帝景明元年）所上的《求複舊職修史表》，尤為當時大文。[56]
李彪前疏，除了有立即改變北魏國史體例結構及修史方式之功外，尚有在中國史學史上，正式宣揚國史必須以紀傳體為正史的意義，具有澄清汲塚出書以來古、今正史之爭的效果。6世紀中期梁元帝、阮孝緒有“正史”之名，7世紀中期《五代史誌》在史部分類上正式將紀傳國史劃歸“正史”類，不得謂無受其影響。[57]後表其中有一觀念，即提出“國之大籍，成於私家”，乃是末世不得已之弊；蓋無異主張國史必須官修，對當時私修之風誠為挫折。他自己雖不居史職，卻堅求官準以白衣入省修史，下開6世紀末王孝緒及8世紀中吳兢，官準以布衣入史館修史之先例也。
後表另又提出“國史明乎得失之際”，聲稱馬、班二史“懲勸兩書，華實兼載”。其深得史學功用論之經世製君觀念，應可無疑。故同表述當年建議改革書體，孝文帝特頒詔給他雲：“平爾雅誌，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是則當時二十一歲而仍被太後幹政之孝文帝，恐有受其觀念所影響，有感而發者也。三年之後太後崩，孝文始親政，遂“詔定起居注製”。翌年（491年，太和十五年）後，乃正式“分置左、右史官”，且“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複不書，將何所懼！’”[58]孝文若受李彪史觀影響，則影響可謂深矣。中國帝王，或雖知史學有製君經世之用，無論恐懼與否，自君主本人口出闡揚指示若此者，幾為空前絕後之創舉。
孝文所創立的左、右史官，實北魏前所未有的起居注製度，亦即要求實時書君善惡以收製裁之效的體係。若非出於對史學之了解和自覺，焉能如此？當時南朝修注權與修史權均仍在秘書省之著作郎、佐，官職與天子頗疏遠。而孝文建製，秘書省之著作省掌修史權，集書省之起居省掌修注權。集書省魏、齊皆為侍從供奉機關，官員有密近諷議獻納之責，故修注官最能迅速知曉君惡也。在機關的建製構想及意義上，表示孝文帝製君觀念，已充分落實於製度及技術層次，大不同於南朝。隋文帝《開皇令》無集書省，其屬官皆並入門下省；而門下、中書省據令已是宰相兼供奉機關，構意較孝文帝更進一步矣。及至唐太宗於門下省置起居郎，高宗複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使兩省皆有修注官，實即承隋製而建為永製也。[59]前引唐太宗與褚遂良談話的內容，正見孝文創建此製的落實表現及對後世之影響。
孝文有律令觀念，而對此又出於自覺上之需要，因而並非口說而已之徒。494年（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後，行之更切，曾責罰宰相廣陵王羽以下失職大臣。其中責守尚書尉羽雲：“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責盧淵雲：“卿在集書……嚐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又責散騎常侍元景雲：“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他也曾與另一宰相任城王澄論革新禮教，深怪澄言不當，竟指示曰：“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60]這種實時書惡以達製君經世目的，其實踐意誌可知。起居注為國史最重要的原料，要求修史書惡，若修史時斟酌刪去，則用心枉然矣。孝文曾對著作官韓顯宗和程靈虯有所批評諷嘲，《魏書·韓麒麟列傳》雲：
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虯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誌》及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可居中第。”高祖又曰：“卿為著作（時任佐郎），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
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61]
顯宗有文才，其僅名奉職若非懶惰，即為仍震於浩案的影響。要之，孝文帝自覺史須製君經世，而督責史臣實踐之誌甚決，且親閱記、注以作考課者甚明。褚遂良、劉洎答唐太宗，論史官職責及史書功用，實本於此。至於說“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遂良若非無識於崔浩、高允、孝文帝、李彪、柳虯等北朝此係發展的傳統，則是內心另有所思，懼唐太宗開天子觀史之例而殺害史官之可能也。
大體而言，五胡史學及其製君觀念的因子，上承漢魏，而下啟北朝。4世紀東晉史家的批判風氣所帶來的經世製君思潮，亦隱然有窒於南而傳於北的趨勢。於是崔浩、高允等承風推動於前，孝文、李彪等因勢改創於後。左、右史製度的重建，實為製君觀念的落實化與製度化，且依律令作為運作者也，與“故事”化具有不同的法律意義。而且，將國史前序修撰權透過起居製度劃歸集書省之起居省，將終程修撰權仍置於秘書省之著作省，此離析分行的建製構想，遂為齊、周、隋、唐所本。至於集書省依法令為魏、齊的供奉密近機關，起居省隸屬其下，製君的政治意義和史學意義豈不明甚乎？斯則較南朝起居之純為行政上之建製的意義，相距甚大也。隋唐將修注權移隸宰相機關，即順此而改革奠定者也。
孝文的構想化為創製定令，其後並非毫無改變。自5世紀末至7世紀初，由於世局的變亂，遂成官修的魏體製過渡為唐型體製的時期，其間變化的因素與過程頗為複雜，故特辟下一節目以概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