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亂”以來，天下崩潰，但胡人或漢人據地稱雄者，大亂初期常有一股曆史與政治意識在流動，以後喪亂日久始漸消失，此即假西漢經史之學、以複續漢室為口號潮流也。[25]4世紀10年代末期，匈奴之漢內亂，劉曜因緣崛起，於318年（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改國號為“趙”，宣布“以水承（西）晉金行”，遂下開五胡自行推曆建統，承認漢、魏、西晉——不承認東晉之先河。既然與東晉爭正統，則不得不襲漢魏衣冠製度，五胡政權多置史官者亦在此。劉曜略改劉淵的規模，所假借者仍為漢儒符讖經史之學；且一反劉聰之殺史，仍續修漢趙一係之史。[26]石勒於劉曜奪權篡號的翌年，即對此等虛偽假借之事不表讚同。先前劉琨曾致書於勒雲：“自古已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則有之矣！”石勒即答書雲：“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及至劉曜篡號而懼其逼，加趙公、十郡、九錫之封，尋又令其晉封趙王，服王子輿服，“如曹公（指操）輔漢故事”。石勒率直表白雲：“趙王、趙帝孤自取！”[27]石勒宣言，遠較當時南北許多野心人物，假“曹公故事”“司馬宣王（懿）故事”，乃至“諸葛丞相故事”或“王丞相（導）故事”來得坦率可愛，但卻適足以啟示以後更大更直接的野心與動亂。
石勒不假任何堂皇口號而帝王自為之行為，並非表示有意完全放棄漢魏製度，直以胡羯部落製度統治占領區也。他在319年建立（後）趙，與劉曜（前趙）在北方對抗，又需南向與東晉爭正統，因而曆史意識亦甚強。他鄙視近代以來開國垂統之君皆不正。直斥“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亟論三國以來正統所屬，唯恐自己非真命天子。因而大興漢魏製度文教，且以洛陽為中原故都所在，詔建南都，此即一個半世紀以後，北魏孝文帝遷都漢化之先驅，而素為史家所忽視之五胡一般心理也。[28]
石勒在建製興文之中，與本書論旨有關者，厥為創立官方之“史學”製度。他於319年，建立經學、律學、史學、門臣四祭酒，皆為各有所司的實職機關。惜史傳闕如，職掌已不可考，但其意義及功能大略可推者如下：第一，史學祭酒機關係統，甚可能帶有培育史才之責任，一如經、律二學。第二，此係統可能直掌史官，以修當時之《上黨國記》《大將軍起居注》等，蓋沿襲東漢東觀修《漢記》及《起居注》，以及下開北魏官修記、注之製度也。第三，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直以“史學”為名，而創立的史學訓練或修撰之建製機關，較南朝之宋文帝創立“史學”早了約一個世紀，而且是胡人政權所率先創立者。石勒不如劉淵父子般深通漢文化，但他經常親臨太學考課諸生。“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其後又“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顯示上述創製，實與石勒了解曆史功用論，深具曆史意識有關。他痛論魏晉之欺詐，恐懼自己之非真命，甚至臨死猶以史實誡其子弟雲：“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29]是則他有“以史為鑒”“以史經世”之識誌，確可知者也。至於“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則表示亦知“以史製君”之旨矣。因而創修“史學”及諸記、注，應與他此諸種識誌有密切關係。影響所及，雖五胡中最殘暴之石虎，亦為大興經史文教、具有這些識誌之主，苻洪甚至諫之雲：“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30]此即石趙一朝，君臣間“以史製君”最直接明顯的表示。其淵源蓋一麵直承兩漢觀念，而另一麵或亦與當時東晉史臣和史家所倡揚之史學思潮有關。
苻洪能以史製君，則此略陽氐人之識見可知。其後創立苻秦一係，幾乎統一北方，並能在北大興儒史文教，至苻堅而鼎盛。苻堅大興儒學，禁止老莊、圖讖等南朝之流行學術，大體仍沿劉淵、石趙以來的認識及發展，加上留在北方的門第學風之配合有關也。4世紀後期，《苻堅載記上》雲：
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381年，六十二國入貢，淝水之戰前兩年），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31]
按：苻堅當時有龍陽之癖，史亦載之。堅有此癖，恐即為其親閱起居注及國史的主因；以母穢被書，恐是借題發揮或二者兼有之舉也。[32]無論如何，國惡君穢不能入史，此例即“以史製君”及“君懼被製”之相對表現。
大體而言，北方胡人諸政權中，各國皆有史官撰錄國史與起居注，此為6世紀前期崔鴻撰《十六國春秋》所資者也，[33]也應為南朝蕭梁王室子弟蕭方等所以能撰《三十國春秋》之本。[34]不過，有二事似值得注意者：
第一，劉淵、劉聰雖依漢製，但其史官官稱為“左國史”。左、右國史之名，乃孫吳之製，而非漢魏之典。漢於東觀著作，以他官充職而未有專名；魏晉即建置著作省，由中書省移隸秘書省為定製，此下為東晉南朝之正常建製，諸史官誌已述之。北方則自匈奴劉漢置左國史，至石勒而置史學祭酒，蓋至石勒晚期，始置著作佐郎撰錄時事，此下五胡諸國至魏、齊、隋，遂大體以著作省（或著作局、曹）修國史，與東晉南朝一係秘書著作相同也。五胡君主對史之為用有了解，則史官建置始得能建立而奠定。
第二，五胡初以紹漢反晉而起，所用諸儒亦多為留在北方，保守漢代經史之學的人物，與南渡士族崇尚莊老的新風氣不同，關於此問題論者已眾，不遑再贅。要之，東漢三國，對史態度是要求以官方所定之政教為本，政府依此而加以幹預控製。斯則北方諸國既承漢魏衣冠之餘，當亦頗有繼承其對史之態度與要求者，故4世紀初葉，漢趙左國史公師彧修撰國史，而為人誣為“訕謗先帝”，劉聰因而殺之；4世紀末葉，苻堅惡史官之實錄，竟有焚書究史之禍。兩次史禍皆與192年王允殺蔡邕、273年孫皓殺韋昭之事件類似，均與史官直書或不肯虛美有關，恐其危及統治者的權威和聲譽者也。[35]
第二點影響所及，此下至北魏複興，列國史官頗有虛美之事發生，可征者厥有二事：一在386年間，慕容垂因淝水之戰後複國，命董統草創《國書》，勒成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此為時君自閱國史，亦以過美為慚者。[36]一為5世紀20年代，匈奴赫連勃勃乘亂建夏國（407—431年），得趙逸、張淵等而命之撰國書。北魏太武帝於431年平夏，“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因宜容之！’世祖乃止。”[37]赫連勃勃甚有曆史意識，自稱大禹之後，且重視身後之名；為人以“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著名。[38]是則史官居其世，一如揚雄之《劇秦美新》者，不得不然也，況趙逸本亡虜而為其所役使者耶？
舉茲二例，並非意謂自381年苻秦焚史事件以來，北方史官即已虛美成風。在此事件之前後，史官之直筆或曲筆，固與其人格及製度有關，亦與時君人格有關，不可一概而論。隻是苻秦焚史之後，即有燕、夏國史之虛美，在解釋上應有一定的關係與意義，猶如450年太武帝殺史事件以後，一度對北魏史官製度及史官心理影響甚大，不得遽謂無前後因果關係也。
4世紀間，南北此史學思潮的發展似有所異同。南方自初期王導、幹寶等，重建史官製度及實行“以史經世”“以史製君”觀念以降，由於東晉君權低落，故君主實無力控禦及逼害史官。基此發展，至中期以後，史家及史臣竟至演變為同情弱晉、製裁桓氏父子的趨勢。桓氏父子的反應，桓溫對諸史家不過止於口頭的威脅警告，至於逼令孫盛修改《晉陽秋》所書枋頭之敗（此役發生在369年），要挾以“關君門戶事”，已是極致的表現。其問題出在枋頭之敗的解釋上，而溫、盛二人各皆承認失利之事實，並無異議也。[39]桓玄大概吸取其父此事件之教訓，知政治壓力不足以絕對支配史官，且其敗亡之餘亦無複壓力可言，故徑自撰錄起居注，對其失敗先行做好解釋基礎，庶幾可影響當世或後世史家的意見也。劉宋以降，委任心腹文人修史或帝王親自撰述，即是承桓氏父子之教訓而來。
相對的，北方胡主文采風流及與文士之關係不如南方。他們親自撰述的可能性極微。尋得君臣關係密切的文士，俾以修史之任，使能隱惡揚善者，五胡初亂時可能性亦不甚高。“以史經世”“以史製君”的思想觀念原因漢儒之經學而昌盛，胡主們用此等保守漢儒風氣的學者修史，即使不受南方思潮影響，他們也可能直書實錄，以申“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之旨。因此，北方統治者費神留意於國史如何書寫，當在南方上，而劉聰、石虎、苻堅、慕容垂等，遂竟至親閱記、注，指示改修，以及追究史臣也。此為桓氏在南方受製於史之約略同時，北方則人君不躬自閱史的慣例被打破，史禍屢傳，終至史臣有虛美過實之事發生者也。
自下思潮的發展，南朝由於君威的重振，帝王重視史學，遂回後漢魏施展無形壓力，使史官產生自我警覺而自我約束的路線，故大體無史禍之發生。北朝則不然，他們仍在舊路線上摸索，則能走出一條合理之道路，建立一種可避免史禍的官修製度。他們的努力是非常明顯的，往往也是出於君臣雙方溝通共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