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朝君主撰史現象與實錄的創修
前章論及1世紀以還，東漢政府實行國史修撰權中央化政策，導至東觀修史製度的形成，及秦漢一統以降首部官修國史——《漢記》的出現。
大體上說，劉珍是《漢記》的領銜者，但此書在東漢約兩個世紀間，分數梯次完成。盡管劉珍是第一梯次的主持人及實際策劃者，然而在其之前，尚有班固等人入內修中興國史，應為東觀修史的前奏。班固在明、章朝，幾因“私改作國史”肇禍，此國史猶指前漢書而言。然而此僅在官方關注及批準下完成的《漢書》，已備受3世紀後期史官兼經史批評家傅玄的指責，認其書“飾主闕”“抑忠臣”等，斯則於官方領導控製、以集體形式完成的《漢記》，更因切東漢之時忌而益受限製，司馬彪、範曄等人一再評其書不實、“拘於時”，顯然代表世人的公論，而為不斷重修東漢史之主因也。繼起的《（曹）魏書》、吳史，前者有“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之譏，後者有拘係史官，乃至殺史見極之懼。
三、四世紀之間，西晉仍沿國史官修慣例，先後委張華、賈謐等監領其事。然而內有後、戚，外有宗藩，強臣專國柄，五胡窺邦畿，當此之際而為史臣者，其心唯危；加上蔡邕、韋昭兩史禍殷鑒不遠，史官能“直書”者幾稀。其間陳壽《三國誌》號為“實錄”，然於漢魏、魏晉授受之際，魏三祖君臣牽涉晉三祖君臣之事，所隱亦多，或乃至不書。陳壽行“春秋不書”之義，原有害於史文之絕續問題，而世人竟不之怪，反號其書為實錄也者，蓋知壽所不書者，正是最該深思批判處者也。著史者與讀史者竟共鳴合契若茲，則三、四世紀魏、（西）晉之際，世道危微、史心恐懼之情勢，可以知矣。
史實失實，史書不書，誠危害史學根本之最大者。即就功用論角度言，亂君賊臣由是無所懼，經驗借鑒由是無可本，所謂經世致用雲何哉？是以東晉承喪亂隅居之餘，留心經世之學者，痛定思痛，利用史學對時代大加批判，且直溯其致亂之源，冀能發明其事，究其因果，以待來者之取鑒，開撥亂之太平。由於時值儒學衰退，漢儒通經致用之風，寖寖然已為“以史經世”之風所取代。漢儒“以天製君”的思想，亦漸由“以史製君”所落實。漢末以降，天不僅不足以製君，反而成為亂臣賊子禪受之際的護符，是則以史經世、以史製君觀念之所由起與所用心，可想而知。
嚴格而言，“以史製君”是“以史經世”思想中最尖銳的觀念，其製約對象不僅在亂君賊主，也兼且涵蓋了專權不法的亂臣賊子。權力製衡原是政治問題，謀國者在法治上不能予賊亂之君臣以製衡或製裁，此即中國政治及政製之可悲者。及其不得已而必須假借抽象之“天”以製之，及至天不可製之而又不得已以“史”製之，乃至再不得已而落實於“以親製君”（即祖宗家法）及“以師製君”。如此由抽象至具體，層層轉落，終無以製之，而反受其利用。
東晉至唐的“以史製君”，是漢儒“以天製君”過渡至宋儒“以親製君”及“以師製君”的中介。本章研討重心即在承上述論述之餘，欲就君主於此期間對此思想觀念的反應，乃至此反應對當時史官製度的影響，略作探究而已。
4世紀早期——永嘉之亂、晉室東渡之初，宰相王導上疏請重建史官，建議“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首批史官即幹寶、郭璞、王隱等人。王導提示的國史修撰原則，顯然不是循例之辭。稍後他曾麵述晉朝開國奸惡之跡於明帝，致使“明帝以麵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複安得長遠？’”表示王導實述其事，俾明帝了解晉室何以至此地步，以作龜鑒也。此與其所提示的修史原則相符。正唯如此，始有幹寶“直而能婉”的《晉紀》出現，有係統地載述及批判晉朝君臣的寡德**僻，並因而刺激起4世紀批判之風。此下至六七十年代，由於桓溫覬覦，史家以史製裁之心更切。孫盛、習鑿齒、袁宏、袁山鬆等人，或直載桓溫之跡；或因桓溫自比司馬懿，遂至直溯魏晉時君之惡；乃至如二袁之逆溯至東漢，由光武乘其君（更始）之危而取位起痛諭。[1]
桓溫幕下史才甚盛，孫、習、袁諸子皆其僚屬。溫曾乘北伐複洛之威，上疏請選史官修國史。然上述諸子反對其思想行為甚堅，是則即使桓溫遣其幕下這些名史修撰國史，蓋亦自知彼等對己必不虛美隱惡也，故嚐“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複遺臭萬載邪！？’”[2]桓溫此語誠為千古名言，它代表了人生追求不朽的入史成名意識。而且，這是一種正麵意義大於反麵意義的意識。“流芳後世”乃成就欲和榮譽感的最高目標，非極無奈則不落入“遺臭萬載”也。此意識實促使桓溫不敢貿然篡位稱帝，而受製於史者。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正麵之不朽，這是多數君主的共同心理，也是他們控製國史修撰及受製於史的原因；若無此心理或懵然不知於此，則“以史製君”終將無所施為。403年，溫少子桓玄廢晉安帝，改國號“楚”，自行告天稱帝，完成桓溫未竟之誌。及至事敗兵潰，史載其逃亡情況雲：
玄於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指劉裕勤王之師）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3]
此事北方亦知，《魏書》竟亦載之。[4]盡管桓玄為僭篡之主，但卻是中國第一個自撰起居注的君主。他自撰注記的心理，蓋與其父正同，亦是唯恐被“以史製君”所製的恐懼意識之表現也。父子二人，皆為複興的史學觀念及鋒而試之對象，且試之效者也。相對的，人君自作注記，也正是抗拒史家“以史製君”的模式之一，開創了南朝某些君主躬自撰史之風。
638年（貞觀十三年），唐太宗與修注官褚遂良有如下對話：
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5]
起居注是國史最基本史料之一，專書人君言行，且善惡必書為其傳統原則，斯則桓玄及一些亂君賊主所懼者在此。建立人君不躬自觀史的慣例，其目的是為了達成原則而附設的史官保護製度，以消除史官之恐懼感。是則官修注記製度，適足以造成人君及史臣兩皆恐懼，且是互相恐懼對方也。其實人君在禁中起居，修注官若不書，則天下之人能知而書者幾稀。天下之人，能知而書者，隻是人君昭如日月、民皆可知之顯惡而已。不過無論如何，修注官之修注記或他人之書君惡，兩皆足以製君之非矣，劉洎誠得斯旨。
修撰注記是國史修撰製度中之前序工作，起於漢代，但帝王不能躬自觀之的慣例，則今不可考。人君既恐史官書其惡，解決的措施遂有三途：一為任命心腹文人任修注官。二為派遣心腹重臣監修注記。三為人君親撰其起居注。第三種措施除桓玄外，東晉南朝一係君主權臣向鮮顯例。第二種則盛於北朝係統。第一種則為南、北朝所常見，劉知幾史才少、文才多之歎實因於此。一些與君主親狎而又對史官責任與傳統不甚了了的文豪（當時常稱之為“大手筆”）參與修注或修史，其所代表的意義（政治上的及史學上的）該是可想而知的。自3世紀末，西晉政府即已奠定秘書省之著作省掌修國史及起居注的建製。東晉南朝，著作郎、佐已漸成高門子弟起資之官，未必勝任史職，加上前述因素，遂導致史官製度的改變：即文人以他官奉詔領著作，或知著作事，代行律令上著作郎、佐的法定職責。這種彈性的任務授權慣例，向北影響北朝隋唐一係，竟至629年（唐太宗貞觀三年）改製，取消著作局修史之任，而徑以他官帶“修國史”或“兼修國史”的製度於焉形成；至於修注權則移隸供奉機關，且在高宗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均置也。[6]
4世紀複興的史學經世製君思潮，在桓玄以後的南朝時代似即受挫，此下史官及史家已多不見作口頭或文字上之鼓吹。繼承的脈絡，則於北朝隋唐不斷出現。
竊思此風在南朝漸寢的原因，可能有數點：
第一，東晉君權長期低落，君主對國史修撰的拘束力原就不大。如在王導領導之下，史官批判晉室開國惡跡，時君亦無可奈何也，更遑論控製私修之國史。4世紀史家同情弱晉怯主，常專力製裁權臣，發揮了“鋤強扶弱”的心理，而桓氏乃首當其衝者。桓氏名門子弟，其學術素養甚佳，足以自覺受製之懼，而稍斂其跡，雖對史家發出威脅，終仍尊重此春秋褒貶的史學傳統。不幸劉裕出身北府兵，寒素無學，平桓玄之後即行專政，弑君篡主，於十六年（420年）之後遂建宋國。此下南朝之局，外則權臣覬覦相篡，內則宗室攘奪相殺。茲舉一例：南朝常與北朝交聘，蕭子顯於梁武帝時著《（南）齊書》，載北魏孝文帝元宏之談話雲：
（孝文帝宏）常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
魏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
宏大慚，出元凱為雍州長史。俄召複職。[7]
南朝篡亂頻仍、臣下潔身自保，顯然已騰笑北廷。孝文帝隻見其多“好臣”，蓋未深究其實也，第思元凱言，或始心知其弊，故即召還元凱。子顯乃齊王室子弟，齊為梁武帝所篡，記此事或有深意焉。據此記述，則知自劉裕以後，亂君篡臣蔚成風氣，早已不知恐懼、忠義為何事，與桓氏父子意識顯已不同，則“以史製君”尚有何所施為？進而言之，篡臣亂君已成風氣，臣民已司空見慣，或竟至習焉不察，既不敢諤諤，亦無須操心，明哲屍位，與篡亂相安，遂成“好臣”。君臣心理風氣如此，尚何思“以史製君”？況其製不勝製耶？
第二，5世紀前半期，繼192年（漢獻帝初平三年）蔡邕史禍、273年（吳主皓鳳皇二年）韋昭史禍，連續發生了三次史禍事件：433年（宋文帝元嘉十年）殺曾奉勑修晉史之文豪謝靈運，445年（元嘉二十二年），殺私修《後漢書》之範曄，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殺修撰北魏《國記》之宰相崔浩及諸修史官員。南北一片血腥之中，殺身者皆兩地頂尖的文豪名史，尤以北朝集體屠殺為甚，當世及來者，孰不震懾？此事原與晉宋之際君權之消長轉變有關，《宋書·劉穆之列傳·史臣曰》雲：“晉綱弛紊，其漸有由……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宋）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穆之）之為也。”[8]然而“以史製君”的落實，原即能令君主與史臣互相兩皆恐懼，先前桓氏父子恐懼於史家，於今以後則勢必令史家恐懼於時君也。9世紀初期，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曆述史禍，其中謂“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範曄赤誅……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9]此與司馬遷在公元前2世紀於《太史公自序》中，曆述聖賢著作之禍，可謂古今心同也。史禍切在近世，南北朝史官、史家，能不心驚畏慎耶？
第三，南朝王室似甚善於控製史學。例如，東晉末任史官王韶之，因私撰《晉安帝陽秋》號為“後代佳史”，遂除佐郎，與徐廣等修《晉紀》。然不久即成劉裕心腹，奉裕指示密酖安帝。恭帝立，因功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兼為劉裕之機要秘書與國史修撰官。劉裕篡位弑恭帝，韶之奉新君詔命複掌《宋書》。是則晉、宋授受之間，兩國史當有可議之處。[10]宋亡之後，沈約奉敕撰《宋書》，即據韶之以降何承天等曆任宋之史官著作，以一年之功完成是書，但卻批評承天以下史臣雲：“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舍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11]事實上，王韶之修晉、宋二史於晉、宋禪受之間，何承天、裴鬆之、徐爰等繼續於宋文帝（殺謝、範二史者）之世。宋武帝劉裕指揮心腹創製於前，宋文帝義隆高壓威脅於後，“時旨”“世情”交至，國史修撰即在史官不覺或自覺中受控製。“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因而為當然之事也。此下齊、梁、陳，又何能免於此？
以沈約為例，《宋書·自序》謂齊初奉敕撰《國史》（指南齊史），尋兼撰起居注。齊武帝立，奉詔撰《宋書》（487—488年），遂指責何承天等人失實難信。但據《南齊書·王智深列傳》雲：
世祖（齊武帝）使與太子家令（後兼著作郎）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沈）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跡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12]
王智深與沈約皆為文學之士，前者史筆亦有溫情偏差之弊。二人修史書，竟至取旨於時君，斯則沈約批評何承天等人之語，亦一一可用以批評其自己也。
沈約為南齊名王，竟陵王子良（齊武帝次子，居宰相）——竟陵八友之一，自武帝起漸被重任。但他卻暗中成為蕭衍（後來之梁武帝）心腹，乘齊末政亂，屢次建議蕭衍奪權篡位，竟操切至謂若待局勢漸定，“豈複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遂至蕭衍篡位建梁。沈約當時為世文宗，恐即北魏孝文帝所指的“好臣”之一。但此類“好臣”視易君篡國如平常事，勸人作賊，自己亦陪同作賊，卻竟又罵人為賊：如於《宋書》特創《二凶列傳》，開以後國史創立亂臣賊子、奸凶叛逆專傳之先河。此“身為賊而喊捉賊”者，當然與其所指責的前輩史臣般，難以做到獨立撰史的地步，因而也更不可能想到“以史製君”。除《宋書》外，沈約曾另修《晉書》一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應指梁武帝）十四卷。[13]646年（貞觀二十年）唐朝重修《晉書》，即表示不認可沈約之作，抑且重修底本為臧榮緒本，則沈書之價值可知也。梁武帝與沈約共同作賊，則沈約之《高祖紀》是否實錄，亦可想而知。
關於南齊史之撰，江淹、沈約於6世紀初（梁武帝天監初）即曾先後奉詔修之。沈約《齊紀》當為此時完成，時任端揆之官也。但不久蕭子顯即以齊室子弟身份，請準修其故國曆史；另一文豪吳均亦私撰《齊春秋》三十卷。蕭書紀傳體，今列為正史。吳春秋乃編年體，雖為梁武所惡，亦能與蕭書並行。斯則沈約之紀，當時評價殆即甚差也。事實上，蕭子顯《齊書》已不敢直述梁武集團之篡逆，頗盡委曲求全之能事矣；而吳均《齊春秋》修撰之時，梁武帝竟不準其參閱官藏起居注並群臣行狀，書成則又“惡其實，詔燔之”。[14]是則沈約據與蕭衍同一利益立場而撰者，世不以為可信而竟不行也。時君之善於控製修史，或乃至勇於焚史，於此可窺。
上述隻是略舉南朝修史之一二顯例，以見當時史風及其大概原因。總括而言，南朝王室加緊控製史學，是導致“以史製君”無效果及寢息之主因。控製的方式大約為：派遣心腹文人——他們往往與王室有親密關係及利益一致者——主持修史，如劉裕之與王韶之，劉義隆之與徐爰，蕭衍之與沈約。或君主直接或間接指示如何修史，或以時旨世情形成一種意識形態，令史官及史家自覺自製。或更甚者乃拒絕公開官藏史料給史家，使之難以進行研撰；其已撰成者，亦詆其失實而公然焚之。
際此潮流之下，尚有兩個問題值得留意：一為帝王親自撰史的現象。一為修實錄的製度與意義。
南朝君主較北朝為文采風流。他們呼吸到4世紀的史學思潮，在意識恐懼之餘，其反應一為逆向的作用——此即反恐懼及阻止恐懼發生的上述控製措施並幹預行為；另一方麵則是順向反應——重視史學之功用而率先利用之。
南、北朝各國修史，以至7世紀唐初官修前代諸史及其國史，莫不汲汲利用史著，以宣揚政權之真命，與夫其行事之正義，這是“以史經世”之大者。至於以史表揚忠孝節義人物，此則東漢以來官方早已持續為之。3世紀前期魏明帝曹叡親撰《海內先賢傳》，更是君主躬自撰史之濫觴。[15]劉義恭乃劉宋名王，為宰輔而謙慎。文帝劉義隆為其子兵變所弑，義恭於亂後卑辭奉迎孝武帝劉駿。孝武帝中期詔修國史，“自為義恭作傳”。[16]孝武帝與魏明帝不同者，乃是後者所撰乃一般傳記史學，而前者則是撰入皇皇國史列傳也。用意雖同，但層次及意義則有異。此前不久，裴鬆之注《三國誌》，批評吳、蜀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雲雲。[17]孝武帝之舉，為激勵來者、稱揚國美，又豈讓吳、蜀史官專美於前也。按自東漢以降，官修國史莫不著意於國事之揚美隱惡，天子親自操筆，益見其情之切。
4世紀初，桓玄首創人君修注記之例。5世紀中，劉駿（宋孝武帝）首創人君修國史之例。降至6世紀的梁朝，蕭衍父子更是重視國史的名君。史部成立此時已成定局。但自5世紀中期至6世紀中期，國史猶無“正史”之名分。“正史”一名，似由蕭繹（梁元帝，梁武帝衍第七子）等首先確定。他倡議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有師儒教育，故呼籲凡讀書必讀五經、“正史”及譜牒，此外群書自可泛觀；認為“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18]他曾撰《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皆為發揮“以史經世”之旨者也。其兄蕭綱（簡文帝，蕭衍次子），亦著《昭明太子傳》五卷（昭明太子蕭統乃綱之同母長兄）、《諸王傳》三十卷。兄弟二人可謂將梁室子弟群臣之忠孝者，搜羅殆盡而親為之撰者。既不假史官之手，即日後雖有史官重修，恐亦難免受其影響矣。兄弟二人此舉，恐受其父蕭衍所影響者。
梁武帝的構想可分三方麵：一是依慣例命令及批準江淹、沈約、蕭子顯等修前代之齊史。一是命沈約、周興嗣等修梁注記及國史。一即為命吳均等修《通史》。他自認堪稱偉業者乃是修成《通史》六百二十卷，主要為本著完美主義及正統主義、民族主義而進行，曾向蕭子顯誇雲：“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此書實際水平似乎並不甚高，實際主持人吳均亦於520年（普通元年）中途死去，是則此書實為梁武帝貫徹意誌，勉強完成者而已，政治意味大於創新。換句話說，是召集史臣為統一其政治思想，以罷黜眾史為目的之作也。這部大通史的修撰，或有繼承史公父子效法孔子修舊起廢的精神，但究其內裏意義，其實為史學上的獨尊梁武、罷黜百史之舉。其下限止於齊室，故不很重視江、沈、蕭諸人之修齊史。[19]倒是梁朝國史不在《通史》斷限之內，梁武對此似甚重視。
梁武帝為南朝在位最久、最以佑文著稱的君主，應是“以史製君”的最佳對象。他拒絕讓吳均私修《齊春秋》時可參考起居注及群臣行狀，詔他自我搜訪齊氏故事，可能是“做賊心虛”，不敢公開史料的舉動。及至《齊春秋》完成，梁武特遣劉之遴前往質詢吳均，並“惡其實，詔燔之”。按理史事不實則隻需修正，何以竟特“敕付省焚之”，無乃使人啟疑耶？吳均坐免職，然而“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是則焚其書而免其職，尋即召見而賦予修撰大書之任者，殆為慰其心以息眾議之舉耶？梁武恐懼為史所製及利用史家的意識流露可知。[20]
起居注是國史前序工作，為有關君主言行最密切的資料所在。南朝修注工作職責雖在秘書省之著作郎、佐，但此時已常以君主侍從供奉官充領之，蓋以其心腹密近也。人君欲篡改曆史，若非如桓玄之自撰，則必須假此等心腹密近者為之。沈約以端揆之重，撰《齊紀》及《（梁）高祖紀》，殆為國史終程著作。但前書似有“難以取信”之虞，後書亦因曾“同公作賊”，恐也有“事屬當時，多非實錄”之憂，恐難為後之修梁史者所取信，於是前序工作遂甚重要。然而，前序性的起居注，必須與其他史料及時人史著綜合研究，始克完成終程性的國史，是則盡管起居注已授意竄改，亦必難盡改他書及一切檔案，因而修國史時，人君篡逆諸惡仍將能被發現。設若介於國史修撰前序工作與終程工作之間，有一中介性工作，則起居注及一切其他史料，在此中介工作修撰期間，必會加以搜集選擇，使中介得以完成。於是終程性的國史即可不經起居注等研究階段，而在此中介性成果上再構思潤飾以完成也。前序性的注記若已竄改，即原始史料已經修飾；至於中程性的實錄，遂可在此前序基礎上任意解釋，上下其手，以合時君之旨，作為日後修正式國史之定論準備。梁武父子君臣皆為大文豪，必有如桓氏父子般珍惜令名之意識，因而在觀念上亦會了解被史所製的恐懼，以及創立中介性作業之需要，這是實錄修撰之所由起。[21]梁武惡吳均之“實錄”，而誣其書失實以焚之，但又竟命名中介性撰著為實錄，則其意旨可知矣。
7世紀初唐史臣有竄改注記之事，故太宗讀實錄，遂得從容指示史臣解釋的原則與理據。此事與梁武帝批評吳均不實，觀念意識上殆有同工異曲之妙。640年（貞觀十四年）唐太宗索閱實錄，《貞觀政要》記雲：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指玄武門兵變），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22]
史臣據注記及有關史料刪竄為“實錄”，猶未令太宗滿意。他提示解釋理據——如周公、季友之為安社稷而行權宜也——指示史官據此原則直書。如此則其逼君父、弑兄弟、屠子侄之奪權勾當，遂因而成為正義行為，何須浮隱耶？《國（唐）史》及後來之兩《唐書》，遂即據此實錄而成書者。
實錄在國史全程修撰上有如此巨大作用，則6世紀梁武帝創立修實錄之製度，誠值得留意也。況且，沈約所撰《齊記》及《高祖紀》非常可能不實；周興嗣為梁武愛寵之另一侍從文人，死於521年（普通二年），生前為梁武撰就《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既頌“皇德”，又一手包辦注記及實錄，其內容亦值得懷疑。[23]興嗣時，梁武始五十八歲盛年（梁武八十歲崩，三十九歲稱帝）。實錄自創立時即不必待人君崩逝後始進行修撰，此為梁武帝與後之唐太宗另一同工之妙的地方，唐太宗因急欲覽閱其前半生之實錄，俾能及時更正史臣“微文”“浮詞”，免妨日後曆史上不朽之名跡，故其指示史臣“直書”，與梁武帝之創建官方實錄，可謂此心同、此理同。[24]唐朝何以沿襲南朝此製度，殆由此可得解釋。
當然，官修實錄製度的開創，自正麵視之，對國史最後完成有一定的貢獻。它使官修國史製度更嚴密化，更係統化，故遂為唐代以後所遵沿不替。隻是論其開創之初期，應難脫君主創用此製，使國史有多一種修撰步驟，即多一層上下其手的機會之意。梁武、唐宗已有此傾向，此下唐宋曆朝，重修實錄、竄改偽飾，實非鮮見之事，則其功能與影響可知，蓋毀譽參半也。跡此製度創立運用的內裏意義，應與人君恐懼“以史製君”之觀念有密切關係，故修起居注製度為漢魏以降南、北朝所共遵不替，獨官修實錄製度為梁武帝、元帝父子所創行，為唐太宗所繼承以為永製。三帝大體皆為興文之主，其曆史意識又均強烈，而且得位手段俱出於不正，宜乎三者皆銳意“實錄”官修，乃至竟提升至宰相——房玄齡為玄武門兵變第一功臣而監修——監督修撰者也。其後武則天創女主領銜修實錄，效果為史臣批評不已，皆值得注意。上述內容將於第十三章詳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