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郎顗推薦李固，以為學行“當世莫及”，“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雲（詳見《後漢書·郎顗傳》，卷三十下，頁1070）。固亦以此自任，與梁冀共同執政而反對之，故見害。固死前移書責胡廣等，對以胡廣為首的鄉願保祿、庸碌無能的政府官僚，加以痛斥，認為他們如此風氣，則“漢家衰微，從此始矣。”於此亦可見漢代士風，不如司馬光所稱美之甚也。胡廣之事，見《後漢書》，卷四十四本傳。
[8] 詳見《後漢書·李固列傳》，卷六十三，頁2080～2081。
[9] 詳見《後漢書》，卷八十二上，頁2725。
[10] 二杜及譙周參見《三國誌》，卷四十二各本傳。何宗參見《華陽國誌》，卷十上，頁8B；馮顥參見同書卷十中，頁2B～3A。《華陽國誌》亦記杜微（卷十下，頁11A）、杜瓊（卷十上，頁9B）、董扶與任安（卷十中，頁4A），可與《後漢書》《三國誌》互參。
[11] 詳見《三國誌·劉二牧傳》，卷三十一，頁865。範曄則載於《董扶列傳》，卷八十二下，頁2734。
[12] 司馬彪在《續漢書·天文誌》，特記周群的兩次預言，一謂劉表將失荊州，一即為此事。《三國誌》，卷四十二《周群傳》不載，可參見《續誌》卷十二，頁3261。
[13] 詳見《三國誌》，卷三十一，頁870。
[14] 《後漢書》未載此事，亦未說及楊統的另一師為華裏先生炎高也。按：炎高無傳，其人不詳，《後漢書·周盤列傳》載磬師東裏先生，即其人耶？（參見卷三十九，頁1310～1312）常璩所載，不知何據（見《華陽國誌》，卷十中，頁1B），或出於傳聞，如後來巴蜀故老傳聞譙周之預言者耶？
[15] 光武在公元36年平蜀後，統始回巴蜀求學，華裏先生不知何時為其師。按此時天下已大定，故戒言似不宜解釋為指光武中興。楊統於2世紀初安帝時卒，或何宗等人偽托此說以示權威性耶？
[16] 《後漢書》列譙玄於卷八十一《獨行列傳》之首，其學行可知。同卷又記載玄弟慶在光武時詣闕自陳其兄義拒王莽、公孫述事，光武義之，償還其錢，並詔本郡祠以中牢，則其財勢地位可知。《華陽國誌》譙周部分已佚，《三國誌·周傳》則未敘述譙周與譙玄的家族關係。按：《華陽國誌》，卷一《巴誌》之《巴西郡》部分，指出譙氏乃南充國縣大姓（見頁10上）。考《後漢書·玄傳》，謂玄為巴西郡閬中縣人，《三國誌·周傳》則謂周巴西郡西充國縣人。查司馬彪《續漢書》誌二十三《郡國誌》，公元90年分閬中縣為充國縣，注又據譙周本人所撰《巴記》謂公元193年充國複分為南充國（參見頁3507、頁3508）。《宋書·州郡誌》述析置略同，時間則頗異（參見卷三十八，頁121C）。《華陽國誌》述巴西郡僅列南充國，蓋漏也。大概東漢初巴西郡閬中縣分析為閩中、充國二縣，漢末充國複分析為西、南二縣之地，實則二充國縣皆舊閬中縣境，故譙玄稱閬中人，譙周稱西充國人也。二子為同一縣地同一家族，可能性極高，第世係不明而已。
[17] 詳見《三國誌·譙周傳》，卷四十二，頁1027、頁1042。
[18] 秦宓人格高尚，鄉土意識亦濃，州郡辟命皆不往，自比於巢、許、四皓，郡守稱之為“仲父”。他曾推薦任安於劉焉，讚美董、任於諸葛亮，表示與同郡的楊門學派甚有淵源，惜不詳其關係。他曾引天時不利以反對先主征吳，下獄幽閉；所論古史問題對譙周甚有啟發。周少時數往諮訪，詳記其言於《春秋然否論》。陳壽對此皆有記述，詳見《三國誌·秦宓傳》，卷三十八，頁971～976。至於《華陽國誌》，則謂吳名外交家張溫極推崇之，至謂“蜀之有宓，猶魯有仲尼也”；並聲言“宓甚有通理，弟子譙周具傳其業”雲，詳見卷十中，頁7B。
[19] 陳壽於《三國誌》，卷四十二周本傳不錄其這方麵的著作，且僅記載了他預言司馬昭死及自己死兩事之準確，對後者竟謂“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雲。同卷《杜瓊傳》中，特記譙周問學天文皆顯示陳壽不明其師這方麵的功力成就也。陳壽不喜方術而予以低評價，詳見《三國誌》，卷六十三《評曰》，頁1426。
[20] 晉世巴蜀之亂，據常寬（常璩先人）之言，謂頗與譙周預言沒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而蜀大亂之事有關。常璩修《華陽國誌》，即注意並引用此說（參見卷八，頁13A）。璩又引長老相傳譙周之另一預言，謂廣漢李特、李雄之興起。結果李氏興起據蜀，複建成漢，以威脅晉之正統地位（參見卷九，頁8B）。這兩次預言推占，顯示對益部士人和豪傑的反抗中原、獨立建國意識，有極大之影響力也，故常璩特為之記述。
[21] 當時大將軍薑維貫徹先主、諸葛亮的北伐國策與國家戰略，但宦官黃皓與尚書令陳祇預政於內，屢為掣肘，兵屢興而無功，百姓因之疲弊，故周撰此文。此文詳見《三國誌·譙周傳》，卷四十二，頁1029～1030。時人莫察的反應，見《華陽國誌·劉後主誌》景耀元年條，卷七，頁9B。
[22] 按：譙周之言天命，若在諸葛亮生前，恐會受到重罰，但亮死後費禕（《三國誌》，卷四十四，頁1062）、黃皓（見同卷《薑維傳》，頁1065～1066）等實際主政者頗信此術，是以周言得以暢，而對政局當亦有所影響也。二孫的厲評及分咎之辭，分見《三國誌》，卷四十二《周傳》（頁1031）及《郤正傳》（頁1041）。
[23] 19世紀西洋史學為反對說教性曆史，因而重視事實，由於重視事實，因而重視乃至崇拜文獻，關於此問題，卡爾論之頗詳，參見What is History，I.“The Historian and His Facts”，pp.1～24。柯令吾對權威證據的意義有所解釋，稱此類收集不同權威的證詞編成之史為“剪刀糨糊”（Scissors and paste）史，詳見The Idea of History，pp.249～261。譙周崇拜正經略同此弊，但周之出發點不是為了反說教性曆史，卻相反的頗欲以遂行其說教衛道之目的，此則二者殊途同歸者也。
[24] 譙周史學著作今已不存，劉知幾為批評模仿因襲的史學，特立《模擬篇》，起首即舉譙周的《古史考》為例。他批評譙周模仿《春秋》之筆，寫出“貌同而心異”之文——此即《古史考》述秦丞相李斯被殺，書雲：“秦殺其大夫李斯”。帝製下的丞相，與封建時代諸侯的大夫，意義甚不同，故知幾指責譙周此“思欲擯抑馬記（司馬遷《史記》），師仿孔經”之弊。詳見《史通通釋》，卷八，頁219。按：知幾似乎未深識譙周的思想人格及史學特色也，譙周蓋或師法班氏史學的擯秦意識，本《春秋》精神貶天子，討大夫而已，故貶秦為古之諸侯，比其丞相為大夫，於此可見譙周的道德批判主義。但其書不存，作者亦未敢過論。
[25] 批評陳壽此三點者，饒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附錄文章頗多，不贅。趙翼所論證，參見其《二十二史劄記》，卷六《後漢書、三國誌書法不同處》《三國誌書法》《三國誌多回護》諸條。
[26] 參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之《後漢書、三國誌書法不同處》條，頁71～72。
[27] 參見《史通通釋·列傳》，卷二，頁46。
[28] 此文列於《三國誌》為附錄，見頁1473。
[29] 陳壽不記此事，詳見《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紀》甘露五年注引《漢晉春秋》及《魏末傳》。《三國誌》，卷四，頁144～145。
[30] 凱為陸遜族子。公元265年9月，孫皓徙都武昌，凱上此疏惕諫之，是年12月司馬炎始篡魏。疏見《三國誌》本傳，卷六，頁1400～1403。
[31] 此語見嚴可均校《全晉文·譙周》，卷七十，頁5A。
[32] 《魏氏春秋》謂**彧飲藥自殺，《獻帝春秋》亦言彧自殺，陳壽未錄，蓋謹慎也，參見《三國誌·荀彧傳》並注，卷十，頁317～319。至於陳壽以評論直接指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見於《三國誌·魯肅傳》，卷五十四，頁1281。
[33] 丞相非人臣之任，遠例則王莽，近例則董卓，故魏晉之世，此觀念甚普遍。建安為此製而爭辯，仲長統《昌言》之《法誡篇》論之頗精。仲長統為荀彧所提拔，任曹操幕僚，力主恢複此製者，《後漢書》本傳特征引其文，參見卷四十九，頁1657～1659。
[34] 此令蓋謂最初隻想做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稍後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望封侯作征西將軍。其後身為丞相，頗有齊桓、晉文之誌。但樹敵過多，不敢交出兵權，下野自處，且謂一旦離開權力則身敗國危雲雲。詳見《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卷一，頁32～34。
[35] 德林乃李百藥之父，勅撰齊史未成而卒。他曆仕北齊、北周及隋，皆預機密及政權興亡之事，引文詳見《隋書》本傳，卷四十二，頁1195～1197。按：引文出自《答魏收第二書》，饒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作《答陽休書》，實誤，見該書頁299。
[36] 詳見《史通通釋·探賾》，卷七，頁209～211。
[37] 饒宗頤就此批評知幾，說他“未細讀《蜀誌》”及“迂見”，前者差可，後者過論矣，蓋知幾實因論證未細，其所謂“輕究”之失而遽加論定而已，未至於迂也。
[38] 此處兩引《默記》，見《諸葛亮傳》注，卷三十五，頁923～924、935～936。《後出師表》不悉何故陳壽未收入，而獨見於《默記》。
[39] 孫策在建安五年被刺，死前陳壽特記其語張昭等遺囑雲：“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又囑權雲：“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本傳》，卷四十六，頁1109）是則孫策有與天下爭衡之材力或意誌，知其弟權不及己，故僅囑招人才以保江東一隅，亦囑張昭等相其弟遵此遺囑，以觀成敗而已。是則孫吳國策，原無必須統一天下之意，此策由孫策奠立，而權及群臣奉行者。策死時二十六歲，權繼時十八歲，故陳壽於《吳主傳》開宗即明言：“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卷四十七，頁1115）是則陳壽之意可知矣。又《策本傳·評曰》：“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頁1112）於《吳主傳·評曰》則雲權“性多嫌忌，果於殺戮”，責其家室不正以致覆國（頁1149），是則壽貶權之意亦可知也。
[40] 此文詳見《孫破虜、討逆傳》注，卷四十六，頁1105～1106。按孫堅之破虜將軍是由袁術表行之。術僭號，孫策以書責而絕之，曹操遂表之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41] 詳見《三國誌·諸葛亮傳》是年注，卷三十五，頁924～925。
[42] 公元223年（蜀後主建興元年，吳王權黃武二年），鄧芝始聘吳，吳遣張溫報聘，溫與宓作此口辯之爭，問宓“天有姓乎”等問題，詳見《宓傳》，卷三十八，頁976。稍後芝二度聘吳，即聲言“土無二王”，滅魏“則戰爭方始”，斯皆顯示蜀人忿吳之情，已主動的溢於言表。
[43] 盟約載於《吳主傳》，乃吳建武中郎將胡綜所作，見綜本傳，卷六十二，頁1414。
[44] 吳軍情參見《三嗣主傳·孫休傳》永安六及七年條，卷四十八，頁1161～1162。陸抗為陸遜子，時為西陵都督，蜀亡後，吳主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詳見《陸遜傳》，卷五十八，頁1354～1360。按：諸葛亮卒時，吳廷已有增兵西線，欲事分割吞並之心，故知乘危侵略乃孫吳蓄誌也，詳參見《宗預傳》，《三國誌》，卷四十五，頁1075～1076。
[45] 詳見《華覈傳》，《三國誌》，卷六十五，頁1464。
[46] 詳見《晉書·憲傳》，卷五十七，頁160A。羅憲曾薦壽等任官於晉廷，《襄陽記》述其戰事較詳，參見《三國誌·霍峻傳》注，卷四十一，頁1008～1009。
[47] 陸抗見蜀亡則思唇亡齒寒，而憂於構思新的國家戰略（詳見《陸遜傳》）。陸機之論實淺識，充分表示了自大無知之心，其見實能代表部分吳人之見。《辨亡論》詳見《三嗣主傳》末注（卷四十八，頁1179～1182）及《晉書》本傳（卷五十四，頁151B～151D）。
[48] 語見《譙周傳》，《三國誌》，卷四十二，頁1030。
[49] 《晉書》本傳謂其“宗族富盛，世為鄉豪”（卷八十二，頁223A），按《山濤列傳》載濤子山簡督荊時，即常遊嬉於習氏家族的園池，置酒輒醉（卷四十三，頁126C），顯示山簡應與諸習氏有交往，習鑿齒亦與孫盛等交往密切，故染高門士族清談之風，擅名一時。
[50] 周虓乃周訪玄孫，苻秦南下，虓死守城，以母被秦所獲而不得已降，然屢拒偽官，常斥氐賊，甚至密通東晉以泄苻氏政情，及輾轉南奔。苻秦另俘二晉守，亦不屈。事詳見《晉書·周訪列傳》及《史臣曰》的評論，卷五十八，頁163C、163D。
[51] 傅玄時以散騎常侍掌諫職，著作言論詳見《晉書》本傳，卷四十七，頁135C～136B。
[52] 阮籍死於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陳留名士阮瑀之子。自他以後，其家族多以任達非禮及清談玄學見稱，其侄鹹更亦為竹林七賢之一。諸阮事詳見《晉書·阮籍列傳》，卷四十九，頁140A～141B。
[53] 戴逵是4世紀末的清談家、文學家及藝術家，列入《晉書·隱逸列傳》（卷九十四，頁254B～254C）。《放達為非道論》收入本傳，《竹林七賢論》收入嚴可均校《全晉文》（卷一三七，頁8B）。
[54] 元康之風集正始、竹林的大成，其表現是清談玄學、**越禮、為官不理事、苟安屍祿等，王衍與樂廣皆位居公輔，最為時人所宗。王衍是琅邪王氏子弟，從兄即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亦位至公輔），王澄、王敦、王導皆其從弟，一門深染此風，為世領袖。樂廣成名是由於正始名士夏侯玄的賞識，其批評任放風氣者隻是他尚持名教意識，未至**越禮而已。其人行事人格，俱見於《晉書》，卷四十三。
[55] 此三人最早痛論於此者為虞預，在東晉初期提出，但隻見元康之風源自竹林而已。桓溫則僅見晉世風氣，範寧則能遠探正始。是則三子識見於此可知。詳見《晉書·虞預列傳》（卷八十二，頁222C）、《桓溫列傳》（卷九十八，頁266B）及《範汪列傳》（卷七十五，頁205C～206A）。桓溫父桓彝，與元康名士多相友，南渡後仍與他們散發裸袒，閉室酣飲（參見《晉書》，卷四十九謝鯤、胡母輔之、羊曼、光逸等傳）。
[56] 詳見《晉書·石勒載記》上下兩篇，引文見卷一〇四，頁283B、285B、286A。
[57] 事詳見《晉書·桓溫列傳》。按：袁宏個性強正亮直，一時文宗，桓溫頗憚其文筆名氣，故敬憚之餘不敢對之高壓。宏專治後漢三國史，也有《竹林名士傳》三卷行世，故謂興廢未必與竹林、元康名士有關，實是治史之心得。其人列入《晉書·文苑列傳》，卷九十二，頁247D～248C。
[58] 張華藏書特多，未見有史部著作，但以善談《史》《漢》擅名一時，可見對史學亦非外行，王戎因父王渾而交阮籍，參與竹林之遊，其父即盛稱張華善說《史》《漢》，詳見《晉書·王戎列傳》，卷四十三，頁126D。
[59] 荀爽、荀悅叔侄，本書前已論之。荀氏家族本身以學術及政界的實力，即能於魏晉顯宦，況荀彧長嫡與曹氏、司馬氏有婚姻關係；荀勖外祖為鍾繇，從舅為鍾會；而另一魏世已為公輔的荀顗，則是荀彧之第六子，陳群的內弟。荀、鍾、陳、曹、司馬諸家的結合，實為荀氏操縱政壇及史壇的本錢也。顗及勖，俱在《晉書》，卷三十九有傳。
[60] 爭議詳見《晉書》，卷四十《賈充列傳》。謐為充外孫。充無子，前妻之女為最親重的齊王攸妃，後妻女為惠帝賈後，少女嫁與韓壽。謐為壽子，過繼外祖嗣爵，故得權任。當時奔競之徒盡禮事之，或為文稱美之，得列名為其友者乃是一時名士，僅二十四人，石崇、潘嶽、陸機、陸雲、摯虞、左思、劉琨皆二十四友之一。左思為謐講《漢書》（《晉書·思傳》，卷九十二，頁246B），潘嶽代筆議斷限（《嶽傳》，卷五十五，頁155B），陸機為之鼓吹敷衍而上《晉書斷限議》，是則賈謐並非無識少年。加上張、王、樂、嵇等讚助，自能執奏成功。
[61] 參見《晉書》，卷四十《賈充列傳》。機曾撰《晉紀》四卷，是編年體，見《五代史誌·經籍誌·史·古史》，《隋書》誌卷二十八，頁958。
[62] 史部著作似以東晉時較多，蓋暫獲苟安而國祚較長也，故《五代史誌》所列者以此時代為多。陸、荀已有前注，華暢附父嶠傳（卷四十四，頁130A～130B），傅暢附從祖玄傳（卷四十七，頁137B），束皙見本傳（卷五十一，頁147D、148A），皆西晉作品，為《五代史誌》所闕遺者。
[63] 王導領上述官職，《資治通鑒》係於大興四年，故東晉史官重建於此年以後。其事及疏，詳見《晉書·王導列傳》（卷六十五，頁180D）及《幹寶列傳》（卷八十二，頁222D）。
[64] 詳參見《晉書·石勒載記下》，卷一〇五，頁283D、285C。
[65] 劉淵複漢事，詳見拙文《從漢匈關係的變化略論劉淵屠各集團的起事——兼論其一國兩製的構想》，《東吳文史學報》第八號，台北，東吳大學，1990年3月。
[66] 巴氐亦於338年將“成”改號“漢”。事詳見《晉書》劉元海（淵）、劉聰、劉曜、石勒、李雄、李壽諸載記，卷頁不贅引。
[67] 王敦與桓溫俱列入《晉書》，卷九十八《叛逆列傳》。元帝乞罷兵、避賢路語，見《元帝紀》永昌元年四月條，頁17D。
[68] 東晉南朝是強人的時代，此強人即是擁有軍權的權臣，他們的社會成分包括王室近戚（宗室及外戚）、士族、小姓、酋豪或寒素，毛漢光先生《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一文（《“清華學報”》新八卷，第一、第二期合刊，頁248～282，1970年8月）。曾從權力（軍權）製衡及社會流動的角度加以分析，認為製衡力量的破壞才會產生不臣逼主的事件，如王敦、桓溫等。驥意製衡力量固為誘因，但這類人物早已蓄有此誌，應為其主觀因素，而此兩種因素亦可能互為影響者。曹操型的人物，其人格心理需從曹操的《述誌令》去體察，人物的主觀創作意誌往往是突破及改變客觀形勢的關鍵，若真具梟雄性格者，必會以主動創造去破壞均勢。而且這個時代君權低落，與即使在均勢時大臣們的專權跋扈亦應有大關係，如東晉時最以公忠體國、努力王室著名的外戚庾氏為例，其權威之大連王導等亦為之下，庾懌跋扈竟至欲毒殺王允之，天子因之而歎雲：“大舅（庾亮）已亂天下，小舅（懌）複欲爾邪！？”（亮、懌為明穆皇後兄弟，事見《晉書·庾亮列傳》，卷七十三，頁199C）是則專權跋扈實為時代風氣，第曹操型的人物為之更甚，俟其突破現狀則更不可羈勒而已。
[69] 幹寶曾以家貧求外補山陰令，不能安心於著作，幸王導大力拔擢，始成《晉紀》。該書本傳作二十卷，《五代史誌》作二十三卷。本傳及史臣批評，見《晉書》，卷八十二，頁222D、223D。
[70] 前文見《晉書》卷五，頁16A～16C；後文參嚴校《全晉文》，卷一二七，頁10下。
[71] 幹寶有“鬼之董狐”之稱，撰《搜神記》一書，是則史臣嗟惜，恐亦兼指其書多有荒誕不經的記述也。事實上唐修《晉書》，內容也常多神異怪誕之事，蓋為此時代的史風也。
[72] 王隱後亦得庾亮資助始克成書，據《五代史誌》所載，共有九十三卷，為當代全史也。虞預書本有四十四卷，亦當時全晉之史。至於有關學術批評，請詳《晉書》，卷八二王、虞之傳，及卷末《史臣曰》。
[73] 檢討這些問題，除正文所引文獻外，自晉至桓溫時代，尚有孫綽（附《孫楚列傳》，卷五十六，頁159B）、庾峻（本傳，卷五十，頁143B～143D）、應詹（本傳，卷七十，頁192B）、卞壺（本傳，卷七十，頁193D）、王導（見《陳頵列傳》，卷七十一，頁196A）、孔嚴（附《孔愉列傳》，卷七十八，頁213B）、範宣（本傳，卷九十一，頁244C）等批判言論，收入《晉書》。
[74] 此三段記載分見《三國誌》裴注，依次在《武帝紀》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卷一，頁53），《文帝紀》延康元年冬十月（卷二，頁75），《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紀》甘露五年五月（卷四，頁144）。
[75] 司馬氏係出及其所強調者，可比較《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卷一《宣帝紀》所述。晉室文獻多不強調遙繼說，鮮提顓頊高陽氏之名，《晉》《宋》二書諸誌可按。大體上，晉室隻頌“宣文”或“三後而已”，傅玄所製鼓吹歌辭之第一及第三篇——《靈之祥》和《金靈運》——最足表達此官方意見，詳見《晉書·樂誌》，卷二十三，頁70D、71B。
[76] 議論及孫盛批評，詳見《宋書·禮誌》（卷十四，頁35C；卷十六，頁46B～46C），《晉書·禮誌》（卷二十一，頁65D～66A）及《輿服誌》（卷二十五，頁76B）。
[77] 曹氏父子當時即被他人批評為篡盜賊臣，降至梁武帝和沈約更又自我商量作賊與同公作賊，而在習氏的時代，司馬道子在桓溫死後專政，指責“桓溫晚塗欲作賊”（《晉書》本傳，卷六十四，頁179B），此時桓氏勢力未消，引起桓玄不安，導至日後廢帝建楚之舉。是則篡奪者及其附從者既自知作賊，當時也就了解他們的奪權並非什麽奉天承運。桓玄廢晉，何後哭太廟，玄怒罵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見《晉書·後妃列傳下·穆章何皇後》，卷三十二，頁100C）最足表示篡奪者唯權力是尚，而不計較什麽奉行天運矣。後來劉裕自謂係出漢室，篡晉建宋後卻非宣布火德複興，而是自稱得水德，一如魏晉故事用前代正朔服色。斯則陰陽五行及劉氏學說，自魏晉以降至此，於解釋曆史政治方麵，嚴格說已完全破產矣。
[78] 孫氏兄弟與習氏的遊處，請參見《晉書·孫楚列傳》（卷五十六，頁159），桓溫參與見《劉惔列傳》，劉惔事實上是友善及器重桓溫，但亦刻意牽製桓溫的人（卷七十五，頁206B～206C）。至於殷浩亦最為風流談論者所宗，雖少與桓溫相友齊名，但朝廷付以重權，實有以此製彼之意，詳見《晉書》，卷七十七本傳。
[79] 《東征賦》事件詳見《晉書·袁宏列傳》，卷九十二，頁247D～248A。又桓溫喜自比於司馬懿和劉琨，人或比之於王敦則不快。劉琨舊妓說他甚似琨，則大悅而整衣冠，妓謂有些地方不似，則解冠帶而昏睡不怡，此皆好名表現，詳見本傳，卷九十八，頁266B。
[80] 桓溫相信天文圖讖，可參見《晉書》本傳載郭璞之讖（卷九十八，頁267A），及《習鑿齒列傳》載蜀人釋天文事件（卷八十二，頁223A）。
[81] 劉惔與桓溫均為晉室駙馬，皆名家子而又善談，他極奇溫才，但“知其有不臣之跡”，常“恐溫終專製朝廷”，故屢次為帝進言，牽製桓溫。（詳見《晉書》本傳，卷七十五，頁206B～206C）是則比溫於孫權和司馬懿，實為有識之見。又曹操拒絕勸進，欲為周文王，司馬光在《通鑒》就此詳評，謂漢末群雄皆假尊漢為辭，故操雖強暴而有大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誌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見建安二十四年條，卷六十八，頁2173～2174）曹操、司馬懿和桓溫，皆為名士，司馬光之言似可通用於此三人。
[82] 詳見《三國誌·諸葛亮傳》並注，卷三十五，頁918。按簡文帝崩時，人或解釋當時大星變，謂有強臣內亂之符。帝遺詔桓溫，亦采劉備囑孔明之語，賴王垣之將之改寫。事詳見《宋書·天文誌》鹹安二年諸條，卷二十五，頁78B。
[83] 詳見《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諸條，頁923～927。按：裴注以采集異說為務，除注明《後出師表》轉錄《默記》外，其餘所引《漢晉春秋》之記載，皆是習氏一己而不同於他書的異說也。習氏如此記述，應有裁正桓溫之意。
[84] 告天文見《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卷三，頁9B），《宋書·禮誌》亦收入（見卷十六，頁44C～44D）。
[85] 桓溫在371年廢帝，372—373年欲效周公加九錫，不及而卒。桓玄繼起，於403—404年廢晉建楚，為劉裕所滅。裕於420年廢晉建宋，曆史進入南北朝。此段發展隻是半個世紀之間事，晉帝脫此掌握而複入彼彀而已，斯則強權可以為公理之弊也。恭帝事見《宋書·武帝本紀中》晉元熙二年四月條（卷二，頁8B），宋武帝告天文見同紀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條（卷三，頁8C～D）及同上注《禮誌》（頁45A）。
[86] 參見《晉書·段灼列傳》，卷四十八，頁138A～B。
[87] 陳琳全文見《三國誌·袁紹傳》注，卷六，頁197～199。
[88] 曹操定鄴，因私交而臨哭紹墓，慰恤其家人，孫盛就此申議。見《三國誌·袁紹傳》並注，頁25～26。
[89] 此處因批評魏之封建政策而推論魏晉興亡，實即批評曹操父子違離儒家而尚法家，刻薄黑暗至骨肉亦不能相容也，詳見《三國誌·陳思王植傳》注，卷十九，頁576～577。
[90] 此因吳王接受魏文帝策命而論者。
[91] 此觀念見於評論蘇則依違於漢魏的表現，詳見《三國誌·蘇則傳》，卷十六，頁493。
[92] 詳見《三國誌·宗預傳》並注，卷四十五，頁1076～1077。
[93] 孫綽的帝都無常所說，本為針對桓溫要求還都洛陽一事而發，認為立國繼續以地利人和為主，不一定須建都中原。值得注意的，孫綽、孫盛兄弟學術名氣甚大，且皆起家即為佐著作郎，借史論政應為輕易之事。綽父孫楚亦為名學者，為石苞致書吳主皓勸降，即以中原說為據。是則孫綽反其先人之意者，蓋為政治現實而牽製桓溫也；其說當時甚具影響力，使北還不成，而桓溫不悅。請詳見《晉書》，卷五十六《孫楚列傳》全傳。
[94] 見嚴可均校《全晉文》，卷五十六，頁6B～7A。
[95] 孫盛提出“正本定名”，詳見《三國誌·孫破虜、討逆傳》注，卷四十六，頁1113。
[96] 詳見《後漢紀》，卷三十，頁361。此段《袁宏曰》對《通鑒·臣光曰》論荀彧之死有影響（見《通鑒》同年月條，卷六十六，頁2115～2117）。袁紀，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10月台二版。
[97] 全評詳見《後漢記》，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條，卷三十，頁367。
[98] 袁氏出陳郡，宏乃準之族孫輩。袁準的《袁子正論》已矣，嚴可均校《全晉文》自卷五十四至五十五頗輯之，其論析諸葛，見卷五十五，頁14B～15B。袁宏撰《三國名臣頌》，推君臣名教之義，用頗大篇幅頌讚孔明，其頌可參《晉書》本傳，卷九十二，頁248A～248C。
[99] 《後漢紀》有袁宏自序，讀者自可詳參。又錢賓四師曾撰《袁宏政論與史學》一文，發明宏之學識思想（收入杜維運等編之《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頁288～303）。但該文析論，未將宏學與其時代合論，如本書所述者。
[100] 見《後漢紀·孝獻皇帝紀》初平三年二月，時立宗廟於洛陽，袁宏評論其書，卷二十六，頁315～317。
[101] 見《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卷三，頁24～25。
[102] 《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卷三，頁25～27。
[103] 習氏曲引譙周釋讖之言詳見下文。至於孫盛，刻意為東晉爭天意，曲解秦時望氣讖言及災異符瑞的主觀荒誕，以《晉書·元帝紀》末所征引之言為最（見卷六，頁18A）。東晉重建史官，自幹寶、郭璞首先開道，廣究天文圖讖等為東晉解釋，以後史家，殆以孫盛和習氏最注意於此，《晉》《宋》二書引此四子之說最多，就以《宋書·天文》《符瑞》《五行》三誌看，引用最多者為幹寶說，郭、孫、習則其次也。但幹、郭是擅長此術的大師，孫、習則不然。後二子相信此類學術的程度似不如前二子，他們卻大加征引附會者，蓋出於政治動機，為晉明天心而抑僭逆也，鑿齒對此學術未見正麵評價，孫盛則曾暢論，謂之病妄，君子無所取諸雲雲（詳見《三國誌》，卷六十三末注所引，頁1426～1427）。
[104] 西晉兩京危厄之際，屢詔元帝勤王，元帝卻坐視不救，乘亂南渡坐擁江東，以宗室名義自居，情況可與光武、昭烈比較。且元帝第一個年號完全和光武一樣，稱為“建武”；又學光武采中興受命、血緣說，作自君依據。若本《晉承漢統論》說法，自君之道不正，則臣義盡未義，也就難怪王敦、桓溫的覬覦非望了。袁宏論光武，故應有影射元帝的“疏外之意”也。
[105] 劉知幾謂鑿齒無裁抑意，隻是欲定正偽而已（《史通·探賾》，卷七，頁212），恐未是。
[106] 賈充解釋後翌年，司馬炎即篡魏，時人皆謂“炎興”應驗了。此事出於《襄陽記》。習氏為襄陽人，曾撰《襄陽耆舊記》五卷（見《五代史誌·經籍二·史·雜傳類》，《隋書》誌二八，頁975），未考與此書有何關係，要之習氏必熟知此事。此輾轉解釋征引的關係，讀《三國誌·杜瓊傳》（卷四十二，頁1022）、《襄陽記》（《三國誌·向朗傳》注引，卷四十一，頁1011）及鑿齒本傳述撰《漢晉春秋》一段文字，即可知之，不必推論。
[107] 前引習氏批評費詩反對劉備汲汲自君，認劉備所為為是。理據在：第一，當此時應行權，速篡統以係眾心，蓋為社稷故也。第二，宗廟絕祀，應以宗室嗣祖配天，使其不絕。由此亦同意“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由於這仍是“權”的表現，理仍非至正，袁宏發言恐即為此。
[108] 《晉承漢統論》隻指出“三家不能相一”及“蜀人杖正而弱”的現象，未釋其因。鑿齒批評蜀之君道不足及德義俱愆，請詳見《三國誌·龐統傳》（卷三十七，頁956）和《陸抗傳》（卷五十八，頁1357～1358）注所引《習鑿齒曰》，大概為裴氏引自《漢晉春秋》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