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論習氏觀念之前，與他同時代的其他史家，他們對曆史大問題的論述不可不知，蓋與習氏有所關係也。
習鑿齒與孫盛、孫綽兄弟過從頗密，常相與譏調及談辯名理。孫綽文藻為當時文士之冠，是“談宗”之一，他們不但常談，亦時與其他談宗如劉惔、殷浩等談，桓溫時也參加。但殷浩是朝廷刻意起用以製衡桓溫者，故談士們頗傾向殷浩而疏遠桓溫。[78]對於權力欲旺盛而有野心的政治人物來說，最大的牽製應是來自他處而勢均力敵的權力製衡，然而自353—354年，殷浩因北伐失敗而廢，而桓溫西征平定三輔後，此權力製衡狀態即告消失，謝安等人對桓溫，不過隻能作陽奉陰違的牽製罷了。自此以後，製衡的力量主要來自輿論，尤其是史家所作的史論。但必須了解的是，桓溫的曆史意識甚重，曾聲言“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複遺臭萬載邪”！這是國人首次聲明此意識者。這種曆史意識，當然足以表達桓溫的人格心理，心理學上屬於成就欲的成名意識。不過，桓溫此語其實表示他自我設有限製，此即他先有道德自覺——自覺行為的流芳與遺臭（善與惡），而且知道惡不如善，人生須先行善，萬不得已而為追求永恒的成名，才考慮到行惡。他這種人格心理曾多次表露，為時人所悉。如袁宏文筆向為桓溫器重。宏作《東征賦》列舉南渡諸賢，故意遺漏溫父桓彝，溫甚憤怒，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敢加害，後因郊遊而質問宏，宏以美辭頌彝，溫始泫然而止。是則桓溫強烈的曆史意識，本質上實以珍惜令名，成就不朽的生命為主。[79]4世紀中期諸史家注意王跡之興而批判篡奪政治，實皆有製衡桓溫之意，攻其此特點而使之有所顧忌也。《晉書》卷八十二《習鑿齒列傳》雲：
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滎陽），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湣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武帝）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
餘讀該傳，恒苦思此段記載的內涵意義，及其與以後所上《晉承漢統論》之間的關係；又思索欲裁桓溫之覬覦，此事究與正蜀逆魏有何關係，何以必須引用讖緯以明天心？明天心的淵源與意義何在？根據上述分析，始略有會通之意。蓋裁正桓溫作賊野心，則必須針對近代篡奪政治之現象作研究及批判，而且必須運用形名論之較論名實方法以發明事實真相和名、實之間的差異，從而本正名主義、道德批判疏清道理，以達撥亂反正之功能，使曆史意識強烈的桓溫惜名顧慮，不敢及身稱帝。至於引天文圖讖以明天心，乃是習氏等深知桓溫相信此術，[80]取法於班氏父子的《王命論》觀念以施於治史者也。《晉承漢統論》之提出，實為補充及發明《漢晉春秋》撰作之旨，並辯解他人對此之惑。
《晉書·桓溫列傳》謂溫之所以名溫，是因溫嶠稱其“真英物也”，故桓彝即以嶠姓名溫。桓溫青少年時頗獲時譽，劉惔與之友善，稱之為“孫仲謀（權）、晉宣王之流亞也”，溫則常自比於“宣帝、劉琨之儔”。名父之後，又屢為時賢所稱，是他珍惜美名而惡他人比之於王敦的原因。好名之餘，也造成了他效法魏武、晉宣之誌，但亦如此二人般，終因珍惜美名，未致及身成篡。[81]及至4世紀五六十年代，桓溫平定成漢、進伐三輔、光複洛陽，不意369年有枋頭之敗，遂使政局提早動**。蓋桓溫發動政變，欲以變動內政的方式，轉移對外之挫折，以確保名位，穩住局勢也。《溫傳》雲：
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誌，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而逢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郤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371年）。詔溫“依諸葛亮故事”。……
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安字）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翌年）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於公（溫），“如諸葛亮武侯、王丞相（導）故事”。
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衝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
稍後桓溫即諷朝廷加己九錫，九錫文由袁宏撰寫，累相催逼，謝安、王坦之等因溫疾而故意拖延發表，溫遂不及加九錫而卒。
所有這些事件，與桓溫的曆史意識及曆史知識有密切關係，故遂成為史家借史發揮的對象，及特重漢晉史研撰的原因。
首先，桓溫被詔“依諸葛亮故事”，後來又不滿意於依此故事。孫盛遂注意到劉備托孤事件，嚴肅地批評說：
夫杖義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
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誌。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指劉備謂亮“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語）；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托孤之謂。幸值劉禪暗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82]
自陳壽以來，大家公認劉備托孤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者，而孫盛則以防微杜漸的異常意念，嚴加批評，蓋針對桓溫而言也。孫盛既已表達此旨，故習鑿齒則不須再言，而在《漢晉春秋》中特載《後出師表》，以述明亮誌在北伐，但非欲立大功以作篡奪之資本。另外，時人既比桓溫於孫仲謀和司馬懿，《漢晉春秋》則特借諸葛亮之口，謂“權有僭逆之心久矣”，隻因戰略關係，故“權僭罪，未易明也”；又特記“死諸葛走生仲達”事，似有意諷桓溫兵敗畏敵。轉矛頭對內也。[83]
其次，桓溫不滿再次“依諸葛亮故事”，起碼要求提升至能“依周公居攝故事”，即是欲效法王莽先例。孫盛對此似也借了前麵已引的曹操、曹丕父子的說話，而有所影射；習鑿齒也直寫天子坐受廢辱的“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桓溫此時所寫的，正是廢弑篡逆的事，路人皆知，以其惜名而舉棋未下最後一著耳。在此舉棋不定之際，孫、習等發明上述史事，應有意義者。曹操以為“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而此際桓溫則是若天命未至，吾欲為周公居攝事耳。孫、習皆欲借史裁正桓溫，蓋以溫本有強烈之曆史意識，是則二子論諸葛、述二曹及司馬昭，環繞輔政、廢篡諸事而發，恐有影響於桓溫暫欲為周公者。
最後，晉官方宣稱漢、魏、晉一係依行運相禪，但此表麵的理論之內，實另有一唯權力是尚的功利思想，且為此時代的現實思潮。前文論述當漢魏禪讓時，華歆等將相大臣勸進，即謂“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強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意即以盛衰決定廢興，以強弱決定期運，他們之所謂德勢者，實功利主義權威觀念之謂也。曹丕初時猶以“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為辭，終則通達地接受了禪位。其後晉武帝受禪告天之文，竟公然以此作應受禪的理據，並雲：
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曹操）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於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墮，實乃有晉匡拯之德……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84]
助人是善事，貢獻於團體則為功，但若謂借人名義而助人立功，即可振振有詞而奪取其地位利益，此烏乎可？魏室變不可而為可，晉室效之於後而竟倡之為公理，此則世道人心的邪惡變異可知也。己所為者既為公理，焉能禁人之效法，這時代強權篡奪的惡性循環，伊於胡底？王氏與司馬氏共天下，故王敦幾覆初肇之東晉。據前引資料分析，桓溫之構思亦是欲先立大功，而後逐漸取代者也，第不及而卒，遂由其子桓玄繼起成事矣。劉裕起義複晉滅玄，有大功於司馬氏，十六年以後竟成篡奪。史謂劉裕逼晉恭帝親手書“禪位詔”，帝“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劉裕則於《告天策文》中，曆數自己殲“奸宄”，滅“僭偽”，有“大造晉室，撥亂濟民”之功雲雲。[85]強權可以勝過公理，但強權不可能永久勝過公理，斯則強權勝過公理者並非腹心大害。魏晉以降之大害，蓋在以強權為公理也。西晉初期，名諫段灼上疏論堯舜禪讓，批評魏文帝，兼及晉武帝，指其“亦不異於昔魏文矣”[86]，可見時人論魏晉之非者甚早，第於史著言之，幹寶《總論》蓋最早有感於此，已隱然直指此事而痛加誅責也。
此理既明，則知當時史家有撥亂裁正之心者，絕不會僅止於上述的史實發明及評論。孫盛對魏晉兩朝事跡，因欲回避官方立場，喜以讓史實自己說話的實錄原則為說明之本；對漢末其他群雄，則常加評論。《魏氏春秋》除記述了上述曹氏父子談話外，又特載陳琳《為袁紹討曹操檄》全文，借其文以申君臣義理及僭逆之惡，指責古今“無道之臣，於操為甚”，是“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之“梟雄”。[87]但袁紹本身亦是潛苞禍謀之人，其討曹也非為了什麽公理，故孫盛亦批評曹操哭臨紹墓為失，其理據雲：“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幹國紀。薦社汙宅，古之製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家，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躓矣！……”[88]是則孫盛本春秋精神誅亂臣賊子，由此而及於貶天子。尋有關史料，這方麵的記述及評論甚多，至於他貶曹最明顯者，厥為論曹不法先王，而指其“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89]論德論功皆未充足，此正為習鑿齒《晉承漢統論》貶魏的兩個理論基點。
曹氏父子包藏禍心而行篡逆，孫盛讓事實自行說明而已，其直接評論者僅止於批評其功德俱微，並未否定“魏之代漢”也。是則追究僭篡政治本源，雖已推及於此，猶未厭眾心也。兼且他為了裁正僭逆，遂亦痛論於孫權和劉備，曰：
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匹夫之誌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餘觀吳、蜀，鹹稱奉漢，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和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孫）權從群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90]
蓋孫盛有一重要觀念，即“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趨舍出處不能懷二心，而二三其節；人臣不能如此，人君不能如此也。[91]孫、劉皆非曹魏假漢名而至篡盜者，然而他們也假漢之名，終至乘亂帝製自為，不能堅持以漢臣之名討逆。是以孫盛又批評吳、蜀聯盟雲：
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裏，永相資賴哉？
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並六合；（隗）囂、（公孫）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而雲：“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92]
明顯的，孫盛此分析批評，是由道德政治出發的，據人文理性的觀點作考論，撥開了劉氏學說、災異讖緯的外衣，直接鞭辟入裏。他說明了三國的開國皆不合道義，而有詐力的傾向，大有否認任何一國為正之意。時人比桓溫為孫權和司馬懿，他自己亦自比於司馬懿，不滿足於諸葛亮，是則孫盛之研究，實有正本清源地裁正篡逆的時代意識，借史以致用經世也。
同時的史家也頗具此意識。在習鑿齒來說，正魏之不正而斥之於運序之外，乃是進一步的貶天子、誅篡逆，然而三國若皆不正，則晉統何所承？故不得不別出心裁矣。習氏以蜀為正，乃是因孫綽的帝都無常說震撼之餘，而不采中原說，另采巴蜀學派的血緣和天意史觀發展以成。[93]至於袁宏及袁山鬆兄弟，更將名義義理溯究於三國以前。袁山鬆《後漢書·獻帝紀論》雲：
獻帝……天性慈愛，弱而神惠，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滔天，遂力製群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其盜賊之身一也！
善乎，莊生之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在焉。信矣！[94]
東漢不應亡而亡，蓋因曹氏假道德仁義而盜竊也。孫盛強調“正本定名”，[95]習氏聲言裁溫貶魏，但皆不若山鬆之正名直誅，若必以痛責曹氏始得謂良史者，觀此數子之論，則何待範曄之起也。
山鬆之論有所淵源，蓋源自其從兄袁宏也。宏於《後漢紀》屢發評論，在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條，嚴評荀彧之死與其阻止曹操加九錫的關係，除責備荀彧之外，尚以“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既而以為己有，不以仁義之心終”析論曹魏之資漢平亂，引為君子所恥。[96]桓溫欲加九錫，錫文乃袁宏所撰，宏終與謝安、王坦之將之延擱，是則於此論荀彧阻加曹操九錫而死，蓋有深意焉。袁宏在該書最末一論為論曹丕受禪後，問陳群有何感想；群答以曾事漢朝，“雖欣聖化，義形於色”。他遂論說：
夫君位，萬物之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則弘濟於仁義，至公無私，故變通極於代謝。是以古之聖人，知治亂盛衰有時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統眾生，本諸天人而深其關鍵。以德相傳，則禪讓之道也；暴極則變，變則革代之義也。廢興取與，各有其會；因時觀民，理盡而動，然後可以經綸丕業，弘貫千載。……由茲而言，君理既盡，雖庸夫得自絕於桀紂；暴虐未極，縱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麵，其理然也。
漢自桓、靈，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懷匡複之誌，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眾乖。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為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為首。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
漢苟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名；因輔弼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哉！[97]
觀袁宏此論，在闡明王跡所興的禪、革二理，歸根名教，推崇民本，並指論曹魏所為外於此二理，又能以名教粉飾其功利，蓋為禪、革之變態，而名教之邪用也。山鬆之論，實據於此。諸史家意見如此，平日談論，恐即互相影響，已為習氏斥魏於序外鋪好了道路。
袁氏乃學術世家，自袁準撰《袁子正論》十九卷，其家族以後頗以關心政治社會，持正議以論世見稱。宏與山鬆，文史俱佳，玄儒兼修，持理之正似又過於孫氏兄弟與習氏。孫盛以異樣眼光論劉備托孤，而袁準、袁宏則持君臣名教大力推崇，識見實逾孫盛。[98]袁宏因文才過盛而掩其史才，實則其史學才識，當時鮮見，常恐其意不為人知而用力撰史，亦與習氏相同。[99]茲再就其《後漢紀》論述之兩點，申述與本主題有關者。
首先，袁宏明知曹魏篡逆不正，但書曹操為公、為相、為王，乃至曹丕篡位，皆不明書其自為及篡逆，筆法與陳壽略同。反而書劉備之事，則曰“自領荊州”於建安十四年；漢亡，則書“明年，劉備自立為天子”於全書之末。是則據評論則篡逆為曹，據筆法則僭逆為備，此究何意？作者思其旨，謂可得而解釋者如下：第一，陳壽所采者乃三國分行、互不稱臣的立場，誠如袁宏《三國名臣頌》所言：“餘以暇日，常覽《國誌》。……”斯則陳壽的立場不當不知。然而袁紀所采者乃以漢室為正朔中央的立場，曹氏父子得獻帝的正式策讓，實為事實，故筆法即壽。反之劉備則未得此，故書備“自領”“自立”也。這是實錄筆法，作者前已論之，非必明書曹氏“自為”，始能明其篡逆。此事進有可論者，即日後範曄《後漢書·孝獻帝紀》，書曹氏“自為”之外，亦書“劉備自稱漢中王”“孫權亦自王於吳”等，蓋變袁宏筆法而成之也。第二，範曄書曹氏“自為”而有貶義，則其書孫、劉之“自為”亦當有此義，此亦取法於袁宏。蓋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受禪之歲，亦即東漢告終的時間。東漢既終而曹魏繼興，則《後漢紀》全書亦應完畢，不必再書。然而袁宏在曹丕受禪後，連記陳群之“義形於色”，及楊彪之辭魏官曰“若複為魏氏之臣，於義既無所為，於國亦不為榮也”兩事，接著即以“明年，劉備自立為天子”為結尾。如此結束，無異說明漢亡所不應亡，而人心猶思漢；以及承認蜀漢繼東漢而起。這是有意貶魏而排之於序運之外，而讓劉備複續漢統也，亦即與習氏的《晉承漢統論》大旨相呼應。於此兩事，可見袁宏史筆之高明。
其次，袁宏若以蜀漢繼東漢，以正曹魏之篡逆，卻何以又用含有貶義的“自領”“自立”筆法述劉備？這正是史家就事論事，不虛美，不隱惡的正法；蓋劉備繼漢統是一回事，而劉備不得天子任命以自為者又是另一回事也。此理當從袁宏論光武帝事著手觀察。據內繼係統，光武顯非紹續西漢的正統，然西漢末國統三絕，光武遂得以高祖九世孫中興繼統。自光武以來，東漢王室皆以光武繼西漢第八世的元帝，袁宏對此有理論性的佳評，雲：
光武之係元帝，可謂正矣！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製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於天地，故貴賤擬斯以辯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茲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違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體者也。
末學庸淺，不達名教之本；牽於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見君臣同於父子，謂兄弟可以相傳為體，謂友於齊於昭穆，違天地之本，滅自然之性，豈不哀哉！夫天地靈長，不能無否泰之變；父子自然，不能無夭絕之異。故父子相承，正順之至也；兄弟相及，變異之極也；變則求之於正，異則本之於順；故雖經百世而高卑之位常崇，涉變通而昭穆之序不亂。由斯而觀，則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100]
袁宏此論，在思想史上甚有價值，他從融合玄儒的角度，辨明自然與名教、性理與事用的關係，主張名教治體乃是順性理自然而生，而後者則得前者始能彰明，由此而論向倫理政治，對傳統家長式統治的倫理意識，具有甚大的震撼力。茲不贅其議論在中國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價值和地位，即就“光武繼元帝為正”此一命題上看，袁宏持論亦甚合理，蓋父子相承乃自然之理，至正至順，昭穆祖考由此而生，隻有在夭絕狀況之下，兄弟相及始得發生。然而理雖變異，仍當求本於正順，始能符合自然。光武撥開成、哀、平三帝，而直繼父輩之元帝，允合繼禰之義，亦即符合自然之理，而又符合因此理而製定之名教也。光武上繼元帝為正，則劉備雖處變異之極，但仍可求本於正順，得以蜀繼漢為正矣。《後漢紀》全書末句，其背後之道理意義當在此。
全書第一次出現的“袁宏曰”，是針對光武建武元年四月公孫述稱帝及脅逼名士李業而發，不啻表明了全書的要旨所在。他以李業因盛名而死，遂暢論名的本質、意義及其為用，認為“夫名者，心誌之標榜也。……因實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以修實，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為己，故立名而物懟；最下托名以勝物，故名盛而害深。”[101]這是由形名論檢論名實、名理者也。此旨明，則第二次“袁宏曰”評論晚公孫述兩月稱帝的光武，理據始明。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更始外逼於赤眉，內劫於叛亂，已由長安亡命至新豐，而光武卻在河北以蕭王即天子位。袁宏詳記群臣初以武功和文德為宜正號位的借口，力謂光武功大，三分天下有其二和帶甲百萬，這是功利主義的唯實力論。及至群臣出，耿純即進言，謂天下士大夫追隨光武，其計固望攀龍附鳳而已；今光武若逆眾而不正號，士大夫望絕計窮，有去歸之思，無從大王也。光武感其言，又夢乘赤龍上天雲雲，而“赤伏符”亦適時出現，遂即位於鄗。這段史實，若讀者記憶猶新，則與前述劉備即尊事件，有非常類似之處者。是則袁宏論光武即位，無異亦即論昭烈即位也。他說：
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群黎，而為謀主。故權其所重而明之，則帝王之略也；因其所弘而申之，則風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群生之眾，舉一賢而加於民上，豈以資其私寵，養其厚大？將開物成務，正其性命，經綸會通，濟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仁有義。夫崇長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惡亂，萬物之心也。推仁，則道足者宜君；惡亂，則兼濟者必王。……此蓋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夫愛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愛敬，則親疏尊卑之義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懷舊之節著焉。有尊有親，則名器崇矣，有本有舊，則風教固矣。是以……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於物性，君以義立者也。然則立君之道，唯德與義……陳之千載，不易之道。
昔周秦之末……六合無主，將求一時之際，以成撥亂之功，必推百姓所與，以執萬乘之柄。雖名如義帝，強若西楚，焉得擬議斯事乎？由是觀之，則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逮……國統三絕，王莽乘權……然繼體之政，未為失民；劉氏德澤，實係物心。故……一假（漢）名號，百姓為之雲集，而況劉氏之冑乎？於斯時也，君以義立。然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成為君矣。
世祖（光武）經略，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指更始部下兵變），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麵而有天下，以為道未盡也！[102]
袁宏論事，先展開其論據以作前提，待理明而判斷始下，這是史家所鮮見者。樹君於民，非以私其所資，乃是順萬物好治惡亂之心及崇長推仁之理而為者。據此，則“道足者”及“兼濟者”必王，蓋君以德立也。相對於周秦及西楚義帝的名實關係，袁宏認為漢高祖以德而立。而漢德未衰，為民所感念，不當易君而王莽易之者，乃是失道。更始訓民而起，是以義立而非以德興，蓋順人民敬愛而尊漢、忠信而懷舊的心理而起也。更始依此名實興起為君，光武在其麾下，假此義理而坐大，最後叛逆自君，是臣道足於前而不足於後；及其君難不救，君在自僭，即使能南麵，但終為“道未盡”之舉。道何以未盡？蓋違反崇長推仁的君以德建，及存本懷舊的君以義立之原則也。光武君臣因功利私欲而遽建政權，致使“道未盡”；“道未盡”者，亦即開統未正之謂也。據此以況劉備：劉備實因義而起，以劉氏之冑而繼統，其理本如光武。然而曹丕廢逆，勤王之師不至；獻帝尚存，備君臣亦因私欲而遽即自君，循名責實，道未盡者一如光武，袁宏以評論貶光武於前，複以敘述貶昭烈於後，而此二君俱為後世所稱，卻為袁宏其所未正也。
特別指出一點，上述史家皆對篡逆作批判，而有匡正世道之誌。大體上，因論篡逆則必然指及王跡所興，根據散見史料，孫盛和鑿齒皆全力為東晉爭正統，不惜妄引他們所不全信的災異圖讖以作證據，致有荒誕曲解的傾向。[103]袁宏《後漢紀》的斷限不及於晉，但其批判光武和昭烈，無異即影射與二帝相類似的東晉元帝。[104]且其從弟山鬆痛論曹魏，亦有影射晉三祖之意，與幹寶的婉轉，孫盛的回避，鑿齒的強辭文飾，誠各異其趣。若不互相比較，袁氏之旨實不易明，故《後漢紀》自序不但特揭明“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之旨，猶恨人讀史“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是以再致其“悵怏躊躇，操筆悢然”之意。
上述所有問題既明，則鑿齒的《漢晉春秋》及其後的《晉承漢統論》，其宗旨、目的、性質和作用，大略可想而知之。茲將其理論架構展開，並略加評析：
鑿齒自謂其宗旨在“尊君”。“欲尊其君而……推之於堯、舜之道”。他認為時人的批判或影射，皆因“不知”尊君則須推之於堯、舜之道的道理，因而其目的是要透過論史以發明斯義，另一目的則是據此以裁正桓溫，[105]而所欲論的對象，則是三國之間和魏晉之際，性質實屬政論居多。
對他具有啟示作用的來源有二：第一，是劉氏學說和班氏史學。他們解釋漢興的功德，和斥秦、項二偽於運序之外，乃是習氏推晉繼漢的主要理論根據。第二，是巴蜀學派及譙周釋讖。巴蜀學人有天命在魏說的解釋，譙周推衍之，以劉備、劉禪二主的名諱拆字，預言蜀漢政權已具“備”，但後來“禪”授予他人。此在前麵已有論述。後來賈充以成都出土璧玉，遂引譙周此釋，解釋為此人即司馬炎；理由是後主最後的年號為“炎興”，此為《漢晉春秋》之強調，所謂“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者，亦即晉統承漢的天意根據所在。[106]然而劉、班及譙周等的說法，原即具有附會、曲解的主觀色彩；而且具有政治意義，劉、班尚有教化意義及入主出奴意識，是則習氏以此為其架構的經絡，特色亦可知矣，作用亦可明矣。
《晉承漢統論》主要不在為蜀爭正。以蜀為正的發揮應在《漢晉春秋》。大略可知的是，“蜀人杖正”理論上是因為已判定了“吳、魏犯順”，在此前提下，遂引“宗室”和“天心”作為其所以正的證據。天心說是違反晉官方理論的，隻是賈充有此一說，遂被習氏毅然采用。宗室說則未詳其係統論據，前文引清代四庫館臣之言，似有為東晉向五胡爭正統之意，故由此以先為蜀爭正統。很可能習氏解釋宗室說未詳或理未正，所以才有袁宏的補充發揮，解釋光武繼禰之正順，及因義且以正冑興起的係統理據。[107]事實上，鑿齒有視劉備為“霸王”之意，論其興起以權，而有“負信違情，德義俱愆”之過，故“雖功由是（奪劉璋土）隆，宜大傷其敗”；因此進論三家不能相一，是由於“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108]
明顯的是，孫盛對三國興起皆作批判，有否認任何一國為正的意思，而習氏似也有此意。隻是習氏因欲尊晉抑桓，因而形成其政教意味甚濃且又特殊的正統觀念，由此而順著編年史複興的潮流，創作了史學史上最早的編年通史，用以發揮其旨。《漢晉春秋》既為編年通史，則政權終始之際的正朔統紀問題遂特被重視。他既主張蜀為正，則獻帝廢後的紀年，當以蜀漢年號繼之，至司馬昭滅蜀而止。基於此需求之下，遂又不得不為蜀爭正統矣。他以劉備行權自君、宗室嗣祖作解釋，似亦自知未能滿意，故不得不援天心以明真命。然而事實上，這種構思與《晉承漢統論》的說法頗有矛盾。因為在該論中，他援引劉、班解釋周末無主數十年而為戰國，最後由漢高超秦、項二偽而遠嗣周統的，故謂“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至晉始有定天下之大功而一天下。執此論統必須以一的傳統觀念，遂認為“推魏繼漢，以晉承魏”為可惜之舉，主張“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據此，則“以晉承漢”應指超三國而遠承東漢也。但是該論同時亦用《漢晉春秋》的構思，認為“漢終有晉”——即以蜀為正統繼東漢，而亡於有晉。“以晉承漢”說是表示三國時天下無主，“漢終有晉”說是表示天下有主，正統在蜀。二說矛盾，難以自圓，豈習氏自謂之“詭事”耶？“奇論”耶？抑尊晉貶逆心切的無意之失耶？
正蜀是由於前提已以魏、吳犯順而逆。吳之逆，前麵已引孫盛和習氏之說。習氏主要在正魏之篡逆不正。魏因篡逆而不正，其理據何在？習氏未見正麵提出。鄙意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判魏因篡逆故不正，已違反前引晉武帝《告天策文》的官方言論，解釋愈多則愈將違反。第二，武帝宣稱曹魏“扶翼劉氏，又用受禪於漢”的，晉亦以類此情況而“有大造於魏”。如此解釋魏之逆跡愈明，而晉之逆跡亦愈明。故詳釋魏之逆理，毋寧隻判其逆而不釋其理。事實上，鑿齒最大顧忌即在此，是以《晉承漢統論》開章即假設二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為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以展開其全部理論。
根據前麵所言，以蜀為正之理雖頗牽強而亦非全非，但“漢終有晉”說實為不通而矛盾之言，確非完全根據史實作推理的實證之道。雖然如此，習氏確已提出解釋。然而若不欲過分違反官方意見，或為了為親者隱、賢者諱，則實不應判定魏篡逆不正，因為自知魏篡逆不正，則晉同理亦然也。今逆魏而不解釋其理，隻為投鼠忌器，則習氏態度未誠、立場未中，隱然自知理屈不當也。故第一個問題，無論如何說，當難以服人之心。袁氏兄弟就魏大發議論，恐受此影響。其次，魏武帝和晉宣帝之事，連胡人也取以為笑柄，其欺弱狐媚世已知之，幹寶亦已“直而能婉”的提出評論。習氏以魏廢漢為篡逆，以晉廢魏為合義，讀史者雖未觀其理據，已知其弊病。蓋其理若然，則晉明帝何以悲泣自責耶？
習氏何以解釋魏之見廢而晉道未病？其主要理據為：“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關鍵仍在第一句。既然若幹問題的答案關鍵，皆在“魏自君之道不正”，而又對之不展開解釋者，則上述推論習氏之心理者可知也。
據其解釋，“魏自君之道不正”矣，“故君臣之節有殊”，亦即出現君不君、臣不臣的關係。問題在君既不君，則臣可不臣嗎？且先君不君並不一定就是後君亦不君，若因先君不君則臣可不臣，難道後君無不君之事發生，亦可臣不臣嗎？既臣事無罪之後君，則不應盡義輔佐，匡正前失，而反而可乘其“微弱”以取代之嗎？
自君之道不正形成君臣之節有殊矣，則三祖臣魏之義遂可得未盡嗎？如何未盡？習氏解釋，謂漢末失禦，三國戰亂無主，曹操非真主，但司馬懿“勢逼當年，力製魏氏”，稍不從慎，即“有不容之難”，故不得已“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麵，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何況“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更憤慨於曹操之“誌在傾主”也。及至操死，“大難獲免”，於是興起，攘外敵，掃內忌，大恢“命世之誌”，鞏固“非常之業”，以遺子弟。景、文二帝以“靈武寇世”繼之，建格天侔古的功勳，至武帝遂混一宇宙，“定千載之盛功”。這種功業皆司馬氏所為，不是曹魏所為；而且司馬氏也不是為輔魏為之，而是為己為之。據此，則宣帝有不得不臣於曹操之理，可以同情；此時其臣魏之義未盡，亦勉強可體諒。然而宣帝侔操死之心久矣，故待其一失，即漸經營其所謂誌業，此即“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也。問題在：第一，後君無失，三祖的誌業乃是為自己打算，而非為國家輔魏打算，此則臣道足嗎？第二，既意識自己絕非魏之純臣，不會為之畢命，祖考前受漢恩，自己憤操傾主，則司馬懿之所謂“濟世”者，應是匡複漢室、誅討逆臣也。如今不但助魏滅（蜀）漢，抑且是資魏以取魏。如此之“臣魏之義未盡”，臣漢之誌亦無，若謂“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晉則足耶？若謂晉之成業濟功，無所因籍於魏，事實可信耶？助逆魏而滅正蜀則為逆道，資魏名而奪其國則逆德，幹寶婉言朝有寡德鮮恥，蓋三祖君臣是陰謀建業，逆理成功者也，何得稱“無逆取之嫌”，“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
習氏所謂的“我道大通”，若循名責實，則不論名或實，其推論皆不合邏輯，不通之至。他隻是為了裁抑桓溫而貶魏，又恐貶魏則牽連及晉，動搖國本，故強分魏、晉二者不同，強為晉作粉飾，而假尊晉之名論之而已。若真親晉尊晉的晉臣，當不會如此強伸此義，蓋這是愈描愈黑、掩耳盜鈴以為人不知其事實的做法也。他建議晉朝“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執若杖義而以貶魏哉”，肯定不會為朝廷所采納。幹寶說晉三祖“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創基立本，異於先代”，應為晉人之理智正義者所共識，豈是習氏強謂晉德受民所推，“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之辭所能奪？上述袁宏大伸暴虐未極，縱文王不能南麵，以及君以德建義立的宏義，敷暢“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既而以為己有，不以仁義之心終”的宏旨，當為有所感於習氏而發者也。事實上，習氏該論尾段至與周相比，亦承認“雖我德慚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不論如何牽殷商以為借口，基本上，他顯然自知晉道是有慚德，不能強辯以掩飾的；故謂其內在意識如此，則發諸外表的辯白遂難自圓，乃至流於強辭曲說、愈描愈黑也。
習氏史學及其正統論，在史學史上確是具有地位的。首先，他的正統觀念誘使他開創了編年通史的新途，大異於荀、幹、孫、袁等人的斷代編年史。其次，他的正統論出發點為經世致用的精神，而陷於曲論非理，乃是由於晉德本身確有不可辯的問題所以造成者。最後，它的影響，正麵是加深了以後史家對國家社會重大問題的關注，誘發其對此提出解釋或批判的意向，使中國史學的淑世精神特顯，不致落在象牙之塔裏。反麵之弊則亦正在此，上述四點可證。過猶不及，皆非至善。不過，習氏史學及其正統論，終歸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國史學的一部分，值得檢討和重視。
[1] 詳見《梁書·沈約列傳》，卷十三，頁24B～24C、頁25C。
[2] 魏晉以降南北學風之差異和發展，論者頗多，詳見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向》（收入其《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351～381）；錢賓四師《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收入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7年7月初版，頁134～199）；何啟民先生《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收入其《中古門第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82年2月再版，頁39～78）。
[3] 二子皆劉後主師友，《三國誌》，卷四十二皆有傳，但李仁則附見於其子李撰之傳內。常璩《華陽國誌》述古學大抵據此，尹默見卷十下，頁11A，李仁父子見同卷，頁11A、11B。
[4] 楊氏父子學行，詳見《後漢書·楊厚列傳》（卷三十上，頁1047～1050）及《華陽國誌·楊序（厚）》條（卷十中，頁1B～2A）。按：《三國誌》注所引《益部耆舊傳》及《後漢書》，均作楊厚，字仲桓。《華陽國誌》則字同而名為“序”，今從陳壽及範曄。又《華陽國誌·楊班》條，謂班亦字仲桓，成都人（見卷十上，頁7A），其人顯與楊厚不同。楊厚在安帝時，因父之助而為朝廷解圖讖，與鄧太後意不合，免歸，時年約三四十歲，遂複習業於犍為。廣漢、犍為，皆益州屬郡，則父子之學術有地方性淵源可知。永建二年再度入京，至梁冀當政始告歸，在京居留應達十四五年之久；約在公元153年（桓帝時代）卒，年八十二（《華陽國誌》作八十三）。
[6] 周舒“名亞董扶、任安”，是巴西人，董、任則皆廣漢人，皆少學術於楊厚也。詳見《後漢書·任安列傳》（卷七十九上，頁2551）、《董扶列傳》（卷八十二下，頁2734）、《三國誌·秦宓傳》注引《益部耆舊傳》（卷三十八，頁972）及同書《周群傳》（卷四十二，頁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