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鑿齒為4世紀東晉中期人，其史學表現亦在4世紀中期始顯著。他出身襄陽鄉豪之家，原非高門世族中人，但卻深染清流名士風氣，頗以談名稱著一時，連苻堅也知其名。其實，習鑿齒的文史玄儒，水平亦頗佳，史謂其“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桓溫即因此而延攬他入幕的。[49]桓溫先後幕僚，人才皆極名士一時之選，《晉書》列傳可考知，即有王珣、謝安、謝玄、王坦之、郤超、範汪（範寧父）、孫盛、袁瓌及其子方平（名史家袁山鬆祖及父，袁宏的從祖和從父）、袁宏、常璩、伏滔、羅含、顧愷之等。他們大都玄儒雙修，而當時最知名的幾位史家——孫盛、習鑿齒、袁宏、常璩，皆在羅致之列。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四名史家皆先隨桓溫，後則疏遠而反對之，與除郤超、伏滔之外的其他名僚，態度相同。他們身居世變，故常針砭時代風教；他們也厭惡桓溫覬覦非望，故常從行政程序或文字言論製衡反對之。這兩種趨勢的結合，遂造成了這時期的史學特色；其中又以孫盛、鑿齒、袁宏表現最突出，或許與他們曾置身桓溫幕府，備受其禮敬倚重者有關。
欲論鑿齒發揮於史學的正統觀念，則必須先知其世。《晉書》本傳謂“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這是他借史經世的緣起；及至臨終所著《晉承漢統論》，乃是融聚此書之精義作係統發揮和補充者也。然而，桓溫之事在魏晉至唐朝，並非個案孤立無相關之例，晉人在此以前，已對這類權臣專政、覬覦非望的事件加以檢討，鑿齒之借史裁正桓溫，實承此潮流而興起者。從另一角度看，裁正桓溫不必一定從史學入手，以政論清議為之，造成輿論形勢固亦可也，而孫盛、鑿齒和袁宏皆為談論高手，他們不此之圖，則顯示盡管儒學衰退，然史學的功能價值仍受到正麵的肯定也。東晉南朝，玄、史、文、儒四學有逐漸趨向兼修並融之勢，但大體上時人常視經儒之學為落伍，學校係統尋建尋廢，名實俱亡，轉不及北朝的發展；於此經儒之學衰退之時，新興的玄學祖尚虛無，文學則走向純情寫意，兩者皆籠罩於個人主義和自然主義風氣之下，多無留意於團體社會而寄意於經世的大情懷。是則經世致用的責任，終將大部分轉移至史學。這種轉移發展，將在下章討論官修國史時再論之，這裏隻是說明習鑿齒借史發揮的學術潮流背景，並指出其在此潮流中頗有承先啟後的地位而已。
再者，裁正桓溫隻是一種政治動機，是基於世亂，欲正其不正以止於正的需求而產生者。習鑿齒由於上述學術的發展趨勢，而選擇了史學作為其經世學術，遂使原本就政教意味甚濃的史學，又被賦予了新功能——作為統治者爭正統的最有力工具；或者說，這是一種舊功能的新推展吧。然而《漢晉春秋》既基於某種政治目的及意識形態而作，則其書是否符合史書的原則要件？符合的程度如何？此書今已佚，散見於史注及類書者，尚可得以略窺之。即就全文保存的《晉承漢統論》言，此論雖具有曆史地位，但大體上不能算是史學理論的探究發明，而是政教道理的發揮也。其論據多本於前人，而另以一己之見作予奪，主觀色彩甚厚。然以君子言行一致的角度看，鑿齒為苻堅所獲，接受其禮遇，終與其所提倡的道理不完全相符，人格自難與不屈於苻秦的周虓等人相比。[50]故本傳末《史臣曰》評論他與徐廣（字野民，《晉紀》撰者）雲：“習氏，徐公，俱雲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鑿齒字）跡淪寇壤，逡巡於偽國；野民運遭革命（指劉裕篡晉），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由此以觀，鑿齒《晉承漢統論》中自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所謂尊君和推義，不能算是生命實踐所得的道理，卻或可視之為政教教條之提出而已。春秋史學派的史學，多有批判主義及教條主義的色彩，揆諸《晉承漢統論》，嚴格而言，鑿齒雖倡引道德教條，但其政治意識則極入主出奴之見，其遷就現實政治而對曆史事實曲加解釋，對南北朝以降此類史家實有啟導推波之功。即以裁正桓溫一事看，孫盛《晉陽秋》直論桓溫枋頭之敗，招致桓溫“關君門戶”的警告威脅，而鑿齒則回避當代史部分，第以史借古寓今，極盡影射史學的為用。斯則孫盛有“良史”之稱，習氏僅得“研思”之名，史臣所論固公允也。
自新史學運動末期，史家躬逢漢、魏大亂之世。思曆史之所以推移，政教之所以變動，自不能不向學術世風中探究。他們中之著名者如荀悅、譙周、華覈、陳壽、司馬彪等，大抵皆順此方向研思發論，援引較淑世的儒家觀點，提出政教的批判。他們的著作，其高下蓋以是否據實錄主義作衡量的基準。也就是說，他們研究曆史，所提出的解釋或批判，應是建於實證研究及能成一家之言的基礎之上的，離此愈遠則水平愈下，反之則評價愈高，這是新史學運動末期已充分了解的史學觀念。後漢研究和兩晉研究之所以參與者多，蓋著作者皆對他人的作品有所不滿故也；其所以不滿，蓋以不滿足於上述所言者最為主因，至於不滿於前作的範圍和斷限不完備，則另為一主因。《晉書》卷八十二無疑是兩晉“史家列傳”，史臣綜評諸人著作，於此一個半世紀之間僅獨推崇陳壽，對其他名史則多所批評，其論據則不出作者所言。
3世紀後期，儒者（包括史家）檢討世道，即已對學術世風痛切批判，例如，史學及史學批評家傅玄（撰《魏書》及《傅子》），於晉初上疏痛論時弊，聲言“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複清議，而亡秦之病複發於今”。[51]竊思其意，原在檢討魏亡與學術世風的關係，且指出學術世風之弊在於政治的驅動，政治之所以驅動則根於君主之人格行事也。虛無的玄學在3世紀中期，由王弼、何晏等名士所帶起。他們在公元249年——齊王芳正始十年——司馬懿兵變專權，殺戮清流名士以後，遂轉變為竹林之風。由玄學清談的正始之音演變為放達**越的竹林之風，乃是名士對當時政治的黑暗，從洞悉而趨向於消極反對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原為司馬氏所親信，參與修撰《魏書》者之一。他的違禮**、不參與政事，正是因與當權者關係密切，且參與修史則更能了解政治問題有關。史稱“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52]他運用新史學的形式，創撰《大人先生傳》，遂開紀傳體假設人物行事以說理的先河。至於他與王沈、荀顗等共撰之《魏書》，被人認為辭多隱諱，不及陳壽之實錄，是則恐有既不能實錄其事於官史，遂借其形式以虛設事理之意，為實錄史學反動下的創新也。這種創新與另一種創新——借紀傳形式述神誌怪，遂成此下新史學的兩大變異旁流，既影響於史學，亦有大造於文學者。
傅玄、阮籍皆魏史——當代史——專家，前者代表深悉時風而積極思矯正，後者則代表深悉時弊的根源而欲逃避及更趨反動也。就曆史發展的大趨勢看，王弼、何晏、荀粲、夏侯玄等人格較高的名士，倡導正始之音於前，而身死司馬氏之手；相反的，擁護司馬氏推行黑暗政治的人，如裴秀、王沈、羊祜、賈允、荀勖、衛瓘、石苞、何曾、荀顗等，揆諸晉史，雖人格鄙壞，但亦頗多是名士清流中人。後者才力能勝任粉飾司馬氏，也能自我文飾其奸。他們愈以儒學禮教文飾其奸，則隻能愈引起頭腦清醒、具正義感的名士們之絕望厭惡；他們愈將政治弄得黑暗，則愈需壓製這些名士，愈壓製之則名士們愈逃避**以示反抗，其情可由《晉書》卷三十三《何曾列傳》述曾為人及其對阮籍的態度，略得窺悉。如此終至墮入兼有清談玄學及放達**越的所謂元康之風中，以至於西晉亡國。東晉末葉戴逵綜論此變，撰《放達為非道論》和《竹林七賢論》，指出竹林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至元康（晉惠帝年號，公元291—299年）而**盡；竹林是“有疾而為顰者”，而元康乃“無德而折巾者也”，誠一擊中綮。[53]正始之音、竹林之風、元康之風，實為一脈相承，每況愈下的現象，是疾病的症狀而非病理所係。傅玄有探討病理之意，但將病因歸結於魏武、文二帝之餘，卻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司馬式集團此一最密切的原因。如傅玄般了解其時代弊病者尚大有人在，但玄之回避，則是象征了史學家和政論家們的顧忌和妥協。西晉當代政風、學風、社會風氣既不能或不便正麵提出檢討，則盡管指責鼓動風氣的名士領袖，亦何補於事？
五胡大亂，兩京蒙塵前後，風流領袖的王（衍）樂（廣），自身亦有反省痛恨之心。樂廣不同意任放風氣，謂“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王衍為石勒所殺，死前痛悔“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54]然而東晉肇建，元康名士及其風氣亦隨之南渡，盡管儒學家如範寗，著論以為浮虛之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史學家虞預著論謂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於中國；名士之一而又是權臣的桓溫，於北伐途中感歎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55]這三人的批判若做比較，實可略視作自東晉肇建至中葉時期時代批評的縮影。虞預生於東南，吳地多未染此風，於兵馬倥傯、政府草建之際，就史學角度論世風，推元康亡國之風承自竹林，故對阮籍痛加批評，桓溫本身即為清流名士之一，又有政治雄心，故隻能檢討當代之弊，而未進究篡奪政治之所以致弊。範寗為桓溫所表，實有政治壓力的敏感，比王、何為桀、紂已是極論，且其立足點為儒學，由此以痛斥王、何振興玄學以反動於儒也，兼有學術批判之旨，故能究源正始學風之變。在此時代生長的史家，多少也承受了此時代批判思潮的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學術世風的丕變，就魏晉政權興亡而言是病因，但其本身卻是一種病症；造成此病之因，則是漢末以來政治的不合理，且由不合理演變至篡奪政治的黑暗。魏、晉皆文飾其篡奪政權，而晉較魏尤為卑鄙，導致無以提出正大的道理以重建政教。此卑鄙黑暗每況愈下，則是司馬氏王室自相篡奪，即東晉元帝亦是樂享二京蒙塵、王室灰燼，而擁兵據地逡巡不救，待中原掃地然後即尊偏安者。在此風氣波熾之下，東晉方有王敦、蘇峻、庾氏、桓氏的專權或反叛。五胡亂華，人們亦受此黑暗政治的影響，但已不受晉朝勢力的禁製。匈奴劉聰死（公元318年），漢內亂弑主，劉曜乘亂自立，封平亂功臣羯人石勒為趙公、九錫、十郡，尋又進封趙王，服天子輿服，詔“如曹公輔漢故事”。石勒喜令儒者讀史，靜聽而時加評論者，嚐論雲：“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懿）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故與劉曜交惡時自謂“趙王、趙帝孤自取”雲雲。其後石虎亦以“如魏輔漢故事”，終成篡奪。[56]魏晉篡奪已成為“故事”——不成文慣例，五胡及晉權臣多群相引用，隻是時機未成熟前則多以“如伊霍故事”“如諸葛亮故事”“如王導故事”等為名罷了。五胡自始亂即引此作慣例，則晉人雖不言而卻不能謂其不知也。如石勒等輩，對漢魏以降政治的不光明有此覺識，是則以後苻秦、元魏之能切時弊，重建儒學（實則振興儒學始於劉、石二胡）政治，開啟隋唐新機者，良有以也。晉人不能正麵檢討時風的政治根源，實為不能扭轉世運原因之一。但是既已批判時代，欲匡之於正，則大趨上不能不觸及篡奪政治。名史家袁宏為桓溫幕僚，當時在旁答其前述感歎之言說：“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此與戴逵所謂“有疾而顰者”，皆是對竹林、元康諸子出於曆史的想象與同情也，也是隱約地直指諸子背後的意義也。此意義直與桓溫的野心有關，是以桓溫作色警告四座，幾欲殺宏者以此也。[57]
晉世對篡奪政治如此敏感，學者論之則不得不以隱約出之，這是新史學鼻祖司馬遷所論詩書隱約之旨。但是，檢討此問題既不能作空言，就隻有走向落實的曆史研究。依司馬遷新史學的原則，曆史研究必須自網羅史料做實證推論，所謂“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是也。是則除非魏晉不修史，或官方強製修史者，否則其王跡所興的終始盛衰，必將因實證推論而大明。故此時代若論檢討、講經世，舍史學則無有大作為，這是史學大興，有誌之士相率綴集的原因。然而，史家並非能暢所欲言，更遑論史官矣，是則曆史研究雖可對政教世道作總檢討，卻仍使史家自覺有所限製顧忌也，這也是魏晉以降至隋唐史德問題特多的原因。
陳壽《三國誌》號稱實錄，於此並非最需留意的事。於此最應重視者，端是該書載述魏、晉之際的高層政治亦涵蓋於實錄名義內，較3世紀中期，在司馬昭專權下，阮籍等人所共修的《魏書》評價遠來得高，也較同時的夏侯湛著作為優。湛早陳壽六年卒，當時《三國誌》尚未正式發表，其家族與曹氏政權有密切關係，所私撰《魏書》當別有懷抱，而竟僅讀陳壽的著作，遂自毀其書。此二事與陳壽修史而深得張華之喜，欲以《晉書》相托付的事情合觀，則壽書必有深獲於當時留心曆史與政治者之心。陳壽對三國的評價及正統觀念的表達，已如前述。於此必須重視的是，他深究三國王跡終始興衰，對晉武帝及其三祖的竄起篡奪，雖粗述其脈絡，但既不為之立傳細述，無異故意讓其空白也。陳壽在譙周之門治《尚書》及《春秋三傳》，有譙門子遊之美稱。《春秋三傳》是漢儒經學中之顯學，也是爭執最多之學。漢儒講究春秋微言大義，對《春秋》“不書”處特別重視，視為微言大義所寄。陳壽不書晉祖之事，實有援引《春秋》成例之意，雖有避忌意識，但卻也對司馬氏的篡奪賦予了深意。是則《三國誌》空白之憾，正是陳壽精微之處，故上述修史及談史者未以為非，反大讚陳壽之實錄也。[58]
陳壽故意讓晉三祖事跡在《三國誌》中空白，雖入晉朝著作修史，也未聞他對晉史有何設計構思，顯有讓這段史事由後人根究之意，此為晉元論之所由起。
晉元論乃晉臣討論官修晉史上限的爭論。《魏書》參修者之一的荀勖，係出潁川荀氏家族，為史學世家，曾祖荀爽撰《漢語》，從祖荀悅撰《漢紀》，皆為當時批判史學的傑作，而下振魏晉此史風者。荀氏家族在魏晉政壇及史壇極有勢力，勖本人以司馬昭心腹修《魏書》，子弟則為晉元論的主要參與者，其孫荀綽則為早期晉史的撰著者，所撰《晉後書》傳於世。[59]晉元論始於武帝世，荀勖時任中書監掌機權，力主上限始於魏齊王芳正始（公元240—249年）年間。然司馬懿實於公元249年（正始十年，嘉平元年）兵變專權，故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引致爭辯，遷延不決。公元290年晉惠帝即位以後，賈後及賈謐得勢專權。賈謐權過人主，以秘書監掌國史，上議以泰始為上限，即以公元265年武帝受禪為斷，再引起大議。司空張華與王衍、樂廣、嵇紹（康子）、謝衡，皆從謐議。荀畯（勖孫）、荀藩（勖子）、華混（華嶠侄）則力主先前荀勖之議。荀熙、刁協則從王瓚之意。賈謐勢大而又頗知曆史，重執奏張華、王戎的意見，晉元論始定。[60]
值得注意的是，晉元論以晉史上限為焦點，但其背後卻含有王跡所興的政教事實及名分問題。支持賈謐的人，大多是擅長文學和玄學的清流名士，而非政客。他們斷限於晉武受禪，表麵似奉《漢書》起元高祖、《漢記》起元光武的成例，實則應與他們沒有修史經驗，而又欲回避切實晉三祖的事跡之意識有關。當時已有文才多史才少的趨勢，日後操筆的責任或將落在他們身上，故恐有先將此忌諱作處理之意。陳壽於此未見表示意見，但《三國誌》對魏末人物已多有論述，隻是將三祖空白而已。晉三姐始終為魏臣，其不臣之跡既未列於《魏書》，則必須列於晉史。本“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新史學原則，此事斷不能於魏、晉二史俱不論載也。賈謐二十四友之一的陸機，頗有見於此，上《晉書斷限議》提議“三祖實終為（魏）臣，故事為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61]追王之義創自陳壽，實錄之筆亦其所擅長，故張華欲以晉史相付之意在此耶？然而陳壽未有修撰晉史的記載，斯則如何載述魏晉篡僭之跡，調和實錄與追王二旨，遂成晉史修撰的重大問題；亦為檢討世風而追究根源之所必歸也。習氏之論，解釋晉三祖為被逼而非純臣，以作貶魏崇晉的基礎，實承此理路而為說者也。
西晉人修晉史，自荀勖、張華已有此意，但官修方麵似以起居注為重心，蓋建國尚短，尋又陷入權臣（外戚及宗室）、五胡之亂，未遑修撰。如陸機《晉紀》、荀綽《晉後書》、華嶠之子暢的《魏晉紀傳》、傅暢《晉諸公敘讀》及《公卿故事》、束皙《晉書帝紀》及《晉書十誌》《三魏人士傳》等，未聞對開國有特別記載及評論。[62]官修國史，自東晉始陸續為之。公元321年（大興四年）晉元帝拜王導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事、領中書監。導以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始啟立製度，典籍頗具。其《請建立國史疏》雲：
夫帝王之跡，莫不必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司馬懿）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
宜備史官，敕佐著作郎幹寶等，漸就撰集。[63]
王導表麵之意識是本於司馬遷恐懼史文廢絕，和表彰功賢的曆史意識，但其內裏恐非如此簡單。第一，北方胡族統治下已有修晉史之事，如傅暢兩書即是陷身石勒時所撰；而石勒又於公元319年創設“史學祭酒”諸官，命撰其《上黨國記》《大將軍起居注》等，且令佐著作郎修錄時事。[64]他們修當代史，對東晉刺激當甚大，蓋晉朝所視為君臣的功勳美賢事跡，他們另將自有立場批判論述也。第二，五胡最早致亂的是巴氐及匈奴，公元304年二族分別建國號為“成”及“漢”，皆嚴重威脅晉朝的正統性，蓋三國鼎立的曆史重演也。尤其匈奴政權既以複漢自居，繼承兩漢及蜀漢，稍後劉聰陷洛陽而獲傳國六璽，顯有依血緣說、漢中衰複興說及器物說宣布其正統性，並一筆勾銷魏與晉之意義。[65]公元318年，劉曜因內亂即位，獲傳國璽，遷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宣布“以水承晉金行”。此為視晉已亡之舉，不但不理會當時偏據江東的東晉，抑且依五行相生說彰示晉亡趙興的天意矣。劉曜遷都與避其權臣石勒有關。勒於公元319年建後趙，設官修史，目的似在分向前趙、東晉爭正統，故於公元329年滅前趙而獲六璽，遂於翌年亦宣布“承金德為水德”，即皇帝位。[66]是則重建史官之時，正是與二趙李成爭正統之時也，後趙和東晉重建史官修史，內裏意識當與此有關。
此兩點乃是外在刺激，而另有內在刺激者。西晉興亡，固為東晉君臣草創喘息之餘，所欲根究檢討以作殷鑒者。當此之時，琅邪王氏勢大權重，公元322年王敦舉兵向京師，誅殺大臣，元帝竟至遣使告訴王敦：“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元帝本琅邪王），以避賢路！”[67]稍後，王敦為丞相，封爵儀注頗效法曹操及晉三祖的故事矣。東晉南朝是君權低落的權臣政治時代，[68]東晉一開始即如此，此內在的壓力實有檢討疏通的必要，故國史的修撰乃是可想而知的事。前文提到王導為晉明帝（元帝子）陳述晉朝創業之跡，明帝為之以麵覆床，謂“若如公言，晉祚複安得長遠”？是則王導議建史官，其旨可知也。蓋修史“務以實錄，為後世之準”，應是兼指功過是非而言，使不虛美、不隱惡，始得稱之為實錄，收澄清世道之效。
幹寶是東晉第一個實際修國史的史官，並一直為王導所提拔支持。但他所完成的《晉紀》實為編年體著作，斷限自宣帝至湣帝，凡西晉五十三年之史也。《晉書》本傳稱“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但卷末《史臣曰》評論陳壽以後東晉兩大良史——幹寶和孫盛——雲：“令升（寶字）、安國（盛字），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墮！”[69]今《晉書》中引述幹寶著述處頗不少，但其《晉紀》已佚，故其如何處理追王、實錄之原則，實際已不可考。今《晉書》為唐初官修，於卷五《孝湣帝紀·史臣曰》即大引其《晉紀總論》；《文選》及《藝文類聚》亦引其《晉紀論晉武帝革命》。[70]二文合觀，雖能率直地批評晉室失政及風氣敗壞，但對宣帝至武帝之奪篡，不敢如王導般正辭提出批判，仍本天意史觀的成說粉飾之耳。雖然如此，但頗有隱約之筆。如《論晉武革命》雲：“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豈天意乎？”這裏隱然指出古今受命方式不同，晉的方式不是因努力積德而取得天命，卻是因他人之衰危運終而取得者，這是因運隨時而興，與曆來的天人推移說不同。此論一再致歎，實含明褒暗貶之意。至於《總論》，則本此意詳加批判，最後為元帝爭真命。其論略雲：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二帝（指懷、湣）失尊，何哉？樹立失權，托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衝人，不得複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為辨而賤名檢，行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劄必得之於聲樂，範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湣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指晉之金德）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皇帝（元帝）。
為東晉爭天統固為王導、幹寶修國史動機之一，檢討時風對西晉興亡的影響以作鑒戒，乃是動機之二。但幹寶綜論西晉一代，於此絕未稱美“佐命之勳”，卻對朝野的寡德虛**大力抨擊，由此而溯其本在名教崩弛、樹立失權。從而直指此既顛之本，是由其根先腐所以造成，即開國以篡奪黑暗也——急於篡奪而未能廣基深根，乘人多難衝幼而懷王莽不得複子明辟之心，逼於禪代而大加誅殺以至天下未歸心也。此文開始雖頌美三祖、武帝，終能隱約而顯的作此分析，實稱得上“直而能婉”。必須留意的是，在王導支持之下，幹寶之論亦隻能隱約發揮，此為其極致矣；是則於實錄晉室之時，隱諱應更甚者，當可無疑。唐初修晉史者惜其簡略及非正典，將墮晉室之文，恐亦指此而言。[71]
幹寶因貧而求補山陰令，雖仍繼續撰晉史，但著作之官則另由郭璞、王隱接替。稍後郭璞為王敦所殺，虞預因虞亮等薦引，轉遷入著作。郭璞無獨自之晉史傳世，王、虞則各有《晉書》。王書評價甚劣，虞書或謂剽自王稿而成，故唐初史臣批評：“叔寧（預字）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72]史臣既謂虞書“勒成一家”，當有所指。觀其於319年（大興二年）應讜言直諫上書，文中提出東晉“雖雲中興，其實受命”說及強烈的夷夏觀念，加上他向來好儒疾玄、痛論阮籍，是則所修《晉書》的宗旨構想，隱然可知。亦即一麵效法東漢故智為東晉爭正統，一麵析論學風世變與蠻夷寇竊的關係，蓋本之於現實政治及經學、民族諸觀念而出發，與王導、幹寶的上述二動機呼應也。東晉第二代史家的孫盛、習鑿齒和袁宏等，即承此趨向而發揮。
學風士行對世變國亡的影響，原來多屬於政論清議的檢討，但經史家透過完整而落實的當代史研究，此時已漸成為實證的理論，為大家所共識。[73]史家在責任感的驅使下，遂再轉而追究導致這種衰變的背後因素——權臣篡奪的黑暗政治；而這個因素亦即“王跡所興”的問題，為正統問題的關鍵所在。這時期，東晉出現了若幹研治國史的名家，如撰《後漢書》及《晉書》的謝沉，《後漢書》的袁山鬆，《後漢紀》的張璠和袁宏，《漢晉春秋》的習鑿齒，《魏氏春秋》及《晉陽秋》的孫盛等。據零星史料的顯示，他們對王跡之興大多注意，或並加以評論。但是他們擁有一共同的政治背景，即承受身為晉臣及桓氏家族勢盛的雙重壓力，逼使他們論述之時具有危機感，前述桓溫警告孫盛、作色於袁宏，即可知之。本著史家的良知及經世扶衰的精神，他們大多透過以史論史——論漢魏三國，或以冒險直述當代的方式，進行研治，其中表現較佳者應為孫盛及袁宏，較劣者似為習氏矣。其次，他們也共同處於一個學術背景之下，此即陰陽五行學說在解釋曆史及政治的範疇內，逐漸衰退之潮流，而此種學說盡管可能在其他領域並未衰退。關於此問題，宜有所略述。
原夫劉向父子以降，相信陰陽五行學說之風甚熾，天意史觀普遍流行。但隨著部分理性主義者如桓譚等人的批評，加上妄論者多而測中者少，這種學術起碼已引起部分學者的懷疑。東漢末，野心家往往引用之以作僭逆叛亂的借口，是則上自帝王將相，下至一般人民，逐漸了解此學術乃是虛妄致亂的學術，起碼在政治上是篡偽者的門麵裝飾品，勝利者可援之以作其政權理論基礎的解釋。孫盛《魏氏春秋》特記臣下勸曹操應天順民，操謂“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又記曹丕升壇受禪禮畢，顧謂群臣“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習鑿齒《漢晉春秋》特記魏帝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決意討司馬昭，謂群臣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遂見弑。[74]此種記述，一者表示孫、習已直探篡奪政治的本質，再者則表示魏晉篡奪之時，大家都心知肚明所為何事。曹氏為了粉飾其偽，竟將宗姓所出改托於舜，以符合劉氏學說之新天人之際周期，但終因內慚而未汲汲改製易服及郊天。司馬氏則因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早已明述宗姓所出及流衍，未便更改，隻得承認司馬氏係出顓頊高陽氏。但顓頊依劉氏學說實得水德，司馬氏政權若用遙繼說便亦應為水德。然而，東漢自謂火德，魏受禪推序為土德（故必須托始遙繼於舜），晉受魏禪，推序應為金德。晉君臣遷就此現實，遂強謂重黎氏為夏官，以衝淡遙繼顓頊水德之意，因而晉室不如漢、魏般強調遙繼。[75]晉武帝太康年間，群臣議封禪、改製諸事，張華等曲稱金德始自重黎，但重黎為顓頊之子，其裔在夏世序天地而已，實不能承夏之金德，而使晉因之遙繼為金德。這種曲解與曹氏故智相同，因而內慚之下，亦如曹氏般，表麵通達地引先聖不以易祚改製為說，征孔子論“蓋期於從政濟治，不係於行運也”之言，以晉雖承金德，亦應如唐虞故事，用前代正朔服色。孫盛即據此大加非議，謂之違道。[76]是則魏晉之際，隨著儒學衰退，陰陽五行及劉氏學說對解釋曆史和政治影響力已然大削，已有剩下空彀、備用於篡奪政權作粉飾之用的趨勢，與以前王莽、光武般深信履行者，不可同日而語了。[77]相對的，玄學興盛，視儒學為腐陳落伍，劉氏學說披經學之外衣，亦隨之而不被重視。玄風南下，東晉南朝遂承此勢。留在北方的儒學，則仍較重視天意史觀。至於形名論的興起，使對人事產生循名責實的效果，這時史學的實證主義已日明，兩相激**，人事的研究與評價，已有撥開表麵而直入內裏的大趨勢。
此期史家承受這種趨勢，在史學上遂有兩種反應：第一，他們對曆史上的大問題，除了現實政治上的顧忌，已逐漸不再完全依據天意史觀作解釋，而返回人文的、理性的層次作出發；盡管不少史家由於好奇，而仍然記述一些神異的人事。第二，大問題的內裏真相愈明，則史家的激發愈大，他們循正名主義、道德批判以直述其事或發表意見之心亦切，於是經學精神落在史學上發揮，遠較此期的經學為出色，習氏的《晉承漢統論》特質，即可置於此兩種背景下作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