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周之史學風格，當時史學大家司馬彪及陳壽，均不完全取法，前者批評而反對之，後者則似因有師生之誼，未便大加批評，轉以治史成果以示與師說不同而已。要之，自譙周以後，巴蜀史家治史範圍集中於益部，正反映了他們學風的地方色彩，而陳壽則是最突出的一人。陳壽的成長背景及學術淵源如此，從譙周習史，以其卓越的史學天分，成就遂超越其師。然而陳壽“銳精《史》《漢》”，則譙門史學已不能限製於他，而能直探史遷、班固的史學；加上遭遇三家歸晉的新局，故其史學構思不僅與譙周不同，抑且亦有異於遷、固也。作者不欲於此贅論《三國誌》各種史學問題，僅就本節主題，略述其正統觀念下之有關構思而已。
關於此問題，曆來學者對陳壽多加以責難，大要不外集中於《三國誌》之帝魏、抑蜀、回護此三者，趙翼綜諸前說，遂舉證曆曆以論之。[25]論者大多認為此三點間具有某種關係：此即帝魏所以抑蜀，既帝魏抑蜀，是以回護於魏之篡跡也。是則帝魏實為問題發生之核心焦點。作者不欲空言虛說以論其事，茲欲就下列數點以作析論：
第一，陳壽《三國誌》原是三書分行的，三書既分行，顯然有表示當時正朔有三之意。這是一個政治事實，也是曆史事實，當時承認此事實者大有人在，陳壽是一個實錄主義的大史家，故亦了解此問題。下列筆法可觀察到陳壽此觀念的表示：首先，他以魏為帝，但卻稱蜀、吳為“主”。主也者，君主、主上也，皇帝的別稱，有錯開之意而無貶抑之意。如卷二《文帝紀·評曰》稱魏文帝之才藝胸襟，謂“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稱帝為主，於此可見其意，蓋格於帝魏，故以天子之正名用於魏，以別稱用於蜀吳而已。其次，《魏書·後妃傳》各述諸皇後，而《蜀書·二主妃子傳》亦徑稱“某主某皇後”雲雲。皇後之夫為皇帝，皇帝之妻為皇後，既正稱蜀漢諸皇後，即表示陳壽無貶抑之意，並由此表示蜀皇後之夫雖稱為先主、後主，蓋亦意謂皇帝也，表示正朔並非唯一於魏。再次，《蜀》《吳》二書諸主傳中，直記其主“即皇帝位”或“即尊號”；立“皇太子”或太子“襲位”亦徑記之，從未運用僭、偽諸字。僭即偽位等筆法，兩晉以降史臣入主出奴，常持之以為本朝爭正統，是否認其他政權之常用甚至必用字眼，煌煌然明書於國史者，陳壽舍此不為。陳壽好友李密，《陳情書》中聲稱“臣少仕偽朝”蜀漢者，壽亦不效法之。是則陳壽不視吳、蜀為僭偽之意，可以知矣。最後，三書各書其君臣政府，一再直稱其君臣如何如何，述機關官稱，也不加“偽署”“私署”諸字，如稱蜀丞相、吳丞相等，用以表示三國皆各為主權獨立之國，其政府組織亦為政治獨立的實體，互不臣妾也。蜀漢《投降表》，後主降稱其官為“私署”某官，此為陳壽以後史官常用於僭偽之國的字眼者，陳壽不法其故主之意，也不遵當時史官之規，其旨不喻而明。
上述四者皆是表達正統觀念的關鍵之處，陳壽之構思筆法，已足以表示他承認正朔有三的曆史及政治事實。並且，他是先有此認知，然後始有此筆法構思，進而將三國各分裂敘述，使其君臣各自魚貫雁行，互不臣妾隸屬，以符鼎立之事實也。《三國誌》卷四十七《吳王（權）傳·評曰》稱權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是則陳壽全書的分行結構實乃符合曆史事實的傑創，雖在帝魏前提之下，而上述構思筆法實不失為佳構。
第二，陳壽“精研《史》《漢》”，故能直探馬、班新史學之旨。馬、班皆是欲以究天人之際而通古今終始之變者，故陳壽於三國發展，亦謹遵“原始察終”之旨。魏國王跡之興始基於曹操，曹丕隻是坐享其成耳，是則不述操跡，即無以知丕何能甫嗣爵位即能成篡，原其始遂不得不先究曹操之興，既帝丕則必須追紀操之事，此情況與漢高和光武靠本身努力而王，不必追溯者不同，陳壽遂本史遷特立《秦本紀》之旨，創下原始追王之例。及至魏末，晉三祖宗實已移權，故《三少帝紀·陳留王奐紀》末雲：“天祿永終，曆數在晉。”用示曹魏一德之始終也。
同理蜀漢之興，始於劉二牧與西南天子氣的天人關係。二牧與二主雖家係不同，但其興起之跡實相連。陳壽不列二牧於《魏書》，次於董卓、袁紹、劉表之列，而追冠於二主之前者，其意可知。《後主傳》一再稱呼劉禪為“後主”，及其降於魏也，即稱之為“公”（後主封安樂縣公），用示天命在魏，以符巴蜀學人天人之際的解釋，及政治的客觀形勢也。蜀漢盛衰之間，終始之際，陳壽在《蜀書》實已窮究之矣。《吳書》先述破虜、討逆，末述孫皓之降，時已入於晉，其理正同。雖吳亡已宜列入晉史，但“察終”即不得不如此也。同時，三書於各主未即尊建元之前，例用漢獻帝正朔，一者以示各人乘漢季之衰以起，再者以示其人原皆漢臣而自我尊大者也。蓋“本紀”未必須編年不可，非“本紀”而掌握政教之統者雖立“傳”亦得編年，《項羽本紀》及《王莽傳》早已創立此例，陳壽揉馬、班而別出心裁，深意在此。其構思三國分行、人物歸屬及位置，苦心如彼；至於創立追王之義，不將二牧、二孫歸於《魏書》或棄於《後漢書》，實亦本新史學之旨而新構也。
第三，根據這兩點，則知陳壽撰《三國誌》，是采取同時承認三正朔，各究其終始興衰，各就其政治立場以述其事實之原則的。既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故實為跳出三個政權之意識形態漩渦，各還其本來麵目的最佳方式，如是者，則談不上回護的筆法問題。陳壽站在魏之立場，書曹操被策領冀州牧、拜丞相、晉魏公、加九錫，書漢獻帝禪於魏文帝，實為恰當的陳述。猶之如在《蜀》《吳》二書，一再引述二國聲討曹魏凶奸篡盜之辭也。是皆各就其政治立場從實而書。於是類似“蜀寇魏”既筆之於《魏書》；“魏侵吳”亦見之於《吳書》；各就其國態度，互書征伐侵討之辭，然後乃符實錄史學之旨，豈能據此謂壽黨某抑某耶？
論者或將陳壽書法與範曄作比較，謂陳壽書曹操策拜公相，不及範曄之直書曹操“自領”“自為”，遂認範曄得“史家正法”，鄙陳壽開創以後回護的模式。[26]若書曹操之自領自為，實有含影射司馬三祖之意，範曄生於異代可為之，陳壽豈能如此？姑不論其政治顧忌，單就筆法而論，陳壽蓋亦符合史學之實錄。因為就行為形式言，曹操確是承受漢廷之策命而始為公相；若就行為動機言，曹操則有逼成天子之策命的嫌疑。陳壽書其結果，範曄推論心跡，二子互異。作者之意，曹操任公相加九錫，最初出於董昭等人的邀媚勸進，而操亦頗有此意，是則若簡書曹操自領自為，殆未盡得史實之真相。讀卷十《荀彧傳》、卷十四《董昭傳》等，則曹操以“挾天子以令諸侯”作其事業的指導原則，甚至至死不欲帝製自為，隻顧作周文王者可知，而在此指導原則下，群臣勸進以邀功名，曹操有意以自尊大的實情，亦記述明晰。猶如前引《諸葛亮傳》載亮為先主論群臣勸進，以為彼等“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先主亦頗有自尊之意，故遂即帝位。吳大帝例亦如是也。魏、蜀、吳三主之自我尊大，遽即尊號等事，陳壽皆不書明自為自領，是則各是其是以各從其實之旨可審矣。不明陳壽的係統構思，烏得以此責其回護？
再者，劉知幾雲：“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27]“紀”固含編年，但是否焦點僅在編年而已？餘前已論之。要之，知幾論新史學體裁之“紀”“傳”關係，甚是。陳壽亦能直探史遷此構思。他於本紀簡述事件發生的形式，於列傳則細述其原由本末，深得新史學以“傳”釋“紀”之旨。《三國誌》三書各有綱紀、列事以究其終始，不竟讀則不明全相。不了解此結構原理者，始會有魏紀若不明書曹操自為則不知其自為之弊，此即但睹根幹而不見枝葉之弊也，謂之知全樹，可乎？陳壽，實錄主義之新史學大師也，他述曹操接受策命符合事實，於列傳記其本末再作補充，斯真得新史學紀傳體的正法者。範曄本《春秋》褒貶精神以述曹操自為，雖未完全失實，但卻也未稱全是，心有主觀之意，轉不及陳壽之讓人物事實各自說話的筆法令人信服。陳壽號稱良史，其書號稱實錄，豈徒然哉！道德批判並非不可，但大前提則必須顧全事實，故作者不以為陳壽應明書曹操自為於本紀不可。如此為者隻是逞一時之快，為求獲得某種滿足而已；《蜀》《吳》二書批評曹氏篡漢凶奸，荀、董諸傳明載曹氏僭逆心跡，難道滿足感未夠，以為事實真相未明耶？論陳壽回護者，不明新史學及壽之觀念構思，且心有所偏，其情可知。至於兩晉以降，史家為現行政權回護，是否完全符合陳壽的創意，自當別論。後人不識前人心，其例不少，若據後以概前，實差之毫厘，謬以千裏。
第四，陳壽的史意史學雖如上述所析三點，但他終歸帝魏紀曹，而主吳、蜀以傳之，究竟作何解釋？劉知幾前引言續對司馬遷有所批評，大體本班彪之旨，批評他紀、傳之體為例不經，由此評及範曄與陳壽。他說：“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有作，亦多所未詳。案範曄《（後）漢書》記後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紀；陳壽《國誌》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按華嶠、範曄作皇後本紀，自有一觀念作指導，前已言之。陳壽師徒，深受班氏家法影響，亦曾述及，是則陳壽豈不了解班氏改革紀、傳體的倡議？知幾疑此上智之史家未達紀、傳之情，實疑其所不應疑，不疑其所應疑者也——即陳壽上智，又謹守一史隻作紀、傳二體的班彪芻議，何以明知孫、劉為天子，竟不為天子作本紀耶？此中當別有心識，最應懷疑深究者，然而知幾卻不追疑也。清代館臣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有所疑，且作解釋雲：
《三國誌》……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
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托始於魏文，而托始於曹操，實不及《魏書》敘記之得體，是則誠可已不已耳。[28]
此言世多以為篤論。然若就《魏書》托始而言，前述餘之第二點已頗論述，館臣蓋未篤也。論陳壽何以帝魏，鑿齒何以偽魏，蓋就時代形勢入手作解釋，似謂二子全為時代所支配而無其一家之主見，則所篤尚未全也，鑿齒容後論，單就陳壽此問題而言，館臣之釋，猶未令作者滿意，茲就壽之客觀形勢及主觀構思兩方麵，略作補充解釋。
從客觀形勢言，公元263年，陳壽三十一歲而蜀亡，自此身為魏臣。公元265年，司馬昭死，其子炎篡魏建晉，是則三年之間二國滅，而壽轉為晉臣也。至公元280年晉滅吳，天下一統，而壽已四十八歲，壽以六十五歲死於公元297年（惠帝元康七年），由吳亡至壽卒，先後十八年，應為陳壽可以看到三國史書，為撰述《三國誌》的關鍵階段。陳壽身為魏臣雖前後僅三年，但也曾有過君臣之名實，其帝魏而偽蜀，不論在意識的認同上或政治的現實上，皆理所當然也。另外，陳壽臣仕三朝，於蜀、晉各稱臣民三十年，依以死年定籍慣例，壽終為晉人，焉得以故主之思而忽今王？晉既自稱金行以繼魏之土德，大統傳承在現實政治意識上如此，則不論站在魏或晉之立場，皆須帝魏晉矣。雖當時無政治壓力猶須如此，何況有之。據此，李密、陳壽諸人皆為“少仕偽朝”，終歸於晉的人；理論上帝晉則必須帝魏，帝魏則必須偽蜀，不論其身由己或不由己，皆必須認同此政治觀念，而服從此當時之習慣也。清館臣謂陳壽逼於勢或是事實，但並非完全如此，蓋根據此時代習慣，壽亦未必須有帝蜀吳之心。帝蜀在政治意識上逆而難，在認同之習慣上事實亦逆而難也。蜀、魏、晉三朝皆曾臣事者，何必厚此薄彼？陳壽於《譙周、郤正傳》末評曰：“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於篇。”意謂二人依慣例應列入晉史者，以事多事少衡量，故破例著之於《蜀書》，聲明其破例的原因不在表彰純臣，事實上二人亦非純臣。由此可證陳壽心中有此慣例，亦拘於此習慣，今既破例，遂不得不鄭重申明之，以免譏嘲誤會。由此而論，陳壽帝魏，未必完全格於政治壓力之所謂勢者也，時代習慣應亦為另一因素。
館臣雲：“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此之所謂“理”，究是何理也，而竟能如此嚴重歸咎於壽？若謂壽於蜀曾有君臣名分，則壽於魏及晉不亦然乎？若謂應有故主之思，則壽於魏不也如是乎？館臣不明此理，其“理”殆甚不通，彼等所謂“未可以一格繩”者，正可用之於此。作者以為，自公元249年司馬懿兵變誅曹爽，大權遂歸司馬氏。司馬師廢齊王芳於前，司馬昭弑高貴鄉公髦於後，是則魏天子曹髦討昭之時，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習鑿齒雖主“晉承漢統”論，亦不得不特記此事。賈充教唆帳士逆戰天子，謂“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複有種乎？何不出擊”！[29]此之“司馬昭之心”及“司馬家事”究為何？陳壽豈不之知？壽作魏《三少帝紀》，事文皆多隱諱，且直稱三少帝為“齊王芳”“高貴鄉公髦”“常道鄉公奐”也者，是晉貶魏三天子而壽遵之也。陳壽既格於此政治意識，又複依慣例自覺身為晉臣，外因內緣**，故頗有站在晉朝地位論三國之意，於此可證。公元260年司馬昭弑立天子，公元263年遣將滅蜀，此皆司馬家事，名義上蜀亡於魏，實際上則亡於晉，此名實之間，壽應知之。蜀亡晉受禪之際，吳左丞相陸凱上《諫徙都武昌疏》雲：“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劉氏與奪乖錯……是以為晉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30]是則三家鼎立及晉亡蜀漢的觀念，實非陳壽一人所獨有。這兩種觀念的采認，實為形成上述第一和第二點，陳壽構思三國誌的基礎，亦即陳壽了解蜀亡於晉而非亡於魏，故判定三國相爭峙而互相兼並，是鼎立狀態，自可各就其是非而書之，脫出三者糾纏關係的漩渦；由此產生的構思、筆法，未至大礙於晉之立場也。
陳壽分析三國是非，既頗有晉本位的立場，則晉官方宣布之金行承魏土說，自不能不顧忌遷就，此為紀魏而傳吳蜀原因之一。漢季半世紀之間天下有三正朔，這是當時政治現實的認知問題；奉何者以為真正，則為政治的承認和天意史觀的分析問題。陳壽在政治態度上是因晉而帝魏的，但他實際上是認同當時正朔有三。然而按照新三五相包說，三統也好，五行也好，不論統或行皆隻能有一，而且以一為大，以一相傳承。又按班彪倡議新史體應隻有“紀”“傳”二體，“紀”以載帝王，“傳”以述臣民。在此天意史觀及史學改革論雙重指導之下，三國之史則隻能為其中之一作“紀”。陳壽並無超越打破此指導觀念之意，因而遂格於政治之勢，擇魏以作本“紀”，置蜀吳為列“傳”，此其原因之二。巴蜀學派原有天命在魏之觀念，譙周據此倡蜀歸命於魏說，因而又另撰《仇國論》以明自然之數，視魏晉為“肇建之國”，視蜀漢為“因餘之國”。肇建當為天命所在，因餘實指天意殘存，陳壽帝魏之同時，遂取法班固《漢書》成例——以列“傳”之名行本“紀”之實，以述王莽閏餘政權。是則陳壽此紀魏傳蜀吳，實分承師門學術及班氏家法融合而來，此其原因之三也。魏晉以主中國而自命正統，吳主因不在中土而不敢郊天，是則正統論之中原地緣說，不論意識或潛意識上，皆為極有力的說法。譙周也有此觀念，謂“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31]是則陳壽亦不能不受此師門主張、世俗流行意見所影響，此其原因之四也。
政治形勢，時代習慣，流行意見，師門學說，天意史觀，班氏史學，皆影響陳壽的構思筆法者。陳壽站在晉廷立場，雖以天命歸於魏而傳於晉，但不抹殺天命歸魏之前，獻帝禪退之後，天下曾有三正朔的事實。故值得注意的是，陳壽雖紀魏而傳吳蜀，但卻未因帝魏而“偽”吳蜀。他的意識和筆法，皆未以後二者為僭偽，足以表示在各種影響下，他仍自有創意；需據此而綜通諸種影響，始得以產生一家之史。劉知幾所疑，清館臣所論，作者所以未滿意者，其情可知矣。
此情既明，於是可得進一步檢討陳壽的構思。依班彪的意見，新史學體例唯有“紀”“傳”二者結構而成，《史記》“公侯傳國則曰世家”的部分需加取消。按司馬遷劃分新史體，“本紀”“世家”“列傳”此“人的結構”，實有特殊意義。他將政教原動力的大統列為“本紀”，以此記大統之所以一及所以傳承，所謂“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也。三十“世家”乃記述政治社會具有特別力量，以“輔拂股肱”，使大統運行得以落實，“以奉主上”的人物家族，他們的意義如同“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列傳”人事則是此結構下，分衍發生的人事，猶如巨廈之先有地基、支柱，然後牆垣裝飾分布其間耳。此結構原則，《太史公自序》言之甚審。史遷蓋基於三代封建及漢初政治社會的結構設計而成，俾能準確反映此情實。班彪顯然有尊君觀念，而且也根據他的研究斷限和範圍——太初已降的人事——作分析，遂提出此倡議。事實上，武帝以後，諸侯王、諸侯之製度，已名存實亡，其倡議頗能反映此情實也。但班固撰西漢全史，遵家法而改《史記》，則周秦漢初的政治社會特色，反映力遂不及《史記》。王莽之列為西漢一傳，不但充分表示了尊君觀念，抑且造成了後世數中國朝代時，往往因之而忽視了新朝的情況，此則班氏新史學結構論的觀念，實造成了對此反映不足，進而形成此影響者。陳壽本班氏家法，以魏為“紀”，蜀吳作“傳”，實亦同具此病。不過他對此亦自有創意：不本《漢書》將一政權降為列“傳”以附屬於另一正統政權之例，列《王莽傳》於《漢書》；亦不據東觀將敵對政權特立“載記”，以一篇竟其全跡以附屬於正統政權之例。而持三國君臣，魚雁分行的構思。此即足以補救此弊。後世論史者，由於多本東漢政府的政教意識，視莽為篡盜，大逆不義，故極少批評《漢書》此方麵的構思；然而卻因吳、蜀與新行事不同，故同情之餘，遂大力抨擊陳壽之紀魏傳吳蜀，兼且苛責其抑蜀，此則為陳壽含冤莫辯者也。作者以為此事宜從抑吳、抑蜀，乃至是否黨蜀此問題上觀察，始能得明，否則空言河漢，徒生黨同伐異之爭。
第五，《三國誌》構思的大原則為三國各從其是非、各就其實錄，盡量跳出三國政治漩渦，以較中立的身份但頗偏向於晉的立場而書者。這種原則對某些主觀性較強烈的人而言，實有前後失據、左右皆非的感覺，此即：站在魏之立場而言，陳壽是明尊魏而暗抑之、明抑蜀吳而暗尊之；站在蜀吳而言，則是有意抑蜀吳而帝魏、非大義而是不正。就大體而論，陳壽應否承受這類指責，據前所析論，讀者自可深思。然而，任何偉大的學者，皆不能跳出其時代環境的影響，所以陳壽盡管努力秉持其大原則，但卻也不免有某些一家的批判。這似乎受到其師《春秋》的影響，在不抹殺事實之下為之者。
世人多偏重指責陳壽帝魏抑蜀，但甚少追究其是否真的推崇魏之事業，或是否黨蜀抑吳之嫌，於此先就魏而論之。
陳壽在《魏書》，盡量避開記述晉三祖之行事，當然是有意義的；蓋晉三祖行事有類於魏二祖也。因此，即使記述魏二祖的行事，陳壽也極為謹慎，不隨便加以道德批判。他的原則是本著實證主義，讓事實自己說話，以反映其實情。陳壽在荀彧、董昭諸傳，對曹魏事業的本質——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虛偽表麵，及自我尊僭的內裏實質——不但明確指出，抑且作了因果分析。當他記述董昭等倡言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彧因反對而導致操之“心不能平”，其後“以憂薨”；並以“明年（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太祖遂為魏公矣”作結尾語，則壽意可知矣。[32]按曹操早在公元208年，即罷三公而複丞相製以專權。丞相權重任專，武帝以降已漸加改革，光武懲王莽之禍，更全力改為三公製，使之坐而論道以奪其權任。丞相之被視為非人臣之任，其製應否恢複，當時已引起爭辯。[33]曹操排眾議而為之，其誌可知。是年殺孔融而敗於赤壁，顯示曹氏內外交張之局勢，實為潛在的問題，故於公元211年以曹丕為丞相副，公元212年僭禮讚拜不名，則此年荀彧之反對，乃是有所見也。荀彧死後明年，曹操遂為魏公，加九錫，封十郡，建宗廟社稷，納三女於獻帝而使之置於內外監視之下。這種發展趨勢及意義，陳壽固甚了解。他在《蜀書》記劉先主於失荊州後而稱王；不顧獻帝問題而親征吳，且將反對者秦宓逮下監獄囚禁；不久又左遷費詩而稱帝；此與曹操頗有相同之處。故《先主傳·評曰》：“先主……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雲爾。”不為人下及避害（內外張局），此為三國領導人終自建樹的基本因素，第先主在諸葛亮等不反對之下為之，而曹操則有荀彧、孔融等之顧忌，需先除去此具有大影響力之數人，始克順利為之耳。
陳壽特別刻意的用此筆法作《荀彧傳》結尾，無異表示懷疑彧死前兩年（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所頒的《述誌令》，自謂其初誌及避害心理的可信性也。[34]封公、十郡、九錫、納女，建宗廟社稷，與其自述之誌不合，避害不肯交出權力亦不必如此為之，這些舉動皆為王莽所曾為者，則陳壽獨立思考而作如此判斷，實為卓越之識。因此，他在《武帝紀》不載其《述誌令》，不錄其“吾為周文王矣”之言，可以推知陳壽必然懷疑曹操的誠意，而可能認為他最初隻欲作郡守，稍後望封侯作征西將軍，再下欲以丞相效法齊桓、晉文，至此希望為周文王，若其不死，下一步將可知也。觀其行而察其言則可以知言，曹操行不顧言，言不由衷，豈能宣揚其誌，並以之論定其事業？同理，《文帝紀》於禪授之際，僅錄獻帝《禪讓冊文》，而於曹丕受禪理論和行事，一概削去，隱然含有僅表明漢亡、判定魏詐之意。然魏二祖心術行事類同晉三祖，陳壽逼於“勢”，隻能於《魏書》作此刪削及不書之功。至於分在《蜀》《吳》二書，則大載劉備、孫權即位告天之文，直錄曹氏凶奸篡盜之罪，實有借此事實或他人之口以攻曹魏之意。是則此筆則筆、削則削的春秋筆法，陳壽可謂善之者也。陳壽直接表達對魏、蜀對立的批判者，以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特載之《上諸葛亮集表》最清晰。他說：
臣前在著作郎……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
當此之時（先主歿後），亮之素誌，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此表於公元274年上奏晉武帝，時吳猶未亡。它表達了：首先，站在晉朝立場的意識。其次，以中原為上國正統的觀念。但也表明蜀漢雖為危國，卻有不賓匹敵的地位，非僭偽者可比。再次，命定論——亮之北伐失敗因素雖為時無良將、“或值人傑（指司馬懿），加眾寡不侔”，蓋亦與天命有歸不可力爭有關。此承班彪《王命論》而發揮者，但卻頗有天命在晉之意。最後，亮之北伐事業雖是“抗衡上國”，但卻是“大義”之事實。陳壽詳錄《出師表》於該傳，表示亮事之“大義”者，即指《出師表》中所謂“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的“討賊興複之效”也。是則陳壽評論魏、蜀對立，孰義孰不義，雖行文謹慎，而觀念並不隱晦。
論者若執作傳稱主的表麵，即認定陳壽尊魏抑蜀，據此顯為差之毫厘的議論；即使天命在魏，亦不能遽謂陳壽以魏之行事為義也。蓋天命乃政治意識的表示，而義不義則是價值判斷的問題，未必有天命者即是大義，此即司馬遷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之意。陳壽評曹操為“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於此稱司馬懿為“人傑”，卻不立傳紀述其“傑”事，顯有顧忌之心。《晉書》卷一《宣帝（懿）紀》雲：“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指宣帝司馬懿）創業之始，用文帝（昭）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麵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複安得長遠！？’跡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斯則魏晉始跡之“傑”，魏晉時即已公道自在人心，雖子孫亦以為不義矣。由此，則陳壽之是否帝魏即義魏，進而貶抑吳蜀，可以知矣；沈約能知“作賊”者，陳壽上智，焉會不知？
第六，陳壽既以蜀漢為“不賓”的敵國，北伐為“大義”之事業，則對蜀漢是否有黨親或貶抑之意？綜合本節前所論述，陳壽對蜀實際談不上嚴重的貶或黨諸問題，隻是承認鼎立匹敵的事實及對北伐事業予以高評價而已。
關於批評陳壽黨蜀，最明顯的是6世紀之文史大師李德林，此人文才人格，與沈約頗有相同之處，最為北朝前輩名史家魏收所賞識推重。北齊時，魏收主修《齊書》，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不決，敕集百司會議。時德林告病在家，收將議論綜合，修書請德林提供意見。德林就建元問題提出己意，認為《春秋》稱元不稱一，是“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由此春秋大義推論，遂舉例說：
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雲魏武受命乎？士衡（陸機字）自尊本國（吳），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並，許其帝號。[35]
陸機為吳國大姓，陸遜之孫、陸凱族子，凱有承認鼎足三分及晉亡蜀漢之意，是則陸機之意乃家學的積思。德林不滿其《晉元論》，但在此書信中指出陳、陸二子各有尊故國之心。陸機的《晉元論》《辯亡論》等，有黨吳之心非常明顯，而陳壽則未必相同。李德林認為陳壽黨蜀，論點有三，即陳壽是蜀人自然有黨蜀之心、魏不能體元居正是漢賊、蜀漢政治意識以魏為賊三者而已，其論似有想當然耳之嫌。雖然如此，劉知幾卻頗誤會其旨，對之大加批評而及於陳壽。他說：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夫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
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誌》，黨蜀而抑魏。……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後，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而壽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其正朔之國，典午（指晉）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36]
換句話說，劉知幾是指責李德林缺乏證據而妄生穿鑿，從辯駁其說進而舉證以正陳壽之罪，表示辯正陳壽之深旨，斥責德林的誤學也。平情而論，德林之說雖有想當然之嫌，但其見亦非全失。魏二祖為知幾所舉諸行事，陳壽實以謹慎從實書之，故雖避而不評，人皆知其行事；但他評二祖隻說其美而不言其惡，則是事實，此中政治顧忌顯然甚重。陳壽也直書先主地居漢宗，但對其終始無瑕之說則顯有異議，前引秦宓、費詩諸傳及《先主傳·評曰》已證之。陳壽當然了解先主之起是仗順的，否則也不會聲稱諸葛亮執行其國策為“大義”，公然上之於中朝矣。陳壽於先主是稱長攻短而未致抑長攻短，長短分別評論正是就事論事的態度，先主於晉無特別政治顧忌，故頗得暢所欲言。知幾批評壽“虛說劉非”，殆亦有穿鑿輕究，乖失作者深旨之嫌也。[37]就北伐複興之國策而言，陳壽受師說影響，《三國誌》頗反對北伐戰爭，但這是就戰爭導致民困的後果而論，與其師本天命在魏的觀念不盡同。故就其政治之目的及其所示的道德意義，陳壽稱之為“大義”，實為公平之論。是則壽於蜀漢國策評價正而極高，他亦公然稱之於晉廷而未見責罪，是即代表了前麵分析的當時公道自在人心也。於此而言，壽確有貶魏揚蜀之意，此意與其抑貶孫吳一事合看則更能清楚。然而必須留意的是：貶魏揚蜀隻是道德判斷，與抑魏尊蜀的政治態度無關。他由李德林所謂的“人君體元居正”之觀念著眼的，因而先主稱尊，他並不完全認為居正，而頗有貶議，至於他是否蜀人，這裏殆非陳壽的關鍵所在。
另外，關於《三國誌》是否有抑蜀之意？知幾論之未中肯綮。依照前麵第一點所論，稱蜀帝為主，實無視之為“僭偽之君”的意思，蓋以天下理論上不可同時並有三天子，因而將魏予以“皇帝”正名，另予吳蜀以“主”此天子別稱也；由此而推衍，又取法班氏家法，遂紀魏而傳吳蜀。令人疑惑的是，《史記》的《世家》，東觀的《載記》，俱在新史學上具有區別一般列傳的功能，陳壽何以不取則於此？極可能的解釋是：司馬遷賦予《世家》有“輔拂股肱”“以奉主上”的意義，此與吳蜀對魏的關係不合；《載記》則東觀史臣似賦予了僭偽政權（如公孫述、隗囂）的色彩，殆亦大違於陳壽認識天下有三正朔，而此三正朔皆互不能吞滅對方，終至一統於晉的事實。是則陳壽幹脆取法《王莽傳》之例，實出於不得已，而卻頗合其師徒視蜀為“因餘之國”的觀念。因餘之國亦得是正朔之國，陳壽以《傳》為之，殆與貶其君位為國主、降其國格為僭偽無關；反而正因他不采用《世家》或《載記》之名，更能傳達其表示二國不臣不僭於魏國的觀念。
君位和國格誠為表示尊抑蜀漢的肯綮所在，陳壽在《三國誌》的整體構思中作了如上述的設計，至於另一肯綮之處則是國號的稱謂，陳壽稱“漢”為“蜀”，其書為《蜀書》，抑亦有所解釋耶？鄙意壽書雖稱漢為蜀，但於引錄有關文獻之時，仍常保存“漢”的正名，如蜀、吳盟約徑以漢、吳為辭者是也。壽稱先主“即皇帝位”，稱後主“襲位”，稱二主諸妻為“皇後”，其事皆依各從其是的原則書之，獨稱於君則避皇帝之正名，呼其國則避有漢的正號，似因二者與政治承認主義有關，不得不有所避忌也。吳人張儼撰《默記》，雖有黨吳之言，但其《述佐篇》檢討形勢，論諸葛亮、司馬懿的敵對及優劣，坦認“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另又錄載陳壽所收《諸葛亮集》中所無的《後出師表》，此表表示亮必戰之誌及濃烈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意識。是則吳人亦有人了解三國之爭，主要為漢、魏之爭，且二國相爭的意識形態亦嚴重也。[38]漢、魏長期互呼對方為“賊”，前者認後者為篡盜政權，後者認前者為地方割據，敏銳的相對使陳壽必須於兩者之間作一選擇。就政治立場而論，陳壽撰史時已為晉臣，勢不可偽魏；能容從其實以書，已是很大的超越。既須帝魏，即須為蜀的君位和國號另作構思。他以主稱呼蜀君，乃是別出心裁保持蜀之國格的設計，然於國號方麵則另有更大困擾。
原乎晉以金行承魏土，而魏土以運至承於漢火，是則理論上漢固早已亡於公元220年獻帝禪讓之際。相對的，魏不可能承認尚有另一漢的存在，而晉亦不可能承認漢在魏世猶未亡也。漢既已亡，複何漢之有？陳壽即使認為蜀漢乃漢之因餘，但於此逼於政治之勢，豈敢以漢稱蜀？正名其史為漢書？陳壽乃益部地方史的專家，本其師門原有的地方意識，複因魏、吳之稱漢為蜀，故改漢為蜀，乃是順勢委屈之事，情非得已者。此事充分表示了魏晉以降意識形態的嚴重，而史家尤其是史官，所承受政治壓力之大。國史的撰述有利於統治者的正統之爭，則統治者愈重視修國史；愈重視修國史，則愈逼切於收回修撰權，而建立官修製度；如此則史家和史官承受的壓力愈大而愈委屈；他們愈委屈於政治勢力，則統治者愈能滿意而充分控製。是為國史修撰的惡性循環。（東）漢、魏、吳之史臣皆受到此控製和壓力，動輒得咎。於此，陳壽以純粹私修，亦於有意無意之間有此恐懼感，實為國史修撰發展史上的裏程碑，尤甚於班固之官準私撰也。陳壽就國號此點而言，實際不為抑蜀而如此，但表麵則不能不如此抑蜀，以史識、史學若彼者猶如是，則阿諛取容、入主出奴者固無論矣，劉知幾“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的感歎，應由此途徑作體驗也。
陳壽貶抑孫吳，由下列筆法可見：首先，《吳書》不本吳之立場，僅書堅、策二人為“破虜、討逆”之傳；全書正稱其君為“主”者隻有孫權的《吳主傳》，至於《三嗣主傳》則直書三主為孫亮、孫休、孫皓，更無爵號冠其名諱之前。此與本晉立場，為魏三少帝立傳而直稱三帝為齊王、高貴鄉公及常道鄉公，其意正同而貶抑又過之。其次，孫堅、孫策皆為漢將軍封侯者，在吳則為帝王，而壽稱其死曰“卒”，稱吳諸主曰“薨”，特稱降晉的末主孫皓曰“死”。此與稱劉先主之死曰“殂”，降魏的後主曰“薨”，意義顯然不同。最後，蜀二主之妻皆書“皇後”，其死曰“薨”，與魏之皇後曰“崩”已頗有不同。吳諸主之妻，陳壽稱“夫人”，且除孫堅和孫權加稱“孫破虜”、“吳主權”某夫人外，三主之妻皆直書某人某夫人，如“孫休朱夫人”等，其死則或稱“薨”，或稱“卒”，顯然有意貶抑。蓋《春秋》之例，諸侯在國曰君，其妻曰君夫人，是則陳壽用此筆法以貶抑孫吳的名分國格，用意甚明。
陳壽貶抑孫吳，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尚與蜀廷及其師友的外在影響有關。當魏、蜀先後稱帝不久，吳地即有甘露降、黃龍見諸符瑞，這種技巧有違孫策自我宣布的第九點立場——“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嚐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雙方當然皆知孫權的意圖究竟為何，但確也不便拆穿，蓋其自己亦如此為之也。及至孫權主動求與蜀複通，其旨出於了解“北方終不能守盟”，恐“二處受敵，於孤為劇”的構想，前已論之。蜀廷知其欲“僭逆”，而與之複通者實亦恐二處受敵，且影響北伐討賊為第一優先的基本國策也，此為諸葛亮糾正先主先征吳而後征魏的政策之原因。習鑿齒《漢晉春秋》詳記雲：
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疑作戍），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者也！
今議者鹹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並力，且誌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力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41]
諸葛亮所定之基本國策及整個大戰略構想，可說出於委曲求全者。但孫吳僭逆之罪和名體弗順之義，固為蜀廷上下所共認知，雖口不言而心實忿者也。是以早在先主死後不久，亮慮孫權政策有變，特遣鄧芝赴吳說以臣魏之不當，堅其吳、蜀聯盟“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之心。當此之時，權尚有意滅魏後“二主分治”，而芝竟告以“土無二王”滅魏後“則戰爭方始耳”，此事前已論之。然揆鄧芝之言，初亦似不出於亮之授意，乃是蜀人深感吳之僭逆、名體弗順，故鄧芝將此潛在意識及蜀漢國家最後的目標擅自聲言而已。孫權聽後大讚芝“誠款乃爾”，表示權亦深知蜀人此心理意識。
就理論上來看，吳既承認蜀為“漢”，與之訂盟，則無異承認漢未嚐亡也。漢未亡而他們卻自我尊大，反過來與故主平等互認，在漢人來看，吳僭逆之罪大矣，憤怒之心盛矣。再者，吳既承認漢之未亡，則其宣稱以土德承漢火將無所依托，他們遂隻能與曹魏爭正統——爭土德之真正代表權，觀念上實不可能與漢爭天序；而且，魏是宣布漢已禪亡而後即真，與吳之依違失據亦不可同日而語也。於此而論，不論外交口頭上如何稱謂，蜀、魏君臣在理論及觀念上，實皆視孫吳為僭越之諸侯。故鄧芝二度聘吳之時，陳壽的師祖秦宓，與吳使張溫作口辯之爭，聲言天有姓，姓劉氏，因“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是則複通未洽，盟約未訂，蜀人視吳為僭逆諸侯，已是普遍之情。[42]
陳壽將盟約記於《吳書》，顯然是有意的安排。此約為吳人所撰，聲討曹氏之凶逆，明載滅魏乃漢、吳共同之任，互相“救危恤患，分災共慶”，“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違約則“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而且聲明諸葛丞相為表誠信，恐口說無憑，特“再歃加書”雲雲。隱然含有吳人唯恐日後蜀漢敗盟，以征僭討逆方式來戰之慮也。[43]然而蜀亡之際，吳主孫休亦曾一度動員軍隊，卻躊躇延宕，“議兵所向”而無實際有效之行動。及至陸抗奏報蜀亡，竟命抗等率師圍攻蜀巴東守將羅憲，欲乘危吞並。[44]當此之際，吳史臣華覈詣宮門發表雲：“閑聞賊眾蟻聚向西境（指蜀），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裏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45]是則蜀危不救、蜀亡不存，此為違約之事，吳有識之士已感不安；至於反而乘危吞並，則更是不仁不義矣。故羅憲死守，拒吳經年以至魏師來救，始降於魏，其誓言雲：“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乎！”[46]憲為譙門之子貢，與陳壽師兄弟，其言其事，當有所影響於壽對吳的印象者。
竊思論陳壽之正統觀念見於史學者，盡此七點即言之已贅，然而不如此則不足證《三國誌》的構思體係，而所謂帝魏、抑蜀及回護之說亦不足以辯。大體而言，陳壽是以新史學的結構及實錄方法為主基的，內裏也頗有《春秋》的褒貶精神，但非刻意將之突出。他承受了漢代的思想學術，也受師門學說之影響及逼於政治環境之勢，卻能從中作主觀的創意。《三國誌》的主要架構，是以承認三國分割漢室，鼎峙正朔，而最後天命歸於魏晉作出發點的。他帝魏而未否定吳、蜀，故設計三書分行以符史實。他不在魏本紀正名其篡盜，但卻於列傳及吳、蜀二書明載之，顯然並無回護之意，而在政治壓力下反見其存實求真之誠。至於蜀的事業國格，筆法上容有不得已，其實際則無貶抑之心；反倒是對孫吳之貶抑則甚明顯而強烈，大有提出一家批判之意，但也未至否認其曾為正朔之事實。實錄、良史之稱，壽確非浪而得之，六朝名史重修東漢兩晉正史者多矣，而無重撰三國者，夏侯氏至於焚其自著，裴氏博閱群書，亦竟能為之作注而未便重修，豈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