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學派的天意史觀與蜀漢興亡的關係
天意史觀淵源長遠，從鄒衍陰陽五行學說的創奠，董仲舒三統說提出，乃至劉氏父子新三五相包說的完成，使解釋曆史政治的發展變得更規律化，也成為檢定正統問題的大原則。隻是，天律的運動是可推知的，天意的探究則邈茫難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3世紀初，學者們遂努力於此，由災異、圖讖、緯學，擴展至於風角、遁甲、望氣、孤虛諸陰陽推步之術，加上王莽、光武諸君鼓勵提倡，遂使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聘穿鑿而爭談之，自是習為“內學”。範曄《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序》，論之甚得其要。這原是究天——究天意所在及究天人之際——學術的發展潮流，神秘主義色彩始終甚濃；而其每況愈下者，殆得視為此種學術的淪降也。
這種天意史觀的分支學術既已漸成時代學術的主流，蔚成大宗，由原本的附會於經術，轉有掩蓋經術之勢，故此時的儒生與方士，實不易界定而明，雖碩學鴻儒亦不能免。統治者利用這種學術以證明其真命，儒生們也樂於利用之以邀取功名，或遂行其“以天製君”的意思。如是者，這種學術隻是政治的工具，難以獨立自主作發展。君主必須要求它置於政治勢力控製之下，而為其服務。政治力量強大時，儒生們將它造成適當的理論，衰弱時，儒生則各自解說，使危亂之世如火上加油。兩漢之興亡，這種學術均曾發揮過作用。部分經師鴻儒，實際上了解這是一種什麽的學術，隻是既染時代風氣，而又有意利用之而已。如譙周之用此以勸進於先主，亦據之以明天命，勸降於後主；司馬氏以此勸進於曹魏，亦據此以篡之，亦此之例。此即趙孟之所貴而趙孟能賤之，蓋君主儒士，多自知此事究為何事，此學術究為何性質也。五六世紀間的文史大師沈約密交權臣蕭衍，屢以天命讖緯勸其篡齊，竟至謂若待新君（齊和帝）穩定後，“君臣分定，無複異心……豈複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及其死前（公元518年），大概潛意識的不安，“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武帝知之，“大怒，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請諡曰“文”，梁武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雲。”[1]受禪稱帝如此者實“作賊”，臣下勸之助之猶如“同公作賊”，天意大可上下其手以做利己解釋，此蓋作賊之學術也，君臣俱深知之。難怪南北朝以降，時君既握政權，遂轉而屢禁這類學術矣。
這種學術如此，操此種學術的所謂學風士行如彼，是以部分理智之士，一方麵持形名之論以檢討此時代的風行，一方麵則失望於經儒之術而產生反動。論者析漢代的崩壞，多歸於政治黑暗和儒學反動。然而漢世士人大量參與政府，若其學術士風真美，何以竟會造成黑暗與反動？政治與學術由士人參與振興之，亦由士人疏離而反動之，思司馬遷批評漢初公卿多苟安保祿、鄉願無所作為；思班固所述人物，及其《漢書》被指責為飾主闕、貴取容、抑忠臣、賤直節；又思範曄批判樊英、楊厚等為政府奉若神明的名士，其人其學實是刻情修容，依道藝以就聲價，純盜虛名而無益於用而已，則漢廷所需要及培養的士人及其官方標準學術，究是何者，可想而知矣。
2世紀中期，中原士行學風已有漸變之勢，由清議而至清談，由標榜而至放達，由經術而至玄學，漸成魏晉風氣。際此轉變之間，由於政局的分裂，長江流域所受影響較少，吳、蜀二地多仍東漢之風，第學者矚目於晉世南北對立，論吳地多於論蜀學而已。[2]其實，就經學而言，蜀人保守東漢規模；就史學言，則秉持班氏家法，而雜入東漢政府提倡方誌之風，故地方意識濃而地方史修撰前後不輟也。作者所稱“巴蜀學派”，即指此種學風而言，其中以廣漢楊門一派似為主流，陳壽師承譙門學派，亦源出於此。茲據《後漢書》《益部耆舊傳》《三國誌》《華陽國誌》《晉書》之可考者，略列其傳承係統，然後分述之。
陳壽謂“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所謂“今文”者，即前述東漢普遍之學術儒風也。益部古文之學，是荊部古學的旁支，漢、魏之際，始由尹默、李仁移植入蜀，尚未蔚成大流。[3]益部今文，尤以楊厚、任安、譙周一係最盛。
楊厚廣漢人，其學頗來自家學。祖父楊春卿為公孫述將，善當時流行之圖讖學。光武平蜀（公元36年，建武十二年），春卿自殺，死前遺命其子統，修習先祖所傳秘記。統感父言，遂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故以善推陰陽消伏見著，朝廷災異多訪問之。觀楊氏家學，來源神秘，要之實為根於益部的西南神秘之學，是以五經授受之間亦不明確。楊統殆東漢初期的大術士，所著僅見《家法章句》和《內讖》二卷，未聞以五經名世，楊厚為統仲子，“少學統業，精力思述”，道業侔於父。乃父亦運用其見重於朝廷的關係，刻意製造機會讓厚出頭，降至2世紀初，厚即以曉圖讖，善推災異知名矣；每有災異，厚輒條上消救之法於朝廷。公元127年（順帝永建二年），應特征至京，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請改憲消災等，此外則蓋無所建樹。其後離京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卒後，鄉人諡為“文父”，門人為立廟，郡吏春秋饗射常祠之。[4]是則楊氏學大體根於西南土學風俗，以新奇而名震中原者也。第楊氏父子先後入京論學術，則需假借經術為之，此為當時以經學為外學、以圖緯為內學的風習，《益部耆舊傳》謂楊統“代修儒術，以《夏侯尚書》相傳”，[5]《夏侯尚書》乃今文學，其推陰陽圖讖與天意史觀的關係，第七章末節已論之矣。楊氏外表《尚書》，內裏方術，至楊厚則又兼治黃老，似可論定。故其學派不守古文章句之風，由此亦可想知，難怪厚之三大弟子董扶、任安和周舒，皆以從楊厚遊學，能窮究其圖讖之術而大享盛名。其中任安因少遊太學兼通數經，列入《後漢書·儒術列傳》，時人稱之曰：“欲知仲桓（厚字）問任安。”即其最得真傳，亦以此學最名也。董扶列屬於《方術列傳》，周舒則《三國誌》甚重視其望氣占候之學，周氏亦以此成為益部望氣世家。[6]巴蜀學派楊、任係統的學術特質，於此可知。
按：與陳壽交往密切的何攀、王化、壽良、李驤、杜烈（杜軫弟）等師承未詳，疑亦與此係統有關。
楊門師承與中原內學關係似淺，殆屬西南的巴蜀地區學術，而入京呼吸了一些中原學風者。楊厚挾其巴蜀之學入京，竟然與南陽樊英並駕齊驅，傾動朝野，而令北方擅長此學術的學者儒宗，如北海郎宗、郎顗父子，平原襄楷，漢中李合、李固父子等，為之失色。此數學者的特色，在抱持此學積極參政，以之挾天製君，澄清政治。他們懷抱經世精神，勇於對政府大多數鄉願保祿之士進行批評，甚至不惜批評天子及梁冀等外戚、宦官，因而有招致逼害，乃至殺身者，如李固之反對梁冀及批評胡廣等人，是其著例也。[7]
楊門學者的作風不是如此的，他們的學術根本在西南，其來中原似隻是作政治清客，獲得中原重視的更大名氣後，他們亦將回歸益部以作紮根教育的工作。他們在中央不從事積極的實際政治活動，不得罪掌權者，但也不至於附和諂媚他們，在全國的矚目下，他們偶挾內學談論政治的枝節問題，然無重大建樹。李固早先曾批評揚厚、樊英、黃瓊、賀純等四大儒，說“厚等在職，雖無奇草，然夕惕孳孳，誌在憂國”。[8]尋其意思，楊厚等雖頗論政治上的枝節問題，卻已比政府士人領袖胡廣等大部分官吏好得多了；胡廣被謠諺譏笑雲：“萬事不理問伯始（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而此苟安屍位、庸碌無能的表現，終究與欺世盜名同歸於不美，故李固等尋又嚴厲批評楊、樊之風。範曄據李固意見論《樊英列傳》，進而論這種士行學風雲：
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施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征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9]
談論東漢學術、士風及政治者，誠宜深思於這段評論，始足以直究桓、靈之禍及東漢之所以傾頹也。巴蜀楊門學派直至譙周，大體始終保持了政治清客的特色，亦始終重視西南基礎多於參與中國。黨錮之禍波及楊門學人者似甚少，他們大多似對現實政治抱有戒慎之心。楊厚弟子馮顥，避忌梁冀而辭官隱居，治《易》而修黃老。周舒屢辭征辟，有征君之稱；其子周群雖提供了先主承氣即真的輿論基礎，但先後與劉璋、劉備遊處，均界於師友之間而已。任安由京歸家講學，門人甚眾，地位直追乃師，亦屢辭辟署；其弟子及再傳弟子著名者如杜微、何宗、杜瓊、譙周等，從劉璋以至劉後主，亦多界於師友，與實際政治保持距離者也。[10]
巴蜀楊門學派地方色彩似甚濃，前表所列人物似大多具有鄉土意識，他們樂於從事地方教育而疏離中央；亂世之際則急於尋求英豪入主巴蜀，使鄉土保安而免於兵燹；甚至為了人民免受因北伐複興大業所帶來的痛苦和負擔，他們提出了反戰論。這種觀念與意識，可分由政治及史學兩麵表現出來。
政治方麵，他們以其方術內學，做了某些具有上述意義的預言和表現，對蜀漢及以後的成漢之獨立割據，具有啟示性的作用。楊厚在2世紀前期，作了“漢三百五十年之厄”的預言，似是針對順、衝、質三帝政局而言，不久即產生桓、靈之局和黨錮之禍。姑不論其準確性，要之是楊厚入京，親身體會中原政局，已預感必有動亂，故其堅辭朝廷挽留及梁冀致意，還鄉教授，可能即出於此禍患感及避禍心理。董扶挾其師學遊京師，大將軍何進極為推崇他，在朝稱為儒宗。此時黃巾已起，大亂之象已呈，扶說宗室名臣劉焉，謂西南分野有天子氣。焉遂建議慎選州牧重臣分鎮天下，自求牧益州，與董扶相與入蜀。[11]師徒此舉對曆史發展有重大影響：第一，他們啟示了蜀人，中國將亂而不宜卷入。第二，避免卷入亂局的方式是擁護一良牧以主地方之政；能主持益政於亂世者則為其預期之承氣真主。此二點隱然有渴望大亂時求取地方偏安及獨立的潛意識。第三，扶之預言造成漢末州牧製度形成的基因，亦為漢末割據更亂及益部獨立割據的張本。
楊厚及第一代弟子預言如此，劉焉與劉璋亦因此僭擬乘輿，有承氣即真的意圖及行為。但周舒之子群——楊厚之第二代傳人——雖為劉璋的師友從事，卻預言西方諸割據者將陸續失土，表示劉二牧皆非真命天子應承氣者也。[12]是以陳壽於《劉二牧傳·評曰》，即批評二牧虛要神明、妄冀天命，謂“其見奪取，非不幸也”。[13]至於應西南天子氣的真主，周群預測其必出，應在劉先主，據益州以致中興漢室。何宗、杜瓊、譙周等即引用之，煌煌然書於勸進文內，且聲言為周群未亡前所言。兩個世紀後，範曄仍受此影響，至在《董扶列傳》內聲言雲：“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其實董扶預測益州有天子氣，周群繼之預言真命不在劉二牧而在劉先主，此事實甚重要。周群在益部的學術聲望似高於何宗，但何宗“通經緯、天官、推步、圖讖，知劉備應九世之運，讚立先主”，具有首議原動之功，故劉先主欲授以公輔。“九世之運”的預言不始於宗，常璩謂源自楊統。據雲統曾師事華裏先生炎高，高戒之曰：“漢九世主，出圖書，與卿適應之！”[14]其言若真，則九世之運宜非光武之應。[15]勿論此說由何人所造，要之周群預言劉璋必失土於先主在先，何宗據傳聞之楊統此說，或可能由宗所製造而托始於統者，鼓吹劉備應九世之運在後，又與諸儒在勸進文中數引圖緯及周群望氣之說以作證明，先主即真的輿論基礎遂成。是則楊厚的第二代弟子實為造成割據邊隅，以建立被他們承認的政權之思想指導者。他們或許為了功名，或許出於保護鄉土人民，因而製造此有利的意識形態，以使蜀人擁戴劉備建立獨立王朝；另一方麵，相對的劉備亦借此以便締造其帝業，這是蜀漢開建成功的背景，以及三國鼎峙不能相統一的原因之一，也是陳壽承認蜀漢曾有正朔的原因。
巴西譙氏乃地方大姓，兩漢之際，譙玄以能說《易》及《春秋》，曾屢陳災異而頗知名。王莽攝政時，玄棄官隱遁歸家。公孫述據蜀，以死相脅以征之，玄父子獻家財千萬以贖死，故聽不出，遂隱居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其子瑛，亦以說《易》稱著，頗教授於人。是則譙氏在地方上，財勢與學術自有一定的分量也。[16]降至譙周之父，治《尚書》而兼通諸經及圖緯，周之家學可知。譙周既長，耽古篤學，研精六經，陳壽謂之“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傳末又評曰：“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仲舒）、揚（雄）之規。”[17]是則譙周承其經術內學的家風，頗有董仲舒、揚雄、班彪的道統儒——以聖道自任——之特色。
譙周於家學之外，尚與楊門有遊學之誼。其反戰論及古史辯則師承廣漢人、有“仲父”和“蜀之仲尼”之稱的秦宓，[18]其天文圖讖之學則問學於任安弟子杜瓊。是則譙周實為漢儒的典型，家學既是含有災異圖讖的本質，而又吸收了楊厚、任安之所長，內、外兼修，聖道自任者也，故亦能繼董扶、任安之後，成為巴蜀主流派第三代大師。陳壽與周同郡，少學於周，專“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是則壽為譙門專攻史部科目的弟子，似不喜方術內學者，難怪訝異於其師這方麵的道術，而寥寥記述之而已。[19]事實上，譙周在內學方麵甚有成就，其所推占預言，不但影響蜀漢興亡，抑且影響於晉世益部大亂與成漢崛起。關於後者，其預言是造成蜀人於兩晉之際疏離中原政治以造反，並進而複建漢朝以向晉廷爭獨立爭正統者。[20]至於前者，為本段關鍵所在，茲略贅之。
楊厚三大弟子——董扶、任安、周舒——大約皆卒於3世紀初期的建安時代。董扶知天下將大亂而說劉焉入蜀以承天子氣，周舒稍後則似了解曹操在北方勢力之成長與強大，遂預言天命在魏。《三國誌》卷四十二《周群傳》雲：
時人有問（於舒）：“《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
舒曰：“當塗高者，魏也。”
鄉黨學者私傳其語。
大約魏闕乃當塗之宮闕，而魏魏然者乃高大之貌，曹魏集團以此自我解釋，周舒鑒於現勢及拆字結果，亦以此言之。但周舒為“名亞董扶、任安”的大術士（大儒），其言在益部甚有分量，是則此所謂天命在魏說，遂在益部鄉黨為學者所傳，極具影響力矣。任安弟子杜瓊，即為受其影響而授之於譙周者。同書卷《杜瓊傳》雲：
（瓊）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不如不知。……”
周因問曰：“昔周征君（舒）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
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又問周曰：“寧複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
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此為周舒、杜瓊之利用讖緯解釋天意，於巴蜀學者間流傳，影響及於蜀之投降滅亡者，故譙周提出投降論，群臣無以折之也。瓊以八十餘歲高齡，卒於公元250年（蜀延熙十三年，魏齊王芳嘉平二年，吳大帝赤烏十三年）。八年之後（蜀景耀元年），譙周撰《仇國論》，比魏為“肇建之國”，蜀為“因餘之國”，論當前形勢如六國並據，蜀隻可為周文王而難能為漢高祖——即隻能割據一隅而不能統一天下；從而反對北伐論，喻之為“極武黷征”，必導致民疲瓦解。常璩雲：“人莫察焉。”[21]事實上，譙周此論，以反北伐反國策的反戰論為主，其潛在意識，則是承認曹魏承天意而肇建，蜀不過隻是漢緒之因餘，命定不能北伐統一也；且基於此意，大有保境安民以免蜀人受苦，如董扶之鄉土意識。論之既深，故時人或莫察耳。陳壽《三國誌》之反戰及批評北伐的觀念，即本於此。
蜀亡前一年（公元262年，蜀景耀五年）及其以前，譙周據杜瓊之學，本天命在魏說，即嚐觸類解釋，提出蜀歸命於魏說。前引《瓊傳》複記雲：
（瓊）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
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複？”言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複有立者乎？
是則由天命在魏說，進展至蜀漢歸命於魏說，誠為譙周促使蜀未及大決戰而亡的思想觀念所在也。蜀亡前夕，譙周力主投降，所持之物競天擇、大能吞小——所謂“數之自然”論，實為此二說的真正基礎所在。杜瓊、譙周昔日勸進時，鑿鑿然言天意若真者如彼；其後又從思想指導瓦解蜀漢鬥誌，期期然言天意宿命者若此；反複上下，漢代學風士行之造成世道興亡，由此可知。孫盛、孫綽給予譙周以厲評，思之亦宜也。陳壽不諱其師有此亡國學術及觀念，誠為實錄。但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則是混湣為國之大義，隻重鄉土苟安之言而已，是亦巴蜀學派之特色所在，不需大異之。至於在河南人《郤正傳》特記雲：“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投降書），正所造也。”頗有分咎於異鄉人，以圖減輕師門罪責之意。[22]陳壽的正統觀念及《三國誌》構思，與其師此思想觀念有密切關係，故不得不贅之。
從政治方麵論巴蜀學派的特色及影響既如前，作者於此無異同時兼對此學派的思想學術——尤其東漢所謂經術或今文學——亦作了一番批判與分析。若純就學術而論，巴蜀學派此主流派，實以方術內學為主，經學為輔。若執經學而言，則楊氏以今文《夏侯尚書》論學，董扶善《歐陽尚書》——即與夏侯同源分支之學，馮顥修黃老以承其師晚年之學，僅任安治《孟氏易》而又兼通數經，故於巴蜀最為大師，寖然有超越其師之勢。第二代弟子雖各業有專精，但無一能“研精六經”，繼起為大師如第三代之譙周者。
譙周求學欲強，師承多元，治經而兼文史，門戶廣大，所謂譙門回、貢、遊、夏諸傑出的第四代弟子，揆諸史傳，無人能盡得其全部學術，據《五代史誌·經籍誌》、司馬彪續漢諸誌、姚振宗《三國藝文誌》、侯康《補三國藝文誌》，知譙周學術淵博，著作廣泛，不僅止於陳壽所記的《法訓》《古史考》《五經論》而已。就當時包括方術的所謂經學言，其著即有《喪服圖》《論語注》《五教誌》《五經然否論》（似即陳壽所記之《五經論》）、《讖記》（姚振宗名此為書，疑譙周未嚐將讖撰以為專書也）等，其中《五經然否論》似為經學批評之作，師承秦宓的疑古惑經之懷疑精神者也，由此遂啟譙周的《古史考》，進而觸發司馬彪的古史辯，疑古實證之風由之而扇，降及劉知幾撰《史通》，乃蔚成經史實證、疑古批評之學。至於天文、災異之研究，司馬彪《續漢書》相關之誌常采用之，故亦可列入史部。
就史學而言，譙周實為楊門學人大拓學術境域，首倡此學的大師，在當時史學界極有地位，欲論其史學，需先知其著作及其意義。他研究東漢方麵的天文誌、災異誌、禮儀誌、祭誌等當代文化史著作，約與吳之謝承同時並驅，帶起以後東漢史之修撰風氣。二十五卷《古史考》乃上古史批評之作，帶動以後之古史研究。《異物誌》下開兩晉以降張華《博物誌》等搜奇獵異之風，為文化史研究的別出。《蜀本紀》《三巴記》《益州誌》等，則是地方史的修撰，其後陳術、陳壽各修《益部耆舊傳》，王化修《蜀書》，陳壽據術、化諸作構思為三國分行的《三國誌》，蜀漢部分仍以《蜀書》為名；自此以降，巴蜀學人修其益部之史者陸續不絕，乃至終於出現常璩之《華陽國誌》。綜此而論，姑不論其史學水平如何，他在當時史學界的地位，確可肯定也。
次論其各學風格者，則需先知其人。陳壽稱其師於“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其中則“體貌素樸，性推誠不飾”，故頌之謂“有董、揚之規”。道統之儒的性格心態，甚為明顯，與董仲舒、揚雄、班彪同一類型也。這些人皆有以聖道自任，擬聖模仿的風習，是以揚雄仿《論語》而撰《法言》，譙周則模《法言》以撰《法訓》八卷，雄擬孔聖作史而撰《蜀王本紀》，周亦模之以撰《蜀本紀》。班彪批評司馬遷不據“正經”以述古史，譙周亦遵奉其說，專據正經以駁論《史記》，撰《古史考》。據此則可推其史風特色有三：第一，其史學因襲模仿者多，而原創性少。《蜀本紀》仿自揚雄，《古史考》因於班彪和秦宓，東漢諸誌則承襲胡廣、蔡邕之規。第二，過分重視，乃至流於迷信正經——權威文獻——的證詞，此則不免對曆史之求真實證有所妨害，略如19世紀歐洲史學之弊也。[23]難怪班固不滿父作，司馬彪不滿譙周之東漢研究及《古史考》，皆本實證以重撰或以針鋒相對的方式反對他們。第三，道德批判的春秋精神濃厚。[24]此史學上之道德批判主義以政教意識為基礎，譙周實遠承揚雄及班氏史學，而近接荀悅之餘緒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