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季魏晉之世，言者多謂自公元2世紀初漢安帝以降，漢統已屢絕，至2世紀中末期的桓、靈時代，衰亡之征已著，諸葛亮《出師表》亦聲言與劉備論漢傾頹，“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諸葛與劉之意，“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然而論史者嚐謂從光武、明、章修文德，興教化以來，“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64]是則東漢之亡，人品風化，誠宜再加檢討，否則風化既美而亡，顯為不易理解的問題。
本章上節舉魏文帝曹丕之《典論》，彰示了當時權勢使人腐敗、價值標準紊亂及朋黨排他風氣的現象。曹丕為當時統治者，其反省批判當能深入得真，而且此亦為魏晉之世形名學和清談、玄學風氣所由起的因素，是則司馬光所謂風化之美，殆未窺其全相也。揆漢季之世，趨炎附勢之士大夫，上不能匡頹漢，反而順勢推之於既倒，終成運移祚易、朋黨割裂之局，從而自全其生，自保其貴，風氣迄魏晉以降未衰，斯則何美之有？此其中平民起事而稱帝王者，奸雄挾天子淩辱群士者，乃至所謂興義討伐奸雄而欲帝製自為者，避地割據以應王氣者，所在比比皆是，這些人且包括了名士、宗室、世族，或被時人視為賢者。野心家及小人何其多！難道是風俗教化之效耶？曹操《述誌令》雲：“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65]旨哉斯言！
魏文帝於黃初五年（公元224年）十二月頒詔，立法禁左道，嚴厲批判“叔世衰亂，崇信巫史”的風氣。[66]這正是割據分裂、稱王稱帝的思想信仰上之亂源，是光武、明、章提倡圖讖、災異及緯學的結果。平民稱帝王者史多失載，偶見存者而已，然而黃巾起事，袁紹、袁術家族欲帝製自為，孫氏應東南王氣，劉焉應西南天子之氣，魏文帝及其群臣利用巫史之言而受禪，乃至劉先主及其群臣亦用此以稱尊，此則史書斑斑可考。蓋神道設教而妄邀天命者，不能不運用之也，一紙禁令豈能遽禁之？
黃巾初起，聲稱“黃天當立”。曹操與之會戰，黃巾乃移書雲：“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是則黃巾集團已采用劉氏父子的五行相生說，欲以土代火，代漢為正統矣。[67]曹操《述誌令》自稱“性不信天命之事”，晚年也曾拒絕群臣及孫權稱引天命以勸進，聲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然而盡管曹操不信，但經黃巾動亂之傳播，黃家當立，未來的正統在土德此一觀念，已深植人心，為諸稱帝稱王者所共同承認及采用。曹操此次會戰的結果，是將大敗而降的三十餘萬黃巾收編為其武力主體——青州兵，這些人對曹操集團全體的影響，可想而知。是故當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為曹操所拒之時，陳群、桓階奏曰：
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
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群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68]
不信天命的曹操固然堅拒之，但此儒生及黃巾長期敷衍而成的觀念，正是一年後重新發難，導致曹丕受禪而自命正統的指導原則。
《三國誌·文帝紀》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受禪，改元“黃初”，以示“承土行”應黃家，並議改正朔、服色、製度等以應天運。裴注引《獻帝傳》，詳載禪代眾事，讀者自可參考之。[69]作者於此僅略述其關鍵之言論：
第一，首先發難者為左中郎將李伏，引圖讖和災異，以證“魏公子桓（子桓為曹丕之字），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引發桓階、陳群、陳矯、劉廙、辛毗、劉曄、王毖、董遇等人據之以附和，而前二者正是去年勸曹操稱帝者。
第二，太史丞許芝，廣引圖讖、緯學、災異、天文、星曆、曆史等勸進，這是禪讓過程中之重要言論。其中提及的“代漢者當塗高”之讖，自光武與公孫述爭正統以來，一直未被否定者，而許芝、李雲等解釋為魏之象；另外，引《春秋大傳》謂“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此則為眭孟稱引其師董仲舒之說，以示“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的論調。這些雖是巫史之言，但一者附於經學流傳已久，一者則為光武帝所未否認，極為有力。故桓階、陳群、辛毗、劉曄、傅巽、衛臻、蘇林、董巴，及司馬懿、鄭渾、羊秘、鮑勳、武周等人，先後上書附合許芝而鼓吹之；導致獻帝亦不得不出麵，下冊詔禪天下與魏，且聲明漢失序已久，和“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也。
第三，博士蘇林、董巴見曹丕固辭，上表稱引天文分野及曆代受命之應，這是第三篇重要文獻。其中指出“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及受命月分“同符始祖受命之驗”。所謂始祖，據雲：“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這是新三五相包說之遙繼說及五行相生說的綜合運用，目的不僅在明天命所歸，抑且欲以明正統斯在，完全符合學理原則。此表引發獻帝再度下冊詔禪讓，而曹丕再次固辭不敢“應天統”。
第四，蘇林、董巴正式將天統置於遙繼說及五行相生說之下，作為檢定原則，故侍中劉廙等再度上奏，聲言“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且群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以死請接受禪讓。原曹姓本出於周，經此諸臣諛和，竟謂出於舜，此誠政治手段耳。然而所謂“統”者，乃指操持政教發源動力的主宰而言，魏之臣僚對此甚明，於此可證。曹丕答令，謂“公卿未至乏主”，且“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表示曹丕亦明統之為義，而知正統之與聖德的關係。此表奏和答令，遂又引出獻帝第三次冊讓；而這次即直接聲言“四海不可以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矣。不過，獻帝特別指出“四海不可以一日曠主”，實有表示統必須一天下之意。此時孫權雖稱臣，然劉備在蜀，魏縱“十分天下而有其九”，猶不得謂一統。是以華歆、賈詡、王朗及九卿等重臣上言，回避了此問題，而綜合了前述的李伏，許芝、劉廙等之言，強調雲：“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強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又謂：“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此雖是飾以期運道德之辭，實則回避了一統之義，而橫蠻地主張強力說矣。前文曾指出司馬遷以降，漢儒已有部分接受霸力得列於統運的觀念。華歆等公卿名臣之言，似有意借用於此。然而曹丕答令竟坦率雲：“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指操）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人言曹丕慕通達，所言不差。他自認德不足及未一統，就是當時與他爭正統的人所持之口實，也是後來習鑿齒主張晉承漢統的主要論據。至此，華歆等隻得再頌其德，竟謂“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獻帝亦隻得再強調堯、舜禪讓，隱然承認遙繼及漢有傳國之運（獻帝在第一冊詔已指出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而欲奉二女以嬪於魏。即取法堯妻二女與舜的故事也），四度下冊禪退。桓階等亦上奏聲言漢已四命，不宜固辭，曹丕遂接受禪讓。
魏文帝受禪後三、四日，封漢獻帝為山陽公；山陽公尋即依諾奉二女以嬪於魏。事關重大，世不可能不知。[70]然陳壽於《先主傳》雲：“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製服，追諡曰孝湣皇帝。”設使獻帝果見害，此舉誠當。設使未見害，是則若非劉備諜報消息失靈，則是其君臣之行為舉措孟浪也。此猶非甚者，其甚者乃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以丞相、魏王而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儀製儼然天子矣，然於二十四年秋，劉備乘取漢中之地、關羽北伐之威，竟允其臣下奏請，上還左將軍、宜誠亭侯之印綬，自為大司馬、漢中王。其君臣雖前後上表漢獻帝，自謂“權宜之製”“應權通變”，借此以“撲討凶逆，以寧社稷”。實則討曹與名位之高下固無必然的關係，其王者自為的行為，殆與劉備奏章指控曹操所謂“侵擅國權”“包藏禍心”者，似有同工異曲之妙，較之諸葛亮辭九錫和王爵，優劣自見。[71]
既諡“孝湣”之後，劉備仍奉“建安”年號，是則表示不論天子被廢或死，其集團決奉中央正朔而不變也。然而“是後在所並言眾瑞，日月相屬”者，其意義甚可思疑，或早已有帝製自為之心耶？於是劉豹、向舉、張裔、黃權、殷純、趙莋、楊洪、何宗、杜瓊、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勸進，尋即許靖、諸葛亮等王朝大臣亦勸進，遂於“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劉備告天稱帝，事距自為漢中王約三年半，獻帝被廢僅五個月而已，稱王稱帝何其速也。思唐朝為朱溫所廢，奉唐正朔而與溫相跱者大有人在，而克用父子以“晉王”力戰，終滅朱梁而始複唐稱帝，此二行為不可同日而語也。《諸葛亮傳》雲：“群下勸先主稱號，先主未許，亮說曰：‘……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等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諸葛亮誠洞悉士大夫的風氣與心理。這種風氣心理，正是前麵鄙論季漢士風可疑之證。
然而讀《諸葛亮傳》此段文字，揆諸《先主傳》所載之《拜受漢中王表》及《即位告天策文》，似是劉備之急於稱王稱帝，出於群下所逼而身不由己者。[72]其實不盡然，費詩反對劉備急躁稱帝的言論及結果，堪值留意。《三國誌》卷四十一《費詩傳》載曰：
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羇旅萬裏，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為王。乃屠鹹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是則劉備帝製自為出於己意，反對之異端固不能相容也。群下或出於求取小朝廷之富貴功名，或已揣知備意而迎合之，故勸進耳。諸葛亮之言，雖推諉於士大夫，以其聰明親近，當亦知劉備真意，但回避不指出罷了。陳壽於《詩傳》末評曰：“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亮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後乎哉！”陳壽於此致意深歎，豈可忽之。
陳壽述蜀漢建國之事，猶有可注意者。他先為《蜀書》首撰《劉二牧傳》，雖是本史家原始察終，探其統治之旨，但於此傳之中，他特記雲：“侍中廣漢董扶私謂（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遂求得領益州牧。劉焉本為宗室之名士，積學被舉而累至太常，睹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始，而漢季州牧割據亦以此製度為基礎。劉焉既得益州，遂僭造輿服、圖竊神器以應天子氣之意甚明，故為荊州牧劉表所告，所謂名士宗臣，不過如此而已。陳壽述蜀漢而先記此事，範曄《後漢書·劉焉列傳》卻不記之，則壽書號稱實錄，於此即較範曄為優。陳壽特書此事，似有用心，用以表示蜀統之開，是由於此一名士宗臣及與其有學術淵源的董扶（此問題詳後），預言益土有天子氣及欲承此氣而來耳。後來焉死，子劉璋代立，師友蜀土之望氣專家周群。劉備取代劉璋而領益州，亦署群為“儒林校尉”，與另一占候專家張裕俱為備所相信。[73]是則劉備得蜀之後、稱王之前，其誌果何在耶？討曹之初誌是否已略有變化耶？常璩《華陽國誌》雲：“何宗……通經緯、天官、推步、圖讖，知劉備應漢九世之運，讚立先主，為大鴻臚。方授公輔，會卒。”[74]勸進時何宗隻是“從事祭酒”，劉備即位後竟酬以公卿，則周群、何宗諸人望氣推占，對於“不甚樂讀書”而有大誌的劉備，恐有大影響。[75]觀何宗、杜瓊、譙周等巴蜀學派人物之勸進文，曆數圖讖以證“九世會備”；且特引周群之言西南數有黃氣之景雲祥風，以證“必有天子出其方”；又據天文星曆以證“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雲雲；繪形繪聲，言之若真。[76]是知劉備在稱王稱帝之前，當已步劉焉之後塵矣。
由此以觀，費詩因反對致貶，陳壽之深歎致意，作者對劉備及其群下就此事之分析，全皆因劉備受圖緯方術的影響，早有稱尊之心而發生者甚明，第其討曹之誌尚未改變而已。然而劉備乘新得漢中、兼據荊、益之新形勢而稱王；卻因荊州地盤之被孫權所奪，聲威受挫，而遽即稱帝以穩定國內眾心。後者或許雖早有此誌，而在形勢不利下，故提早做成此不完全得已的政策性決定。但甫即位後，並不汲汲於勤獻帝之難，其傾全國之力以戰者非其所斥之“窮凶極逆”的“篡盜”曹魏，卻是報複侵其地盤士眾的孫吳，是則其所謂討賊複漢之公義，似不及其私心之大矣。劉先主之於複漢大業乏諒德，應不宜因其他理由而給以過分的同情或掩飾。
魏文帝與劉先主稱帝相似之處為：同樣地以快速方式為之，皆顯得急躁。同樣的先由中下級臣僚首先發起勸進，且由這些人之中的通曉天文圖讖、占候緯學的儒者或方士製造好天命的輿論基礎，然後二帝則一再推辭，終至其大臣們發動勸進，始作被逼勉強即位之狀。相異之處為：文帝坦承自己德不足、功未就；先主雖亦自謙“備惟否德，懼忝帝位”，但《告天策文》中頗作義不容辭欲修既墮社稷的解釋。文帝援引遙繼說、漢有傳國之運說、五行相生說，以作取得正統的論據；先主則引中興說、曆史地緣說、器物說、血緣說作論據以爭正統。[77]二帝在《告天策文》中，最後皆表示其即位出於臣民以及蠻夷的歸心推戴，內容略異而行文方式相似。文帝諉稱他們“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先主則諉稱他們“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78]
孫吳早在孫堅時，即有獲得漢傳國玉璽之傳聞。漢朝為了表示其正統，以傳國璽和斬蛇劍為神器，由侍中操負保存。[79]傳說此璽於公元189年董卓亂京師時失去，後孫堅入洛，得之於井中，袁術時欲稱帝，索之以作正統的證據雲。[80]吳史官追記此事，似欲援引器物說以向蜀漢爭正統。[81]他們也記載了一些祥瑞如黃龍、鳳凰見等，這是孫權後來據五行相生說自以土德繼漢，建元黃武，後來稱帝，遂改元“黃龍”之依據，以向魏爭黃德之正。
孫權據雲是“博覽書傳曆史，藉采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的活讀書者，雖不及三祖陳王，卻也勝於劉備。[82]魏、蜀表麵是死敵，互爭正統，實皆顧忌於權。相反的，孫權在諸葛亮專政前，對蜀、魏也甚顧忌。黃武二年（公元223年，魏黃初四年，蜀章武三年）劉備死前，權群臣勸即尊號。孫權不許，表示不能存救漢家，亦何心而競。事實上這是口是心非之辭，他內心所顧忌的就是北、西形勢未定，恐懼魏、蜀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接受魏的吳王之封。[83]這時他同時分與魏、蜀往還，雖以魏為帝，但卻自建正朔，正推行聯蜀抗魏的大戰略構想。
長江流域兩政權建立軍事同盟共同對魏，基礎建在國家安全的構想之上，著眼點是利大於義，且由孫吳策動。早在公元221年（魏黃初二年，蜀章武元年），孫權派趙谘赴魏謝封爵，谘還，建議孫權雲：“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為權所納矣。[84]隻是此時蜀漢傾國來伐，未便施行。翌年季春，陸遜大破蜀軍；季秋魏以權不遣任子而大舉南下，權遂建元黃武，臨江拒守，表示不再奉魏正朔。由於“二處受敵”，遂遣使詣白帝數通於劉先主。[85]迄此為止，孫權接受魏之吳王封號，但自建年號，一方麵未否認魏為帝，另一方麵則未承認蜀為帝，而且執著劉先主之痛腳質責之。《吳主傳》注引《江表傳》曰：
權雲：“近得玄德（備字）書，已深引咎，求複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此即迄未承認劉備之國號及真命天子之位，故稱呼劉備顯得尷尬也。注又引《吳書》曰：
（鄭泉）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
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艾，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複書耳。”
備甚慚恧。
前麵提及先主稱帝實乏諒德，此則鄭泉之言，正是費詩當年反對的論調也。鄭泉徑稱先主為“殿下”而非“陛下”，此即執行孫吳隻承認他為“漢中王”的事實，否認他的帝位；而且指明其急於稱帝，隻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先主質問鄭泉“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正充分表示了其潛意識的不安。先主之自謂“正名”者，別人或其部分臣子，隻視作他“自名”而已。先主死前，固不可能得到魏朝之承認，亦未獲得孫權之承認；後者隻承認其政權與吳一般，隻是“王”級的政治實體。由此觀之，即使《三國誌》不以“本紀”俾蜀、吳，不得謂私心之意。
蜀、吳互相承認國號、帝位，與蜀之名外交家鄧芝和陳震有關。先主死後，諸葛亮生怕孫權變卦，久之乃遣鄧芝出使吳國。鄧芝以吳、蜀聯盟之利以說孫權，始令權絕魏而連和於蜀，時在公元223年（魏黃初四年、蜀建興元年、吳黃武二年）年底。吳遣張溫報聘，溫承認蜀為皇帝而推崇其君臣，孫權猶“陰銜溫稱美蜀政”，“思有以中傷之”，因他案廢之。[86]蓋先主新死，新政權動態未明，為權所忌，而諸葛亮亦忌之，二國溝通未誠，故互相猜忌。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死，孫權欲乘危征之，不克而還，此後才算與魏關係完全斷絕，乃於公元229年正式稱帝。這期間，鄧芝曾再度出使報張溫之聘。《鄧芝傳》記雲：
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
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並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
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87]
作者謂蜀、吳同盟利大於義即在此，蜀、吳關係隻不過互相利用、統一戰線以抗魏而已，魏亡之日，正應是蜀、吳交戰以爭一統之時也。孫權自與先主修好三年以來，亦正顧忌於此。黃龍元年即位，可說已想通此意，遂於兩個月後，正式與蜀之慶賀特使陳震簽訂《中分聯防盟約》，互以“漢”“吳”稱呼。[88]蜀漢特遣陳震慶賀訂盟，實主動承認吳之國號和帝位，以換取“同討魏賊”。亦即換取雙方一致否認魏之正統，而雙方則暫時不執著“土無二王”的一統觀念以互相承認，待日後賊滅再爭也。蜀、吳實皆了解當前形勢，未來發展及統之須一的真義也。統之須一然後始可能論其正與不正，魏文帝亦始終知之，其自謂“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實含此意，賈詡是曹丕父子成就霸業的重要參謀之一，陳壽評之為魏之陳平。公元223年，文帝欲首次親征孫權之叛，問計於他。他時為太尉，本傳記雲：
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
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德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皆難卒謀也。……臣竊群臣無（劉）備、（孫）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當今宜先文後武。”[89]
是則文帝一統之心甚決，不納此言而致敗。是後不得已偃旗息鼓，與蜀、吳對峙以俟機會，實行賈詡之策而已。形勢未能一統，魏知不能攻取，而蜀、吳則主要為互守，是則正統之爭者，隻能就繼統——孰能真正繼漢——而爭，談不上一統的問題了。後人遂誤以為三國之爭，隻為爭繼統之正；而正統之爭，亦主要在爭繼統。不知三國皆自知統之須一，而始得以論其正也。鄧芝駁孫權的“二主分治論”認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將來天命歸於一，權亦接受此觀念。蜀臣之中，具此觀念尚有人在，如雍闓者當時即更認為天下有三統，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是也。[90]吳之名臣諸葛恪欲北伐，群臣反對，乃著論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並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91]是則三國君臣皆有吞並對方而建一統之誌甚明，且在三國初期，竟有人為天下出現三正統而惶惑，以至於作為叛亂的借口。
一統不易完成，但各國不能不爭其統之正，雖吳、蜀同盟與國亦然。此則誠令三國君臣焦慮者也。劉先主自覺乏諒德，固然急於解決吳之不承認態度。然而吳主權亦自覺乏諒德，其父兄原為關東起兵勤漢的正派領袖之一，因而盡管孫權早已接受趙谘“應東南之運”的建議，但兩年後群臣勸即尊號時，猶口是心非地拒辭，而以“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為詞。其後雖假祥端、望氣及五行相生說以即位，但《告天策文》中僅提出漢“祚運盡”“皇帝虛位，郊祀無主”“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三個理由，[92]不敢廣造圖讖緯書以自粉飾。換句話說，至他稱帝之時，他實不承認魏、（蜀）漢二朝，而堅認在漢祚已終、天下無主，而自己應天子氣以即位者。他毀壞了父兄的聲譽，也推翻了自我的形象，掩耳以盜鈴。是以即位時固然不敢大加粉飾，即使稱帝後三年，也對“郊祀無主”之事有意識上之顧忌。《江表傳》記雲：
群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
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為？”
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
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
複書曰：“伏見《漢書·郊祀誌》匡衡奏……”
權曰：“文王性謙謙，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衝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93]
姑勿論群臣如何奏及匡衡如何說，要之群臣認為即位三年而未郊祀，對其主權之正實有影響。孫權之拒絕補行此具有正統意義的大典，其意識有二，即基於正統論的中原地緣說而自覺其不主中原之政；基於武王革命誅一夫說而自覺未伐魏賊以一統。至於論文王為諸侯不敢郊祀，更似自覺其竊取天子之名而為諸侯之實，故不敢郊祀以示天下主宰，此其潛意識也。是則先主、吳主之乏諒德，而內自卑慚，是非常明顯的。晉之名史家孫盛，嚴責二主二三其節，鹹假奉漢之名而不能秉固臣節，而深加歎息，甚至竟論二國：“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94]
孫權不安的第一個意識，是基於正統論的區域說而產生，此調不彈已久，但天下分裂則勢必重彈，而且極為有力。孫權因區域說之中原地緣說而自卑至此，劉先主則似稍為好些。因為先主也基於兩個有力的說法而建立政權，即血統說及區域說之曆史地緣說（漢高祖以漢地經略天下，而先主亦得漢中為王）。但前者內繼係統不明，裴鬆之早已引以為恨，[95]後者則實不及中原地緣說之有力。其後鄧艾接受後主投降，即以此為理由，說：“王綱失道，群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天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而比蜀為隗囂、公孫述。[96]於此觀之，蜀、吳二國不論口頭宣傳如何，潛意識實因慚德而自卑，頗有自己非正統之意也，其最重要的關鍵在其自名自立，且又不居於中土故也。
蜀、吳有內慚，魏亦不例外。前述曹丕通達之言，實即其內慚肺腑之語，群臣們勸進究竟在做什麽，他與獻帝之禪讓關係究是什麽？學術通達如曹丕，焉有不明之理？孫盛《魏氏春秋》謂曹丕升壇禮畢，顧謂群臣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97]魏文帝實知此時正在進行何事也。非僅此而已，勸進者之一，儒學世家而其後奪權肇晉的司馬懿，斯時應亦自知所為何事。趙孟之所貴而趙孟能賤之，司馬氏既知禪讓究是何事，故雖能推魏天命，亦能去魏天命；此與蜀漢名儒譙周之徒，能立言推戴先主，亦能造言毀敗蜀漢，其道一耳。魏廷君臣為了取代漢室，實際上是不擇手段為之的，自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頒《求賢令》，諸盜嫂、受金的所謂大行不顧細務之士，魏廷多有之，他們隻求達到目的而不手段。蘇林、董巴這些博士們，明知曹氏出於周，而竟造稱曹氏以顓頊為始祖，與舜同祖雲雲，文帝亦通達地采用之。踐祚時下詔改正朔——依新三五相包說即須改三統之寅為醜，以十二月為歲首。但侍中辛毗持議反對，主張仍用夏統建寅，文帝又從之。[98]是則魏之建統，依遙繼說及三統說，均未處置妥當，而文帝亦不斤斤計較之。文帝重視內繼之正，而於外繼則偏重了新三五相包說的五行相生說方麵，似與當時僅針對蜀漢爭正統有關。及至丕死，子叡即位，吳王權舉兵北伐，此才意識到魏亦須與吳相爭。公元229年孫權稱帝，亦引五行相生說自謂屬土德，是則魏土與吳土乃成針鋒相對，孰為土德之正者，問題始嚴重。當時如前述之雍闓，代表了部分人士承認“正朔有三”的事實，但魏、吳二主互相間則甚焦慮此事。吳王表現於不敢郊祀，魏明帝則問黃權以天文，乃重議改正朔與遙繼說。《蜀記》曰：
魏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
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99]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黃權與劉先主和諸葛亮相知甚深，助先主開國有功，不得已降魏，文帝知其眷戀蜀漢極深而仍優待之。是則其言表示蜀臣降魏，雖戀故主，但亦不得不帝魏而偽蜀，這是政治環境使然。黃權是敵友均交譽的豪傑，而表現如此，另一為晉人乃至後世稱為孝之代表的李密，亦不例外。他由仕蜀而降魏仕晉，所撰著名的《陳情表》中即極稱“臣少仕偽朝”。他們與陳壽俱為蜀人之著名者，若以批評陳壽帝魏不當的眼光視此二人，則二人亦一樣的不忠。後世所謂讀《陳情表》而不泣者不孝，相對而言，讀而泣者實則不忠也。作者於此不欲旁論忠孝之事，隻欲指出三國初期以至晉之一統，三國爭正統的意識形態甚嚴重，雖智士英豪，其入主出奴之說，蓋有不得已也。
第二，魏明帝內心殆有“正朔有三”的意識，故發而為言，且詢問的對象為蜀漢投降過來的名士，似有借敵對之著名者的言論，以確立自己的形象，而否定敵對者之心理，此屬心理自衛機轉的問題，近代心理學可以找到解釋。當然，這也是明帝內心潛意識的應有反應。
前麵論內繼，作者指出魏文帝、明帝父子，一再頒製禁防正統糾紛，顯示二人極重視此事。明帝師傅名儒高堂隆，為正統問題一再建議明帝，聲言“吳、蜀二賊……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因而以三統論為據，要求切實依德運作改革；又極言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改正朔、繼舜後二事，乃文帝假借以受禪，受禪後卻未認真施行者。此時高堂隆一再提出，顯然因孫權亦以土德為說之後，正統之爭特感逼切嚴重也。[100]蔣濟反對魏出於舜之說，但明帝格於文帝受禪時的說法，遂不得不將錯就錯，承認魏遙繼於舜，以與孫吳爭土德之正。[101]至於就三統說而改正朔，亦欲以補救文帝以來所忽略者，以完成新三五相包說的全部理論耳。[102]明帝雖作此心戰、政戰宣傳之爭，但意識上仍不完全自居於正，蓋與劉先主、吳大帝一樣，內有慚德故也。何以何知？就封禪問題而知之也。
蔣濟建議封禪告成功於天，認為“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從而謂自古有七十二君曾封禪，以大魏之功德嘉瑞，亦應為之。明帝答詔雲：“聞濟之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辟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吾不敢欺天也！……”囑公卿以下省之，勿複議答。明帝乃建安文壇三祖之一，學識足以知封禪的意義，其流汗自慚，可謂內心之流露。然而，篡盜之事其父為之，罪不及己身，明帝非不知之，但其繼承篡盜而來之政權，斯以內慚者一也；天下未一而功有不洽，此其內慚者二也，故不敢欺天以告成功。不過，封禪大典具有正式表示奉天承運的正統意義，蜀、吳皆不敢或未行此禮，是以魏欲與二國爭正統，行之固極具政戰作用。史謂“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103]顯示明帝有意為之以爭正統，而終以天下未合於一統自慚，遲至高堂隆之死而竟仍不敢行此大典。
三國正統糾紛如此，其統治者潛意識及意識之內慚表現如彼，愈自慚自卑者愈需他人之肯定，則其要求臣下持入主出奴之見，可想而知。黃權、譙周、陳壽、李密之徒，在蜀即以蜀為正，入魏則以魏為帝，仕晉則以晉為主，蓋身不由己，逼於政治意識而不得不如此。吳之名士如陸機、陸喜等，又豈能脫身於此潮流形勢之外？是則陳壽之帝魏，李密之偽蜀，於此可知矣。
[1] 參見《史記》，卷二十三《禮書》全文。
[2] 如《平津侯主父列傳》傳中，即對公孫弘作此類批判，詳見《史記》，卷一一二，頁994上～945上。餘例尚多，不贅舉。
[3] 參見《史通通釋·六家》，卷一，頁8。
[4] 詳見《漢書》，卷八十，頁3325。
[5] 嚴可均校《全漢文》劉向部分，收錄了一些《別錄》的殘句，其中即往往引太史公之言，以作鑒定考證之用。
[6] 如嚴可均校《全漢文》引《史記·申韓列傳》索隱一條雲：“申子，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參見卷三十八，頁6A。
[7] 嚴校本據《初學記》及《禦覽》而輯，見《全漢文》，卷三十八，頁4B。
[8] 《漢書》本傳言《列女傳》八篇，此言七篇，恐去劉歆《頌》一篇而言。該書在隋代已分為十五卷本，後人疑劉歆是否亦為作者，據劉向自述，合《傳》及《頌》而言，應不必疑。
[9] 參見《漢書·揚雄傳·讚曰》，卷八十七下，頁3583～3585。
[10] 參見嚴可均校《全後漢文》，卷十五，頁8B。
[11] 詳見《後漢書》本傳，卷二十八上，頁955～962。
[12] 參見《史通通釋·古今正史》，卷十二，頁338。
[13] 見《漢書·敘傳》，卷一〇〇上，頁4207。
[14] 班固述劉歆分為兩部分，其前半生在《楚元王傳》，後半生在《王莽傳》，但述其前後行事而不作道德批判。至於揚雄，班固似乎有意為其美新之事脫罪，謂其不用符命稱功德，與當時一般的投機者不同，而是“恬於勢利”，“實好古而樂道”之人。班氏父子二人觀點相異竟如此。
[15] 二人評論桓溫行事，弘之視溫為“奸雄”，與珣意見不合，故移書責之。參見嚴可均校《全晉文》，範弘之部分，《與會稽王道子箋》及《與王珣書》，卷一二五，頁10A～12A。
[16] 新史學的意義，請參見本文第二章。附帶一提的就是劉向父子的《列女傳》，《列女傳》在方法上以編纂史料為主，而缺乏推論考證。其書之完成不建在史料批判上，而以道德批判為主，是顯然可知的。
[17] 《史通通釋·史官建置》，卷十一，頁303～304。
[18] 《史通通釋·曲筆》，卷七，頁199。
[19] 關於傳統政治及君臣關係，請參見拙著《試論國史上的統治問題及其發展》一文，分刊於文化大學《華學月刊》第一二七、第一二八期。
[20] 參見嚴可均校《全三國文》，卷八，頁4A。
[21] 參見《後漢書·楊終列傳》，卷四十八，頁1597～1599。
[22] 詳見《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5～1326。
[23] 詳參其《極諫用外戚封事》，《漢書·楚元王傳》，卷三十六，頁1958～1962。
[24] 班彪此著作發議論時，每用“司徒掾”的官銜或竟稱“臣”，顯示其著極可能有意獻給君主閱讀，或者奉詔而撰。又：班彪對王氏政權的評析，立場觀點頗同於劉向，認為成帝違犯了漢朝立國原則——“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假權外戚，造成兩大之局而國移。但王氏政權既“危自上起，傷不及下”，且又“不根於民”，故終不能保。其言可參見《漢書·敘傳》所載與隗囂之辯論（卷一〇〇上，頁4207），足見班彪的主威臣弱、主尊臣卑觀念甚濃，並對漢朝此立國的統治原則及意識知之甚稔。
[25] 參見《後漢書》，卷二十六《馮勤列傳》。該傳末《讚曰》，範曄即批評光武帝及明帝侵辱宰相，刻薄寡恩。
[26] 如桓譯等反圖讖者遭詰責幾死，大司徒韓歆言“亡國之君皆有才”，光武以為影射激發，將他免官猶未釋懷，竟至劉歆父子自殺而止（參見《後漢書·侯霸列傳》，卷二十六，頁902）。劉歆好直言無隱，有重名，故眾多惜之，光武帝遂為之賜賻成禮以葬之。類此事情在光武及明帝世，並不鮮見。
[27] 參見嚴可均校《全三國文》，卷八，頁7B～9A。
[28] 蘇武、李陵的通信，或謂偽造，正可代表此意識觀念。詳見嚴可均校《全漢文》，卷二十八蘇、李部分。
[29] 參見《後漢書·李固列傳》，卷六十三，頁2087。
[30] 參見《三國誌·鍾繇傳》注，卷十三，頁393～394。
[31] 參見《隋書》，卷三十三，頁981～982。
[32] 詳見《史通通釋》，卷二，頁27～28。
[33] 賈逵父賈徽是劉歆的弟子，傳左氏學。逵既傳家學而成賈氏學，亦兼通今文經。詳見《後漢書》本傳，卷三十六，頁1234～1241。
[34] 詳見拙文《漢書撰者質疑與疑釋》（上），頁41下～44上。
[35] 參見《後漢書》，卷五十九，頁1940。
[36] 荀氏家族學術可詳見《後漢書·荀淑列傳》，卷六十二，頁2049。《漢紀》問題可直閱其書。
[37] 汝南應奉是史家，曾撰《漢事》一書，前已言之。子應劭則是文化史、社會史、史注學名家，曾自比於董仲舒之《春秋》決獄而撰《漢儀》，於建安初獻上，不久即畏曹而奔袁。詳見《後漢書·應奉列傳》，卷四十八，頁1606～1615。
[38] 詳見《漢書·司馬遷傳·讚曰》，卷六十二，頁2737～2738。
[39] 班固也是文字學家，故用字不同，應予注意。繆與謬，原則上是通用的。但繆義含有偽詐之意，班固甚為了解。如《漢書》，卷五十七上《司馬相如傳》雲：“……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令，指臨邛令王吉——相如素善之友也。相如宦遊不遂而貧困，往見王吉，吉舍相如於都亭，“繆為恭敬，日往廟相如”。顏注曰：“繆，詐也。”相如知王吉詐為恭敬，故其後稱病卻見使者——王吉派來問候者，後因欲挑文君，故又詐與王吉相重，借王吉而通卓氏而已。班固於此兩用“繆”字，皆偽詐之意，明帝批評司馬遷不義，而謂相如“洿行無節”，當指相如之繆而言。
[41] 詳見《全晉文》，張輔《名士優劣論》，卷一〇五，頁9B。
[42] 參見嚴可均校《全三國文》，卷八，頁3B。
[43] 劉知幾在《史通·核才篇》，由史才之難伸論至於文士無銓綜之識及微婉之言，最後即引傅玄此段語。顯示劉氏引此而論“拘時之患”，主要不是指時文——文藻**麗的風氣而言，而是指時忌——政治忌諱、世俗觀念而言。文見卷九，頁251。
[44] 參見《後漢書·宦官列傳·孫程傳》，卷七十八，頁2514～2518。該次兵變在公元125年發生。
[45] 李法為桓帝侍中，參見常璩《華陽國誌·漢中士女》，卷十下，頁4A。
[46] 餘據宏業書局版《後漢書》附錄，載鄭鶴聲《各家後漢書綜述》一文，詳見《謝承後漢書》條，頁11～14。
[47] 參見《三國誌·董卓傳》注，卷六，頁180。
[48] 參見《後漢書·蔡邕列傳》，卷六十下，頁2006。
[49] 韋昭曾撰《博奕論》，具有極強烈的“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的成名意識。後以反圖讖及拒絕為吳主孫皓的父親孫和作《本紀》等事，得罪於吳主孫皓。昭以此“漸見責怒”而“益憂懼”，後遂因事下獄被誅。詳見《三國誌·韋曜（昭）傳》，卷六十五，頁1460～1464。
[50] 參見《後漢書·蔡邕列傳》，卷六十下，頁2006。
[51] 引文見《晉書·華表（嶠附）列傳》，卷四十四，頁130A；及《司馬彪列傳》，卷八十二，頁221D。
[52] 見嚴可均校《全晉文》，卷九十七，頁9B。
[53] 《後漢書》附錄，鄭文《司馬彪續漢書》條，頁17。
[54] 詳見《後漢書》本傳，卷六十四，頁2121～2125。
[55] 《三輔決錄》七卷，由摯虞作注，《五代史誌》列為雜傳類之首。其序見《後漢書》所引本傳之注，頁2124～2125。
[56] 《漢書·古今人表》判決古人，後人多疑非班固之作，如《史通·通釋》，卷十二《古今正史》即有是疑。有些人認為班固據父遺作而未刪潤完畢者。竊意世傳《漢書》之八表及《天文誌》為班固所未完成，由妹班昭及馬續踴成者（拙文《漢書撰者質疑與試釋》即為此而作）；即使如此，未聞《古今人表》亦未完成也。班彪雖以聖道自任，未聞有此一作，其主力蓋在讀《太史公》書，撰太初以來當代人物行事而已。倒是另一以聖道自任的揚雄，為了破諸子及太史公的繆經小辯而撰《法言》一書，其中的第十一篇即為品藻古今人物之作（詳見《漢書》本傳，卷八十七下，頁3582），班固或取仿於此。要之，班固亦承劉向、揚雄以來品藻人物風格的影響，有此《古今人表》未必出奇，東漢的黨錮時代，品藻之風尤熾，故有《決錄》之作。
[58] 詳見嚴可均校《全三國文》，卷三十二，頁5B～6A。
[59] 詳見嚴可均校《全晉文》，卷七十一，頁11B～12A。
[60] 司馬防有子八人，長為朗，次即司馬懿（晉宣帝），彪為睦（司馬防之孫）之長子。參《三國誌·司馬朗傳》注（卷十五，頁466）及《晉書》，卷八十二《司馬彪傳》。
[61] 如《益傳》特重與其師學淵源有關的名儒董扶，盛稱他是“益部少雙”的“儒宗”，於是撰《劉二牧傳》時，即特述董扶望氣之效及勸劉焉入蜀之功。《蜀書》第一卷即二牧傳，以示蜀漢的開創，而開創的關鍵竟在董扶，若先前無《益傳》之研撰，此事不易究明也。又如吳太傅諸葛恪代魏之役，乃孫吳政局轉變的關鍵，《蜀書》撰《張嶷傳》時，即特重嶷對此事的看法，並詳錄其《與諸葛瞻書》。關於張嶷，《益傳》先前即已有了觀察研究，為陳壽所推崇（參見卷四十三，頁1053～1055並注）。此類例子尚多，不贅。
[62] 見《三國誌·蜀書·後主傳·評曰》，卷三十三，頁902。
[63] 楊戲頌述劉備、諸葛亮以下五十餘人，其人多被采入《蜀書》而立傳，詳見《三國誌》本傳，卷四十五，頁1077～1090。
[64] 司馬光檢討曹操欲為周文王而不及身稱帝，發此議論，詳見《資治通鑒》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臣光曰》，卷六十八，頁2173～2174。
[65] 參見《三國誌·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時操為丞相已三年矣。卷一，頁32～34。
[66] 參見《三國誌·文帝紀》，卷二，頁84。
[67] 時在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會戰地點在兗州。詳見《三國誌·武帝紀》並注，卷一，頁9～10。《宋書·符瑞誌上》直謂黃巾此言，乃“魏氏依劉向，自雲土德之符也”。見卷二十七，頁847。又按：太平道以陰陽五行為家，見《後漢書·襄楷列傳》，卷三十下，頁1084。
[68] 詳見《三國誌·武帝紀》，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注引《魏略》，頁52～53。
[69] 《獻帝傳》而不稱《本紀》，《五代史誌·經籍誌》未收入，清人侯康所撰《補三國藝文誌》（收入宏業書局版之《三國誌》為附錄）亦稱撰者不明。該傳收錄禪代文獻甚詳，殆不可能偽作，應為有心人所輯述也。
[70] 據陳壽《三國誌·文帝紀》，曹丕於十月庚午受禪，十一月癸酉封山陽公，前後四日；而未記嬪二女事。據裴注所引《獻帝傳》，則是十月二十九日辛未受禪，少癸酉一日。《資治通鑒》同此。《考異》定此時日，主證為《獻帝紀（傳？）》及《文帝受禪碑》。嬪二女事則係於十一月癸酉封山陽公時（詳見《資治通鑒》黃初元年該月日條並注，卷六十九，頁2182）。按：曹操弑伏後，以三女嬪獻帝，且中女即曹皇後，則曹丕顯為獻帝妻舅。獻帝以二女嬪魏，於倫理恐有問題，但其禪讓第一冊詔已聲言效法堯嬪二女於舜，是則政治附會的目的極濃，於為曹丕宣傳體舜繼堯的大事，不可能暗中為之。
[72] 前表劉備聲言“群寮見逼，迫臣（備自稱）以義”，遂不得已“驚怖”地“輒順眾議，拜受印璽”雲雲。後策則謂“群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雲雲。
[73] 陳壽於《周群傳》詳載群、裕與先主的關係，詳見《三國誌》，卷四十二，頁1020～1021。
[74] 參見《華陽國誌》，卷十上，頁8B。
[75] 《先主傳》記先主出身孤貧，而其為人卻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之服”，有漢高祖之風，而為三國開國君主之最無學術者。傳末注引《諸葛亮集》載《與後主遺詔》，教其“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雲雲，是則不樂讀書者教子樂讀書，蓋死前之反省痛悔耶？
[76] 《三國誌·先主傳》載此文，論氣時特舉周群，原文作“臣父群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是則群子周臣亦同署此表也。按《三國誌·周群傳》，群父舒、群子巨，乃望氣世家家學相傳者。據《華陽國誌》，卷六《劉先主誌》所節錄之此文，則作“周群父未亡時”。不論周舒或周群，皆擅長望氣，但先主署群儒林校尉而信重之，則陳壽所錄“臣父群未亡時”殆原文，常璩則誤之也。周群言西南有黃氣，以先主與他的關係，不可能絕口不向先主言及，是則本人謂劉備可能受此數子的影響，而有稱王稱帝之事，非純猜測而不可信也。
[77] 先主之所謂曆史地緣說，是指“漢”本高祖定天下之國號，他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所謂器物說是指天子玉璽之事。所謂血緣說是指係出景帝及中山靖山之冑的事。俱見於許靖、諸葛亮等之勸進表。
[79] 詳見應劭《漢官儀》，此書已佚，今據嚴可均校《全後漢文》所輯，見卷三十四，頁12B～13B。《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官誌》均不載此。
[80] 《三國誌》，卷六十四《孫破虜、討逆傳》不取此傳聞，裴注注堅入洛時，即引《吳書》《山陽公載記》《誌林》記其事，但也不信此說。鬆之案語且以為“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作者以為吳史作此記載，似具有欲證大吳天命所歸之意。卷六《袁術傳》，陳壽亦不書索璽之事，顯見陳壽實錄，鬆之雖好奇而所論亦允，應為吳史官之欲自我標榜也。範曄《後漢書》，卷七十五《袁術傳》據《山陽公載記》而抄錄其文，殆不為當；李賢注引《吳書》證此言，而不謂出自《山陽公載記》，亦誤。《山陽公載記》，晉樂資所撰。
[81] 劉先主《告天策文》自稱先前有襄陽人向關羽獻玉璽，璽潛漢水為發靈光，顯示天授他以天子之位，非人力所致雲雲。吳史官在國史上追記孫堅獲璽之說，似有意破蜀漢此說也。
[82] 詳見《三國誌·吳主傳》注引《吳書》，卷四十七，頁1123～1124。
[83] 參見《三國誌·吳主傳》注引《江表傳》，卷四十七，頁1130。
[84] 詳見《三國誌·吳主傳》注引《吳書》，卷四十七，頁1123～1124。
[85] 此事陳壽於《先主傳》及《吳主傳》交代不明。《資治通鑒》亦然，僅在是歲十一月謂吳遣鄭泉聘漢，漢遣宗瑋報之，吳、漢複通雲（參見卷六十九，頁2209）。《先主傳》則謂冬十月，權聞先生不回成都而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宗瑋報命。於《吳主傳》則雲十二月權遣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複通也。《三國誌》在時間上二傳有差異，故《通鑒》竟係於十一月；又隻記鄭泉、宗瑋交聘，故《通鑒》亦作此言。但據《鄧芝傳》：“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宗？）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卷四十五，頁1071）顯示入冬以來，吳、蜀已有先期往來，鄭、宗交聘應為十二月事，乃正式之往來也。
[86] 詳見《三國誌·張溫傳》，卷五十七，頁1329～1334。
[87] 鄧芝兩次出使之對答，詳見《三國誌》，卷四十五，頁1071～1072。
[88] 盟約外規定以函穀關為界，中分天下，盟辭見《吳主傳》黃龍元年六月條，《三國誌》，卷四十七，頁1134～1135。
[90] 雍闓與高定、朱褒等，聞先主薨，分別據地反叛，遂使諸葛亮南征。此言乃闓《答李嚴書》之辭，見於《三國誌·呂凱傳》，卷四十三，頁1046～1047。
[91] 事詳見《三國誌·諸葛恪傳》，卷六十四，頁1435～1437。
[92] 全文見《吳主傳》黃龍元年四月裴注所引《吳錄》，卷四十七，頁1135～1136。
[93] 詳見《吳主傳》嘉禾元年冬十月注，《三國誌》，卷四十七，頁1136～1137。
[94] 孫盛之言詳見《吳主傳》黃初二年注，頁1123。
[95] 鬆之之恨當可代表魏晉時代某些人的意見，可詳見《先主傳》章武元年四月注，《三國誌》，卷三十二，頁890。又《宋書·禮誌三》亦特惜先主世次不明，同於鬆之的看法，參卷十六，頁47C。
[96] 全文詳見《後主傳》注引《蜀記》，《三國誌》，卷三十三，頁901。
[97] 《三國誌·文帝紀》改元黃初條裴注，卷二，頁75。
[98] 毗以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不必效法湯、武改正朔。文帝善而從之。詳見《三國誌》本傳，卷二十五，頁696。
[99] 關於黃權，陳壽最後仍列之於《蜀書》，用意深焉。其為人及《蜀記》，均見《三國誌》本傳，卷四十三，頁1043～1045。《宋書·天文誌一》亦載此問答，詳見卷二十三，頁74A。
[100] 高堂隆乃高堂生之後，陰陽方術之學亦濃，事詳見《三國誌》本傳，卷二十五，頁708～718。
[101] 蔣濟據《曹騰碑》《魏武家傳》、曹植《武帝誄》等，力主魏出於周，事詳見《三國誌》本傳注引《臣鬆之案》，卷十四，頁455～456。
[102] 明帝了解當時異代必須改正朔、易服色之意義，於公元237年下詔改革，並於詔中明此旨，與批評反對者的不當。《三國誌》，卷三《明帝紀》並注，和《宋書》，卷十四《禮誌》，對此事及詔製均有詳載，言煩，故不贅引。要之明帝自言在東宮時，即已留意改革派與反革派之言論，申言自己從劉氏學說而主改革，應表示早已接受了高堂隆的影響。又公元239年，齊王芳繼位，又以夏數得天正，將明帝之建醜改回文帝的建寅，《宋書·禮誌》及《三國誌·三少帝紀·齊王芳紀》皆有記載，此蓋為了避開明帝之死忌耳。
[103] 事詳見《宋書·禮誌三》，卷十六，頁46B。《晉書·禮誌下》亦載此事，見卷二十一，頁6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