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完成《漢書》是史學上一件大事，其價值和成就是不必懷疑的。需注意的是，班固撰此書的動機意見，及其進行工作，皆得到了漢廷的同意及支持；書成之後，又得到漢廷的推廣。因而以後形成注解者二十餘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的盛況，[34]備受重視的程度超過《史記》。由此角度而論，與其說《漢書》是私撰的，則毋寧說是官認私撰來得更恰當。前引傅玄的批判雲：“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僅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愛好辭章乃班固之興趣所在，他不隻是個大史家，同時也是辭賦大家，所以不足以之詬非班固。然而班彪、班固父子的思想意識，原本即接近官方的標準，而且又生在那種時代，不免蒙受影響，因此其價值取向實與主觀意誌及客觀環境有關，未必完全承順阿諛官方者也。新史學後半期的史家之中，有不少人是由於主觀的認知，自信其思想意識是正確的，頗挾其衛道（政治和道德）的精神來批判或修撰史著，亦即順著劉向父子、揚雄、班彪父子的史學潮流而發展者。班固以後，張衡（公元78—139年，漢章帝建初三年至順帝永和四年）是第一個顯例。他多才多藝，集經學、文學、天文、算學、陰陽、科技、玄學於一身，但反圖讖，曾兩任太史令，卻未能被詔參與東觀修史。《後漢書》本傳雲：
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撿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後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35]
東觀史臣建議征召張衡修史，衡亦有誌為之，其學有專才毋庸置疑。值得留意的是：他從史料批判的角度批評了《史記》和《漢書》（內容不詳）。而且，又從政教意識批判了《漢書》及正在修撰中之《漢記》。就理而論，班彪既主嚴紀、傳之別，以維持君臣名分，則班固用本紀的方式撰述王莽，而表麵上則貶稱之為傳，顯然是名實不副的。《漢書》既為《高後紀》，則新莽時事係於《元後本紀》，以下接《更始本紀》《光武本紀》，於理並無不當，而且亦可貶損王莽建立政權的意義，彰明漢室一直未亡的官方意見。張衡之言，牽涉到君臣名分、正統觀念、當時的漢未嚐亡論及史學結構與實證原則諸問題。注引其上表要求參與修史，聲言誌欲“俾有漢休烈，此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朽”雲雲，亦符合漢廷修史的心理。是則張衡自信其思想意識之正確是可知的，隻是君主並不采認罷了。或許當時認為《漢書》《漢記》此部分，皆為先帝所認可支持下完成，不便更改吧？
張衡得不到政府的及時支持，史稱其著作多不詳典，為時人所追恨。充分在史著中發揮綜合的政教意識，而得官方支持者，應以潁川源出於荀卿的家族最特出。荀氏傳至荀淑，以高行為世所重，被私諡為“玄晏先生”，有子八人，時稱“八龍”。其中一子即與王允謀誅董卓，官拜獻帝司空之荀爽。爽通《春秋》《論語》，亦頗通五行災異，曾撰集《漢語》一書，目的在討論漢事之成敗可為鑒戒者。以他的家族聲望、家教、家學而論，荀氏子弟顯然是東漢政教意識下的標準人物。以如此功勳地位而著此書，其批判當亦符合官方之標準。他的兩個著名侄子——荀悅和荀彧——更是晚漢史壇及政壇的風雲人物。荀悅（公元148—209年，桓帝建和二年至獻帝建安十四年）與荀爽皆是年十二即能說《春秋》的天才，前者後來又與另一名人孔融，常侍講於禁中，與獻帝旦夕談論。史謂荀悅向獻帝暢論古代左、右二史及其職掌精神，要求備置史官（董卓以後製度敗亂），歲末則舉之於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這是獻帝詔命他撰述《漢紀》的原因之一。當然，他的政教批判思想及意識，應是被認為足以代表官方的。
《漢紀》本著五種原則而寫，此即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所謂“五誌”是也。其書究心於明主賢臣得失之軌；彰明漢室繼堯承周，從火而得天統，並排共工及嬴秦於統序之外，抑王莽以附於平帝。全書體例效法《春秋》，編年稱紀，斷限亦為二百四十二年，既仿《左傳》之“君子曰”而為“荀悅曰”，又取《漢書》而作“讚曰”，議論甚多。他的著作是官認私撰的性質，且過分依本經典的形式與精神，充滿官方的政治意識，然而古史複興及正統論出現的關鍵即在此。[36]他的正統觀念實際下接譙周的巴蜀學派，而影響於陳壽《三國誌》者，由此而引出後來習鑿齒的論說。以他的意識言論，當時不為曹操所忌害，應與其家族聲望及荀彧與曹操的關係有關。出於汝南應氏的另一著名史學家族子弟——應劭，也是政教意識頗強的學者，即因畏懼曹操而投奔於袁紹。[37]當然，荀悅死在曹操野心昭著之前也是原因之一；建安末年，荀彧及孔融皆先後因政治意識與曹不合而被殺也。
政府想透過政、教力量的結合，利用史學，以造成有利於他們統治的意識形態；並積極的整齊世教，以圖建立一個有秩序、安定而安全的儒教文治社會。知識分子一麵受其影響，一麵亦有此自覺而作推動，遂塑成了史稱“風俗淳美”的時代特色。這種發展在曆史上有其正麵的意義，但也埋伏了潛在的負麵危機。危機的因素是多方麵的，但由政、教結合而演變成對立，實為其主因之一。
自從1世紀班彪、班固父子撰史以突出漢朝為主，又為漢朝從史學上奠定中興火德之說，參與修撰政府主持的東漢史，不論在政治與學術、政府與史家的關係上看，皆為相處融洽的時期。這種關係，延續至2世紀中期的張衡時代，遂產生了變化。變化的淵源就當時來說，可回溯至揚雄、班彪、光武及明帝等人的基本心態。
就學術意識言，揚雄、班彪不免雜有儒、道、陰陽的色彩，原就應有所自覺，而不宜執一排他，儼然以聖道自任的。學術同歸殊途、一致百慮，道隻能透過學術論辯而始能昌明，沒有可能隻有某人始能代表道，而應隻有證道多少的問題。司馬遷特載其父“論六家要旨”，其意當在此。揚雄、班彪頗挾衛道之心，不明司馬氏父子之意，且反加之以批判，隻能彰顯他們狹隘的“道在於我”之意識心態。劉歆嚴厲批評儒者黨同伐異、妬忌真道，不啻是對時代風氣的批判。經學之風如此，揚、班等人引之入史學，遂有可能造成史書隻是某種意識形態的著作，而使司馬遷欲建史學為折中經傳百家各種學術及意識的理想，遭到了斫傷。學術實際上是指導政治的，學術既如此，則政治意識可知矣。光武不問學術真偽，指反圖讖為非聖；明帝不究《史記》當否，責司馬遷為非義。此皆隻為維持其統治之效能，而妬道真、伐異己者也。
班固批評司馬遷雲：“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38]據作者淺見，班固的意識形態實不像他父親及前輩那般嚴厲狹隘，胸懷識見似亦較開闊。但觀其此言，顯示他融取了揚雄及其父對司馬遷的批判觀點。他一方麵順揚雄之旨以撻伐遷之繆聖非經；一方麵即順其父之旨以批判遷之術學。揚雄謂遷“謬於經”，應指狂妄錯誤於經義而言；“不與聖人同是非”者，應指遷之價值觀念而言。然而班固之言則不盡如此，所謂“是非頗繆於聖人”者，實含價值標準違反聖道而有奸詐之意思。[39]比較班彪、班固父子之言，其意更明。蓋班彪隻責司馬遷“輕仁義”，而班固則直接責他“崇勢利”；班彪隻責以“賤守節”，班固則竟說他“退處士”；班彪隻責以“貴俗功”，而固則嚴言之為“進奸雄”也。或許班固自忖序事之長才、實錄之完美不及司馬遷，思欲由此方麵壓低之，以爭一日之長短耶？要之，班固之嚴厲批判司馬遷，實合揚雄與其父之批評觀點，而又過之。這當是引起後人不滿，致在史學上造成史、漢優劣論的原因。
張衡是早期批評《史》《漢》二書的人，尤指責班固《漢書》不當者。前引晉世傅玄之言，即已直指《漢書》的價值係統不對，且由此聲言，固“非良史也”。傅玄撰《傅子》一書，目的在“論經國九流及三史（《史》《漢》及《漢記》）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別”，此為劉知幾建立史學批評的先河。傅玄在《自敘》中曾比較《史》《漢》而論。他說：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班）彪，殊異（司）馬遷。
此為依據心術——即章學誠的史德論——而論的最早批評者。[40]張輔約與傅玄同時代，也曾論雲：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固為勝。餘以為失。
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一也。
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勵，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
毀敗鼂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範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真所以為良史也。[41]
由文字多寡以定學術著作之優劣，乃是數量說的不根之談。但是張輔由價值係統、道德觀念、體裁創作、選擇標準、文字表達力的史才論，乃至實證風格等角度做比較，以揚馬抑班，則又需加注意矣。要之，《史》《漢》優劣論，早從王充的甲班乙馬開始，並在班固死後不久，即由張衡等人逐漸提出，至張輔時，不過隻是不滿世人之言，而從較廣泛的史學角度申述己見耳。這是新史學運動後期，由價值批判引發出來的結果。《史》《漢》優劣論至上並非結束的階段，相反的，正是方興未艾的階段；且由價值批判拓展至史學批評，以下啟劉知幾、章學誠等人的學術領域。
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張衡之論是代表史家欲伸張其一家之見的趨勢，傅、張之議則是代表了史家意識政統之外別有道統，而執教以議政的傾向。這兩種潮流在2世紀匯合，遂形成巨大的力量。知識分子包括史家在內，常執其所知的政、教意識與理想，由月旦人物發展至抨擊掌權的政治人物，乃於張衡死後不久，爆發著名的“黨錮之禍”。從另一立場看，這是政、教衝突的結果。就統治者的立場，魏文帝曹丕的意見實為最佳的代表，他在《典論》中說：
桓、靈之際（公元147—189年），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幹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42]
換句話說，統治者認為這是君權遭竊弄之下，政治社會的一種動亂；這動亂是由貴勢及其屈服附從者，與不肯屈從的知識分子對抗而造成。後者又在各執己見、黨同伐異的“橫議”中，表現了價值標準的紊亂及排他精神。承受這種潮流影響之最深者，在史學上莫過於正史——官修的國史。前引傅玄的《自敘》中，曾評論了一個問題。他說：
觀孟堅（班固）《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盡乎？何其益陋也！？[43]
東觀史臣不乏一代名儒者，但自班固、尹敏等奉詔修撰以來，即已有“拘於時”的情況。自後發生橫議大衝突，其情“益陋”。例如，張衡時代，正值宦官孫程等十九人兵變擁立順帝之時。十九人因此封侯，貴盛勢灼。其時東觀史臣正是朱穆、曹壽、延篤等人，範曄在《後漢書》指責他們說：“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孫）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係。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44]
從東觀修史製度創置伊始，數十年間，史臣“拘於時”而為修撰的情況如此。自此下降至桓、靈黨錮，董卓、曹操先後挾天子的時代，凡七八十年之間，雖有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等參加東觀，國史亦有何可為乎？當時有人如李法，數抗表謂“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為後笑”，因而被貶。故《史通·忤時》雲：“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譏其不實，公理（仲長統）以為可笑，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傅（玄）、範兩家，嗤之於後葉。”[45]
3世紀初期，謝承是第一個私自重修《後漢書》的人。其書的特色在博搜忠義、隱逸、名卿、通賢的芳言懿矩，盡管後來範曄對之大加刪削，但不能掩去其不滿《東觀漢記》“拘於時”的意識。[46]在如此意識之下，謝承特記蔡邕之死，隻是因聞董卓被兵變所殺而嗟歎，即為王允以黨同伐異的心胸所殺。《三國誌》卷六《董卓傳》，裴鬆之引此書雲：
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佑，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
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
公卿惜邕才，鹹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蔡邕被董卓脅從而任官，又以才學為董卓所敬重而成為其重要顧問。他與董卓的關係是貌合神離，明屈身而暗助漢者，究竟如何歎惜董卓，可惜謝、範二史均未載。範曄雖刪謝書，但《蔡邕列傳》述其死則全據於此。然而，裴鬆之則據此，而批評謝承“誣罔不通”。他說：
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奸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息。縱複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
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世，而雲王允謂孝武帝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
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47]
裴鬆之論史之弊，往往在輕於判人誣罔，想當然耳而又拿不出實據，或雖有之亦常不能平心論證。蔡邕事件的發生，雖未詳載他歎息何言，然當日邕如何在允座，如何聞訊歎惜，未可輕易推翻也。王允責史遷言，正足以代表允之無識，且是當時掌握權力者對史官的基本心態。此已不但涉及王允個人的問題，亦已涉及前述的時代潮流問題了；王允此時此言，當非特異的個案而不可理解者。允雖忠正，竊意衡情度理，實仍有疚，因為他官居司徒，國之三公大臣，而竟屈身事卓，與之同列。特重三公政治責任，至常因此賜死坐誅的漢代，且又在東漢特倡氣節忠義的風氣之下，王允雖能誅董卓，罪咎仍不可辭也。何況王允既知董卓大賊，天地不容，不實時抗賊明節，反而陰謀地委身取容董卓，以圖日後的“倒戈”，這種行為今人看來或合理者，當時觀念未必如此。是則允之欲殺史臣以免蒙謗，心理上當可體會。況且，前麵論及執一排他的精神，則蔡邕之歎息大賊，王允固可視之為“佞臣”也。邕被殺時，馬日磾已為太尉，往救之，力言蔡邕史學水平，且聲言他“忠孝素著”“所坐無名”，為允峻拒，[48]是則情況可知矣。
前論司馬遷認為孔子作《春秋》，具有史家的憂患意識——恐怕思想學術不能完成而傳後，又懼怕論述真切而遭時忌以招禍。前一意識乃成就感下的成名意識，後者則為安全感下的恐懼意識。司馬遷特別敘述此事，實即襯托其《自序》及《報任少卿書》所自述他自己的此二意識也。自1世紀東漢建立以來，時忌意識日盛，則史家之“拘於時”者亦日甚。公元192年的蔡邕事件，對魏晉以降史家，具有莫大的震撼力。誠如司馬遷之言，“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者，蔡邕因史見殺，其已撰就的曆史著作則官方不加采錄，以致戰亂湮沒，亦可雲悲矣！在政治壓力之下，史家偷生未必就能完成其理想，何況身死見殺耶。是則魏晉史家的憂患意識中，後一種的恐懼意識寖寖然超過前一種的成名意識，成為史家矚目之焦點。史家的安全感如此，則官修之史而具實錄的美稱者，漢末以降遂成鳳毛麟角，難能可貴之事矣。
蔡邕的同事——漢末名臣楊彪，在建安（公元196—220年）一朝，曹操權勢籠罩之下，雖頗綴集注記，但其謹慎的情況可想而知。前麵提及王沈、荀勖、阮籍等共撰《魏書》，時人認為其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孫吳方麵，名史家韋昭、薛瑩均曾下獄；前者蒙禍，更與修史及官方意識有密切關係。華覈救韋昭之疏中，即直稱昭為吳之史遷，請勿“拘係史官”，並力言《漢記》之優劣，唯昭複出始克使吳史光輝直追《漢書》雲雲。[49]吳主孫皓不聽，而誅韋昭，遂成蔡邕之後第二件著名的史禍（事在公元273年）。八十年間發生兩次著名史家被殺之禍，一為權臣而號稱忠正者所殺，一為暴君所殺，在如此氣氛之下，史官尚有何為？後世論官修製度之優者，著眼點在人力、物力的完備充足，但以此完備充足而換取非實錄的正史，優劣誠宜再思量也。
史官不實隱諱、委屈取容，誠為危害史學求真存實、客觀中正之原則者。漢末大儒鄭玄（公元127—200年），聞蔡邕以此為王允所殺，遂歎謂：“漢世之事，誰與正之！”[50]同時代另一大儒許慎，撰《說文解字》，釋“史”字之義即雲：“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史官之職，以能究明事件真相而正確地加以記述為根本原則，許、鄭等經學家既已有見於此，史學家知之當不待言。華覈批評《漢記》之劣，謝承此前已不滿之而加重撰。前麵所述新史學運動末期大家華嶠“以《漢記》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司馬彪亦力言東漢“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亦決意重撰。[51]至於夏侯湛重修《魏書》，陳壽重撰《魏》《吳》二誌，則又幾乎是實時重撰了。兩晉以降，史家以當時的政治力量已逐漸消退，故敢以私家獨力而重撰漢魏諸國史也。政治力量幹預史學，對史家與史著影響惡劣，一至於斯。
前文提到東漢學者日益明了政統之外，則有一道統而可批判政統、整齊世道者的存在，這也是新史學運動末期的史家所日益重視者。這種理念在兩種範疇的史學上日漸發展，屬於積極發展的一麵。
在正史方麵，3世紀時代乃三國紛亂之世，史家在重修前代史或本朝當代史時，多嚴守班彪以紀傳別君臣的家法，有些史家積極地對曆史人物加以其自己的道德批判，以圖重振世道。例如，韋昭為史官，以吳主孫皓之父未曾登帝位，故拒絕為之立“本紀”，而堅持為他作“傳”，以致後來招禍。晉初修國史，發生晉史上限的辯論，陸機上《晉書斷限議》提出意見說：“三祖（司馬懿、師及昭三父子）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52]晉三祖在魏名臣實主，原晉朝創建之跡，則當列之為“本紀”。《漢書》述王莽，以“傳”為名而“紀”為實，行“貶天子”的批判。陳壽述曹操，本追王之義而列之為“紀”，但將其行事則係於漢的正朔，實含明則正名分（《史記》某些“本紀”如項羽，用列傳體式，故“紀”可以“傳”的形式為之。但班彪嚴“紀”“傳”之分，以別君臣，形式亦隨之不同，陳壽采司馬遷“原始”的意見，兼取班彪正名分的觀念也），暗則寓褒貶（非正朔天子，竊其主之正朔而僭為“本紀”）之意旨。陳壽對“紀”“傳”之別，觀念極為清楚，紀魏主而傳蜀吳，三書原本分行，則此“一王”之義尤明顯可見。這是巴蜀學派解釋當代政治發展的觀念，也正是引起正統論糾紛的主因。陳壽在《三國誌》發揮了這種觀念及解釋，《魏書》部分又故意不為晉三祖立傳以避忌，這正是造成晉上限爭議及陸機意見的提出之原因。《三國誌》比較平和中肯，道德批判的意識表現上並不強烈，然而陳壽實際上是本著讓事實自己說明真相的實證原則來撰述的，因而壽卒後，範頵等上表朝廷，稱其書“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雲雲，故朝廷亦為此派人就家寫上其書。
重撰前代正史方麵，華嶠和司馬彪似皆不滿漢代官史，不本於漢代官方立場而撰述者。譙周是一個具有主觀見解和獨立思想的大儒，雖任官於蜀漢而未以蜀、魏爭峙為然。他刪除東漢史，司馬彪猶未表滿意，前引司馬彪批評東漢無良史，《漢記》繁雜的同時，亦對譙周的工作加以批評，並且在同一文中，即聲言說：“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世教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他據此義以批評東觀史臣及譙周，顯示了他的《續漢書》宗旨所在——執道德教化以批判政局，整齊及重振世道。其後唐太宗讀其書，作詩詠之雲：“前史殫妙詞，後昆沉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誌。川穀猶舊途，郡國開新意。”[53]所謂“雅思”“新意”，當指彪之透過史著“揚盛跡”及“興鴻誌”而言，此即其宗旨所在者也。謝承之作，實亦頗有此誌。至於華嶠既“以《漢記》煩穢”而立誌改作，宗旨亦可知。蓋“煩”者，當指史官的取材選擇、體例方法，及文字表達而言；“穢”者，當指其價值係統之惡也。其《漢後書》取《堯典》之義而改“誌”為“典”；提升“皇後傳”而為“皇後紀”，為範曄《後漢書》所本，則其於政教意識亦甚強調也。
正史以外，史家意圖以道德教化批評世事，除了荀悅以此無意中種下了編年史學的複興及正統論的出現外，其重大發展當在地方史、人物誌撰述的範疇。這方麵發展自2世紀東漢中葉，即有日漸興盛的趨勢，先賢、耆舊諸傳著作日豐，成為不預國史修撰而有興趣於史學者的一條出路。早期最足以代表這種發展的，厥為大儒馬融的侄女婿趙岐。趙岐為京兆人，約與蔡邕、荀悅同時代，但高壽至公元201年（建安六年）以九十餘歲卒。他少年時代即以明經有才藝知名，為人廉直疾惡，是黨錮人物之一，反對政治上的權勢人物，連馬融也因是外戚豪家，故遂常鄙之而不相見，甚至批評他“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是則人格思想可知。所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等皆傳於時。[54]趙岐是孟學名家之一，則必有受孟子影響者，《三輔決錄》屬於雜傳，即極具孟子所倡《春秋》褒貶的精神，與荀悅的《漢記》一時瑜亮。《決錄》一書，乃其根據日常對三輔人物的耳聞目睹心識所得而撰，論判東漢以來已亡沒者的行事，自謂“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55]此為劉向、揚雄、班彪父子的一脈流衍，與《古今人表》雖斷限不同，但有異曲同工之妙。[56]
在漢末儒學麵臨衰退之際，荀、趙的史著，實有力挽狂瀾之意。正史方麵的繼起響應者略如前述矣，而人物、方誌之作亦如雨後春筍。這些作者，大都是私家修撰，身份是皇帝者有之，如魏明帝的《海內先賢傳》；或為王侯公卿，如吳左丞相陸凱的《吳先賢傳》；或為逸士高人，如皇甫謐的《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等；身份雖不一而足，大體皆意圖探究及表彰政治社會的穩定力量。這條日益興盛的史學大流之下，值得注意者，厥為社會的價值標準，隨著儒家政治的解讀與反動，對山林隱逸之士的評價轉高於淑世的官宦，此固與自然主義的盛熾有關，但亦與上述的企圖意識有關。吳才士陸喜嚐著《較論格品篇》雲：
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
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
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去靜守約，況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雲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複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57]
陸喜所論第一流之士為隱逸，第二流為衝虛，名史家薛瑩隻能列為四、五流之間，價值標準可知矣，在當時，隱逸衝虛之士，實被視為社會文化元氣的最後保持者，此管寧之所以高於華歆也。研究這些人物，無異含有探求在亂世中如何維持社會教化，以及未來複興之道的意義，這是高士、逸民諸類史著日豐的原因。劉劭《人物誌序》聲言“敢依聖訓（孔子），誌序人物。”[58]皇甫謐《高士傳序》聲稱“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並暢發隱逸之幽德雲：“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屬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59]這類史著的真意——積極的正麵發揚和消極的反麵明幽，於此可知矣。
若將參修國史的人視為正史家，撰述方誌人物者視為雜史家兩大類，則此兩類實有溝通之處，且往往以雜影響正，蓋雜史乃是修撰正史的基礎也。試以兩例作說明：
第一，司馬彪《序傳》自謂其祖防，雅好《漢書》名臣列傳，對家族禮教嚴整。[60]至他本人則精研《莊子》而作注，又撰《九州島春秋》一書，然後以此基礎重撰《續漢書》。這是其家特重史學經世致用功能，而他兼尚莊學和儒學，由人物誌進而修正史的發展軌跡。司馬彪實為由雜史進展至正史，尚莊而又強調道德教化的史家。
第二，譙周乃經史大家，亦兼治地方史，如撰《蜀本紀》《三巴記》《益州誌》等。陳壽從其學，亦先從地方史入手，曾撰《古國誌》《益都（或作部）耆舊傳》《華陽傳》等。修《三國誌》之《蜀書》部分時，顯得力於《益都耆舊傳》。[61]陳壽批評蜀漢“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62]是則修《蜀書》顯然較《魏》《吳》二書為難，倘無先前諸地方史的研撰基礎，不易奏功也。即使有此基礎，若無另一蜀儒楊戲的《季漢輔臣讚》，亦不易奏功。楊戲此文所頌述的蜀漢人物，遂成為《蜀書》選擇人物的指導，其頌述亦多為陳壽所引用。[63]《魏》《吳》二書姑不贅，單就《蜀書》而言，陳壽亦由地方人物誌及人物批評而進展至修正史者也。陳壽最謹守班彪的成法，修正史不為“表”“誌”“世家”，隻存“紀”與“傳”二體而已，而且也不稱為“本紀”及“列傳”。但若將三書分行的角度視之，三書無異俱含偏霸的國史之意味，實為地方史的正史化，下開常璩《華陽國誌》，乃至後世的通誌之先河。
由此言之，雜史的撰述本身即為史學發展的新潮流，又為正史取材之主源。這類史著常以發揚政教意識為主，乃至其反動者由高士逸民的研究，流入神仙靈異的範疇，他們的價值觀念及偏愛嗜好，亦於是大力影響正史的修撰。兩晉以降至唐初，諸正史往往廣立高隱、孝義諸類傳，且內容頗或涉及怪異不經之事者，其因當在此。是則政教意識，對史學上的各種影響，可雲巨矣。值得注意的是，史學原本即須根據某種價值係統作判斷，不須政治力量的介入而然。漢代受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史學亦必碰觸此一問題，亦不必政治力量介入而然。第政治力量介入此二範疇，強化了這些思想學術的影響，其結果並未使新史學變成純粹的說教或反映天意之學術，則實證原則的能為新史家所掌握，實為新史學不被衝擊變形的主因。史學是真實的學術。唯其真實，斯然後可進而講究其經世致用，抱此宏誌宏圖的史家，或許以此之故，不得不盡力維護此實證求真的根本原則，而使史學得以成立為一門真學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