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曾就道德批判論史學功用雲：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蹠、蹻，商、冒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幹，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知幾之意，史書能使人生不朽，使前人經驗知識能傳之後學，並能使後學者因之得到教化；而史官（或史家）是促成這些功能的關鍵，甚者為教化的創造者、執行者或維護者。其利之博如此，故為國家生人的急務。曆史功利之博，知幾尚未完全論及，但僅就此功用主義的曆史功用論（包括史學和史家）而言，實已足以說明政教力量何以幹預史學的基本原因。
不過，司馬遷以前，古人追求人生三不朽，是否皆欲“書名竹帛而已”，此誠不易遽加論定。要之，史家“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選擇“立功名於天下”的“扶義俶儻”之士而書，此意識及觀念至司馬遷始作有係統的提出，前已言之。
史家自己可能是倫理教化的創造、執行或維護者，他能使人成名不朽，也能使人名滅蒙惡，撇開史學之真正目的和對象，而就道德批判的角度看，知幾所謂“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實非過分之辭。[18]司馬遷答壺遂之問，努力申明孔子作《春秋》這方麵的意義，其目的蓋在分明經學與史學的差異，而將這方麵的功用和性質，撥歸於經學。然而，新史學不免亦帶此色彩，而且即使全部皆就事論事，亦不免具有此色彩，因為這是史學特質之所在，雖努力不可避免也，第春秋史學派的史家特重之，使其性質益顯，說教味道益濃罷了。史學既有此特質，統治者即不可能不嚴加注意，進而控製之了。
中國傳統政治是倫理政治，與道德教化結合，淵源長遠。孔孟之時，五倫之中君臣、父子猶明別為兩綱，故孟子有輕君、誅一夫之說。其後此兩綱合而為一，君父、臣子的觀念形成，則君可不君，臣不可不臣，蓋因父可不父，而子不能不子也。明乎此，則漢景帝評論轅固與黃生之湯武受命辯論，謂“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其意識可知。[19]君臣關係嚴上下之分，賈誼又引入法家思想，提倡“君尊臣卑民如地說”，則統治權威的理論已定型。魏文帝曹丕雲：“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為己勞，求其為己死，求其為己生。”[20]這是君主坦率之言，一切以為己出發。君主的地位如此崇高不可侵犯，臣子必須為他而存在，則前麵提及的若幹現象即可由此尋得解釋。
君主的尊嚴不可冒犯，史家對君主作批判，誠為不可忍之事。即使史家據實而書，若涉及其行之不當、錯誤或道德上罪惡諸事，實皆足以影響其聲望，其至危及其統治權威。有識乎此，故漢武帝怒削兩本紀，孔僖、崔駰幾因論史蒙禍。武帝之怒削與梁鬱之能告入，足以反映統治者具有此方麵的意識，進而對史家與史學給予嚴重的關切，乃至可能產生畏懼感。漢明帝向班固批評司馬遷非誼士和《史記》乃微文刺譏、貶損當世之作，認為不及司馬相如之忠賢。明帝之意，雖知後者誇言無行，但臨死所遺文賦猶力頌漢休，此即遠較前者為可取。因而他充分表示了君主並不理會臣子人格及著作是否正當而有價值，而隻問其人是否效忠於己，讚美於己。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並非不忠於漢武帝，是則明帝之所謂忠，乃指魏文帝“三求”之忠——或者可說是愚忠阿諛而已。由是，傅玄批評班固之《漢書》“飾主闕”等，劉毅之建議早撰注記載頌鄧太後的德政，實為此種意識下應有的反應。
新史學前期的西漢時代，統治者已有識乎此，但表現並不強烈。補續《史記》之好事者，實即具有補續國史的意義，而君主猶未力加幹預。諸好事者之中，劉向的弟子馮商，以待詔身份奉詔續《太史公》書，這是司馬遷以來，政府首次參與修史的先聲，但其意識及意圖則未詳。此下補續《史記》諸人，多有奉詔為之者，而以班彪、楊終最堪留意。楊終習《春秋》，明帝時入蘭台，章帝初建議召開白虎觀整齊經傳之大會，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21]楊終是道德意識頗重之儒者，他將五十二萬餘言的《史記》刪為十餘萬言，約達五分之四，可謂大刪特刪了。明帝時代正是官方意識及欲控製史學表現得最強烈之時，假如推測不錯，則楊終奉詔的工作，其目的之一當是針對《史記》微文刺譏及貶損當世也，是則其後的王允就蔡邕事件嚴苛地批判司馬遷，應是代表光武、明、章以後的官方意識——包括君主和當權大臣的恐懼史家批判或直書之意識矣。
新史學運動諸子使統治者對史學關切的另一問題，即為上下名分，班彪父子在這方麵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原夫新史學結構之中，本紀並不專用以述帝王，前已言之。班彪續《史記》，一麵本著揚雄對司馬遷的批判，至謂“其（指遷）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一麵則批評“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因而其著遂“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22]這兩方麵——人格思想及著作結構——的批判，對其子班固影響甚大。就後一批判而言，班彪對《史記》之本紀、世家、列傳三種體例所下的定義，實是他自己的定義，與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末所言並不合。班彪作如是之言，若非不明司馬遷立此三體例之旨，則當為誤解其旨，或有意強解己意於司馬遷之上，甚者竟或為了迎合統治者的意識。
前麵提及漢初以來即有君尊臣卑、嚴上下之分的意識觀念，大儒如賈誼亦公然倡之。降至公元前1世紀後期。其間雖也有儒者提倡“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及禪讓諸說，但影響力極大的劉向則不然。他主張“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及“事勢不兩大”的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之思想，[23]此正是賈誼以降的觀念。在此思想意識之下，班彪之言，遂可得視為：班彪認為君主始得有資格列序“本紀”，公侯卿士皆為臣子，隻能列序為“列傳”。他又將“本紀”改為“紀”，“列傳”改為“傳”，此外不為“世家”“書”“表”。是則“紀”者雖不稱本，實即天經地義的為綱紀之本；“傳”者不稱列，實即意謂列述綱紀之本而為之末。取“紀”“傳”之別者，所以嚴主從上下之分耳。“紀”隻能專“序帝王”，符合君臣名分之旨，符合時君的意識，班彪或迎合之也。[24]則其指責“雄、歆褒美偽新，誤惑後眾，不當垂之於後代”，可想而知矣。
班固自述其撰《漢書》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這段話有幾種含意：第一，他意欲以曆史研究究明漢德，維持漢政府的正統意識。第二，他強調司馬遷追述功德的一麵，而隱去刺譏貶損的一麵，似乎有意認為史書隻是褒揚君主功德者，與劉毅之見相同，皆為史學發展至明、章之時的特色也。第三，他指責《史記》將漢朝排列於“本紀”的位置不當，有意為本朝爭名分地位。第一與第三兩種觀念的糅合，遂成為他開創斷代史新體裁的基因；第一種前已論之，第三種實承其父的思想而來者也。
班固並不盡全從其父的意見，其《漢書》不徒“紀”“傳”而已，實以“紀”“表”“誌”“傳”四種結構而成，上承司馬遷的體例。至於他參與修東漢開國史，格於實際上有些人實非“王臣”，遂又別立“載記”一體，表示並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識見轉居其父之上。然而大體上，《漢書》為“紀”為“傳”，主要仍本乎其父的意見，亦頗糅合了司馬遷的意旨。“紀”以專序帝王，除《高後紀》本於《史記》之例以外，餘皆如是。他為惠帝立“紀”（史記無），符合尊天子的意識。貶項羽、王莽為“傳”，則又符合嚴上下、正名分，東漢政府的意旨。此外諸公侯卿士，皆一律為傳，以示臣子之位。班氏父子根據這種意識改革史學體例，對後來的東觀修史及三國時官、私修史影響甚大，以後的正史大抵宗之，新史學以“紀傳體”為名，由此而定。
統治者認識史學與其統治聲望和權威有密切關係，善加利用則可因之取得統治利益，造成鞏固其政權而有利的意識形態，所以國史修撰權的收歸王室，實為遲早發生之事。而且，由史學淵源看，中國史學原本出於王官，初非私家之學；批判的刑、賞二柄，原本亦操於王者，本為王者統治之利權。前引孟子之言，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司馬遷征引董生之言，謂孔子作《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其言皆可由此理解。
司馬談遺命其子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司馬遷後來答壺遂第二問，戒慎而隱約的說：“餘嚐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實為他了解修史究為何事的自辯詞。不論口頭如何自辯，他因修史而自然的擁有了批判權，且是出於他自己“一家之言”的批判，這是不辯而可知的。每個儒者的價值觀念不盡相同，此即桓譚所謂“前聖後聖未必相襲，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為奇論異文，而俱善可觀者”之意。揚雄、班彪、班固等執一而排他，不但無謂，抑且會造成統治者嚴重關注及幹預的後果，徒使史學受到控製和扭曲而已。漢明帝之批判司馬遷，王允之責殺蔡邕，實即承受此思潮之反應。
光武帝怒責“桓譚非聖無法”，其實譚之反圖讖，是符合學術的研究及人類的理性者，隻是統治者為了其統治權威的鞏固，已不理會這個問題了。東漢經、史名家多言圖讖緯學，其盛至稱為“內學”，此則與迎合官方意識應有關聯。班彪為東漢政府解釋王命，為之建立政權的理論根據，從而又站在東漢政權立場批評揚雄、劉歆。就史學的獨立自主角度論，他若是曲意與政教勢力的結合，似已代表了史學的淪降及史家的墮落，無論其思想意識是否出於真知灼見，而所造成的效果應可作如是觀。史家委屈了獨立自主的批判權，由一家之言以批判天子公卿，遂成理想上的事情了。史書粉飾統治者——包括君主及當權公卿——的風氣，遂由班氏父子開出，至劉知幾乃有痛切的檢討。
統治者事實上並未滿足於史家如此的自動委屈。根據其統治意識的有利思考，他們勢必走上收回批判權，建立以利其統治為原則的價值標準，乃至最後收回國史修撰權等途徑。班彪為光武朝（公元25—57年）的三公掾，當時三公多見罪退。光武帝敬重司徒馮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燕見從容戒之曰”：
人民放逐受誅，雖複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25]
光武帝及明帝皆是任法刻薄，常侵辱宰相大臣的君主。大臣雖非不忠，但若行事稍涉諷譏，亦常可能受詰辱殺身之禍。[26]光武是善於利用飾終入史的方法，以要求及鼓勵臣子效忠一己的人，前麵亦曾提他賜《史記》部分以激勵竇融之事，可見他甚為了解史學並利用之。分析這段言論，可知他有如下意見和認識：第一，指示人臣忠於君國，始得在現世受爵賞，而後能成名於後世，並勉勵人臣如此去做。第二，史書記述了忠孝之事，有整齊教化的功能，故鼓勵人臣以史為鑒。
根據第一點，劉知幾所謂的人生追求不朽，蓋為了“書名竹帛”之說——也就是飾終入史、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意識，遂為統治者刻意加以利用，光武帝似是帝製以來，第一位公開以言行鼓吹的君主。其後魏文帝曹丕撰《典論》，在《自序》中即自述其學養才德，聲言“以付後之良史”雲雲，[27]實為正式承認史學此功能也能向上涵蓋君主者。臣子對此普遍接受，往往用以自我或互相砥礪。其例頗可舉之者，如蘇武《報李陵書》雲：“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28]2世紀中期，李固以太尉錄尚書事與梁冀共同執政，一再反對梁冀廢弑由己，遂為冀所忌而誅之。固臨死，移書責另兩位大臣胡廣（蔡邕老師，文化史家）及趙戒曲從，聲言：“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複何言！”[29]李固所謂義者，乃報“受主厚祿”而光武帝所謂“事君無二”之事也。新史學運動末期名史家司馬彪所撰《戰略》一書，載袁、曹爭戰，傅幹說馬騰拒袁助曹，認為袁背命，曹奉天子而順道，至謂如此則“將軍（指騰）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馬騰受此激勵，遂助曹破袁。[30]文武俶儻之士所為如此，其情可知矣。
由第一點推展至第二點，君主即意識到必須控製史家與史學。光武帝是提倡修地方人物誌的第一位君主，《五代史誌·經籍二·史·雜傳序》雲：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助之臣，扶義俶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皆略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誌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31]
按：劉知幾《史通·二體篇》評編年體的缺點，認為其體不能記述許多不預國事的賢能人事，即“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是其所短。紀傳體則能補此缺憾雲雲。[32]是則《五代史誌》之論古史，恐為想當然耳。真正的情況應是，司馬遷開創新史學，在體裁上提供了表彰人物的便利；在觀念上啟示了民間賢能俶儻之士雖無權勢，亦可能與曆史發展有關，史家值得注意。這是地方人物誌發展的淵源。光武帝承此而又旁取劉向單行紀傳體的創革，遂用以發揚政教意識，由官方正式提倡這種史學。這種史學經官方的有意推動，自後遂蔚為潮流，由此開出人物誌、傳奇小說、方誌、偏霸國史等史學係統，誠中國史學的重要進展也。光武帝及其東漢政府，在此係統的發展史上，地位應是不容抹殺的。
官方的幹預和控製，另一重點在國史——後世正史之範疇。新史學運動前期，國史修撰比較自由，尚未專以官方，尤其中央為主，政府似乎也無固定機關及官員專修國史。司馬遷以中書令完成《史記》，劉向父子、揚雄、馮商、班彪等皆非史官。公元前1世紀後期，成帝詔令待詔馮商續《太史公》，似乎出於補續國史太初以後事，及愛好此種新學術的動機居多，但已成為官方插手新體裁國史修撰的先河。以後諸好事者或奉詔續《太史公》，似亦可作此等量齊觀。光武帝介入史學，尚無充足證據證明他已收回國史修撰權及建立了官修製度。公元1世紀後半期的明章之治時代，是正史發展的關鍵所在。
明、章二帝秉承光武帝的思想意識，一方麵運用史學功能以利統治，一方麵直接管製以利運用。後者可由幾方麵作觀察：第一，他們建立固定的修史係統——東觀著作係統，並詔命他官帶職參修。至於不列入此係統者，則必須得到官方的認可，始克能私家修史。官方如此控製國史及修史者，班固實為關鍵性的例子。班彪續《太史公》，極可能是在得到光武帝同意認可之下進行的。卒後，班固認為其著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記其遭遇雲：
既而，有人上書顯宗（明帝），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係京兆獄，盡取其家書。
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複使終成前所著書。……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其遭遇反映了幾個問題，即國史不許私改私作；官方有一定的意識，不容私議；由君主詔集臣子修史，有一定的製度；與乎《漢書》是得到君主同意授權而撰等。由此可知當代史修撰，明帝時已形成製度，直接置於官方控製之下，此為東觀修史製度之始。2世紀後期，由此而發展成秘書（或中書）著作局的製度，更臻完密矣。國史修撰權官方化，而且是中央製度化，這是後來不入東觀，即名史家如張衡、蔡邕等亦不敢私修的原因。
第二，當時冒犯官方意識形態乃是致死的嚴重事情，此誠為漢廷收回國史修撰權的主因。注記修撰權原本即在官方，不必言。但是，西漢部分猶未有全史出現，固可經由官方而控製之，班固之獲授權撰《漢書》是也；至於已完成者如《史記》，則官方隻得加以修改。是則楊終奉章帝詔命而大刪《史記》，其事或可知也。
第三，光武、明、章之世正是古今文經第二次大爭辯的時代，提倡《左傳》者多仍本劉歆之舊意見——求道真的原則——作為辯護主力，並頗涉入德運的觀念，希望透過為漢政權尋得理論根據而得立。賈誼九世孫賈逵，透過家學而發揮劉歆之學，在章帝初期承詔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公》《穀》二傳者，遂使《左傳》得以建立。其論據主要有二：一為力言《左傳》獨有明文證明劉氏為堯後，優於五經，前已言之。一為力言《左氏》著明“君臣之義，父子之紀”，故“《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又謂“《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雲雲。此皆深合當時統治者的政教意識故也。範曄在傳末《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當時與賈逵同為《左氏》宗師，並稱鄭、賈之學的大師，亦反圖讖論）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33]範曄批評世主之失，實未直斥其何以有此失者。賈逵之附會統治者，猶如班固之“飾主闕”而已，非如此不能使其學術得以成立。《左傳》之立，無異表示政治力量已伸展至先秦的史學範圍，代表了漢廷全麵控製史學以為己用的意圖。前麵曾論《史記》與《左傳》有關係，是則《史記》之被官方所刪，良有以也。
鄙意無意對統治者的利用及控製史學，做任何的道德批判，在此隻是希望究明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問題罷了。史學經過東漢官方的幹預，起碼發生了如下的變化：第一，政治意識強烈的深入史學，遂產生官修國史的製度，而且以後竟至發展成宰相監修，切實控製。第二，官修國史後來又成為中國史學分類上“正史”形成的原因。第三，政治意識加上道德教化及德運學說，又產生了新史學後期的正統論，成為後世紛爭的根源。第四，政教力量的結合，是導致史學成為經學附庸的原因，幾乎影響史學的成立及獨立自主，以後曆經長期的發展始得還其真麵目。第五，政教力量的結合，使史學淪為政教經世的工具，幾乎長期喪失了它原本獨立於政教之外，原有的獨立批判特質——即使政教亦在其批判之內的特質。但是，經由東漢政府的倡導，人物誌、方誌、偏霸國史等雜史、雜傳史學係統，卻因而蓬勃發展，蔚成正史以外的大宗，並影響及於文學上的傳奇小說的創生。第六，政教對史學的認識和幹預，是造成史家憂患困擾的主因。詳容後述，於此不能一一贅論。